大国的兴衰(上) 中信出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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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保罗·肯尼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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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37792

商品编码：1031136822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2

内容简介

《大国的兴衰》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国的兴衰（上）》，重点论述公元1500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学界享有颇高声誉。

目录

推荐序 兴衰的秘密／许知远
前 言
第一篇
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明代中国
伊斯兰世界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
（1519~1659）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实力与弱点
国际较量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
（1660~1815）
金融革命
地缘政治
赢得战争（1660~1763）
赢得战争（1763~1815）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
（1815~1885）
欧洲之外
英国充当霸主？
“中等强国”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内战与美国
德国的统一
结论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
（1885~1918）
世界均势的变动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总体战（1914~1918）

前言

本书论述的主体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体系以来，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集团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的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这里提出的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细分析，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所带来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减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的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察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脉——莫卧儿王朝、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国民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有类似要求。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阻碍很少，它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军事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走在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前。
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惯有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在各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仍可能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国力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把疆域扩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维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某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是历史上最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的国家。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反对联盟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在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因此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对于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斗争中的命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1815年时，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欧洲协调机制下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发展到顶峰，成为全球强国，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传统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有点牵强，那么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则十分典型）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并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的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技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体系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对落后的恐惧；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10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了3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专制的国家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此时，英国确实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50年的主要发展过程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与之相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损失。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基本的经济现实与国际体系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5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苏联也正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工业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应对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会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过程跌宕起伏，却证实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一战”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再次得到加强。这说明，当时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叶，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各国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完全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5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这一不变的话题。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规模的双边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那些热心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兴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任何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他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导致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力是否受可测量的权力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前提下，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了，因此，它绝不会因为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军队拥有的武器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国家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上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然地把比两代人之前多的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而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王国经济繁荣时期多的多。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巴麦尊勋爵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时多的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美国和苏联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后文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这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用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进行的战争，以及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尼德兰联邦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观点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落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的空白。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地球上其余大部分的地区。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象，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比其实力更加醒目。首先，欧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豪。其次，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这之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影响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的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较，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则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了下来。
对于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在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大量书籍随后出现。商业和工业受到运河开凿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制组建他自己的备有抛射器的大规模战船序列。14世纪初叶，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斯里兰卡）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押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为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远航，3年以后皇帝一纸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道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合情理的战略原因。大明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它仍未重新考虑这个似乎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它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被完全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程度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修了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被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因为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无法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
结果，中国明朝时期与400年前的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只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中国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鼓风炉的规模在征服者威廉于黑斯廷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伊斯兰世界
16世纪初叶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在16世纪已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玛仪一世（1501~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伊斯兰化的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富兰尼和马里帝国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缔造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严峻的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当然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战法。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侵占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黎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令伊比利亚船员不安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莱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那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第一次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帕尼巴特战役获得胜利的那年，通过这一胜利他为建立莫卧儿帝国奠定了基础。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持续的威胁并施加了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而到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战舰序列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以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舰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役败北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清朝时的满族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苏莱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l 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有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了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国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则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它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已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使伊斯兰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镇压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另一边阿拔斯大帝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陆续进行统治的是13个无能的苏丹。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扼杀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了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受害最大的是农民，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并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因此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而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于什叶派的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战役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化的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风帆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络，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上层穆斯林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流行性黑死病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是经常发生的。相比所有这些来说，明朝中国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可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在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导致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朝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属性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手中，天皇反倒是无足轻重的。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斗争所取代，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热衷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有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在日本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野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后，他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以他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在这之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两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户住一段时间协助将军处理政务，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领地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扼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领域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佩里5著名的“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补给和获得其他便利的
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国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且不仅仅是受东正教的影响。其次，它从西方找到了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因此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西海岸。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相对于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但俄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命中注定。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后者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并在日后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
“欧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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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的兴衰》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大国的兴衰》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出色的，有新颖观点的书……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出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金融时报

这本极富见地的历史书已落入每一个华盛顿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了分析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国力变迁之外，还以这些分析为基础，宣称要回答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国征程已呈夕阳之势了吗？毋庸置疑，这是每一个观察家都在关注的国际发展趋势。
——卫报

《大国的兴衰：古今对话与文明新生》 引言 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王朝更迭，帝国兴衰。从亚述的铁蹄到罗马的荣光，从大唐的盛世到奥斯曼的辉煌，再到近代欧洲列强的崛起与衰落，人类文明的进程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大国”的兴起与沉寂，始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本书并非对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国家的历史进行详尽梳理，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一次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度探寻。它旨在从古今不同的文明视角出发，审视大国兴衰背后共通的逻辑，理解其独特的形成机制，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文明走向，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 第一章：文明的基石——土壤、思想与制度的孕育 任何伟大的国家，其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深厚的文明土壤。本章将聚焦于文明的孕育阶段，探讨构成大国基石的几个核心要素。 地理与资源：天时地利的天然禀赋。 古往今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是文明繁荣的温床。本书将通过对不同地区文明崛起的案例分析，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地”如何孕育出最早的城市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如何因其规律性的泛滥而发展出独特的农业文明，以及中国大江大河流域如何支撑起庞大的人口和农业社会。我们将探讨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屏障如何影响文明的交流与隔绝，以及矿产、土壤肥力等资源如何塑造经济模式和军事实力。但同时，我们也会警示，过度依赖资源禀赋而忽视内生动力，可能成为国家长期发展的隐患。 思想的火种：精神内核的塑造。 支撑一个国家长久生命力的，是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本章将追溯不同文明的思想源头，例如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如何奠定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印度的宗教哲学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以及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在长期历史中塑造了政治伦理、社会秩序和教育体系。我们将分析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精神形态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群体认同。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拥有能够凝聚人心、激发创造力、并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思想内核。我们会探讨思想的传播方式，以及当思想与现实脱节时，可能带来的危机。 制度的框架：文明秩序的构建。 支撑文明运作的，是其赖以生存的制度安排。本章将审视不同文明在制度构建上的探索与实践，例如早期城邦的民主与寡头政治，帝国化的集权与分权模式，以及近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我们将分析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组织、社会管理等制度如何为文明的有序运行提供框架，如何平衡个体自由与集体利益，以及如何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我们也会关注制度的演变和适应性，为何有些制度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而有些则迅速被历史淘汰。 第二章：文明的扩张——动力、路径与代价 当文明的基石稳固，其内在的生命力便会驱动其走向扩张。本章将深入探讨大国崛起的动力机制、扩张的多种路径，以及伴随扩张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内在的张力：人口、经济与技术的驱动。 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国家扩张最直接的内在动力。本书将通过对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关键技术节点的研究，分析其如何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释放了社会能量，从而为国家的军事扩张和经济渗透提供了可能。例如，火药技术的出现如何改变了战争形态，蒸汽机的发明如何开启了殖民时代。我们将探讨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带来财富积累和对外贸易的需求。 外向的触角：征服、贸易与文化影响。 大国的扩张并非单一模式。本章将梳理历史上的几种主要扩张路径。 军事征服与帝国构建： 从蒙古帝国的铁骑到罗马帝国的疆域，军事力量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将分析军事技术的革新、军队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如何成为征服的关键。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帝国统治的模式，如何整合被征服地区，如何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以及其内部的权力斗争。 贸易网络与经济霸权： 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的崛起，展示了通过贸易和殖民地控制建立经济霸权的路径。本章将探讨海权的重要性，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金融体系的建立如何为经济扩张提供支撑。我们将分析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商品、资本和人才的流动如何重塑世界格局。 文化传播与软实力： 并非所有的扩张都依赖于刀剑或金钱。希腊文化、佛教、伊斯兰文化以及近代的美国文化，都展现了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本章将探讨思想、艺术、宗教、语言等文化要素如何跨越国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一种“软性”的扩张。 付出的代价：内部的矛盾与外部的冲突。 任何形式的扩张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本章将深入分析扩张带来的负面效应。 内部的失衡： 扩张往往会加剧国内的贫富差距、阶级矛盾和地域差异。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对被征服者的剥削，都可能激化内部矛盾，为国家的衰落埋下伏笔。 外部的仇恨与反抗： 军事征服和经济剥削必然引发被压迫者的仇恨和反抗，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会消耗国家的国力，并可能招致其他大国的干涉。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扩张过程中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既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冲突，也可能催生新的文化融合与创新。我们将探讨这种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性，以及其对文明走向的深远影响。 第三章：文明的衰落——内在的僵化与外在的冲击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常态。大国之所以会走向衰落，往往是内在的僵化与外在的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章将剖析大国衰落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可能表现出的迹象。 内在的病灶：制度的僵化与思想的陈旧。 当一个国家的制度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当其思想体系变得僵化保守，无法提供新的解释力和创新动力时，衰落的阴影便开始笼罩。本章将通过对历史上一些衰落帝国的案例分析，例如明朝的特务统治与闭关锁国，奥斯曼帝国的腐败与保守，以及东罗马帝国的长久衰败，来揭示制度僵化的危害。我们将探讨官僚主义的膨胀、创新精神的压制、以及精英阶层的腐化如何侵蚀国家的活力。 经济的失衡与生产力的停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变得单一、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过强，或者其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时，其国力便会逐渐衰弱。本章将分析过度依赖掠夺式经济、技术创新瓶颈、以及金融泡沫的破裂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军事的衰退与边防的危机。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持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当军事技术落后、军队士气低落、军费开支过大，或者边境防御出现漏洞时，国家就容易遭受外部的打击。我们将探讨军事改革的滞后、军事人才的流失以及军事力量的腐败如何削弱国家的防御能力。 外在的浪潮：新兴力量的挑战与全球体系的重塑。 历史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本章将关注外部因素如何加速大国的衰落。 新兴国家的挑战： 新兴国家的崛起，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技术上，都可能对现有的大国构成挑战。我们将探讨新兴国家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技术引进或自主创新来打破现有格局。 全球性危机的影响： 气候变化、流行病、资源枯竭、国际冲突等全球性危机，都可能对大国造成毁灭性打击，加速其衰落的进程。 文明的迭代与更新： 历史的演进并非线性，文明的交替与更新是常态。当旧有的文明模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时，新的文明模式便会取而代之。 第四章：文明的新生——反思、转型与永续的可能 历史的进程并非简单的循环，衰落之后，并非终结，而是新的开始。本章将聚焦于文明的转型与新生，探讨大国从衰落走向复兴，或者走向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能路径。 深刻的反思与自我批判。 任何有效的转型，都必须建立在深刻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之上。本章将强调审视过去，承认错误，理解衰落的根源，并从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我们将探讨不同文明在面对危机时，如何进行自我反思，以及这种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影响其未来的走向。 制度的革新与思想的解放。 成功的转型，必然伴随着制度的革新和思想的解放。本章将分析改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如何建立更加公平、高效、具有活力的制度。同时，我们也将探讨思想的解放如何鼓励创新，如何拥抱多元，如何为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 寻找新的增长点与发展模式。 经济的复苏与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是文明重生的关键。本章将关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新的增长点，以及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 文明的融合与超越。 并非所有的文明转型都意味着复制过去的辉煌。有时，文明的新生在于与外来文明的融合，吸收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更具普遍性和先进性的文明形态。本章将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以及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融入更广阔的全球文明体系。 永续的可能：对未来文明的展望。 历史的智慧，最终是为了照亮未来。本章将基于对古今大国兴衰的梳理，尝试勾勒出未来文明发展的一些可能方向。我们将探讨如何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时，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可持续的未来文明。这并非提供一个具体的蓝图，而是倡导一种开放、包容、不断学习的态度，鼓励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结语 《大国的兴衰：古今对话与文明新生》并非对过往历史的简单叙述，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思想之旅。它邀请读者与古今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进行对话，在历史的洪流中，感受文明的脉搏，理解兴衰的规律，并从中汲取力量，思考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共同的未来。历史的镜子，映照的是人类的智慧与局限，是文明的生生不息与循环往复。唯有深刻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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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一些关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书，感觉对当下世界格局的理解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时候偶然看到了《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名字就很有分量，而且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我对这家出版社的选书质量还是比较信赖的。虽然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内容，但单从书名就可以想象到，这应该是一本探讨国家发展周期、兴衰规律的宏大著作。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甚至是其他一些曾经辉煌过的文明，它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又为何最终走向没落的。我非常好奇作者会从哪些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是侧重于内部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还是外部的军事挑战、新兴力量的崛起？又或者是技术革新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普适性的历史规律，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命运轨迹。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些启发，在看待当前国际局势时，能有更深邃的洞察力，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新闻报道上。

评分☆☆☆☆☆

说实话，我对那种充斥着各种数据和枯燥理论的学术书籍一直不太感冒，我更喜欢那些能够讲故事，能够引发思考，并且带有一定人文关怀的读物。看到《大国的兴衰》这个书名，就觉得它很有潜力成为那样一本作品。中信出版社给人的印象一直比较稳健，通常他们选择的书籍都有一定的深度和思想性，同时又不至于过于艰涩。《大国的兴衰》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宿命感和历史的沧桑，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它们的辉煌背后一定隐藏着无数的细节和故事。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够通过生动形象的笔触，将那些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串联起来，让我们不仅仅是了解“发生了什么”，更能体会到“为什么会发生”。或许，书中会穿插一些关于领导者决策的分析，关于社会变革的微观描写，让我们看到大国兴衰并非遥远的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个体命运汇聚而成的宏大洪流。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对当下社会现象的一些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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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提供深刻见解、引发思考的读物。《大国的兴衰》这个书名，无疑触及了历史研究中最具吸引力也最发人深省的议题之一。中信出版社的名字也让我对其内容质量多了一份期待，他们出版的书籍往往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我推测，这本书会带领我们回顾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和帝国，去探寻它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的，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它们的强大，以及最终又为何会走向衰落。我特别希望作者能够避免泛泛而谈，而是能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之中，通过具体的案例和分析，揭示出大国兴衰背后复杂的因果链条。或许，书中会涉及到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体制的演变、军事策略的调整，甚至是文化观念的变迁，这些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提供一个理解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视角，让我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着循环与轮回。

评分☆☆☆☆☆

最近感觉自己的视野有点局限，想读一些能够跳出日常琐碎，去审视更宏观层面历史进程的书籍。《大国的兴衰》这个书名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它触及了一个非常核心且引人入胜的议题——国家力量的起伏和文明的变迁。中信出版社的品牌效应在这里起到了加分作用，让我对其内容品质有了初步的信任。我设想，这本书会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带着我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去探寻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为何能够崛起，是什么样的机制和力量支撑了它们的鼎盛时期，又是什么样的内外部因素最终导致了它们的衰落。我期待作者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简单陈述，而是能够深入挖掘导致兴衰的深层逻辑，例如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演变、技术创新的作用、国际环境的演变等等。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培养一种更宏观、更具历史纵深感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甚至对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能有一个更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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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大国的兴衰”，光是听着就让人感觉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命运的波澜壮阔。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一直对宏大叙事类的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那些能够深入剖析一个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的书籍。中信出版社一直以来在出版高质量的史学著作方面都有不错的口碑，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我的必读清单。我猜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罗列史实，而是会像一位睿智的智者，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去审视那些塑造了世界格局的伟大帝国，去理解它们为何崛起，又为何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够提供独特的视角，或许是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结构等多个维度进行交叉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个单一因素。想象一下，能够跟随作者的笔触，一步步解开那些盘根错节的谜团，感受历史的脉络，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规律与共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是一次对历史、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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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过盗版的，现在觉得还是正版的好。买来算是收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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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很不错，包装很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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