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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41430
商品编码：1037070630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3-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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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推荐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史记》，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名著、文学经典。《史记》共130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经唐虞夏商周至秦，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两千多年的历史。本版本由马彪进行导读及注译，注释力求简练，译文通俗贴切，部分段落附有“赏析与点评”，对经典进行适当引申，启发读者思考。书末附有《名句索引》，便于读者检索参考。
作者简介 目录 目录
《史记》导读
太史公自序
本?纪
五帝本纪
周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书
封禅书
世?家
陈杞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列?传
伯夷列传
管晏列传
商君列传
孟子荀卿列传
卫将军骠骑列传
循吏列传
游侠列传
货殖列传
名句索引 媒体评论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
今人读《史记》，只要能够理解作者的心境、感情以及全书结构的话，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思想那么深邃，而又那么贴近百姓生活，语感那么丰富多彩的好书！
——马彪
文摘 《史记》导读
司马迁的盛世之忧与庶民情结
马?彪
《史记》真的很伟大，它不仅是文人眼中的天才之作、千古绝唱，而且是一部颇受庶民百姓喜爱的历史读物。
一、一部最适合老百姓阅读的“正史”
中国的老百姓不论老少妇孺，除了《三国》、《水浒》、《红楼梦》之外，随手拈来的历史故事十有八九来自《史记》：完璧归赵、胡服骑射、伯乐相马、毛遂自荐、河伯娶妻、荆轲刺秦、指鹿为马、鸿门之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韩信点兵、张骞通西域等比比皆是。
《史记》可谓中国文化宴席上的一道大菜，而且是一道特别符合老百姓口味的大餐。至少在“正史”之中适合老百姓阅读的，恐怕只有《史记》了。
为什么《史记》能够如此雅俗共赏呢？这也许是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在大学执教秦汉史的二十余年来，经常有学生问我：“《史记》应该怎样读？”我总是回答说：“《史记》就像一套篇幅宏伟的连环画，只要你知道了作者的主导思想和全书的篇章结构，随心所欲地去读就是了。”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司马迁的盛世之忧最为文人所认可，《史记》中到处显现的庶民情结最是打动寻常百姓的心弦！然而，全书新颖而严谨的篇章结构又是作者思想和感情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
二、司马迁的身世及对《史记》撰述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生经常问到的，即司马迁到底是不是宦官？
作为太史令，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之后担任过史官，所以司马迁首先是史官；但他又在受宫刑后出任了中书令一职，中书令在汉武帝时期的确由宦官担任，所以说他是宦官并不为错。
不过，司马迁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宦者身份进入官场的，所以历代学者并不把他列为宦官。
（一）建议先读《太史公自序》
为了了解作者身世及作品背景、时代，建议读者先读一下《太史公自序》。古人的书序不像我们今天是放在书的开头，而是放在书尾，《太史公自序》亦不例外。本书为了便于今人阅读，按照今日的习惯把这一篇的节选放在了开篇。
序中不但阐述了《史记》的编纂旨趣，而且叙述了司马氏的家传。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的武帝盛世，他于景帝中五年出生于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比汉武帝小十一岁，二人是同时代人。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是秦汉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统治的半个世纪不仅限于秦汉朝，在整部中国史上也堪称盛世。
这位“雄才大略”（《汉书?武帝纪》）的皇帝所创功绩数不胜数：以罢黜百家统一了思想意识，用削藩推恩加强了中央集权，以平准专卖充实了国家财政，此外还加强军备解除了匈奴边患并扩张了帝国版图，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与西方罗马帝国并立的东方大帝国。
（二）生逢盛世的父子两代“太史令”
司马谈在武帝朝的前半期任职太史令约三十年之久，其子司马迁亦任太史令九年。“太史”，是汉朝执掌宗庙、礼仪之官太常的下属史官；“令”，即长官，俸禄为六百石，相当于地方上县级长官。司马谈因未能参加汉武帝封禅泰山的祭祀“发愤且卒”（《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死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一般认为约在武帝之死前后。司马父子二人最大的成就是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史书《史记》。他们为何要修史呢？第一，他们有一种盛世修史的意识。司马谈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些话中虽然可能掺杂敷衍之词，但二人认为身处海内一统之盛世，作为史官而记载历史缔造者的事迹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史记》是由司马谈提出计划，而主要由司马迁总其成的。
（三）阐述历史进程之中的“大义”
虽然很难分清父子二人谁写作的部分更多，但父子二人的指导思想不尽相同是肯定的：司马谈主张道家，司马迁则是奉行董仲舒的儒家公羊春秋学理念。所以就《史记》的主导精神而言，贯彻的还是儒家的理念。特别是司马迁有意识地秉承了孔子著《春秋》为的是明“大义”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史记》不可能是那种阿谀明主、讴歌盛世的御用作品，相反为了尊重并阐述历史进程之中的“大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规律，司马迁不得不经常以那些不致遭受批判的“微言”来表示自己的盛世之忧。这是我们在读《史记》时最应该注意的。那么，司马迁又是如何在如实记述盛世及其由来的同时，表达史家在总结历史规律之后发出的警世恒言的呢？
三、司马迁的盛世之忧
二○一○年春，我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林力那教授之邀，在巴黎第七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参观了奥赛美术馆，在一幅巨大的油画面前我站了许久……
（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盛世感伤
几十个近乎全裸的俊男靓女醉卧于豪华的殿堂，散乱的酒器、一丝不挂的男女美体给人以视觉上的极大冲击，展现了一幅集体纵欲之后的场面；不止于此，画面的右下角还绘有两位衣冠整齐的年轻人，显然他们是这场肉宴的旁观者，从穿着、用色上看，这二位与画面的主人公并不协调！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作者的某种刻意的追求，解说词验证了我的直觉：作品描述的是法国七月革命胜利后人们沉浸于纵情欢乐之中的场景，两位年轻人在冷眼旁观。
我恍然大悟：作品表现了作者的盛世之忧！这不正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心情吗？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复杂心情，总是这样不拘国界、穿越历史、无处不在！
（二）如何读解司马迁著史的心境
司马迁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写《史记》的呢？先来看看他所生活的时代：
汉武帝时期是继汉初“文景之治”之后迎来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期，当时的人们终日追逐“利”、“禄”而乐此不疲。这是一个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大有作为的、积极向上的时代，可谓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好时光。
然而在今天看来，当时所谓生逢其时的人们真的很幸福吗？《史记》中专门设置有《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二者相互参阅就可以得到答案。
前者通过春秋以来著名商人如早期的范蠡、子贡，晚期的孔氏、任氏的类传，描述了汉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形成。开篇就引用了老子“至治之极”的话，说虽然老子认为盛世就应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考察历史，则恰恰相反：中国地大物博，风土物产差异之大带来商业物流的发达，百姓因此得便、商人由此获利，各得其所无可厚非。但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世繁荣景象之下，腰缠万贯的商人们幸福吗？司马迁是史家不是评论家，但他又不是单纯记录史实的书记员，所以他的议论虽偶尔会在“太史公曰”中言及，但几乎都是寓于纪实之中的。
比如他为当时的商人起名为“素封”，说他们是富比封侯却没有受人尊重身份的老百姓。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是“贱行”、“恶业”。在《平准书》中又记载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司马迁虽然没有进行评论，但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天下”，牟利的佼佼者是那些著名的商人，他们绝不缺钱，可惜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并不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并非指责商人，而是在探寻造成如此盛世之弊的深层次原因，写出了那个时代不仅使人民之间相互争利，而且官员亦与人民争利的情况，意在指出此乃自古以来财政之中最下等之政策。即《货殖列传》所云，富有三个阶段：“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暗示当时人人争利的“盛世”，为自古以来财政之最下等政策所致！
他尤其反对官与民争利，读《史记》者恐怕无人不会自然地联系起自身所处时代及其弊端，这是盛世之中唯有史家最清醒的明显一例。
（三）“武帝”之谥号未必是赞美
汉武帝死后谥号为“孝武皇帝”。《谥法》曰：“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作“武”。总之，是赞扬他在位统治时期的武功文治。汉武帝的武功是使汉朝得以昌盛的重要条件，他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张骞取得了对匈奴的历史性胜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中原所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且开拓了东方通往西方的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他还用兵南越、西南夷、朝鲜，扩大了帝国版图。
虽说我们无法用近代以来的领土概念去衡量古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古代，武力扩张版图也是对外国、外族的非正义战争。那么，司马迁是如何从史家的立场看待“武功”的呢？
《史记》中涉及武帝用兵匈奴的记载，至少有《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平准书》等，虽然司马迁没有任何直接的评论，但我们还是能看出在他的记述中流露出对汉匈战争的反感。例如，《匈奴列传》中记载：“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记述了汉征匈奴的沉重代价和两败俱伤的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在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表达了对自己穷兵黩武的忏悔。《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武帝派军队攻打朝鲜的情况，司马迁通过对汉军内部种种混乱的记述，表达了对这次战争的批判态度。
（四）出自“大一统”思想的反侵略意识
司马迁反对征服周边民族的观点又出自其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孔子以来，特别是业师董仲舒对“大一统”思想的提倡，可以说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基本理念。如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的追求亦出于此，目的在于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弄清秦朝特别是汉朝“大一统”天下形成的原因，并由此指明“大一统”世界的今后方向。
董仲舒、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王莽以后那种鄙视周边民族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儒家“大一统”精神之下，《史记》中体现了各族同源同种的民族观念。司马迁叙史以黄帝为人文始祖，即便匈奴亦不例外。所以他在《匈奴列传》的开头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明确将其列入华夏族之中。在《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中也都贯穿了各族同源的意识。
在这种历史观、民族观的指导下，司马迁首创“正史”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体，而且他将少数民族史传与历代名臣列传交错并列，体现了各族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由此，他很自然地记述了尉佗入南越、庄移居西南夷的历史。因此，他对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而治国策，转而频繁对周边各族用兵的历史虽有记载，却无赞扬！
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杀人越货，追求所谓“国家利益”则不惜屠城灭国。在“近代化”就是“战争化”的今日，以所谓“正义之师”出兵他国的行为已经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普遍化，其死伤人数足以令古人瞠目。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读司马迁当年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时，只有汗颜、自愧了。
（五）对奖掖学者为官之策的愤慨
汉朝于“文治”方面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董仲舒传》），而且这一切又“皆自仲舒发之”而被武帝采纳推行。尽管如此，司马迁并没有对此大唱赞歌，而是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担忧。《史记?儒林列传》是司马迁为当时“文治”所推崇的儒学、儒士所设置的专传，其中对公孙弘奖掖学者为官之策的实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在司马迁看来，这意味着学者从此将学问作为了获取利禄的工具，实际上使学问丧失了尊严。他通过对学者的历史考察之后指出，以往学者被起用时或为天子、诸侯之师，或为士大夫之友，起到了以学问进行告诫、教诲的作用；若不见起用就隐居不出，纵令出世亦保持不轻视己道的觉悟。然而，自公孙弘为学者开辟利禄之路后，学者就失去了以传道维持教化的作用，而仅剩下记忆古事以备为政君主咨询的作用了。
两千年之后的学问有了极大的变化，学者们也早已经把学问做出了书斋、课堂的范围，做上了影视、网络，“传媒”不仅将学问更广泛地传播至大众，也将学问极大地商业化了。在学问成为逐利资本的时代，虽然我们不知道当今的种种变化是否可以置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范畴，但至少这些变异与他所提倡的学问之道相左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古人已经看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三国志?王朗传》所载王肃语）的现象，原因何在呢？我看就在于他那种杰出史家所独具的盛世之忧！
四、《史记》中的庶民情结
《史记》虽然被后代人列为“正史”之首，但作者司马迁的那种庶民立场和百姓情结却是其他任何一部“正史”都不具备的。
（一）司马迁所创立之实地考察方法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的论文，其中强调了司马迁所创建之实地考察的方法在今天仍然适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不限于“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亲自跑遍了汉朝的大江南北，搞实地调查。他的实地调查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
第一阶段在他入仕之前，为了继承父亲的史官，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二十岁时漫游全国。在此之前，按照《张家山汉简?史律》对“史”、“卜”、“祝”的资格要求来看，司马迁作为史官之子，应该是在十七岁成为学童，学三年文字之后已经通过考试取得了史的资格。而具有了这一资格之后的这次旅行，应该说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历史学考察。
他从长安出发后，第一站就到了今天湖北荆州一带的南郡，由长江溯湘水踏访了九嶷山的舜庙。再由长江至会稽山探访禹王陵。访问齐国故都临淄和鲁国的曲阜，观孔子遗风。最后，经梁、楚之地返回长安。司马迁的这次史迹踏访无疑为他日后写出不朽名著《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第二阶段则是在他入仕之后，他先做郎官，后来出任太史令，出于职务需要经常跟随汉武帝出巡各地，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史记?封禅书》）此时的司马迁更是有机会一边进行实地考察，一边撰写《史记》。
总之，当我们感叹司马迁具有超人之史学天才的同时，恐怕没有人会否定重视实地考察对他创作《史记》的重要影响。
（二）司马迁写《史记》不仅用手还用脚
实地取材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特色。司马迁取舍史料的原则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所说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亦即综合各种儒家经传、补充以诸子所言之意。可见，采用史料的第一原则是取材“六经”，他曾说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在他看来不载于六艺即六经的内容多不可信。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则，他的第二原则是如果六经有阙文而诸子书中有记载的，可以酌情拾遗补阙。
比如关于黄帝的记述虽不见于六经，却见于诸子。司马迁采纳了后者，为什么呢？在《五帝本纪》中他对此作了解释：“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他说诸子书中记载了黄帝，儒家经典中却没有记载，到底应该相信谁呢？他走出书斋去请教民间“长老”，结果长老们都说在尧、舜之前还有黄帝，黄帝、尧、舜各自的“风教”本不同。“长老”即老年人。语出《管子?五辅》：“养长老，慈幼孤。”以及《汉书?外戚传》：“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不仅限于近世，身为儒家的司马迁对于那些儒者不传的“远古”信息，作为史家他宁可相信乡野“长老”之言“近是”。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编纂方法，即亲临历史人物、事件的所在地进行调查。
从这一意义上讲，《史记》不是他关在朝廷图书馆里用手写出来的，而是他走进民间社会、历史事件发生地用脚写出来的！这一方法应该说同时反映了他重视民间史料重要性的庶民立场。
（三）司马迁重视民间史料价值的时代原因
为什么司马迁能够如此重视民间史料的价值呢？其实，这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性质是分不开的。
大体上说，从前五世纪末至前二二一年秦统一中国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性质，已经从周朝那种血缘关系宗法分封制，转变为了地域关系的皇帝制的郡县官僚制。此后的秦汉时期在皇帝专制主义建立的同时，平民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能力主义”的高扬在打破了以往氏族宗法制血统论的同时，动摇了祖先神的信仰。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大变化：
皇帝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人物，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成分，他既不同于先秦宗法关系的周天子，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贵族关系的各朝皇帝。秦汉皇帝的特点是专制性和平民性。
秦始皇是以武力争霸粉碎宗法氏族制，从而建立专制政权的，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由平民摇身变为皇帝的第一人。二人的特点都在于摆脱了来自贵族阶层的控制。正是由于皇帝的以上新特点，秦汉时期的皇亲贵族在政治地位上不再具有支配皇权的威力，他们既无法与先秦的公卿大夫相比，也比不上魏晋南北朝操纵九品中正制的皇家宗室。所以一旦他们野心勃发，就会遭到皇权的严厉镇压和平民的反对。
秦汉的官僚主要是依靠当时所创的文官制度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由于文官制取代了以往的贵族议事制，此时的官僚士大夫与先秦的公卿士大夫有着很大区别，他们在形式上虽保留着以往“文吏”的职能，但在参政权利和代表平民利益的程度上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秦汉的平民阶层在打碎了压在头上的宗法制以
★ 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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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目录
《史记》导读
太史公自序
本?纪
五帝本纪
周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书
封禅书
世?家
陈杞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列?传
伯夷列传
管晏列传
商君列传
孟子荀卿列传
卫将军骠骑列传
循吏列传
游侠列传
货殖列传
名句索引 媒体评论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
今人读《史记》，只要能够理解作者的心境、感情以及全书结构的话，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思想那么深邃，而又那么贴近百姓生活，语感那么丰富多彩的好书！
——马彪
文摘 《史记》导读
司马迁的盛世之忧与庶民情结
马?彪
《史记》真的很伟大，它不仅是文人眼中的天才之作、千古绝唱，而且是一部颇受庶民百姓喜爱的历史读物。
一、一部最适合老百姓阅读的“正史”
中国的老百姓不论老少妇孺，除了《三国》、《水浒》、《红楼梦》之外，随手拈来的历史故事十有八九来自《史记》：完璧归赵、胡服骑射、伯乐相马、毛遂自荐、河伯娶妻、荆轲刺秦、指鹿为马、鸿门之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韩信点兵、张骞通西域等比比皆是。
《史记》可谓中国文化宴席上的一道大菜，而且是一道特别符合老百姓口味的大餐。至少在“正史”之中适合老百姓阅读的，恐怕只有《史记》了。
为什么《史记》能够如此雅俗共赏呢？这也许是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在大学执教秦汉史的二十余年来，经常有学生问我：“《史记》应该怎样读？”我总是回答说：“《史记》就像一套篇幅宏伟的连环画，只要你知道了作者的主导思想和全书的篇章结构，随心所欲地去读就是了。”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司马迁的盛世之忧最为文人所认可，《史记》中到处显现的庶民情结最是打动寻常百姓的心弦！然而，全书新颖而严谨的篇章结构又是作者思想和感情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
二、司马迁的身世及对《史记》撰述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生经常问到的，即司马迁到底是不是宦官？
作为太史令，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之后担任过史官，所以司马迁首先是史官；但他又在受宫刑后出任了中书令一职，中书令在汉武帝时期的确由宦官担任，所以说他是宦官并不为错。
不过，司马迁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宦者身份进入官场的，所以历代学者并不把他列为宦官。
（一）建议先读《太史公自序》
为了了解作者身世及作品背景、时代，建议读者先读一下《太史公自序》。古人的书序不像我们今天是放在书的开头，而是放在书尾，《太史公自序》亦不例外。本书为了便于今人阅读，按照今日的习惯把这一篇的节选放在了开篇。
序中不但阐述了《史记》的编纂旨趣，而且叙述了司马氏的家传。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的武帝盛世，他于景帝中五年出生于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比汉武帝小十一岁，二人是同时代人。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是秦汉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统治的半个世纪不仅限于秦汉朝，在整部中国史上也堪称盛世。
这位“雄才大略”（《汉书?武帝纪》）的皇帝所创功绩数不胜数：以罢黜百家统一了思想意识，用削藩推恩加强了中央集权，以平准专卖充实了国家财政，此外还加强军备解除了匈奴边患并扩张了帝国版图，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与西方罗马帝国并立的东方大帝国。
（二）生逢盛世的父子两代“太史令”
司马谈在武帝朝的前半期任职太史令约三十年之久，其子司马迁亦任太史令九年。“太史”，是汉朝执掌宗庙、礼仪之官太常的下属史官；“令”，即长官，俸禄为六百石，相当于地方上县级长官。司马谈因未能参加汉武帝封禅泰山的祭祀“发愤且卒”（《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死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一般认为约在武帝之死前后。司马父子二人最大的成就是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史书《史记》。他们为何要修史呢？第一，他们有一种盛世修史的意识。司马谈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些话中虽然可能掺杂敷衍之词，但二人认为身处海内一统之盛世，作为史官而记载历史缔造者的事迹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史记》是由司马谈提出计划，而主要由司马迁总其成的。
（三）阐述历史进程之中的“大义”
虽然很难分清父子二人谁写作的部分更多，但父子二人的指导思想不尽相同是肯定的：司马谈主张道家，司马迁则是奉行董仲舒的儒家公羊春秋学理念。所以就《史记》的主导精神而言，贯彻的还是儒家的理念。特别是司马迁有意识地秉承了孔子著《春秋》为的是明“大义”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史记》不可能是那种阿谀明主、讴歌盛世的御用作品，相反为了尊重并阐述历史进程之中的“大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规律，司马迁不得不经常以那些不致遭受批判的“微言”来表示自己的盛世之忧。这是我们在读《史记》时最应该注意的。那么，司马迁又是如何在如实记述盛世及其由来的同时，表达史家在总结历史规律之后发出的警世恒言的呢？
三、司马迁的盛世之忧
二○一○年春，我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林力那教授之邀，在巴黎第七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参观了奥赛美术馆，在一幅巨大的油画面前我站了许久……
（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盛世感伤
几十个近乎全裸的俊男靓女醉卧于豪华的殿堂，散乱的酒器、一丝不挂的男女美体给人以视觉上的极大冲击，展现了一幅集体纵欲之后的场面；不止于此，画面的右下角还绘有两位衣冠整齐的年轻人，显然他们是这场肉宴的旁观者，从穿着、用色上看，这二位与画面的主人公并不协调！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作者的某种刻意的追求，解说词验证了我的直觉：作品描述的是法国七月革命胜利后人们沉浸于纵情欢乐之中的场景，两位年轻人在冷眼旁观。
我恍然大悟：作品表现了作者的盛世之忧！这不正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心情吗？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复杂心情，总是这样不拘国界、穿越历史、无处不在！
（二）如何读解司马迁著史的心境
司马迁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写《史记》的呢？先来看看他所生活的时代：
汉武帝时期是继汉初“文景之治”之后迎来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期，当时的人们终日追逐“利”、“禄”而乐此不疲。这是一个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大有作为的、积极向上的时代，可谓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好时光。
然而在今天看来，当时所谓生逢其时的人们真的很幸福吗？《史记》中专门设置有《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二者相互参阅就可以得到答案。
前者通过春秋以来著名商人如早期的范蠡、子贡，晚期的孔氏、任氏的类传，描述了汉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形成。开篇就引用了老子“至治之极”的话，说虽然老子认为盛世就应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考察历史，则恰恰相反：中国地大物博，风土物产差异之大带来商业物流的发达，百姓因此得便、商人由此获利，各得其所无可厚非。但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世繁荣景象之下，腰缠万贯的商人们幸福吗？司马迁是史家不是评论家，但他又不是单纯记录史实的书记员，所以他的议论虽偶尔会在“太史公曰”中言及，但几乎都是寓于纪实之中的。
比如他为当时的商人起名为“素封”，说他们是富比封侯却没有受人尊重身份的老百姓。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是“贱行”、“恶业”。在《平准书》中又记载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司马迁虽然没有进行评论，但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天下”，牟利的佼佼者是那些著名的商人，他们绝不缺钱，可惜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并不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并非指责商人，而是在探寻造成如此盛世之弊的深层次原因，写出了那个时代不仅使人民之间相互争利，而且官员亦与人民争利的情况，意在指出此乃自古以来财政之中最下等之政策。即《货殖列传》所云，富有三个阶段：“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暗示当时人人争利的“盛世”，为自古以来财政之最下等政策所致！
他尤其反对官与民争利，读《史记》者恐怕无人不会自然地联系起自身所处时代及其弊端，这是盛世之中唯有史家最清醒的明显一例。
（三）“武帝”之谥号未必是赞美
汉武帝死后谥号为“孝武皇帝”。《谥法》曰：“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作“武”。总之，是赞扬他在位统治时期的武功文治。汉武帝的武功是使汉朝得以昌盛的重要条件，他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张骞取得了对匈奴的历史性胜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中原所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且开拓了东方通往西方的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他还用兵南越、西南夷、朝鲜，扩大了帝国版图。
虽说我们无法用近代以来的领土概念去衡量古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古代，武力扩张版图也是对外国、外族的非正义战争。那么，司马迁是如何从史家的立场看待“武功”的呢？
《史记》中涉及武帝用兵匈奴的记载，至少有《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平准书》等，虽然司马迁没有任何直接的评论，但我们还是能看出在他的记述中流露出对汉匈战争的反感。例如，《匈奴列传》中记载：“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记述了汉征匈奴的沉重代价和两败俱伤的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在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表达了对自己穷兵黩武的忏悔。《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武帝派军队攻打朝鲜的情况，司马迁通过对汉军内部种种混乱的记述，表达了对这次战争的批判态度。
（四）出自“大一统”思想的反侵略意识
司马迁反对征服周边民族的观点又出自其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孔子以来，特别是业师董仲舒对“大一统”思想的提倡，可以说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基本理念。如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的追求亦出于此，目的在于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弄清秦朝特别是汉朝“大一统”天下形成的原因，并由此指明“大一统”世界的今后方向。
董仲舒、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王莽以后那种鄙视周边民族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儒家“大一统”精神之下，《史记》中体现了各族同源同种的民族观念。司马迁叙史以黄帝为人文始祖，即便匈奴亦不例外。所以他在《匈奴列传》的开头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明确将其列入华夏族之中。在《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中也都贯穿了各族同源的意识。
在这种历史观、民族观的指导下，司马迁首创“正史”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体，而且他将少数民族史传与历代名臣列传交错并列，体现了各族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由此，他很自然地记述了尉佗入南越、庄移居西南夷的历史。因此，他对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而治国策，转而频繁对周边各族用兵的历史虽有记载，却无赞扬！
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杀人越货，追求所谓“国家利益”则不惜屠城灭国。在“近代化”就是“战争化”的今日，以所谓“正义之师”出兵他国的行为已经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普遍化，其死伤人数足以令古人瞠目。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读司马迁当年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时，只有汗颜、自愧了。
（五）对奖掖学者为官之策的愤慨
汉朝于“文治”方面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董仲舒传》），而且这一切又“皆自仲舒发之”而被武帝采纳推行。尽管如此，司马迁并没有对此大唱赞歌，而是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担忧。《史记?儒林列传》是司马迁为当时“文治”所推崇的儒学、儒士所设置的专传，其中对公孙弘奖掖学者为官之策的实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在司马迁看来，这意味着学者从此将学问作为了获取利禄的工具，实际上使学问丧失了尊严。他通过对学者的历史考察之后指出，以往学者被起用时或为天子、诸侯之师，或为士大夫之友，起到了以学问进行告诫、教诲的作用；若不见起用就隐居不出，纵令出世亦保持不轻视己道的觉悟。然而，自公孙弘为学者开辟利禄之路后，学者就失去了以传道维持教化的作用，而仅剩下记忆古事以备为政君主咨询的作用了。
两千年之后的学问有了极大的变化，学者们也早已经把学问做出了书斋、课堂的范围，做上了影视、网络，“传媒”不仅将学问更广泛地传播至大众，也将学问极大地商业化了。在学问成为逐利资本的时代，虽然我们不知道当今的种种变化是否可以置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范畴，但至少这些变异与他所提倡的学问之道相左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古人已经看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三国志?王朗传》所载王肃语）的现象，原因何在呢？我看就在于他那种杰出史家所独具的盛世之忧！
四、《史记》中的庶民情结
《史记》虽然被后代人列为“正史”之首，但作者司马迁的那种庶民立场和百姓情结却是其他任何一部“正史”都不具备的。
（一）司马迁所创立之实地考察方法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的论文，其中强调了司马迁所创建之实地考察的方法在今天仍然适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不限于“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亲自跑遍了汉朝的大江南北，搞实地调查。他的实地调查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
第一阶段在他入仕之前，为了继承父亲的史官，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二十岁时漫游全国。在此之前，按照《张家山汉简?史律》对“史”、“卜”、“祝”的资格要求来看，司马迁作为史官之子，应该是在十七岁成为学童，学三年文字之后已经通过考试取得了史的资格。而具有了这一资格之后的这次旅行，应该说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历史学考察。
他从长安出发后，第一站就到了今天湖北荆州一带的南郡，由长江溯湘水踏访了九嶷山的舜庙。再由长江至会稽山探访禹王陵。访问齐国故都临淄和鲁国的曲阜，观孔子遗风。最后，经梁、楚之地返回长安。司马迁的这次史迹踏访无疑为他日后写出不朽名著《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第二阶段则是在他入仕之后，他先做郎官，后来出任太史令，出于职务需要经常跟随汉武帝出巡各地，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史记?封禅书》）此时的司马迁更是有机会一边进行实地考察，一边撰写《史记》。
总之，当我们感叹司马迁具有超人之史学天才的同时，恐怕没有人会否定重视实地考察对他创作《史记》的重要影响。
（二）司马迁写《史记》不仅用手还用脚
实地取材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特色。司马迁取舍史料的原则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所说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亦即综合各种儒家经传、补充以诸子所言之意。可见，采用史料的第一原则是取材“六经”，他曾说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在他看来不载于六艺即六经的内容多不可信。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则，他的第二原则是如果六经有阙文而诸子书中有记载的，可以酌情拾遗补阙。
比如关于黄帝的记述虽不见于六经，却见于诸子。司马迁采纳了后者，为什么呢？在《五帝本纪》中他对此作了解释：“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他说诸子书中记载了黄帝，儒家经典中却没有记载，到底应该相信谁呢？他走出书斋去请教民间“长老”，结果长老们都说在尧、舜之前还有黄帝，黄帝、尧、舜各自的“风教”本不同。“长老”即老年人。语出《管子?五辅》：“养长老，慈幼孤。”以及《汉书?外戚传》：“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不仅限于近世，身为儒家的司马迁对于那些儒者不传的“远古”信息，作为史家他宁可相信乡野“长老”之言“近是”。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编纂方法，即亲临历史人物、事件的所在地进行调查。
从这一意义上讲，《史记》不是他关在朝廷图书馆里用手写出来的，而是他走进民间社会、历史事件发生地用脚写出来的！这一方法应该说同时反映了他重视民间史料重要性的庶民立场。
（三）司马迁重视民间史料价值的时代原因
为什么司马迁能够如此重视民间史料的价值呢？其实，这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性质是分不开的。
大体上说，从前五世纪末至前二二一年秦统一中国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性质，已经从周朝那种血缘关系宗法分封制，转变为了地域关系的皇帝制的郡县官僚制。此后的秦汉时期在皇帝专制主义建立的同时，平民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能力主义”的高扬在打破了以往氏族宗法制血统论的同时，动摇了祖先神的信仰。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大变化：
皇帝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人物，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成分，他既不同于先秦宗法关系的周天子，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贵族关系的各朝皇帝。秦汉皇帝的特点是专制性和平民性。
秦始皇是以武力争霸粉碎宗法氏族制，从而建立专制政权的，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由平民摇身变为皇帝的第一人。二人的特点都在于摆脱了来自贵族阶层的控制。正是由于皇帝的以上新特点，秦汉时期的皇亲贵族在政治地位上不再具有支配皇权的威力，他们既无法与先秦的公卿大夫相比，也比不上魏晋南北朝操纵九品中正制的皇家宗室。所以一旦他们野心勃发，就会遭到皇权的严厉镇压和平民的反对。
秦汉的官僚主要是依靠当时所创的文官制度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由于文官制取代了以往的贵族议事制，此时的官僚士大夫与先秦的公卿士大夫有着很大区别，他们在形式上虽保留着以往“文吏”的职能，但在参政权利和代表平民利益的程度上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秦汉的平民阶层在打碎了压在头上的宗法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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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大家都知道吧！可是大家并不会非常的了解他的为人，一生的事迹。屈原名平，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与楚王是同性。他从小就刻苦学习，记忆力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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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大家都知道吧！可是大家并不会非常的了解他的为人，一生的事迹。屈原名平，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与楚王是同性。他从小就刻苦学习，记忆力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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