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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098147
版次：1
商品编码：10442817921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6-07-01
页数：640
字数：781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重磅好书：
◎叶永烈zui好的传记作品之一，可视为陈伯达自述。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联合审读，全本内地首次批准出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有影响的“理论家”，中央**小组组长，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陈伯达是了解中国当代史不可不读的人物。
◎叶永烈是陈伯达晚年的采访者，采访陈伯达及其儿子陈晓农十多次，录制25盘磁带，采访约25小时，与陈晓农通信几十封。
◎叶永烈收集了关于陈伯达的资料近百万字，尤其是陈伯达在秦城监狱所写交代的大量手稿和陈伯达晚年手稿。
◎叶永烈分别采访了陈伯达的四位秘书，即秘书姚洛、史敬棠、王文耀、王保春，录制12盒磁带，平均每人采访约3小时。还采访了陈伯达的身边工作人员、公务员、司机等。
◎叶永烈采访了当年的“中央*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 ◎图文并茂，披露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内容推荐 凡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谦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小组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海内外关于陈伯达的唯一长篇传记，以7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了陈伯达85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身为国民党少校的他如何加入中共，他留苏与托派的关系，他的被捕和出狱，他怎样进入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如何跃为中共“理论家”、《红旗》总编， 他与毛泽东、江青、康生、林彪之间复杂的关系，他在“*”中怎样由江青的同伙变为林彪的盟友……
本书作者多次直接采访了陈伯达本人，并访问了众多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以准确、全面的史料和新颖独特的专访，公正、客观、生动地展现了陈伯达不寻常的一生。
作者简介 目录
序
卷首语
**章 陈伯达的晚年
1989 年9 月20 日中午，85 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突发心肌梗塞，头一歪，碰到墙上，从此撒手西去。作者作为陈伯达晚年唯一采访者，为您揭开陈伯达神秘的晚年生活内幕……
陈伯达之死
服刑18 年终于期满
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押上*高法庭被告席
王力呼吁假释陈伯达
陈晓农照料保外就医的父亲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从他的晚年之作看他的心态
迟暮的周扬关心着迟暮的陈伯达
香港记者在五年后才获知的“幕后新闻”
胡耀邦读了陈伯达晚年文稿
陈伯达评论“四人帮”
第二章 *初的人生之路
“伯达”是笔名。陈伯达的本名叫“陈声训”。上私塾的时候，老师给他改名，叫“陈建相，字尚友”。他*初喜欢写诗，甚至写小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第三章 初入中共
陈伯达作为一个进步青年，23 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之后，派往天津工作。人地生疏的他，刚到天津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坚持说，自己名叫“王通”……
第四章 走出人生的低谷
陈伯达好不容易走出监狱，他成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发动新启蒙运动，成为颇有建树的理论家。他的名字，开始为知识界所熟悉。他还成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第五章 跃为延安“理论家”
陈伯达进入延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进而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他成为延安理论界的**人士。就在这个时候，他露出“左”的面目，嗅出作家王实味的“异味”，率先进行批判……
第六章 五十年代的荣耀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深受毛泽东的器重。他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他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负责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参与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诸多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第七章 “**”前奏
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负责起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负责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帮助江青起草《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八章 中央*小组组长
*”开始了，陈伯达进入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担任中央*小组组长，而且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为“第四号人物”。他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发表各种各样讲话与指示，为“*”推波助澜……
第九章 发疯的时刻
陈伯达曾自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确实如此，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年代”犯下许多罪行。与此同时，由于他与江青的矛盾日深，他在鼎盛中屡陷危机……
第十章 日渐失势
陈伯达日现颓势。尤其是1967 年8 月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 期发表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作为中央**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端出”组员王力、关锋。此后不久戚本禹倒台，陈伯达也摇摇欲坠了……
第十一章 与林彪结盟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受到江青的排挤，他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手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却没有“相”。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并无多少联系，这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彼此很快结盟……
第十二章 兵败庐山
在1970 年8 月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积极为林彪出谋划策，毛泽东把反击的目标指向陈伯达，写了批陈檄文《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涯的终结。随后全国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直至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于是“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批陈”，陈伯达被戴上“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五顶大帽子……
尾 声 形形色色的评价
历史如同油画，近看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清楚。陈伯达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作者罗列了形形色色关于陈伯达的评价，供您参考……
附 录
后 记
前言 序
为了写作本书，我曾多次专程赴京采访陈伯达本人，还采访了陈伯达亲属、秘书以及有关人员。
在掌握大量**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于1989 年5 月9 日写出《陈伯达传》初稿本来想请陈伯达本人审阅全稿，但他因年迈体衰不能读这样的长篇，对我说：“相信你会如实地写。相信你会写得好。”
1989 年9 月20 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去世前的一星期，我还采访他，为他拍了许多照片，他题字送我——这成为他一生的绝照和绝笔。
在陈伯达去世之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样，在1989 年10 月3 日，完成全书初稿。
在陈伯达刚刚去世之际，限于当时的情况，有些内容尚不能公开，初稿删去10万字，以《陈伯达其人》为书名，35 万字，于1990 年3 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胡乔木曾审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清样。
后来，在1993 年，恢复初稿全文及原书名《陈伯达传》，并作若干修改，45 万字，于1993 年11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前，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审读全书。
此后，我对《陈伯达传》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篇幅扩充至58 万字，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年出版的《叶永烈文集》。
本次再版，根据*新研究资料进行了修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许多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叶永烈
2016 年4 月9 日
于上海“沉思斋”
媒体评论 《陈伯达传》是一本实事求是的书。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郑惠
叶永烈所写的陈伯达，就是我所认识的陈伯达。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近代史专家 胡绳
《陈伯达传》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有保存价值。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金冲及
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伯达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有关资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的，请读一读叶永烈这本《陈伯达传》。
——著名学者 千家驹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初见“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回忆了一段他奔赴延安途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就在陈伯达到达青岛不久，黄敬来了。陈伯达准备取道西安进入延安，而黄敬也正巧要去西安，于是说定结伴而行。有了黄敬同行，陈伯达非常高兴，因为他携妻带子，正乏人照料。
黄敬对青岛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车票，与陈伯达一家前往济南，转往西安。
虽然陈伯达与黄敬同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只知道黄敬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对黄敬的身世、婚恋一无所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得知一点关于黄敬的家庭情况：那是陈伯达到达天津后，有一回跟李大章上街，看见街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上面画着一位女明星的头像。
“你知道她是谁？”李大章问陈伯达。
陈伯达不大看电影，自然不识那位女明星。
“她叫蓝苹。”李大章告诉他。
陈伯达不在意，对什么“蓝苹”“红苹”之类没有太大兴趣。
“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李大章似乎没个完，继续“考问”陈伯达。
陈伯达有点不耐烦了，他不知道李大章怎么会对这个女明星有那么大的兴趣。
这时，李大章压低声音，在陈伯达耳边说道：“她是黄敬的妻子！”
这下子，陈伯达恍然大悟，不由得朝那幅海报又看了几眼。从此，在他的记忆仓库中，留下印象：“黄敬的妻子是一个电影演员，叫蓝苹。”
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和陈伯达朝夕相处，一路走了半个多月。不过，彼此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一路上相互都没有谈及自己的身世。自然，陈伯达一句未曾向黄敬问及蓝苹，黄敬也没有向陈伯达提及蓝苹。
其实，李大章在闲聊中告诉陈伯达的，是“过时新闻”！蓝苹与黄敬的关系，说来话长……
蓝苹，当年上海滩上三流的电影演员。她是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因父母离异，母亲带她离家出走。母亲以帮佣为生，维持生活。
黄敬其实不姓黄，本名俞启威。俞家乃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祖父俞明震，清朝南京水师学堂督办（校长）。俞明震三兄弟，俞明震为长兄，他的小弟弟之长子即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之子。
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即黄敬之父。俞大纯有四子两女，黄敬排行第三，在家称“三少爷”。
在俞家之中，唯有“三少爷”走上革命之路，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黄敬。
黄敬的大姐俞珊，喜爱文艺，参加田汉的“南国社”，成为演员。
俞珊与赵太侔结婚。赵太侔是闻一多、梁实秋的同学，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济南出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李云鹤于1929年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时年15岁。李云鹤聪明伶俐，颇得赵太侔、俞珊喜欢。
1931年春，17岁的李云鹤得到赵太侔资助，在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同时在图书馆工作。这时，黄敬正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学习。李云鹤结识了这位俞珊之弟，陷入热恋之中，进而结合。
翌年，黄敬加入中共。不久，黄敬担任青岛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1933年，黄敬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黄敬深刻地影响了李云鹤，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1933年1月，19岁的李云鹤加入中共，介绍人便是黄敬。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黄敬被捕。李云鹤仓皇出逃，只身来到上海。这个山东姑娘先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后来重操旧业，当起演员来，改名蓝苹。她在上海早已把黄敬丢在脑后，与电影评论家唐纳（本名马骥良）结婚。不久，她又见异思迁，与导演章泯同居。唐纳闻讯，两度自杀未遂，大报小报竞载“唐蓝婚变”，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
黄敬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于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黄敬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据陈伯达回忆，这时的黄敬尚未找到中共组织关系，在“一二?九”之后几天，黄敬重新恢复中共党员身份）。
1936年4月，黄敬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与陆璀等一起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厦。5月底，黄敬在上海出席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沪期间，黄敬曾与蓝苹见面，蓝苹不忘旧情。这样蓝苹在5月底突然离沪北上，前往天津。唐纳以为她回娘家，追至济南，不见蓝苹，在济南商埠三马路的济南宾馆5号房内喝下一磅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自杀，茶房发现后急送万达医院抢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唐纳**次自杀。蓝苹闻讯，急忙从天津赶回济南，与唐纳一起返回上海……
就在陈伯达和黄敬一起到达西安前一个多月——1937年8月初——江青由上海途经济南、西安，进入延安。
黄敬在西安与陈伯达分手。黄敬前往晋察冀边区，担任那里的中共区党委书记。
陈伯达一路艰辛，终于带着妻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陈伯达人地生疏，在那里不声不响。
一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独自出去散步。他踱到延水的一条小支流旁，准备跨过一座小桥。
那木头桥很窄，倘若对面有人走过来，这边的人只能等那人走过才能上桥。陈伯达一看，有两位女同志从河对岸上桥，便退到桥边，让她们先过。
两位女同志过桥而来，其中一位陌生，另一位却很面熟——陈伯达认得她，她是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曾和陈伯达一起在苏联留学。
在桥头，李培芝见了陈伯达，当即大声地说：“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伯达同志。”
李培芝转向身边那位女同志，向陈伯达介绍说：“这位是江青同志。哦，来自上海的电影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一听“蓝苹”的大名，马上记起来李大章说过的一席话，便跟江青握了握手，说道：“我和黄敬一起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跟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说这话时，陈伯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江青的脸色骤变——因为那时他还以为她是黄敬之妻！
这段小插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本来早从陈伯达的记忆中消失。可是，30多年后，当陈伯达在“**”中失势，在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江青忽然抖漏出一句话：“黄敬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伯达大吃一惊，这才猛然记起30多年前的往事。原来，他初见江青时所说的几句话，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触及了江青心中*敏感的事。在她看来，大约一路之上，黄敬跟陈伯达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透露了她的“底细”。难怪，30多年后，江青还一直把那么个小插曲牢牢记在心中……
担任毛泽东秘书
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心情，一口答应下来了。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因此也就是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毛泽东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些现实的研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毛泽东给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伯达做起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的收收发发之类秘书事务性工作，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毛泽东4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他的著作一般都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毛泽东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毛泽东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1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后由毛泽东改定；第2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毛泽东改定。
据陈伯达回忆，他曾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作过一些修改工作，陆定一也参加过。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毛泽东办公室，从此，便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副院长为范文澜，陈伯达担任秘书长。
这个研究院之下，又分若干研究室，陈伯达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特别是他后来所担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职，就是做政治秘书的工作。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载陈伯达延安时期的简历，基本上是准确的：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了中共高层，接触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还并不很高，而工作岗位显然占据要津。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腾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后来，陈伯达对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絜）说“私房话”时，曾口吐真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这可以说是陈伯达毕生的“经验”之谈。他“跟准”了毛泽东，确是“*要紧”的。
在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将近两年的时候，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需要增加秘书，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
笔者1993年4月1日曾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据她回忆：
当时，陈伯达并不认识胡乔木。
那是在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胡乔木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秘书。
当时，胡乔木毫无思想准备，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新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说：‘乔木 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早就注意你。*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以上回忆是胡乔木夫人谷羽亲口对笔者所说——尽管她回忆这段往事时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她并不避嫌，仍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实情况告诉笔者。
自从胡乔木来了之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互相配合，为毛泽东分担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起草了众多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成为中共中央的两支笔。
由于笔者曾写了《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曾先后有过35位秘书，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为：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2~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们之中，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长的一个，前后达31年。
除了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之外，陈伯达还曾和胡乔木一起，推荐介绍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在《陈伯达的为官和为学》一文中这样回忆当年的陈伯达：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 我们二十来岁，他已经四十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 。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 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 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 ，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 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四十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 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 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 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书摘与插画
重磅好书：
◎叶永烈zui好的传记作品之一，可视为陈伯达自述。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联合审读，全本内地首次批准出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有影响的“理论家”，中央**小组组长，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陈伯达是了解中国当代史不可不读的人物。
◎叶永烈是陈伯达晚年的采访者，采访陈伯达及其儿子陈晓农十多次，录制25盘磁带，采访约25小时，与陈晓农通信几十封。
◎叶永烈收集了关于陈伯达的资料近百万字，尤其是陈伯达在秦城监狱所写交代的大量手稿和陈伯达晚年手稿。
◎叶永烈分别采访了陈伯达的四位秘书，即秘书姚洛、史敬棠、王文耀、王保春，录制12盒磁带，平均每人采访约3小时。还采访了陈伯达的身边工作人员、公务员、司机等。
◎叶永烈采访了当年的“中央*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 ◎图文并茂，披露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内容推荐 凡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谦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小组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海内外关于陈伯达的唯一长篇传记，以7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了陈伯达85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身为国民党少校的他如何加入中共，他留苏与托派的关系，他的被捕和出狱，他怎样进入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如何跃为中共“理论家”、《红旗》总编， 他与毛泽东、江青、康生、林彪之间复杂的关系，他在“*”中怎样由江青的同伙变为林彪的盟友……
本书作者多次直接采访了陈伯达本人，并访问了众多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以准确、全面的史料和新颖独特的专访，公正、客观、生动地展现了陈伯达不寻常的一生。
作者简介 目录
序
卷首语
**章 陈伯达的晚年
1989 年9 月20 日中午，85 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突发心肌梗塞，头一歪，碰到墙上，从此撒手西去。作者作为陈伯达晚年唯一采访者，为您揭开陈伯达神秘的晚年生活内幕……
陈伯达之死
服刑18 年终于期满
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押上*高法庭被告席
王力呼吁假释陈伯达
陈晓农照料保外就医的父亲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从他的晚年之作看他的心态
迟暮的周扬关心着迟暮的陈伯达
香港记者在五年后才获知的“幕后新闻”
胡耀邦读了陈伯达晚年文稿
陈伯达评论“四人帮”
第二章 *初的人生之路
“伯达”是笔名。陈伯达的本名叫“陈声训”。上私塾的时候，老师给他改名，叫“陈建相，字尚友”。他*初喜欢写诗，甚至写小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第三章 初入中共
陈伯达作为一个进步青年，23 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之后，派往天津工作。人地生疏的他，刚到天津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坚持说，自己名叫“王通”……
第四章 走出人生的低谷
陈伯达好不容易走出监狱，他成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发动新启蒙运动，成为颇有建树的理论家。他的名字，开始为知识界所熟悉。他还成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第五章 跃为延安“理论家”
陈伯达进入延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进而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他成为延安理论界的**人士。就在这个时候，他露出“左”的面目，嗅出作家王实味的“异味”，率先进行批判……
第六章 五十年代的荣耀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深受毛泽东的器重。他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他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负责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参与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诸多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第七章 “**”前奏
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负责起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负责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帮助江青起草《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八章 中央*小组组长
*”开始了，陈伯达进入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担任中央*小组组长，而且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为“第四号人物”。他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发表各种各样讲话与指示，为“*”推波助澜……
第九章 发疯的时刻
陈伯达曾自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确实如此，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年代”犯下许多罪行。与此同时，由于他与江青的矛盾日深，他在鼎盛中屡陷危机……
第十章 日渐失势
陈伯达日现颓势。尤其是1967 年8 月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 期发表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作为中央**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端出”组员王力、关锋。此后不久戚本禹倒台，陈伯达也摇摇欲坠了……
第十一章 与林彪结盟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受到江青的排挤，他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手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却没有“相”。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并无多少联系，这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彼此很快结盟……
第十二章 兵败庐山
在1970 年8 月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积极为林彪出谋划策，毛泽东把反击的目标指向陈伯达，写了批陈檄文《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涯的终结。随后全国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直至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于是“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批陈”，陈伯达被戴上“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五顶大帽子……
尾 声 形形色色的评价
历史如同油画，近看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清楚。陈伯达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作者罗列了形形色色关于陈伯达的评价，供您参考……
附 录
后 记
前言 序
为了写作本书，我曾多次专程赴京采访陈伯达本人，还采访了陈伯达亲属、秘书以及有关人员。
在掌握大量**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于1989 年5 月9 日写出《陈伯达传》初稿本来想请陈伯达本人审阅全稿，但他因年迈体衰不能读这样的长篇，对我说：“相信你会如实地写。相信你会写得好。”
1989 年9 月20 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去世前的一星期，我还采访他，为他拍了许多照片，他题字送我——这成为他一生的绝照和绝笔。
在陈伯达去世之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样，在1989 年10 月3 日，完成全书初稿。
在陈伯达刚刚去世之际，限于当时的情况，有些内容尚不能公开，初稿删去10万字，以《陈伯达其人》为书名，35 万字，于1990 年3 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胡乔木曾审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清样。
后来，在1993 年，恢复初稿全文及原书名《陈伯达传》，并作若干修改，45 万字，于1993 年11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前，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审读全书。
此后，我对《陈伯达传》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篇幅扩充至58 万字，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年出版的《叶永烈文集》。
本次再版，根据*新研究资料进行了修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许多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叶永烈
2016 年4 月9 日
于上海“沉思斋”
媒体评论 《陈伯达传》是一本实事求是的书。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郑惠
叶永烈所写的陈伯达，就是我所认识的陈伯达。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近代史专家 胡绳
《陈伯达传》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有保存价值。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金冲及
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伯达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有关资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的，请读一读叶永烈这本《陈伯达传》。
——著名学者 千家驹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初见“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回忆了一段他奔赴延安途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就在陈伯达到达青岛不久，黄敬来了。陈伯达准备取道西安进入延安，而黄敬也正巧要去西安，于是说定结伴而行。有了黄敬同行，陈伯达非常高兴，因为他携妻带子，正乏人照料。
黄敬对青岛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车票，与陈伯达一家前往济南，转往西安。
虽然陈伯达与黄敬同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只知道黄敬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对黄敬的身世、婚恋一无所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得知一点关于黄敬的家庭情况：那是陈伯达到达天津后，有一回跟李大章上街，看见街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上面画着一位女明星的头像。
“你知道她是谁？”李大章问陈伯达。
陈伯达不大看电影，自然不识那位女明星。
“她叫蓝苹。”李大章告诉他。
陈伯达不在意，对什么“蓝苹”“红苹”之类没有太大兴趣。
“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李大章似乎没个完，继续“考问”陈伯达。
陈伯达有点不耐烦了，他不知道李大章怎么会对这个女明星有那么大的兴趣。
这时，李大章压低声音，在陈伯达耳边说道：“她是黄敬的妻子！”
这下子，陈伯达恍然大悟，不由得朝那幅海报又看了几眼。从此，在他的记忆仓库中，留下印象：“黄敬的妻子是一个电影演员，叫蓝苹。”
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和陈伯达朝夕相处，一路走了半个多月。不过，彼此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一路上相互都没有谈及自己的身世。自然，陈伯达一句未曾向黄敬问及蓝苹，黄敬也没有向陈伯达提及蓝苹。
其实，李大章在闲聊中告诉陈伯达的，是“过时新闻”！蓝苹与黄敬的关系，说来话长……
蓝苹，当年上海滩上三流的电影演员。她是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因父母离异，母亲带她离家出走。母亲以帮佣为生，维持生活。
黄敬其实不姓黄，本名俞启威。俞家乃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祖父俞明震，清朝南京水师学堂督办（校长）。俞明震三兄弟，俞明震为长兄，他的小弟弟之长子即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之子。
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即黄敬之父。俞大纯有四子两女，黄敬排行第三，在家称“三少爷”。
在俞家之中，唯有“三少爷”走上革命之路，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黄敬。
黄敬的大姐俞珊，喜爱文艺，参加田汉的“南国社”，成为演员。
俞珊与赵太侔结婚。赵太侔是闻一多、梁实秋的同学，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济南出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李云鹤于1929年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时年15岁。李云鹤聪明伶俐，颇得赵太侔、俞珊喜欢。
1931年春，17岁的李云鹤得到赵太侔资助，在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同时在图书馆工作。这时，黄敬正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学习。李云鹤结识了这位俞珊之弟，陷入热恋之中，进而结合。
翌年，黄敬加入中共。不久，黄敬担任青岛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1933年，黄敬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黄敬深刻地影响了李云鹤，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1933年1月，19岁的李云鹤加入中共，介绍人便是黄敬。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黄敬被捕。李云鹤仓皇出逃，只身来到上海。这个山东姑娘先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后来重操旧业，当起演员来，改名蓝苹。她在上海早已把黄敬丢在脑后，与电影评论家唐纳（本名马骥良）结婚。不久，她又见异思迁，与导演章泯同居。唐纳闻讯，两度自杀未遂，大报小报竞载“唐蓝婚变”，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
黄敬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于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黄敬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据陈伯达回忆，这时的黄敬尚未找到中共组织关系，在“一二?九”之后几天，黄敬重新恢复中共党员身份）。
1936年4月，黄敬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与陆璀等一起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厦。5月底，黄敬在上海出席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沪期间，黄敬曾与蓝苹见面，蓝苹不忘旧情。这样蓝苹在5月底突然离沪北上，前往天津。唐纳以为她回娘家，追至济南，不见蓝苹，在济南商埠三马路的济南宾馆5号房内喝下一磅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自杀，茶房发现后急送万达医院抢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唐纳**次自杀。蓝苹闻讯，急忙从天津赶回济南，与唐纳一起返回上海……
就在陈伯达和黄敬一起到达西安前一个多月——1937年8月初——江青由上海途经济南、西安，进入延安。
黄敬在西安与陈伯达分手。黄敬前往晋察冀边区，担任那里的中共区党委书记。
陈伯达一路艰辛，终于带着妻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陈伯达人地生疏，在那里不声不响。
一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独自出去散步。他踱到延水的一条小支流旁，准备跨过一座小桥。
那木头桥很窄，倘若对面有人走过来，这边的人只能等那人走过才能上桥。陈伯达一看，有两位女同志从河对岸上桥，便退到桥边，让她们先过。
两位女同志过桥而来，其中一位陌生，另一位却很面熟——陈伯达认得她，她是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曾和陈伯达一起在苏联留学。
在桥头，李培芝见了陈伯达，当即大声地说：“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伯达同志。”
李培芝转向身边那位女同志，向陈伯达介绍说：“这位是江青同志。哦，来自上海的电影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一听“蓝苹”的大名，马上记起来李大章说过的一席话，便跟江青握了握手，说道：“我和黄敬一起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跟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说这话时，陈伯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江青的脸色骤变——因为那时他还以为她是黄敬之妻！
这段小插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本来早从陈伯达的记忆中消失。可是，30多年后，当陈伯达在“**”中失势，在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江青忽然抖漏出一句话：“黄敬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伯达大吃一惊，这才猛然记起30多年前的往事。原来，他初见江青时所说的几句话，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触及了江青心中*敏感的事。在她看来，大约一路之上，黄敬跟陈伯达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透露了她的“底细”。难怪，30多年后，江青还一直把那么个小插曲牢牢记在心中……
担任毛泽东秘书
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心情，一口答应下来了。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因此也就是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毛泽东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些现实的研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毛泽东给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伯达做起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的收收发发之类秘书事务性工作，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毛泽东4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他的著作一般都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毛泽东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毛泽东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1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后由毛泽东改定；第2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毛泽东改定。
据陈伯达回忆，他曾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作过一些修改工作，陆定一也参加过。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毛泽东办公室，从此，便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副院长为范文澜，陈伯达担任秘书长。
这个研究院之下，又分若干研究室，陈伯达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特别是他后来所担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职，就是做政治秘书的工作。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载陈伯达延安时期的简历，基本上是准确的：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了中共高层，接触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还并不很高，而工作岗位显然占据要津。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腾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后来，陈伯达对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絜）说“私房话”时，曾口吐真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这可以说是陈伯达毕生的“经验”之谈。他“跟准”了毛泽东，确是“*要紧”的。
在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将近两年的时候，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需要增加秘书，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
笔者1993年4月1日曾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据她回忆：
当时，陈伯达并不认识胡乔木。
那是在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胡乔木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秘书。
当时，胡乔木毫无思想准备，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新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说：‘乔木 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早就注意你。*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以上回忆是胡乔木夫人谷羽亲口对笔者所说——尽管她回忆这段往事时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她并不避嫌，仍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实情况告诉笔者。
自从胡乔木来了之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互相配合，为毛泽东分担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起草了众多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成为中共中央的两支笔。
由于笔者曾写了《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曾先后有过35位秘书，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为：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2~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们之中，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长的一个，前后达31年。
除了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之外，陈伯达还曾和胡乔木一起，推荐介绍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在《陈伯达的为官和为学》一文中这样回忆当年的陈伯达：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 我们二十来岁，他已经四十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 。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 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 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 ，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 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四十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 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 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 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书摘与插画
《时代潮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人物群像》 内容简介 《时代潮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人物群像》并非一部聚焦于单一人物的传记，而是以宏大的历史画卷为底色，精心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那些或闪耀、或沉寂、或争议的群像。本书旨在深入剖析在那变革的年代，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被历史的洪流裹挟，又如何试图以自身之力去塑造潮流，最终共同谱写了那个时代跌宕起伏的篇章。 全书共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力求从不同维度展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第一部分：“启明星下的探索者” 这部分聚焦于二十世纪初叶，在旧制度行将崩溃、新思想萌芽滋长的时代背景下，那些最早觉醒并投身革命洪流的先驱者。他们或许来自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目睹列强入侵，痛心疾首，开始寻求救国图存之道；他们或许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列主义、自由主义等新知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到出路。 书中会细致描绘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的播火者，深入探讨他们如何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播撒革命的种子，如何组织工人运动，如何创办刊物，传播新思想。同时，也会回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分析其革命思想的演变，他如何在不同时期团结革命力量，如何在屡败屡战中坚持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理想。 本部分还将触及一些被历史书写得相对模糊但同样重要的革命者。例如，那些在南方秘密组织反清起义的志士，那些奔走海外，为革命筹款的爱国人士，那些在各地暗中联络，积蓄力量的革命组织者。我们将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展现他们面对反动统治的英勇无畏，以及在信息闭塞、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坚定地追寻心中那抹“启明星”的光芒。 这一部分的叙述，将侧重于革命的“孕育”与“开端”，展现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以及革命者们在探索未知道路时的迷茫与坚持。我们会看到，在旧秩序的残垣断壁上，无数双手在努力地搭建着新中国的基石，他们的名字或许并不尽为后人所熟知，但他们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部分：“风暴中的弄潮儿” 当革命的浪潮逐渐汇聚成巨大的风暴，那些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便成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时代潮音》的第二部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革命最激烈的年代，特别是国共合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 在这部分，我们会深入分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革命核心人物的决策过程和战略思想。他们如何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把握方向，如何在军事战场上运筹帷幄，如何在民族危亡关头凝聚人心。本书将不回避他们面临的艰难抉择，例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斗争，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策略，以及解放战争中的战略部署。 但同时，本部分并非仅仅是领导者的史书。我们将穿插描绘那些在基层默默奉献的革命者，例如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他们或许只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学生，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鲜血染红了革命的道路。我们会呈现根据地建设中的艰辛，根据地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以及根据地妇女、儿童在战争年代的命运。 此外，本书也将关注那些在国民党阵营中，但对革命抱有同情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例如，一些开明士绅，一些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以及一些曾经的革命者，后来又因各种原因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绘，展现那个时代政治光谱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紧密联系。 这一部分的基调将是紧张而宏大的，展现革命在血与火中前进的残酷与辉煌。我们会看到，在风暴之中，无数个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力搏击，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牺牲，共同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强大力量。 第三部分：“回响与沉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革命的胜利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反思。《时代潮音》的第三部分，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漫长时期。这一部分将探讨革命者们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思考与转变。 本部分将侧重于展现革命成功后，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那些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做出贡献的人物。我们会探讨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适应变化，如何调整思路，以及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同时，本书也将对一些在历史进程中，因各种原因经历人生起伏的人物进行客观的梳理。这部分内容并非旨在猎奇，而是力图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局限。我们将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绘，引发读者对历史选择、个人责任以及时代变迁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此外，本书还将在这一部分中，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进行总结与展望。革命的成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也同样宝贵。我们将探讨革命的精神如何在新的时代得以传承，以及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焕发新的生机。 《时代潮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人物群像》并非一部简单的历史叙事，它更像是一部关于理想、奋斗、牺牲与反思的宏大史诗。本书希望通过对一群具体人物的生动刻画，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理解中国革命为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它对当下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致力于以一种忠于史实、兼具人文关怀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一幅波澜壮阔、引人深思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人物画卷。本书不包含任何关于“陈伯达”先生的内容，而是将视角拓宽，着眼于整个时代的群像，旨在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更广阔的理解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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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传记的笔触极为细腻，作者似乎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能够将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绘历史背景时的那种沉稳与克制，没有过度渲染时代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焦点紧紧锁定在个体命运的起伏之上。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主人公在关键抉择时的挣扎与权衡。书中对人物性格中那些微妙的矛盾点，比如理想主义与现实操作之间的张力，处理得尤为精彩。它不是简单地歌颂或批判，而是试图去理解一个人在特定历史洪流中所能做出的所有选择背后的逻辑与无奈。文字功底扎实，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即使是对历史不太熟悉的人，也能被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辉和历史沉思所深深吸引。读完后，脑海中留下的是一个鲜活、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不是教科书上被标签化的符号。这种深入骨髓的刻画，让这部作品超越了普通的传记范畴，具备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度和厚度。
评分这本书的史料挖掘工作做得令人叹服，从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信件乃至不为人知的私人记录中，构建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叙事骨架。我最欣赏的是它在处理那些争议性事件时的那种近乎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作者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将多方证据并置，让读者自己去衡量和判断。这种开放式的处理方式，使得全书的讨论空间被极大地拓宽了。在细节的还原上，作者展现了惊人的耐心，无论是对某个重要会议的场景复原，还是对某个政治术语演变过程的追溯，都做到了精准无误。这对于我这种追求事实准确性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人的生平，更像是在重构一段特定历史侧面的真实面貌。它不是廉价的猎奇或耸人听闻，而是一部建立在坚实研究基础上的、令人信服的编年史。读完之后，我对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隐藏在权力运作背后的复杂机制，有了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的认知。
评分这部传记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对“人”的关注，而非仅仅对“事”的记录。作者似乎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主人公与周围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无论是同事之间的合作与摩擦，还是家庭生活中的温情与遗憾，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对“人情味”的捕捉，使得这部历史人物变得无比亲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或靶子。我能感受到作者的同情，但那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理性的同情，旨在理解而非同流合污。书中的一些小轶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常常是揭示人物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线索。它让人明白，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由柴米油盐、爱恨情仇编织而成的。这种回归到个体经验的叙事策略，无疑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普适性，让任何时代背景下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关于人性、关于生存的共鸣点。
评分这本厚重的书，读起来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流畅感，完全没有一般历史人物传记的晦涩和拖沓。作者似乎深谙叙事技巧，总能在关键时刻抛出引人入胜的钩子，将读者的注意力牢牢锁住。尤其是在描述主人公早期的经历时，那种充满朝气、不断探索的精神面貌，极富感染力。它成功地捕捉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从青涩走向成熟，再到面对现实的种种考验时的心路历程。文风时而激昂澎湃，如同一部史诗的序章，时而又变得沉静内省，充满了对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探讨。我特别喜欢其中穿插的一些独白式的思考片段，它们如同深水区的暗流，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同时也让人物的思想活动得以充分展现。它读起来不像是在阅读一份历史报告，更像是在跟随一位睿智的长者进行一次深入而真诚的对话，关于权力、关于选择、关于一个时代赋予个体的重量。
评分全书的结构布局堪称一绝，作者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线性时间轴，而是巧妙地运用了主题章节的划分，使得人物的不同侧面——比如理论家、实践者、家庭成员——能够交错展示，形成一种立体的光谱。这种结构安排极大地避免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他后期思想转变的那几章，作者通过对比早期手稿和晚期谈话记录，清晰地勾勒出了时间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刻下印记，又是如何塑造其世界观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却又不令人感到压抑。它提供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而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动态发展的生命过程。这种处理手法，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需要调整自己对主人公的认知框架，每一次的调整都是一次深刻的思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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