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近10餘年來,靠打破蘭剋教條而發展起來的新史學由於過分強調社會學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正麵臨成為新教條的危險。一些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改弦更張,於是便齣現瞭“新敘述史”:“曆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嚮環境中的人;曆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嚮文化和感情;對曆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嚮人類學和心理學;曆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嚮個體;解釋曆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綫式的單因素因果關係轉嚮互為聯係的多重因果關係;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嚮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嚮描述;而曆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嚮瞭文學性。”(勞倫斯·斯通,“敘述史的復興”,轉引自《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33~34頁)由此來改變那種由於數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曆史以及隻注重遠大結構而忽視活生生的個人的教條曆史,這是一種“新的”舊史學。
評分楊念群的理論思維是他的長處
評分“感覺主義”的譜係:新史學十年的反思之旅
評分楊念群的理論思維是他的長處
評分非常經典的書目,值得一讀
評分 評分 評分當然對武學內外之彆區域背景的考察隻是文章的主題之一,其論證的核心之處乃是在於通過對張三豐“身體”形象的細緻觀察,重構明清“隱士”與“皇權”政治的互動圖景,作者仔細分析瞭由文字、肖像和碑刻所塑造齣的張三豐的兩個身體。在武當山道士的筆下,張三豐是道士仙人,其重要的身體特徵是手握一把“矩”(方尺)。在古代代錶“方”,其手中之矩喻示著溝通天地的能力。它和道士頭上的髻(代錶圓)相對應,實現天地陰陽的交會。而張三豐的另一幅畫像則頭戴鬥笠,手持行杖,杖頭是個尖嘴鋤,可能具有藥鋤的功能。這些特徵說明張三豐還扮演著“隱士”的角色,從而引申齣作為道士(仙人)及“隱者”的張三豐,其雙重隱喻形象與皇權的權威係統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對應關係。作者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是,隱士與皇帝之間猶如嫁娶的關係,皇帝以科舉誘惑士人,但一個隱士若脫離山林,應召於朝廷,往往為同道所不齒,猶如女性的失貞。故“隱士”必須與帝王建立起另外一種“隱性”的姻親關係,以彆於進入宮廷的士人。隱士和皇室的關係不僅是精神性的,還是物質性的。明代皇室曾經嚮武當山賜贈瞭大量物品和封號,武當道宮不但在皇室支持下纔得以建立,其中的神像、道像、供簽、神幡等不計其數的日常用品與土地用度均由皇室賜予,猶如婚娶的嫁妝,隱士(道士)給予皇帝的物質迴報,一是“方藥”,二是“貢物”。明成祖尋訪張三豐的目的中就包含有尋藥的動機,武當山還有嚮皇帝進獻榔梅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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