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研究汉学,我们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他们的长处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比较的视野,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西方在训练一个领域的时候,通常都有别的领域的辅助,比如说,你写中国题目可能要学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等,在历史之外,可能你还要有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它是以众学来治一学,就不会坐井观天,这和整个学术界的培养很有关系。另外,它常常不在这个文化的限制里面,有时候跳出来,确实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评分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前教你织传统的布,出一本书可能要180张图片,告诉你那个针要怎么弄,你还看不太懂,而现在,连录影带都典藏,你打出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些不但不用钱,而且学术知识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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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胡适、傅斯年这一代虽然没有参加过晚清最后的科举,但他们是旧的“仕”到知识分子过渡期产生的人。他们不是以道自认,他们还要以天下自认。他们对于现实的参与很多,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也没有做过政府的官。胡适先生从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其实到后期,一直很想用各种位置把他拉出来。但是傅斯年他们一直都在阻挡,认为应该坚决地推掉。
评分另一方面讲,他们参与现实的政治非常多,不管是评论、建言等等,非常明显。在那个时代,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很高的信念,他们也是通过和政治相当大的互动,才可以去维护自由民主。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既有关系,又要保持距离。
评分当然,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早期的汉学大家,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年轻一辈,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附和的好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
评分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评分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许倬云先生,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他们频繁参与论政,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余先生也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在猜,胡适、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
评分当然,它有很大的缺点,对史料以及很多文化层级,不可能做到很深入。我觉得研究汉学,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要取之于各种学问的长处,要有比较和宽大的视野。内心中有这样一个前提写出来的,跟只是就这个而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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