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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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之允 著
图书标签:
  • 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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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06719
版次:1
商品编码:1156481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早期中西绘画交流是以葡萄牙人进入明朝通商的1514年为标志的。不仅澳门西方宗教绘画诞生于这一时期,而且当时在欧洲本来零星发展的“中国风”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在法、意、英、德等各国的洛可可风格中占一席之地。到了17、18世纪,双方交流日趋频繁。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泰西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宫廷也积极进口模仿中国艺术,英国王室成员甚至都欣然使用“中国”技法习作。西方宫廷和民间都产生了专门创作“中国风”的艺术家。
  《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精选了从1514年到1885年这近400年中最具代表意义的200余件绘画作品,力求完整、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的风貌。这200余件绘画作品既有国人采用泰西画法创作的艺术品,也包含西方画家和艺术赞助人推崇的“中国风”艺术。“中国风”似乎在19世纪后半期为“日本风”所取代。但是从近年来西方相关的展览来看,中国制造的艺术品较多地出现在在推崇“日本风”的欧美艺术家的家居环境中。历史上欧洲版画改变了中国桃花坞版画的风貌,而桃花坞版画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因此所谓的“日本风”并不仅仅只是关于“日本制造”,而是中日欧美各方艺术交流的产物。这些都印证了“中国风”与“中国西画”历史上相互联系、影响深远。《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也力求根据史料详述和论证中西绘画的交流传播途径,再次梳理宗教、宫廷与民间三条传播途径,为中西学术界在相关领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

  龚之允,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和中文系讲师,艺术史系在读博士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艺术》杂志专栏作家,英国华文促进会常务。主要研究中西艺术交流史、清代宫廷西洋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史以及艺术史史学理论。曾发表的美术考古类论文有《(雍正皇帝行乐图册——刺虎)与郎世宁》《乾隆皇帝静怡轩小三卷房御床三幅玻璃背画考》和《永远的倩影——雾明楼藏费成武作(张倩英像)》;艺术评论有《柯律格教授的格物致知——(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和《三维浪潮中的艺术表现——朱利安·奥培的新世纪创作》;艺术史理论研究有《吕澎和他的艺术史学操作》(英文)等。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虔诚与渴望的交织:明代中西绘画交流
第一章 葡萄牙人航海抵达中国以前的中西绘画间接交流情况
第二章 耶稣会的渗透力——中西儒与中西画
第三章 “中国风”在欧洲的端倪

第二部 (承)宫廷的意志——科学与人文的交流:清代早期中西绘画交流
第四章 民族多元与专制皇权时代之得失
第五章 康熙的洋才中用——科学、绘画和工艺
第六章 雍正的宫闱艺术——虚伪与直白
第七章 乾隆的艺术功业——天朝迷梦的幻真
第八章 欧洲中国风尚绘画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部 (转)航海通商中的人文守望——彼岸与渡口的交融:1825年之前的商业帝国与艺术
第九章 玻璃画的时代
第十章 外销画的史贝霖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与欧洲艺术家在18世纪后期的交流

第四部 (合)迷梦中醒来——形成与终结中的帝国: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艺术碰撞
第十二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艺术交流概况
第十三章 钱纳利与林呱的争鸣
第十四章 广州和香港的外销画室
第十五章 照相术的到来
尾声
注释

附录一 中西绘画交流史大事记
附录二 清代活跃于南中国海岸的重要外销画家
附录三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
  虽然日本的绘画学院在尼阁老的领导下短短几年间颇有成绩,但是该学院大部分时问不是固定在某一地方的,似乎是随着尼阁老的动向搬迁。34尼阁老直到1613年还在长崎教授绘画。351614年,德川幕府推行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政策,大批信徒被迫害,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落幕,锁国时代的开始。尼阁老在日本建立的艺术学校自然也被查封了,他本人也退回澳门继续从事绘画创作和教育,至此原本轰轰烈烈的日本传教事业只得偃旗息鼓。据统计1580年,天主教在日本发展了15万信徒,20位耶稣会正式成员,拥有200座教堂,2所学院。36耶稣会后期培养的同本画家的作品在澳门、南洋、拉美间也有所传播,但是1614年以后日本原来蓬勃发展的西方艺术传播活动只能戛然而止,对于天主教和耶稣会不得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在澳门成为了远东传教的避难所,尼阁老也回到了澳门继续他的艺术事业。
  尼阁老不仅一生忙于宗教艺术创作,而且在他的引导下产生了一大批远东本地掌握了西洋绘画技法的学生,他们或集体创作,或独立作业,为远东特别是中国的西洋风格艺术留下的不是凤毛麟角,而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作品。
  尼阁老的中国得意门生除了有中日混血的倪雅谷(Jacobo Niva,1579-1638),还有澳门出生的尤文辉、石宏基、徐必登和邱良禀。37其中尤文辉加入耶稣会的时间较早,而石宏基和倪雅谷则是后来在南昌接受耶稣会入门教育的。38此外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远东本土艺术家还有大筑曼西奥(Mancio Taichiku)39、田手乌、彼得约翰和冯玛窦(Mateus Van)。40其中大筑曼西奥来自日本;田手乌从文献中的纪录来推断应该是澳门居民;彼得约翰出身地点不详,但是1620年出现在澳门;冯玛窦应该是越南人,他独立绘制了的《日本长崎的殉道人》,这是一幅木板油画,用来纪念因丰臣秀吉禁令而殉难的圣方济各和多明我会修士,该作品现在仍然保存完好。
  上文已经谈到尼阁老直接参与绘制的画作流传下来的已不可考,但是利玛窦帮助程大约刊印的四幅圣经故事画的原作被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断定为成于1597年的日本圣路加画院41,因而尼阁老参与创作的可能性极大。关于程大约刻印的四幅天主教绘画在后面还有详细的描述。从这一时期创作的佚名绘画中可以管中窥豹式地了解尼阁老及其学生作品的风貌。在分析那些没有签名的画作之前,不妨先分析已经确认了作者、描绘主题和创作年代的《利玛窦像》。《利玛窦像》出自中日混血画家尤文辉之手,是在1610年5月利玛窦辞世时的纪念作品,并且被送往罗马,被耶稣会总院档案馆收藏。
  尤文辉,字含朴(教名Emanuel Pereira,1575-1633),出生于澳门。他的父母应该是早期澳门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接受基督教义,进而加入教会,成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得力助手。42据说从1593年到1598年,他在日本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里深造。43通过上文可知加入耶稣会的条件要求不低,而且入会后还要经过严格的素质教育,绘画是其中一门比较重要的学科,因为当时耶稣会很需要本土艺术家绘制作品以供传教之用。尼阁老当时自然是日本地区西洋画的总指导,他就是尤文辉的指导老师。在尤文辉的绘画技法日趋成熟之后,利玛窦便请范礼安派遣尤文辉回澳门效力。
  ……
《远眺东方:欧洲视域下的中国图像变迁与文化碰撞(16世纪初至19世纪末)》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自16世纪初至19世纪末,欧洲对中国的图像认知如何演变,以及这种认知变迁背后所折射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复杂图景。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梳理大量现存的欧洲艺术品、版画、地图、旅行日记、传教士报告等一手史料,探究欧洲人如何以其固有的视觉范式来解读、再现乃至重塑他们对中国的想象。 历史的窗口:早期传教士的描绘与欧洲的初步认知 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传教士率先抵达中国,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宗教理念,也包括对这个遥远帝国最初的视觉记录。这些早期的图像,如澳门街景、中国服饰、宫廷仪式等,往往带着强烈的异域情调和猎奇色彩。传教士们,特别是耶稣会士,为了在东方传播福音,也积极学习并描绘中国文化,试图找到与西方宗教和哲学相通之处。他们通过版画、速写等形式,将中国的建筑、人物、生活习俗呈现在欧洲公众面前。 然而,此时的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十分有限,其图像也多半受到当时欧洲艺术风格和视觉习惯的影响。例如,对中国人物的描绘,可能并不会严格遵循写实原则,而是带有欧洲古典主义或巴洛克风格的痕迹。山水画的描绘,也可能被解读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景观,而非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意境。这些图像,虽然是理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但也提醒我们,它们是经过欧洲视角过滤后的“中国”形象。 知识的洪流:启蒙时代的中国热与图像的系统化 18世纪,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东方文明的兴趣愈发浓厚。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如狄德罗、达朗贝尔,在他们的巨著中收录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条目,并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许多都源自传教士的报告和欧洲艺术家根据这些报告创作的作品。此时,对中国的图像描绘更加系统化,涵盖了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科学技术、艺术工艺等方方面面。 中国瓷器、丝绸、园林建筑等工艺美术品在欧洲大行其道,引发了“中国风”(Chinoiserie)的潮流。欧洲的艺术家们纷纷模仿中国纹样、色彩和装饰风格,创作出大量融入中国元素的艺术作品。这不仅体现在家具、陶瓷等实用物品上,也渗透到绘画、建筑设计中。然而,这种模仿更多是风格上的借鉴,而非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入理解。欧洲人对中国的描绘,往往是将自己所理解的“东方”符号进行组合和再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欧洲特色的“中国想象”。 在地图绘制方面,欧洲人也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地理轮廓的相对准确认识。传教士的测量数据和旅行者的记录,为欧洲地图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中国的疆域、主要的河流、城市分布等信息,逐渐被纳入欧洲的地理认知体系。 变迁与固化:19世纪中国图像的再解读与文化冲突的显现 进入19世纪,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欧洲对中国的图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随着更多欧洲人亲身来到中国,对中国的物质生活、社会风貌有了更直接的观察,图像的写实性有所增强。例如,一些来华的西方画家,如乔治·钱纳利,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沿海的城市风光和人物肖像。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使得欧洲对中国的图像描绘带有了更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一些图像开始强调中国的“落后”、“野蛮”、“愚昧”,以合理化欧洲的干涉和统治。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那些与欧洲价值观不符的部分,往往被丑化或妖魔化。例如,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描绘,可能侧重于其所谓的“专制”、“腐败”,而忽视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历史延续性。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抱有更深入的探究和尊重。一些汉学家和艺术家,通过学习中文,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文献,并尝试以更贴近中国视角的方式来理解和描绘中国。他们的作品,虽然数量相对较少,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更具建设性的一面。 图像的范式:视觉语言的转换与文化误读 本书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探讨“范式”在图像交流中的作用。欧洲的视觉范式,建立在古希腊罗马艺术、文艺复兴以来的写实主义、以及随后的各种艺术运动之上。当欧洲人面对完全陌生的中国视觉语言时,他们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范式去解读和归类。例如,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未完成”或“抽象”的处理,而非其表达的“气韵生动”和“虚实相生”。中国人物画中的线条运用,也可能被忽略其精神性的表达,而仅仅视为一种装饰性的手法。 同样,中国的艺术家在接触西方绘画时,也经历了视觉范式的转换。他们会学习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色彩理论,并在中国画创作中进行实验。这种相互影响,使得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画坛也出现了一些融合东西方绘画特点的作品。 本书将通过对具体图像的细致分析,揭示这种范式转换中的关键节点,探讨欧洲的视觉语言如何影响了中国图像的呈现,以及中国自身的视觉传统如何在与西方的碰撞中寻求新的表达。我们不仅关注图像本身的内容,更关注图像背后的观看方式、理解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互释与误读。 结论:历史的回响与今天的启示 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欧洲对中国的图像描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猎奇、神秘,到后来的系统化、程式化,再到19世纪的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扭曲,这一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东西方世界在地理发现、文化传播、政治互动和思想交流中的每一次互动。 通过对这些历史图像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对“他者”的认知,往往是自身文化背景和视觉范式的投射。理解这种投射机制,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跨文化交流,建立更真诚、更平等的互信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希望通过回顾这段“远眺东方”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下复杂的国际文化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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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视觉的帝国主义”与“文化的抵抗”这两个概念在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中的具体体现。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一时期中西方交流中的权力不对等,西方绘画作为一种“先进”的视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体系产生了冲击。但更重要的是,本书深刻揭示了中国艺术家们是如何在压力之下,巧妙地吸收、转化、甚至“中国化”西方绘画元素,使其融入自身文化语境,并最终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绘画风格。书中对那些被边缘化但却至关重要的中国画师的重新审视,让我看到了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无数个体的智慧与创造力。 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作品时,那种超越纯粹艺术史的视角。他将绘画不仅仅视为一种视觉艺术,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宗教、经济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他探讨了西方宗教画在中国传播时的本土化改造,以及中国文人画在西方眼中的“神秘东方主义”形象。这些分析让我认识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交流,都必然伴随着复杂的文化政治博弈,而“图像”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传播的载体,也是权力斗争的战场,更是文化身份构建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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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冲击,在于它揭示了“范式”在文化交流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常常以为,交流就是信息的传递,但实际上,不同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看方式”和“表达范式”。《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通过梳理1514年至1885年间的中西绘画交流,生动地展示了这一过程。 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中西方在“人物肖像”绘制上的差异与互动。西方传统的肖像画强调逼真写实、精准的解剖结构和人物的心理刻画,而中国传统的肖像画则更注重神韵、意境的表达。当西方传教士画家带来写实肖像的技法时,中国画家是如何回应的?他们是全盘接受,还是有所保留?本书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展现了中国画家在吸收西方写实技巧的同时,如何依然保持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如何在人物的面部表情和神态中融入东方独特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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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亲历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作者用极其扎实的史料考证,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但又不失细腻的情感和生动的笔触。我特别喜欢书中对那些具体的画作进行的深入解读,比如那些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画家所绘制的中国人物肖像,或者中国画家借鉴西方技法创作的山水花鸟。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静态的图像,更是历史的切片,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彼此的认知与想象的载体。作者对这些图像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风格比较,而是深入挖掘了图像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以及权力关系。我从中看到了西方人对“异域”的猎奇与解读,也看到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审慎学习与改造。这种多层次的解读,让我对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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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所呈现的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颠覆了我许多固有的认知。我一直以为艺术的交流总是顺畅而直接的,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其中潜藏的无数障碍、误解和曲折。作者以“图像”和“范式”为核心,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分析工具,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不同文化如何看待彼此的视觉语言,以及这些视觉语言是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发生演变的。 我特别被书中对“范式”的讨论所吸引。在西方,科学革命带来了写实主义、透视法等一套严谨的绘画范式;而在中国,文人画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哲学追求。当这两者相遇,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彻底的颠覆,还是巧妙的融合?本书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展示了中国画家如何在西方技法的影响下,仍然保持着东方艺术的精神内核;也展示了西方画家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如何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以获得认可。这种“求同存异”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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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对“文明的维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各自独特的“范式”,这些范式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表达思想。而当不同文明发生交流时,这些范式之间就会发生碰撞、融合,甚至相互重塑。《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正是通过梳理早期中西绘画交流的历史,生动地展示了这一过程。 我非常喜欢作者对早期传教士画家在中国创作的作品的分析。这些画家,如郎世宁等,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油画的写实技法,也带来了西方对空间、光影的理解。然而,他们在创作中,也需要适应中国的宣纸、颜料,甚至需要迎合中国审美的习惯。这种“在地化”的创作过程,正是不同文明范式互动的一个缩影。它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包含了适应、改造、乃至创造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种既有西方痕迹又充满中国特色的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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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是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学术著作。它以“图像”和“范式”为核心,对16世纪到19世纪的中西绘画交流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我原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比较模糊,以为就是西方艺术风格的传入,但这本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 作者在书中对“范式”的讨论,让我对文化交流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内在的逻辑和规范,这就是“范式”。在绘画领域,西方的写实主义、透视法、油画颜料等,构成了一套西方绘画的范式;而中国传统的笔墨、写意、散点透视等,则构成了另一套中国绘画的范式。当这两种范式相遇,就产生了无数的碰撞和交融。 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中国画家如何“化西为中”的分析印象深刻。他们并非全盘照搬西方的绘画技法,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将其融入到中国传统的审美体系中。例如,一些中国画家在借鉴西方写实技巧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中国画的精神气韵,在构图、色彩上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考。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使得中西绘画的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输出,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充满了智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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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的进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微妙。我原本以为,早期的中西绘画交流,无非是西方艺术对东方艺术的单方面影响。但这本书却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动态、充满博弈与创造的交流图景。 书中对于“图像”的解读尤为精彩。作者不仅仅将图像视为艺术品,更是将其看作是文化观念、价值判断、甚至意识形态的载体。在16至19世纪这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带来了他们独特的绘画方式。而中国艺术家们,则在接收这些图像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回应。比如,西方人绘制的中国风景,可能充满了异域情调和浪漫想象,而中国人绘制的西方事物,则可能融入了中国式的笔墨趣味和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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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简直打开了我对艺术史认知的新视角!《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单看书名就觉得沉甸甸的,充满了学术的厚重感。然而,当我翻开它,却发现它并非枯燥的学术论文集,而是以一种极其生动、引人入胜的方式,将几个世纪以来,东方与西方绘画之间那段错综复杂、充满误解与碰撞,又暗流涌动着相互借鉴与启发的历史,娓娓道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绘画作品,而是深入挖掘了“图像”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密码,以及在不同文明语境下,“范式”是如何被构建、被挑战、被重塑的。 我特别震撼于作者对早期传教士画家群体及其作品的细致梳理。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艺术家,不仅带来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西方的透视法、解剖学、油画颜料等一系列新的视觉语言引入了中国。然而,这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趣味、哲学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着这些外国画家的创作。书中对这些交流过程中的细微之处,比如颜料的适配度、笔触的改良、题材的选择等,都做了深入的考证和有趣的解读。我仿佛看到了古老的东方美学与新兴的西方技法,在一张张宣纸、一块块画布上,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既有水乳交融的和谐,也有文化差异的张力,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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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艺术史研究的无限可能性。我一直以为,艺术史的研究主要是对风格、流派、作品的梳理和分析。然而,《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将“图像”和“范式”这两个概念引入,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 我尤其被书中对于“范式”如何影响图像构建的解读所打动。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推进,透视法、解剖学等成为绘画创作的“范式”,这些范式塑造了西方绘画的图像生成方式。而在中国,文人画的笔墨、写意、气韵等则构成了另一套独特的范式。当这两种范式发生碰撞时,便产生了无数有趣的故事。本书通过对16至19世纪的中西绘画交流史的梳理,生动地展现了这种范式的互动与演变,让我看到了文化交流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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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是一部让我耳目一新的著作。我原本以为,16世纪到19世纪的绘画交流,无非是西方写实主义对东方传统绘画的冲击。但这本书彻底打破了我的这种单一想象。作者以“图像”和“范式”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这场交流的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我非常欣赏作者在分析中国画家如何吸收西方绘画元素时,所展现出的细腻和深刻。他不仅仅看到了技法的借鉴,更看到了中国画家对西方视觉逻辑的理解与转化。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些中国画家如何将西方透视法与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相结合,创造出既有空间深度又不失中国画意境的独特作品。这种“拿来主义”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经过了创造性转化,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强大的文化自信和艺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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