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口述历史·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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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阮丹青，杨原 著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09313

版次：1

商品编码：1166397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12

字数：340000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学术界，北京文史爱好者，大众
　　《口述历史·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以具有学术规范的访谈方式，让北京人自己说话，讲述他们在这座城市所经历的生活、感受，以及对祖先的记忆。

内容简介

　　《口述历史·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

作者简介

　　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北京史、满学。主要著作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作）、《中国知青史（初澜）》。近年致力于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专著《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以及《口述史读本》（与人合作）等。

　　阮丹青，社会学博士，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1）社会网络研究，（2）社会阶层与流动，（3）教育与社会平等。论文发表于《社会网络》（美国）、《国际移民研究学刊》（美国）、《社会学》（法国）、《中国研究》（澳大利亚）、《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著作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合著）、《重塑上海人——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主编）。

　　杨原，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北京史、满学。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是一部集官员、创业家、文化人于一身的传奇生命史：从革命生涯中的感情经历、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 、到人事管理、企业领导、兴建文化产业的弄潮儿。这些不平凡时代的不平凡经历记录了北京城（宣武区）六十余年来城市建设、政治动荡、文化新象的一连串历史脚印；也展露了人民共和国历程从建立政权、“反右”、“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的一个侧影。人生、北京城、国家这三条线索交汇相映，使得各自更为立体、生动、色彩丰富。作为访谈者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犹具特色，问题的着眼与切入、多线条的映证和细心注释使得书中故事愈见历史的底蕴和凝重。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Kwoh Ting Li经济发展讲座教授）

　　★这个时代的老人，是政治型的人，这是在中国这个土壤中培养出来的，黄老能够不被一时的历史规定性所束缚，而真正地敞开胸怀，讲真实的历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杨良志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出版集团编审）

目录

前言（定宜庄）
黄宗汉简历
第一部分宣武区的政权初建（1949—1969）
一、“北平和平解放”之前
二、我在宣武区宣传部的日子（1949—1957）
三、与李瀛、张宝泉等人的座谈记之一（1949—1957）
四、难忘的1958
五、“大跃进”之后
第二部分《红楼梦》与“第一代文化企业家”（1982—1986）
一、介入电视剧制作
二、《红楼梦》和大观园
三、“京都文丐”与天桥乐
第三部分宣南文化（1986年以后）
一、参与重建宣南文化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二、再谈宣南
参考书目
附一北京外城的行政区划沿革
附二中共宣武区委工作机构变迁一览表 （1950—1967）
附三略论北京天桥平民文化（黄宗汉）
附四关于修复利用西城区会馆文物建筑的初步设想（黄宗汉）
附记（黄宗汉）
索引

精彩书摘

　　“初进宣武区”
　　黄：我还没毕业，（北京）就解放了。
　　那会儿地下学委地下学委，即中共地下党的学生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批准成立中共北平市委员会，任命刘仁为市委书记，武光为市委副书记。市委按行业进行划分，相继设立了相应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即学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1947年7月文委并入学生工作委员会）、警察工作委员会（1947年11月警委撤销）。这个结构基本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体系。在中学有个三人小组。他们三个人，一个叫王大明，后来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商量事就在我们家里头，因为我姐姐他们上班以后家里是空的，大四合院里头挺背的，我是给他们望风的。他们开完会以后，就给我布置这么个任务，什么任务啊？就说如果解放军打进城来，就给你们发枪，你领着这20来人去接收德国饭店，就是同仁医院对过那儿的德国饭店。这里说的德国饭店，位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船板胡同以南，为一座六层楼的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改称解放饭店，归华北军区使用，即今同仁医院东楼的原址。还给了我几十块大洋作经费，让我弄点红布做标志，过把瘾啦（大笑）。当然没有成为事实啊，后来和平谈判比较顺利，就没这事儿了。发了枪也瞎掰呢，发了枪我也不会打，那帮人谁会打枪？
　　定：那几十块大洋呢？
　　黄：就还给他们了。
　　到了解放，几号我记不清了，就通知我分配工作。彭真同志把地下党员全都召集到一块儿，在国会街礼堂国会街礼堂，位于宣武门西大街57号今新华社大院，曾是著名的民国国会礼堂，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礼堂内约500个座席和老式暖气基本保持原状并有更新。二层两侧六个包厢式围栏两两相对，反映了清末我国工科留学生的设计成就。民国礼堂北面是国会椭圆形办公室。东面两栋两层小楼是当时的国会图书馆，二楼屋檐走廊的几排圆形木制旋工花杆护栏，古香、雅致，很具美感。，开会，讲形势讲任务怎么怎么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参加工作，接管这个城市，明天大家都到日本大使馆报到去，分配工作。一人一张表，就登记，登记完了以后一分堆儿，就点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些同志跟着贺翼张同志到外四区去”，“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我也不知道这“外四区”在哪儿。
　　定：就走啦？
　　黄：工作啦！外四区就是现在的宣武区。我从那儿起就跟宣南文化干上了。1949年2月7日，第九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派出干部159人分赴三个区开始进行接管，黄宗汉这里的回忆以及下文中李瀛的回忆均系指此。接管任务完成于13日，宣告区人民政府及区公安分局成立。
　　定：您也没想想以后干什么，考大学什么的吗？
　　黄：你想想看这是战争环境，哪儿想那么多啊。就想着完成接管任务啊，接管哪儿也不知道。谁把我们领走的？贺翼张，是个老红军，挺好的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现在去世了。黄宗汉先生对贺翼张这位初入京城的老红军形象记述得十分具体生动，是在其他相关资料中迄未发现的。有关贺翼张的档案资料大多记载十分简单，仅仅有如下官职而已：贺翼张（1908—2003），江西永新人。1929年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到达陕北。1949年2月任中共北平（京）市第十一区工委书记、区委书记。1950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第八区区委书记、1952年9月任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区委书记，后历任北京市建材局局长、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局长。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82年11月至1986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
　　贺翼张是区委书记，带着一个警卫员，（也是）一个马夫贺翼张带马和马夫，是因当时有这样的规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干部凡营以上均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马匹均登记在册，由部队和地方的供给部门准备饲料，且洋马的饲料标准更高。，是他的跟班的。设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就一个秘书，叫雷公，后来不知道有什么历史问题就调到文化馆去了。区委下属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叫金雅如，回民，这地方紧挨着牛街牛街，是北京市西城区（原属宣武区）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在菜市口和白广路中间，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回族聚居区，在这条街上有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北京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回族聚居区，所以有意识地培养回族干部么，他后来就当区长了。底下还有两个干事，一男一女。我这学生干部就调到宣传部，宣传部就我这么一位，“干事黄宗汉”。我是宣武区自有宣传部的元老，第一人。然后还有个妇委，叫妇女委员会，两位。还有青委。然后有俩通讯员。这就是最早的区委，加在一块儿大概也就20人吧。
　　那会儿呢，一开始按照国民党的区划，有外一区外二区，我们去的那儿是外四区，最初是中共外四区工委。后来外四区和外五区的一部分合起来，这叫十一区，十一区后来又调整来调整去，又叫八区了，这外四区、十一区、八区时间都比较短暂，这八区没多少日子又变成宣武、崇文，这就比较稳定了。北京外城的行政区划沿革，参见本书附1。中共宣武区区委工作机构变迁，详见附2。1949年1月初，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李锐为第九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贺翼张为第十一区区委书记，马玉槐为区长；崔映国为第十二区区委书记，吴思行为区长。2月6日，第九、十一、十二区的接管干部分别进入该区所在地。同时三个区分别成立中共区工作委员会，李锐、贺翼张、崔映国分别任第九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工委书记。13日，三个区的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7月经中共北平市委批准，三个区在中共区工委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中共区委。见《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7—48页。机构就越来越大了，人员也就越来越多了。过去我们就那么几个人。简单得很。
　　我们区委书记啊，是骑着大洋马进城的，那个大洋马是贺龙送给他的，他是贺龙老乡，也是部下。进城以后呢，除了他以外没人骑这大洋马，怎么办呢？就用它搞机关生产吧，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就让他的警卫员，也就是他的马夫，把这马套上车，拉了一车煤，到乡下卖煤去了，把煤卖完了以后再从乡下买些百货拉进城来。这马夫也没见识，就买了一大堆女人穿的藕荷色儿的袜子，哎哟，到北京也没人买这玩意儿哈，就发给我们，可是这玩意儿让我们怎么穿呢？那会儿管这叫城乡交流，就交流出这堆玩意儿来。
　　生意做赔了，贺翼张一生气就卖马，马卖了，他这马夫就没事干了，机关好孬也有20多人吧，得有食堂啊，就说别喂马了喂人吧，管食堂。他就把剩下的那些马料，捂了的高粱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都磨成面给我们吃了（大笑）。要多难吃有多难吃，大伙儿意见大了。干了一年说不行，又调来一位食堂管理员，然后把这马夫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文化去了。
　　……

前言/序言

　　这部口述史，主要是围绕着黄宗汉的个人经历展开的，但却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传记。首先，我们截取的，只是黄宗汉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即1949年迄今，他在北京市宣武区任职的内容。其间若干年他也曾离开宣武到其他地方任职，1979年到1982年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任厂长的经历尤其有声有色，精彩纷呈，被他自诩为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但由于离我们本书的主题太远，并且已经另撰专著，这里就略而不记了。其次，我们也希望通过黄宗汉的这部口述，从一个个人的角度，一窥宣武区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当然，即使讲述宣武这个地区，我们的重点仍在“我”，即黄宗汉。
　　这是一个为宣武区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和精力，也为宣武区的发展抹上了鲜明的、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记的老干部。以“老干部”为他定位，似乎并不准确，一则他与我们心目中的老干部形象并不相符，一则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扮演过多重角色，他当过厂长，演过话剧，在七十多岁时又连获历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但无论他的一生有多么多面多彩，但他的正式身份，或者说他在社会上的职务，仍然是宣武区的一名政府官员。
　　在2010年以前，宣武区曾是北京的四个中心城区之一（这四个城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之所以称为宣武，是以宣武门得名的。在城墙还存在的时候，宣武门是“内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内九城城门之一，在京城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区名，则是在1952年9月，北京市进行第二次城区区划调整的时候确立的。这个区名存在时间虽然仅有短短的六十年，但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的这一带地域被称为“宣南”，却历时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就已被广泛使用。这也是黄宗汉先生倾其后半生大半精力所致力于弘扬的“宣南文化”的由来，尽管宣扬“宣南文化”并非本书的宗旨。而我们这本书名为“宣武区消失之前”，则有其特定的原因，那就是正当在本书结稿之时，也就是2010年7月，宣武区正式与西城区合并，统称为西城区。宣武作为北京市最著名、也是京城百姓最熟悉的区名，从此不再。取这样一个书名，一则准确反映了本书所述故事的具体时间，一则也是对宣武这个地名承载的文化的一个纪念。
　　我们对黄宗汉先生的访谈，始于2008年5月22日，此后的访谈反反复复，多达数十次，时间延续将近四年。黄先生是名人，但他的哥哥姐姐还有嫂子姐夫等等，似乎都比他还要有名。他的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大嫂阮若珊曾经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三哥黄宗洛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姐姐黄宗英是著名作家兼著名演员，她的丈夫赵丹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电影明星。让我倍感惊讶的是，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不知道谁是蒋介石，谁是胡适，却竟然就知道谁是赵丹！
　　黄宗汉是黄家声名赫赫的这一代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哥哥姐姐们合写过一部书，书名叫《卖艺人家》，黄宗汉的兄姊合著的、写他们自己人生故事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卖艺人家》，是黄宗江、黄宗英和黄宗洛三人各自撰写的自传，由中信出版社2005年出版。另一部是《卖艺黄家》，三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收有他们各自写自己的文章，也有写别人或别人写他们的。黄宗汉这里提到的是前者，即《卖艺人家》，黄宗汉的确未入其书内。他却明确表示：“我不加入他们那卖艺人家……我不是看不起这卖艺啊，但是我没有卖艺。他们是真正靠当演员的收入维持生计，我没有，我偶一为之是玩票。”虽然不卖艺更不靠卖艺出名，他照样活得风生水起而且远近知名，以至于自我们开始为他做口述之始，就引起那么多方方面面之人的兴趣。
　　然而，尽管为名人做口述最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也更有卖点，但这却绝非我们这部口述史的宗旨。我们并不因为黄宗汉是名人才为他做这部口述，而且即使把他当作名人，这部口述的角度，也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名人传记。我们的着眼点，正如标题所言，是想通过黄宗汉口述的个人经历，从一个在这里任职数十年的政府官员的角度，来了解宣武这样一个特定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曾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还不仅仅这些，我们更想知道：以他特定的身份和所处的特定位置，他能够为这个地区做些什么，又曾做过些什么；他对这些往事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和表达。还有，就是对他和他们的这个干部群体，他有着什么样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又有着什么样的反思。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尝试，因为敢于面对并且反思自己一生的人，实在并不太多，在经历过1949年以后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的干部群体之中，能把这种面对和反思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人就更少，而黄宗汉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与他相遇相识并为他做这样一个深入访谈，是我们的幸运。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个访谈不可能对他一生的所有大事小情尤其是隐私都毫不隐讳，但双方的态度都是坦诚严肃的，对于很多事涉“敏感”的话题，并没有回避。读者从这篇口述中可以看到，他的眼光、他讲述的角度、他的表达方式，既没有脱离这个干部群体的普遍行为习惯和框架，又带有他个人的鲜明色彩，与人们通常想象和记忆中这六十年的北京未必一样，读来既生动有趣，也很令人深思。
　　口述史有着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即如人类学家常常提到的，口述史是“合作的历史”，也就是由作为访谈者的历史学家与被访者在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书写的历史。在这里，不同身份的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产生的互动，其结果也不相同。具体到我们这部口述，作为最初、也最主要的访谈者的我，是以史学家的身份进入的，黄宗汉先生很清楚这一点，他也是以对待一个学者的态度来进行这场叙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一生接触学者无数，他自己也在七十多岁的高龄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但当他面对我这样一个晚辈学者的时候，他主要是以一个久经历练的干部，而不是以一个同行、亦即一个史学家的身份来与我对话的，尤其在我们讨论到某些学术问题，更尤其是在学术观点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更会以身份的转换来巧妙地避开争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出于他思维的敏捷，更体现出他久经官场的历练。而我却恰恰相反，对于他在学术上的一些提法、做法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往往坦率直言，这是因为我并不仅仅把自己当成被动的“记录者”，一旦涉及学术问题，当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会明确亮出自己的身份，阐述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则要感谢他的包涵和宽容，他对待不同意见的心平气和，给了我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不致导致这场对话的流产。不是所有的被访者都有这样的雅量，尤其当访谈者的批评比较尖锐，而且批评的又是他最感得意的成绩之时。这在我们二人关于“宣南文化”的争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再有，做口述史、尤其是为名人做传记式的口述史，最容易也最经常出现的弊端，就是听任被访者的自我粉饰、自我夸大而无法辨明真假，更有甚者，是使口述沦为吹嘘自己、攻击他人的工具，这在目前国内外出版的各种口述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危及这一学科的隐患。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杜绝这样的弊端固不可能，但尽量减少问题出现的方法还是存在。我以往采用最多的，是将被访者的陈述与文献进行互证，这也是口述史的前辈学者如唐德刚为胡适、李宗仁等人物做口述时曾经大量使用的方法，他为此所做的考证和注释，甚至比被访者自己的叙述更多。这里所说的文献或文字资料，包括口述中涉及的大背景、大事件，也包括被访者自己在某些场合、某个时间段曾经说过的话和表现的态度。这种做法当然只是对名人才有可能，因为普通人过去曾说过什么、曾有什么表现，是很难从公开出版的文字中求证的。
　　但是，文献毕竟有够不到的方面，不仅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即使是名人，生活中也存在很多个人化的角落，对口述中涉及的这些内容是否有必要去求证、又是否有办法像做传统史学那样去求证，是口述史学面临的一个值得认真对待并深入探讨的问题。本书在这个方面，也尽其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具体地说，就是除了查找必要的文献材料之外（与黄宗汉相关的各种报道多年来一直不乏其例），在黄宗汉本人的积极协助下，我们又走访了若干位曾与他一同在宣武区工作过的同事。具体做法，是先请他们阅读黄宗汉口述的文字稿，然后再与他们进行个别访谈或集体座谈。对于其中的一些访谈，我们在经过本人允许之后还反馈给了黄宗汉，并倾听了他对这些访谈的意见。
　　对这些老干部的访谈，收获大致有三，第一，我们的初衷，是了解他们自己（有可能与黄宗汉完全无关）在宣武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过去的一些思考。我们期待的是通过这样的访谈，了解黄宗汉曾工作和生活的宣武区区干部群体。既然这些人都与黄宗汉一样，从1949年就进入宣武区，见证了这个地区几十年变迁，所以我们还进而希望能够做成一个宣武区干部群体的访谈录，也就是说，除了黄宗汉的口述之外，还能有另外一个或几个人的独立口述与他的口述并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他一人为中心。但是尽管我们努力了，却没能成功，原因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结果是访谈最终仍然围绕黄宗汉个人口述展开。尽管这样，这个过程还是使我们对这个干部群体有了远比以往更具体深入的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即使没能做成更多的个人口述来与黄宗汉的口述相参照，但这些老干部大多不顾年事已高且交通不便等各种困难，倾其全力给予我们帮助，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
　　第二，老干部们围绕黄宗汉口述展开的各种议论和评价，不仅仅是对黄宗汉口述中某些事件的纠正和补充，他们所表达的与黄宗汉不同的态度和意见，以及黄宗汉对他们的答复，都使同一问题的呈现变得更多元、更立体，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至少，也是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第三，老干部们对黄宗汉个人的印象和看法，在一部以个人传记为主的作品中，也是很有意义的。
　　凡此种种，构成了这部访谈中最有意义也最生动可读的部分，是这部口述史不同于一般个人传记的最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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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本书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本书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本书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本书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本书以黄宗汉为核心访谈对象，回顾了北京市原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本书全面细致地梳理了黄宗汉作为宣武区干部在宣武区的亲身经历、对宣武区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工作，同时穿插了另外几位宣武区老干部对相关事件、人物的回忆口述，从亲历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区从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业手工业，到“难忘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创建大观园、研究宣南文化等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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