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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传》中,作者试图探寻夏衍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由于材料限制,无功而返。夏衍在“文革”时期被囚禁时,专案组逼着他写自己的经历,这是夏衍后来写《懒寻旧梦录》的起因。不过,即便在逼着写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夏衍也未必会主动交代自己在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并非不合规矩,反倒是守纪律的表现。纪律严明是共产党胜于国民党的一大政治要素,隐秘战线向来是单线联系原则,即便是党内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夏衍的秘密身份。夏衍的幸运在于,他的秘密工作还不是打入敌伪取得情报。在为潘汉年案平反时廖承志曾说,“如果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针是最高决策者批准的,执行者就不能说有问题。”尽管如此,秘密战线上的功勋英雄潘汉年仍然没有逃过偶然性支配的命运。
内容简介
夏衍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文化名人,一生交游广阔,涉猎方面极多,在戏剧、电影、文学、新闻、翻译、统战、外交、出版、收藏乃至隐蔽战线等领域都有很大成就。他的工作尤其对中国现代话剧及电影这两个行业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的影响。《夏衍传》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夏衍一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彰显了传主的精神风骨与个性气质。《夏衍传》并由此展现了近现代中国文艺和思想文化的某些基本面相。
《夏衍传》初版于1998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版从考信史实,订正讹误;增写新发现的史料(大大扩写建国后夏衍生平活动的部分);删削“左”、“右”分际过于明显的议论;以夏衍自身的写作为本,使夏衍作品与他一生的行迹构成互证关系等方面入手,对旧版进行了重大修改。修订版删削了原作十万余字,又另增写了三十余万字,虽日“修订”,实似新作。
目录
序: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第一章 钱塘之子(1900-1920)
第一节 时世·家世
第二节 伴着涛声和潮汐的童年
第三节 “甲工”时代
第二章 樱花之国的求索(1920-1927)
第一节 “顽张”和迷惘
第二节 初涉政治漩流
第三节 爱的漫游
第三章 步入左翼文坛(1927-1930)
第一节 绍敦电机公司
第二节 翻译生涯
第三节 衔命筹建左联
第四章 为中国戏剧和电影开辟新路径(1930一1934)
第一节 艺术剧社与左翼剧联
第二节 从“东方旅社”事件到“九一八”事变
第三节 “半路出家”
第四节 影坛的“文化领导权”之争
第五章 高擎文学救亡的火炬(1934-1937)
第一节 大搜捕的日子
第二节 重整旗鼓
第三节 “两个口号”的论战
第四节 告别“上海屋檐”
第六章 《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1937-1942)
第一节 羊城复刊
第二节 漓江苦守(上)
第三节 漓江苦守(下)
第四节 港岛“避难”
第七章 驰驱在雾都重庆(1942-1945)
第一节 由桂入川
第二节 剧运支柱
第三节 时论高手
第四节 心怀“芳草”
第八章 朝着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前进(1945-1949)
第一节 “孤军作战”
第二节 从南洋到香港
第三节 迎接胜利
第九章 风浪难平上海滩(1949-1955)
第一节 文化接管
第二节 “运交华盖”
第三节 《武训传》风波
第四节 潘汉年案
第十章 书生做吏(1955-1966)
第一节 部长本色是书生
第二节 风暴将至
第三节 “文革”前夜
第十一章 “文革”岁月(1966-1977)
第一节 “洗心革面”
第二节 身陷囹圄
第三节 乍暖还寒
第十二章 自反而索,九死无悔(1978-1995)
第一节 思想解放的前驱
第二节 思想解放的斗士
第三节 良知的选择
第四节 最后光华
尾声魂归钱塘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常引书全、简称对照表
精彩书摘
《夏衍传》: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倒不是说,这仅仅作为公元纪年中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关系,而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最让人痛苦、耻辱、绝望的年份。
是年8月,八国联军打着保护驻外使节与传教士的旗号,从天津大沽登陆,一路进逼北京。面对这支不足二万人的乌合之众,清王朝调集了北部中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加上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拳民进行阻截,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尊贵的皇太后和皇帝只得西逃西安。首都北京在短短的四十年中,第二次沦人外国侵略军之手。
经此一役,中国各界精英人士形成了普遍的认识:满清政府的存在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大障碍。因此,“庚子事变”后,清廷虽为苟延残喘作了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许多人还是“转而向往革命。孙中山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完全可以把1900年作为中国从传统型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真正起点,虽然这开端是来得太晚了,又伴随着如此沉重、血腥的民族记忆。
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公元1900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八日),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二十七号沈学诗家,第八个孩子呱呱落地了(之前有两个孩子已夭折)。因为是儿子,所以一家人还是高兴的,给这孩子取名叫沈乃熙,字端轩。从名字上看,沈家夫妇对这个新诞生的宁馨儿并未寄予太高的厚望,大约只是希望他日后能做一个读书人家的体面子孙,操行端正,生活美好吧。
沈乃熙出生的时候,杭州城分为仁和、钱塘二县辖制。两县大致以钱塘门、义和坊一带为界。故沈乃熙确切的出生地应为杭州府仁和县。1990年,其孙女沈芸在给笔者的一封信里说:关于爷爷的出生地,他讲应该是出生于浙江仁和。辛亥革命以后才将上城钱塘、下城仁和合并为杭县。去年冬他所捐赠的字画,我去杭州看了一部分,都盖有“仁和沈氏曾藏”的章。
据史载,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因钱氏纳士,乃改钱江县为仁和县”。仁和县建县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它的发展及在杭州一带的中心地位一直十分突出。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南奔至杭州一带,见县名“仁和”,就说“此故都城门名也”,“而建都之意遂决”。仁和县此后实际成为了杭州府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明清二代,更被称为“郡首邑”,“首县”。清朝年间,布政司、按察司、巡抚部院、总督部院等政府核心部门,皆设仁和县中。
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消了仁和县的建制,与钱塘古县合并为杭县。“仁和”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仁和原辖地如下城、上城(部分)、江干等区域,仍为杭州城中较为繁盛的地带。
几百年来,仁和一直精英荟萃,名士巨卿层出不穷。清代著名诗人厉鹗、龚自珍,便是仁和人氏。龚自珍是清代数得着的大思想家,他和魏源等人一起,在绝大多数人尚沉浸在乾嘉盛世歌舞升平的气氛时,便对封建体制作了尖锐的批判,影响很大。降及晚清,在西方文化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侵人的过程中,杭州的知识分子也颇有特色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于西式文明的回应态度。杭州处在中国海岸线南北居中的位置,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航运发达,近代开埠以后,海运发展也很迅速,使得这一带的知识阶层思想开通,较快、较深人地吸收了近代西方文明。而由于经济上、地理上以及文化传承上较为优越的地位,此间的知识阶层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变化,表现出的大抵是无甚偏倚的态度。他们也颇有要求改革的呼声,但这呼声主要以倡导文化建设、精神启蒙、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与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暴力政治革命,自有径庭;但对吸收外来的新鲜事物,亦无过重的传统文化包袱,没有很多的关于“体用”的玄学争辩。这一种中庸温和而不失进取朝气的人文风气,在杭城一带汇聚,就形成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一股思潮。这便对包括沈乃熙在内的杭州城那一代青少年的人生准则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自洋务运动而至近世的民族革命运动,以杭州为中心成长起来的浙江一带的知识分子,后来都呈现出了某种近似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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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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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试图探寻夏衍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由于材料限制,无功而返。夏衍在“文革”时期被囚禁时,专案组逼着他写自己的经历,这是夏衍后来写《懒寻旧梦录》的起因。不过,即便在逼着写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夏衍也未必会主动交代自己在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并非不合规矩,反倒是守纪律的表现。纪律严明是共产党胜于国民党的一大政治要素,隐秘战线向来是单线联系原则,即便是党内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夏衍的秘密身份。夏衍的幸运在于,他的秘密工作还不是打入敌伪取得情报。在为潘汉年案平反时廖承志曾说,“如果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针是最高决策者批准的,执行者就不能说有问题。”尽管如此,秘密战线上的功勋英雄潘汉年仍然没有逃过偶然性支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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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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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试图探寻夏衍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由于材料限制,无功而返。夏衍在“文革”时期被囚禁时,专案组逼着他写自己的经历,这是夏衍后来写《懒寻旧梦录》的起因。不过,即便在逼着写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夏衍也未必会主动交代自己在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并非不合规矩,反倒是守纪律的表现。纪律严明是共产党胜于国民党的一大政治要素,隐秘战线向来是单线联系原则,即便是党内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夏衍的秘密身份。夏衍的幸运在于,他的秘密工作还不是打入敌伪取得情报。在为潘汉年案平反时廖承志曾说,“如果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针是最高决策者批准的,执行者就不能说有问题。”尽管如此,秘密战线上的功勋英雄潘汉年仍然没有逃过偶然性支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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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试图探寻夏衍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由于材料限制,无功而返。夏衍在“文革”时期被囚禁时,专案组逼着他写自己的经历,这是夏衍后来写《懒寻旧梦录》的起因。不过,即便在逼着写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夏衍也未必会主动交代自己在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并非不合规矩,反倒是守纪律的表现。纪律严明是共产党胜于国民党的一大政治要素,隐秘战线向来是单线联系原则,即便是党内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夏衍的秘密身份。夏衍的幸运在于,他的秘密工作还不是打入敌伪取得情报。在为潘汉年案平反时廖承志曾说,“如果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针是最高决策者批准的,执行者就不能说有问题。”尽管如此,秘密战线上的功勋英雄潘汉年仍然没有逃过偶然性支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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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试图探寻夏衍作为秘密情报人员的故事,由于材料限制,无功而返。夏衍在“文革”时期被囚禁时,专案组逼着他写自己的经历,这是夏衍后来写《懒寻旧梦录》的起因。不过,即便在逼着写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夏衍也未必会主动交代自己在隐秘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并非不合规矩,反倒是守纪律的表现。纪律严明是共产党胜于国民党的一大政治要素,隐秘战线向来是单线联系原则,即便是党内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夏衍的秘密身份。夏衍的幸运在于,他的秘密工作还不是打入敌伪取得情报。在为潘汉年案平反时廖承志曾说,“如果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针是最高决策者批准的,执行者就不能说有问题。”尽管如此,秘密战线上的功勋英雄潘汉年仍然没有逃过偶然性支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