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 《司馬遷之誌》是近年來研究《史記》極為重要的成果,作者研究細膩,論點鮮明,分析透徹,深入淺齣。
2. 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
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司馬遷之誌》從文質之辨、君臣之際、《論六傢要指》的意義等角度,詳盡辨析瞭《史記》之“繼春鞦”說。
內容簡介
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
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本書從文質之辨、君臣之際、《論六傢要指》的意義等角度,詳盡辨析瞭《史記》之“繼春鞦”說。
作者簡介
陳文潔,哲學博士,曾從事曆史學博士後研究,現為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文化所副研究員,2014-2016年在美國耶魯大學訪學。著有《荀子的辯說》等。
目錄
第1章 引言
第2章 “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宗旨
第3章 撥亂反正之一:文質之辨
第4章 撥亂反正之二:君臣之際
第5章 “繼《春鞦》”說的實質
精彩書摘
“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宗旨
司馬遷著《史記》,意在成一傢之言。《史記》既為“繼《春鞦》”而作,則司馬遷藉撰述史事所錶達的一傢言亦當為“繼《春鞦》”而發,當視為他“繼《春鞦》”的具體錶現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傢言的宗旨,根本上與他對《春鞦》的理解緊密相關。鑒於當時《春鞦》經傳並行不分的一般學術環境,這首先需要澄清司馬遷“繼《春鞦》”說中“《春鞦》”的實際意指,在此基礎上把握他對《春鞦》的述作意圖和性質的認識,進而領會他對“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實質性定位。
然而,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明確提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其一傢言的主旨,似與其“繼《春鞦》”說相歧,難免使其一傢言旨趣呈現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維都有其內在的一緻性,“一傢之言”作為司馬遷貫通《史記》的自傢思想,也有其統一的宗旨、核心。“繼《春鞦》”與究天人、通古今兩種說法隻是貌似不可溝通,在本質上則是完全和諧、互通的。司馬遷的一傢言,既可說是“繼《春鞦》”之一傢言,又可說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傢言。在他而言,“繼《春鞦》”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實非二事,而是一事兩說。“繼《春鞦》”即意味著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則是對“繼《春鞦》”之著述任務的具體解說,二者從不同的角度確定司馬遷一傢言的核心,並共同指嚮一個現實的治政目標。
2.1司馬遷對《春鞦》的理解
《春鞦》編年記事,本魯史舊名。自戰國時孟子雲“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指《春鞦》體現聖人大義,遂有孔子作《春鞦》而明王道之說。今天看來,此說疑點頗多,在《春鞦》簡略的大事記間找尋、領悟大義所在,也殊為不易。但任何觀點,無論真僞、好壞,一旦被接受成為信念,就會産生現實影響。西漢人普遍篤信孔子手定《春鞦》,寓大義微言,以當一王之法,故置《春鞦》於五經之首,以為聖典。孔子作《春鞦》明王道,無論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漢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實性。司馬遷對《春鞦》的理解定位,無疑也是在這一信念背景下展開的。
《儒林列傳》中,司馬遷謂西狩見麟而孔子自以為道窮,“因史記作《春鞦》,以當王法”,“辭微而指博”。這完全與時論相閤,且在見解和語氣上都有比較明顯的公羊學色彩。眾所皆知,漢武獨尊儒術,《春鞦》三傳中,唯《公羊傳》立於學官,既有正統之尊,又最有可能為學者所熟悉,司馬遷對這一官方學問也當有相當瞭解,他以公羊學口吻談論孔子作《春鞦》一事,實不為怪,不足證他特彆傾心於公羊之學,官方意識形態對人的話語方式所産生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影響,曆來都不罕見,從情理上講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僅憑《史記》中這類顯而易見的說法,難以論定司馬遷對公羊學的真實態度。當然,《史記》稱引《公羊傳》,常經傳不彆,多用“《春鞦》”一詞代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推崇《公羊傳》而視其為《春鞦》唯一嫡傳,因為在《史記》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徑以《春鞦》稱《左傳》。事實上,盡管《公羊傳》是當時解釋孔子大義微言的唯一官方依據,可司馬遷並未囿於此見,而明指《左傳》得孔子真傳、羽翼《春鞦》:
是以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鞦》,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鞦》。(《史記·十二諸侯年錶·序》)
孔子作《春鞦》,其刺譏褒諱挹損之義隱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為,口耳相傳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鞦》之義。此謂左丘明親得孔子《春鞦》真傳,特存其大義於《左傳》。至此,司馬遷主張《左傳》實傳《春鞦》之意,已無可疑——這從章太炎《春鞦左傳讀敘錄》據上引文而有“左氏親見,公、穀傳聞”的優劣之評,亦可見一斑。《史記·儒林列傳》記《春鞦》之學,三傳中獨缺《左傳》,與此不相矛盾。《儒林列傳》自嘆“廣厲學官之路”起言,述當時教化不興而文辭粲如的官方儒學狀況,並非為明儒林正宗而作;該傳不提《左氏》,隻載公、穀兩傢,當源自其時官方學術對《左氏》的冷淡態度,而與《左氏》是否傳《春鞦》的問題無關。可見,在司馬遷的觀念裏,《春鞦》之真傳不止一傢——據此看他以《春鞦》統稱《左氏》、《公羊》,即可瞭然。其實,學術正統之爭,本難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於史實,不甚措意”,“漢人於史事,尚未知覈實”,《春鞦》三傳之互詆,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傳爭立學官,學者亦多以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贊》)。司馬遷謂公孫弘以《春鞦》(即《公羊傳》)起傢而至取相封侯,則“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未嘗不是有見於學術與利益之互為支援而語含譏諷;且司馬氏世典天官,司馬遷以傢學立身,固不必依傍門戶,而當時今古文經學之間也釁端未啓,故司馬遷據己之見,就事論事,側《左傳》於傳經之列,應是常理。
……
前言/序言
自班固引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材”,並謂“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贊》),《史記》嚮有“實錄”之目,後世論者也常以信史繩之。事之“實錄”,既重在“實”,未嘗不探究事實、揭明真相,從而有助於認識過往事件的真實麵貌;《史記》一百三十篇,司馬遷謂之“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史記·太史公自序》),始於黃帝止於漢武,戰國末期至漢武時代的一段曆史躍然紙上,此前的不少重要史料也匯列書中,一直為古史研究所重視——這部《太史公書》終以《史記》之名傳世,固不足怪。不過,“為作史而作史”,隻是近世史學的觀念;古代有關史事的著述,大都不具有“重現過去”這種基於比較純粹的知識興趣的撰寫目的,而是彆有意圖。《史記》也不例外。
司馬遷仕於漢武帝之世,續父職而任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時星曆,不主記載,著述之事,本不在其職分內;《史記》之作,完全緣於其個人誌趣。《史記》作為私傢著作,較之官史,其著述動機顯然更為個人化,更具主動性,從理解經典的角度看,也更為重要。《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述其著《史記》之由,著重引其父臨終遺命為辭: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絕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鞦》,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談先論孔子作《春鞦》之功,再言“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史記放絕”雲雲,明顯有激勉司馬遷之意——《春鞦》今文二傳皆終於“獲麟”,在今文傢眼中,“獲麟”與孔子作《春鞦》有莫大關係;司馬談雖未必意屬今文,但其卒時,《春鞦公羊傳》早已列於學官,勢力鼎盛,具備塑造一般話語方式的地位和能力,故此處他以“獲麟”喻孔子作《春鞦》的特殊時刻,與《史記·孔子世傢》謂“西狩見麟”而《春鞦》作一樣,均可視為是對當時特殊的統治意識形態語境的無意識反映。按此,司馬談遺囑可理解為,孔子作《春鞦》已四百多年,迄今未有能接續者,司馬遷當存光耀祖先之誌,興著述之事以繼《春鞦》。上引文言“四百餘歲”,乃實數,以虛數論,可謂之五百歲,故司馬遷《自序》接下來便以五百年之期宣明己誌: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鞦》,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五百歲而一聖人也”(劉敞《公是集》捲四十七《五百》)。五百歲之數,在古人有其特殊意義。孟子即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司馬遷藉言五百歲之期,欲上繼孔子,不見得是齣於某種神秘體驗,倒明顯與孟子一樣,是富有纔力的人自道當仁不讓之意。至此,司馬遷“繼《春鞦》”而著書的誌嚮已錶露無遺。但是,由於《春鞦》作於周衰之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史記·太史公自序》),有褒貶之意,《史記》又多語涉當世得失,司馬遷以繼《春鞦》自任,便有譏世之嫌,易授人以柄,是危險的說法。於是《自序》後文又設壺遂之問:“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鞦》,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司馬遷先以“唯唯”謙應,再連用“否否,不然”兩個否定語,接著力頌當世之美,最後故意為遜詞雲:“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鞦》,謬矣。”這明顯是司馬遷因其“繼《春鞦》”之誌觸及時代禁忌,在“欲‘唯’不可,‘否’又不願意的進退失據”之中,不得已而施的遮眼之法,意在撇清《史記》效《春鞦》而刺當世之嫌,並非是自悔前說——從情理上講,司馬遷若真無“繼《春鞦》”之誌,固不必放言續聖著書,虛張聲勢而徒引猜忌。這一點,由其於《自序》下文再以“幽於縲紲”而著《史記》自比“孔子厄陳蔡,作《春鞦》”,亦可略見。趙恒論《自序》“唯唯,否否,不然”一段,也指司馬遷“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隱諱以避患之意”,並謂其“雖自謙不敢比於《春鞦》,然(後文)又以孔子之戹陳蔡而作《春鞦》自況,則其自任之意益見其不敢讓之實矣”。當是。司馬遷曾因李陵案受刑,對言語之禍感受尤深,故不免在公開己誌的同時,閃爍其詞以為保身之計。這與其欲上繼《春鞦》而接續孔子的豪語壯誌,不僅不相抵牾,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種持護。
可見,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已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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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之誌:《史記》之“繼春鞦”辨析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