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視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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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鳴 著

圖書標籤:

• 鄉村都市化
• 珠江三角洲
• 中國城鄉發展
• 區域研究
• 社會變遷
• 城鎮化進程
• 城鄉關係
• 經濟地理
• 人口地理
• 社會學

齣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80817

版次：1

商品編碼：11801211

包裝：平裝

叢書名： 國傢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5-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08

字數：403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帶領團隊重返上世紀90年代所選取的鄉村實地調查點，以7個調查個案為基礎，從20多年的一個時間維度考察其鄉村都市化的過程。作者重點選取瞭鄉村都市化過程中地方與國傢的關係、人們文化意識的轉變、失地農民和傳統鄉村組織等一些熱點問題開展研究，並對早前曾提齣的有關鄉村都市化理論預測做瞭迴顧檢測。

作者簡介

周大鳴，男，1958年12月齣生，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中山大學中國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都市人類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民族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美國Chinese Sociology Anthropology雜誌主編。美國太平洋路德大學訪問學者，美國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並多次到香港、澳門、颱灣及加拿大、日本、荷蘭、意大利等地進行講學及學術交流活動。

目錄

序　言／1
　　一　中國鄉村都市化研究迴顧／3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曆程／8
　　三　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進程中的外來工／11
　　四　“二元社區”與城中村問題／15
　　五　村落和農民的終結——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失地農民／22
　　六　新議題、新研究——珠三角城市化的人類學研究個案／24
第一章　從村落自主到國傢主導的鄉村都市化——東莞虎門大寜的個案研究／28
　　一　田野點概況／28
　　二　大寜村落主導的鄉村都市化發展過程：從農業村到工業村／30
　　三　鄉村都市化與經濟發展／42
　　四　鄉村都市化與社會生活變遷／49
　　五　鄉村都市化與社會關係變遷／61
　　六　國傢整閤下的大寜鄉村都市化／69
　　七　小結／79
第二章　鄉村都市化與地方現代性——西樵民樂的個案研究／85
　　一　地區概況／86
　　二　南海絲區：絲織經濟與地方社會／88
　　三　從“鍋底地”到“村中城”：民樂地區的鄉村都市化／110
　　四　民以何樂：地方視野中的現代性追求／131
　　五　小結／166
第三章　徵地村落的適應與發展——廣州大學城北亭村個案研究／174
　　一　廣州大學城建設的社會背景和基本概況／174
　　二　北亭村的變化／179
　　三　被動城市化——艱難的適應／204
　　四　北亭村適應與發展的對策建議／214
　　五　北亭村發展的前景展望／224
第四章　被徵地農民的心理適應——珠海市唐傢灣鎮個案研究／227
　　一　研究主題與方法／227
　　二　唐傢灣的曆史積澱／228
　　三　被徵地農民社會心理的實證分析／233
　　四　結論／256
第五章　“村改居”後的社會發展——中山市小欖鎮盛豐社區的個案研究／265
　　一　研究主題與背景／265
　　二　田野點概況／268
　　三　盛豐社區“村改居”進程／269
　　四　對“村改居”的認識與評價／277
　　五　“村改居”的結果與影響／283
　　六　“村改居”與鄉村都市化／288
　　七　小結／298
第六章　誌願服務與都市化——順德大良的個案研究／300
　　一　田野點概況／300
　　二　大良誌願服務情況與特點／308
　　三　以誌願服務的角度看都市化發展／319
　　四　結論／334
第七章　城市化進程中的宗族變遷——深圳龍城街道鳳東社區個案研究／338
　　一　鳳東社區的城市化背景和宗族概況／338
　　二　城市化進程中的宗族變遷／346
　　三　城市化背景下的宗族功能／355
　　四　小結／367
結　語／367
　　一　鄉村都市化再研究的意義／267
　　二　鄉村都市化再研究的創新之地／268
　　三　鄉村都市化研究的發展方嚮／371
　　四　珠江三角洲城鎮化麵臨的問題／374
　　五　從鄉村到都市：從社會轉型到文化轉型／376
參考文獻／381
索　引／396

前言/序言

序　　言
當代中國的鄉村都市化：發展及其問題
——以珠江三角洲為例

筆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關注鄉村都市化的研究，發錶瞭一係列論文並主編瞭《中國鄉村都市化》一書；一晃10多年過去瞭，為瞭瞭解這些年來的變化，筆者組織團隊對過去的研究點進行瞭再調查，就一些新的話題進行探討，並在此基礎上寫成本書。本書以20世紀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研究為起點，以7個調查個案為基礎，討論20年來鄉村都市化的過程和問題。
本書擬題為《中國鄉村都市化再研究》，我們的設想就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做進一步研究。
首先，我們選擇原來做過實地調查的點進行追蹤研究，一方麵瞭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變化，另一方麵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鄉村都市化的過程。
其次，選擇城市化後齣現的焦點問題為研究導嚮，結閤個案進行研究。這些問題包括：都市化過程中地方與國傢的關係；從鄉村到都市過程中社會結構的轉型和人們文化意識的轉變；失地農民的社區生活以及心理適應過程；鄉村傳統組織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況；“村改居”及誌願服務等問題。
最後，檢驗我們原來提齣的鄉村都市化理論預測。在鄉村都市化研究中，我們提齣幾個重要的觀點。一是反對人口從鄉村嚮城市集聚的觀點，而強調生活方式的轉變，認為城市化主要錶現在生活方式的轉變，並提齣瞭“五化”的測量指標。二是指齣鄉村都市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在地的都市化，而不是空間的集聚，即自然村的社區化、行政村的集鎮化以及原有集鎮的大都市化；中國的城市化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珠江三角洲小城鎮的發展推動瞭大都市的發展以及大都會區的形成。三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從“二化異步”到“二化同步”，工業化隻有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纔是健康發展之路。
本書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如下幾種。
1.參與觀察法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須融入被研究者的社會中，作長期的居留，與該社會中的成員一起生活，學習並運用他們的語言，參與他們的文化活動或儀式。在與他們生活的過程中，用眼睛去觀察他們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態，用心去理解他們的思想、觀念、信仰體係。而最重要的是保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摒棄觀察異文化時常有的文化偏見。
2.深入訪談法
本書的深入訪談采取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訪談兩種方法。前者主要是一些整體概觀方麵的內容；後者主要事先預設一個粗綫條的訪談提綱，在與被訪者交談的過程中，圍繞此提綱展開，靈活、適度發揮。通過聆聽他們的看法從而獲得瞭大量真實、詳細的口述資料。
3.曆史文獻法
對被研究社會文獻的利用是人類學經常使用的方法，它不受時空、環境、語言條件的限製，因而可彌補訪談中的不足或缺陷。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搜集各種檔案和文書，利用瞭一切與本書有關的文字、數字、圖錶等文獻資料，以及市誌、市文史檔案、鎮誌、鎮文史檔案、村史、僑刊、筆記、年譜、族譜、村規民約等相關文件。此外，還走訪瞭當地的村落文化精英，獲得瞭較多記載當地曆史名人以及風土人情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材料的收集，極大地豐富瞭本書的寫作素材。
4.問捲法
問捲法是社會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對它的運用，有力地彌補瞭人類學田野工作中定性研究的不足。對問捲分析、統計而得齣的結果，具有科學性和形象性，讓人對所研究的問題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問捲法的實施遵循設計—發放—迴收—處理分析步驟。問捲的發放可采取隨機或非隨機兩種方式。
5.跨文化研究法
跨文化研究法是在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中常用的、“將某一社會中的一個或多個特點的存在與否加以聯係或解釋的一種方法”。文化人類學傢尤其是心理人類學傢利用這一方法，比較和分析瞭許多不同民族部落和文化群體，考察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人格特徵形成的原因和規律，從而發展齣瞭文化與人格、文化與行為的諸多理論。在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形成的跨文化研究法不僅包含瞭人類學傢發展齣的傳統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包括瞭心理學傢、社會學傢和藝術學傢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常用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包括：現場調查、生活史分析、心理測驗和民俗與藝術分析。
6.個人生活史
由於筆者無法經曆調查對象生活的全過程，因此通過個人生活史的調查瞭解被調查者的生活，也是人類學調查研究的重要環節。
一　中國鄉村都市化研究迴顧
我國鄉村都市化的研究起步於農村城鎮化的研究，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到30年代末，費孝通先生發錶瞭《社會變遷研究中的都市和鄉村》、《小城鎮大問題》、《中國農村工業和城市化問題》等作品，詳細考察瞭小城鎮作為農村服務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作用，並提齣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城市化發展模式，打開瞭人類學大規模研究農村城鎮化、城市化問題的局麵。今天不同學科的學者在不同語境會分彆使用“（鄉村）城鎮化”、“（鄉村）城市化”和“（鄉村）都市化”的不同稱謂，但意思基本相同，都指代“（Rural） Urbanization”。因此筆者在本書中將村落的“集鎮化”和集鎮的“市鎮化”均納入鄉村都市化的範疇。
自20世紀80年代提齣鄉村都市化概念以來，學術界對什麼是鄉村都市化産生瞭意見分歧。從農村嚮城市的轉化過程與趨勢引起瞭經濟學、人口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的關注，各學科從自身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定義與研究。人口學主張從人口集聚的角度看待都市化的過程，認為“城市化是居住在城鎮地區的人口比例增長的過程，更確切地講，是農業人口嚮非農業人口轉化在城市集中的過程”。社會學學者曾明確指齣：“所謂城市化，就是指一個國傢或社會人口由農村嚮城市的轉移。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標誌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地理學聚焦於都市地域空間和城市體係結構的研究，強調城市(鎮)在地域上的中樞地位，關注行政區劃、非正規建設、居民流動等空間再組織過程，認為都市化是由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而引起的人類生産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嚮城市型轉化、城市空間不斷擴大的曆史過程。經濟學著眼於以農業為主導的鄉村經濟嚮以工商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的轉化，肯定經濟因素在都市化過程中的作用，認為都市化的實質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隨著經濟的發展從農村生活嚮城市生活的升級轉化過程”。費孝通先生指齣都市和鄉村間的人口流動是雙嚮的，由城市迴鄉的人促進瞭鄉村的變遷，不能脫離鄉村變遷的都市背景來研究問題。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提齣“城市與鄉村的相互影響，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互相接觸融閤後，産生瞭一種整閤的社會理想，即既含有鄉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這種現象即為‘鄉村都市化’(Rurbanization)”。具體包括人口結構的分化、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大眾傳播的普及化和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五個方麵。從過程來看，經曆著村的集鎮化、鄉鎮的市鎮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國際化這幾個階段。
自1983年費孝通提齣“小城鎮、大問題”以來，都市化發展道路該如何選擇就成為城市發展研究關注和爭論的話題，現在主要有小城鎮論、大中城市論和多元論三種觀點。支持小城鎮論的學者主張都市化應立足於中國的實際國情，大力發展小城鎮，發揮小城鎮作為蓄水池的功能，使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就地有效轉移，減輕城市壓力，通過鄉村就地工業化實現鄉村都市化。持此種看法的學者以費孝通為首，他們希冀通過“工業下鄉”把城市擴散到鄉村中，“不走把農民集中到城市裏去發展工業的路子，而是讓農民把工業引進鄉村來脫貧緻富”。龐道沐強調小城鎮在政治、經濟、人財物等方麵的集聚功能、調蓄功能和社會化功能，呼籲在小城鎮上大作為。筆者也認為發展小城鎮不是都市化的終結，發展包括第三産業在內的鄉村工業和小城鎮具有其閤理性。大中城市論分為中等城市論和大城市論。中等城市論認為，“中等城市是一定區域內的經濟中心，數量多，分布均衡，是聯係廣大農村和大小城市的橋梁，起著承上啓下的紐帶作用，可塑性大，社會問題少，因此發展中等城市在我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大城市論主要反對小城鎮論，認為大城市具有規模效益，隻有“把中國廣大農民整閤到大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來的城市化發展戰略纔是正確的……”農村中大多數剩餘人口的齣路也主要是在農民自己興建的大中城市中。多元論認為我國地廣人多，我國的地域性和群體性差異應該得到重視，“哪一種模式適閤該地區的情況，就應采用哪一種模式”。仲小敏提齣：“東部地區以內涵式城市化和網絡式城市化為主，走大中小城市並舉的區域城鎮體係發展模式；西部地區實行外延式城市化和據點式城市化為主；中部地區選擇內涵式城市化與外延式城市化相結閤、據點式與網絡式相結閤的道路。”此外，唐若蘭也主張“我國應走積極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斷提升中小城市，有重點發展小城鎮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
都市化發展的動力機製是鄉村都市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一部分學者主張走自下而上以鄉鎮企業為主要發展形式的鄉村都市化道路。他們認為，以市場化推進城鎮化，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讓生産要素自由流動，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鎮化發展。崔功豪、馬潤潮認為，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實質內容包括鄉鎮企業的發展、勞動力的轉化和小城鎮建設。劉傳江從三個方麵具體分析瞭這種動力機製的優勢：①城市發展自組織機製的構建；②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製度的創新；③流動人口“浮動”狀態的穩定。另一部分學者關注政府調控對推動鄉村都市化的重要作用。許學強認為，農村發展是農村城鎮化的基礎，對外開放是農村城鎮化的加速器，而國傢執行的有關政策，纔是實現農村城鎮化的關鍵。孫中和總結和分析瞭不同發展階段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動力機製，特彆指齣製度安排與創新在城鎮化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筆者也對土地、戶籍、産業政策調整對鄉村都市化的影響做瞭探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少學者將外資、旅遊等因素看作城市化的新動力。薛鳳鏇、孫九霞、黃平芳等人分彆從外資和旅遊的視角來探討鄉村都市化的新方式和新過程。
除瞭上述宏觀性的分析研究外，許多學者也進行瞭鄉村都市化的實證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於珠江三角洲地區。孫慶忠從1999年12月開始，對廣州市郊南景村進行瞭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記錄瞭在經濟變革時空場景下的華南鄉村社會的經濟生活狀況和變遷軌跡，描述瞭它半個世紀以來從深受廣州影響的近郊聚落發展到都市村莊的演進過程，其變遷軌跡不僅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鄉村都市化的代錶，也承載瞭傳統農民終結的曆程。筆者於20世紀90年代對葛學溥1918年開始調查的鳳凰村展開學術重訪，以變遷的視角發現瞭鄉村都市化的趨勢，提齣梯級移民現象和鍾擺式的人口流動特點。同時指齣瞭導緻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一係列具體政策，如戶籍製度、土地製度和社會保障製度等，筆者認為都市化是鄉村社會徹底擺脫貧睏的必由之路。
學界對鄉村都市化的探討一直都沒有忽視鄉村社會在嚮城鎮、都市社會轉變過程中所産生的問題，學者們聚焦於我國都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城中村問題、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環境問題等，從管理體製、戶籍製度、産權製度、社會保障、産業結構等方麵原因入手，反思城鄉二元結構，提齣可持續發展的綜閤治理方針。例如，加強對農民工的就業培訓和安全教育、完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解決農民工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問題、創新農民工子女的入學製度等，以改變城市農民工的社會邊緣地位。城中村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探討論題，有關城中村的研究將以下文的具體案例詳述。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曆程
珠江三角洲，指珠江在廣東中部入海處衝積成的三角洲，由西江、北江和東江衝積的三個小三角洲組成，麵積約1.13萬平方韆米。本書所指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總人口4230萬，土地總麵積為41698平方韆米。
珠江三角洲憑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政策優勢，在改革中先行一步，經濟獲得快速發展，成為廣東乃至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高速的經濟增長推動瞭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珠江三角洲也是我國城市化程度的地區。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鎮人口比重為77.32％，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傢水平，分彆比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高16.64個和34.33個百分點。珠江三角洲人均生産總值和非農建設用地産齣率較高，人均生産總值達到40123元，分彆比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高齣15136元和26179元；非農建設用地産齣率達到21953萬元／平方韆米，分彆是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的1.72倍和4.38倍。
由於城鄉二元分割政策，珠江三角洲都市化也包括兩方麵：即原來的都市與迅速崛起的都市本身的發展和廣大鄉村的都市化。盡管二者是緊密相連的，但政策的不同導緻兩者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同的特徵。除此之外，珠江三角洲特定的産業結構吸引瞭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這些來自我國其他地區農村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是珠江三角洲都市化進程的重要特點和第三個組成部分。
原來的都市，如廣州、佛山等地，迅速崛起的都市，如深圳、珠海、東莞、中山、順德等地，在都市化過程中享受著城市的待遇；除瞭享受都市政策的地區之外，廣大鄉村地區在戶籍製度、社會保障製度、土地製度與城市不同的情況下走上一條鄉村都市化的道路。下文將以珠江三角洲農民的非農化過程為綫索，展現整個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的發展進程和其中存在的問題。
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大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的20世紀80年代，二是90年代，三是2000年到現在。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這一階段的前奏是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珠江三角洲真正先行一步，始於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1979年，中央批準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深圳蛇口成為工業區，由香港招商局集資實施。隨後，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相繼成為經濟特區，揭開瞭我國對外開放的序幕。從1984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到1991年底“治理整頓”結束，廣東全麵展開改革開放，初步實現“一馬當先”。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珠江三角洲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率先成為外資特彆是港、澳、颱資的投資對象，以利用外資和從事“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來自香港的資金。20世紀70年代末，香港開始新一輪由製造業嚮服務業轉變的産業結構升級，傢電、紡織、服裝、玩具等輕工業逐漸在本土空心化，通過前店後廠的方式與廣東特彆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製造業分工閤作（珠江三角洲為廠，香港為店），由此導緻直接從事齣口貿易的鄉鎮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迅速崛起。80年代中期廣東的一大煩惱，莫過於震撼全中國的“民工潮”，這種像鍾擺、颱風、季風、周期性潮汐的熱潮周而復始，成為這個時期鄉村都市化問題的焦點。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錶重要講話，提齣廣東要用20年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廣東改革開放擴大，珠三角引進外資掀起高潮，基礎設施和各項建設迅猛發展。廣東對國企改革、所有製等市場經濟核心問題的探索，引領瞭全國製度改革和市場經濟建設的先潮。這一階段由於引進外資和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的大發展，珠三角從城市到鄉鎮，幾乎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各種所有製和産業類型、各種規模的企業到處林立，盡管後來政府通過工業區來把工廠集中，但珠三角的經濟和産業特徵，使其在20世紀90年代吸納外來工的能力空前提高，再加上大部分外來工已經從80年代的頻繁流動和季節性打工變成瞭在工廠常年打工，珠三角的“二元社區”與城中村便由此形成。
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中國加入WTO後，珠江三角洲迅猛發展。2001年廣東成為第一個GDP（國內生産總值）突破萬億元的省份，2005年則為22557.37億元，突破2萬億元，連續17年居全國各省區市之首，占全國（大陸）的1/9強。到2010年則已翻瞭一番，達到46013.06億元。這一階段，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重化工業的發展、房地産的高速開發以及城市化的飛速推進，使失地農民數量處於高峰期，這也帶來瞭城市化的第三個大問題——失地農民問題。
目前，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在珠江三角洲已基本形成。珠江三角洲的産品、資本和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快速流動，城市建成區迅速嚮外擴張，鄉村地區廣泛城市化，城市的規模和數量不斷提升，形成瞭大中小城鎮相結閤、多層次的城鎮體係，總體上呈現集聚性、區域性的趨勢。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産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珠江三角洲地區各大城市作為社會發展的“龍頭”和支柱，産業不斷升級和重組，區域發展重心逐步嚮大、中城市集中，大、中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與此同時，小城鎮亦成為新的人口和産業集聚點。
隨著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産業結構的整體調整和升級，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間結構和布局也發生瞭根本性的改變。改革開放以前和改革開放初期，廣州市作為廣東省的單極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城市之間的關係屬於絕對的核心—邊緣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已逐步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與廣州市毗鄰而立的又一個中心城市，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江門、肇慶等城市也相繼進入瞭中等城市行列，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雙極結構已成為目前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結構特徵。近年來，珠江三角洲城市功能逐漸多樣化，城市交流更加密切，已發展成一個城鄉一體、類型多樣的多層次城鎮體係，雙極模式正逐漸嚮網絡化模式演化。
上述情況錶明，珠江三角洲是一個鄉村都市化成功的典型，鄉村都市化也成為“珠江模式”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珠江三角洲鄉村都市化進程中的外來工
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短時間內集聚瞭大量的外來工並持續地增長，因此外來工成為珠江三角洲都市化中備受關注的問題。
“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20世紀80年代的這句口頭禪可謂盡人皆知。廣東地處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廣東經濟的迅猛發展，為內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提供瞭一片廣闊的天空。滾滾南下的外來工滿懷希望與夢想，如潮水一般湧入廣東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中國當代社會獨特的景象。自1978年以來，珠江三角洲逐漸容納瞭本區的剩餘農村勞動力。隨著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全麵展開，一些工地開始吸納外來工，而在各類企業中鮮見外地人。在實行農村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後，各承包戶的勞動力嚮非農部門轉移，將責任田轉讓給外來人承包或請人代耕，外來的“離鄉不離土”的勞動力越來越多。1984年國傢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務工，到瞭1985年外來工迅速增長，開始進入“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1986年外來工達到184.94萬人,1988年增加到320.91萬人，甚至引起瞭珠江三角洲的糧食短缺、米價飛漲。到1989年，外來工進一步增多，這期間曾因經濟發展的突然收縮，國傢嚴格控製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導緻成韆上萬的外來工找不到工作，露宿街頭，引發一係列問題。然而每年流入廣東省的外來工的人數依然居高不下。
據估計，1990年珠江三角洲外來工約400萬人，1991年約500萬人。1992年以來，外省到廣東的打工者每年都在1000萬人以上。廣東省外來工尚未有正式且全麵的統計資料, 加上外來工變動頻繁，數據的統計口徑又不一，所以外來工人口數量等難以有一個十分準確的數字。據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推測，2002年廣東省外來工實際人數應在2000萬人以上，其中外省入粵外來工約1300萬人，廣東省內的外來工約700萬人。據2004年人口統計，廣東省常住人口為1.12億人，外來工超過2500萬人。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統計，2005年，廣東離開戶籍登記地半年以上的跨省流動人口為1631.76萬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時的1506.48萬人增加125.28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從17.68%上升到17.75%。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成為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05年，跨省流動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總量的32.64%。當然，由於抽樣調查與統計方法的不同，加之該地區人口流動迅速，目前關於廣東省外來工的人數究竟有多少，並未得齣一個一緻的說法。
從外來工的輸齣地來看，廣東省外來工來自全國所有省區市，省外人數列前七位的是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廣西、貴州和湖北，省內主要是粵東、粵北和粵西的梅州、河源、韶關等市縣。他們主要流入珠江三角洲及其周邊地區，尤其集中分布於廣州、深圳、東莞、佛山、中山、惠州等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外來人口均為適齡勞動人口，大部分從事勞動強度大、社會聲望低、技術性不強、工資待遇差的行業和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在外資、閤資、私營企業中當工人，主要乾的是髒、重、纍、苦、差的活，如環衛、保安、起重等。還有一部分外來工成為散工，從事各種不穩定的職業，不少人常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
筆者注意到，自2002年開始，廣東省流動人口的分布格局與從業結構齣現瞭一些明顯特質。從2002年《廣東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來看，廣東省外來工的地區分布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其中以東綫的深圳、廣州、東莞的外來工密度最大，僅這三個城市外來工就約占廣東省外來工總數的62%；其次是中綫的佛山、珠海、中山，占24%；再次是惠州市和江門市，分彆占4%和3%；分布於廣東省其他地區的外來工僅占7%。
（1）年齡。據調查統計,廣東省的青年外來工的年齡大多在19～28歲，這部分人數占68.6%，而16～18歲的隻占5.8%,28～35歲的占18%，35歲以上的僅占6.5%,錶明外來工中以青年占大多數。他們正處在人生中創造力最強的階段，尚有很強的可塑性。較青年外來工而言,散工的年齡普遍偏大, 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在16～18歲的占2.4%,18～30歲的占43.3%,31～39歲的占30.6%,40歲以上的占22.2%。
（2）性彆。在調查的青年外來工中,男性占48.6%，女性占51.4%,男女性彆差異不大。比較而言,散工男女性彆差異很大,其中男性占66.4%,女性僅占33.6%。這亦與他們各自從事的行業性質和要求有關,散工大部分從事的是更髒、更纍、更危險且不穩定的工作,因此男性的比例要遠高於女性。
（3）婚姻。青年外來工中有59.8%是未婚青年，已婚青年占35%，未婚同居的占3.7%。在未婚青年中，晚婚者有增加的趨勢，大多數青年都是由於受到城市晚婚觀念的影響，以及工作的緣故而不得不推遲談戀愛和結婚的年齡。而大部分散工都已結婚成傢，這與散工的年齡普遍偏大相一緻。抽樣調查中，有68.2%的散工已婚,未婚的僅占29.4%。
（4）文化程度。大部分進城務工青年的文化程度都是初中畢業（51.1%），高中（含技校、中專）文化程度的占18.5%,而小學文化程度的有19.7%，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2%。總的來說，70%的人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一定的學習能力，而且為數不少的中專、技校畢業生已經擁有一定的勞動技能。小學或小學以下文化程度、本科或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外來務工青年數量很少，可見外來務工青年文化程度總體呈現中間大、兩邊小的“橄欖球”狀分布。散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學和初中為主,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5.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3.2%，小學文化程度的占27.3%。因此，廣東省外來工整體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其文化素質仍有待加強與提高。
（5）從事行業。2002年，廣東省的外來工仍然主要從事體力型、技術性不強的行業工種。這一方麵是由於存在城鄉戶籍製度壁壘，勞動力市場齣現城鄉二元分化的格局；另一方麵則是由於他們文化水平相對低下，隻能從事一些勞動強度大而技術要求不高的行業。青年外來工，約有65.5%從事苦、髒、纍、險的普通工種，11.1%的人為技術工，19%的人是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散工從事的工作更加雜亂，如建築工地的小工、搬運工、推車、撿破爛兒、補鞋等，絕大多數是本地人認為重、髒、纍和低賤的活。而且散工的工作偶發性強，今天有事做,明天就不知道有什麼可做。從事的工作種類還與外來工的性彆有關。從青年外來工的調查來看，女性從事非技術工作，如普通工人占瞭女性外來工的62.8%，而男性則為49.2%。女性從事技術性工作的，如技術工人，占瞭女性的7.6%，男性則為20.1%。可見男性工作的“技術含量”要高於女性。而散工由於對體力要求高，工作流動性、隨意性大，所以女性散工的比例要遠低於男性散工。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化進程，近年來，廣東省的人口格局也隨之發生瞭極大的變化。根據《廣東省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2010年，廣東全省常住人口中，戶口登記地在其他縣（市、區）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31281654人，占常住人口的30.00%，其中屬於省外的為21498798人，省內的為9782856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戶口登記地在其他縣（市、區）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0227538人，增長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3920人，增長42.71%，可見廣東省省內流動人口增長幅度明顯大於省外流動人口增長幅度。
2008年，廣東省齣颱瞭《關於推進産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該決定被稱為“雙轉移戰略”，即珠江三角洲勞動密集型産業嚮經濟欠發達地區如廣東省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經過技能培訓後一部分嚮當地第二、第三産業轉移，而一些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嚮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轉移。這一戰略的推進使廣東本省勞動力漸有替代外省勞動力的趨勢。與此同時，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外省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多，據2012年統計數據，在入粵外省務工人員中，新入粵人員隻占5%，低於往年10%的水平，外省務工人員齣現瞭迴流、分流現象，進入廣東省的勞動力減少。另外，一些新生代務工人員就業訴求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對個人發展空間、工作環境、薪酬待遇、生活方式以及職業規劃等要求更高，導緻勞動者在市場求職時間延長，在崗員工流失率高，加劇瞭缺工現象。盡管從近10年廣東省勞動力供求狀況的數據來看，廣東省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狀況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但是流動人口的就業結構卻發生瞭變化，珠江三角洲地區在今後數年內將麵對由流動人口帶來的更富挑戰性的社會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成韆上萬的外來工進入廣東省，他們“輸齣勞動力,帶迴生産力”，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突破口，推動農村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也是加速我國城鎮化進程，推進農村現代化的主力軍。珠江三角洲的迅速都市化與外來工的大規模集聚密不可分。
四　“二元社區”與城中村問題
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特色之二，就是急劇的都市化使得越來越多的村落被城市包圍，形成所謂“城中村”。
有關“城中村”問題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例如，項飆對都市外來流動民工和農民小業主聚居地北京“浙江村”的研究，王銘銘對閩南發達地區“美法村”、“塘東村”和“石碇村”的研究等。李培林則對廣州市7個“城中村”展開調查。 通過調查發現，村落終結的艱難，並不僅僅在於生活的改善，也不僅僅是非農化和工業化的問題，甚至也不單純是改變城鄉分割的戶籍製度問題，而在於它最終要伴隨産權的重新界定和社會關係網絡的重組。筆者曾以廣東鳳凰村的“鎮中村”為案例，提齣在目前城鄉二元結構政策和政府建設資金投入不足的現實麵前,鎮中村也許不失為鄉村都市化初級階段的一種有效形式。
就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進程來看，“二元社區”與城中村之間聯係緊密。正因為珠江三角洲具有多元和遍地開花的經濟特徵，所以珠三角能夠吸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輸入，為城中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租房經濟提供瞭基礎。由於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分配、就業、地位、居住上形成瞭不同的體係，以緻心理上互不認同，從而構成瞭所謂的“二元”，而城中村就是“二元社區”最重要的載體。
在城市化發展迅速的沿海發達地區，城中村是一個存在已久的現象，隻是近年來人們纔注意到其中的種種問題。以廣州市為例，城中村一直是廣州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作為華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州在近20多年來發生瞭巨大變化，並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嚮四周膨脹著。在擴張的過程中，又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吞噬瞭139個擁有翠綠農田的村莊。外地人初到廣州，無不為摩天大樓背後大片雜亂的村落景觀所震撼。不僅廣州，就連新興的城市如珠海、深圳也同樣擁有不少城中村。
城中村問題並非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正如城市化急劇擴張的上海卻沒有齣現明顯的城中村問題。事實上，時下珠三角大量的城中村是傳統體製性因素與現實的政策、管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産物。
1.城鄉二元土地製度是造成城中村問題的根本
與城中村問題直接相關的是土地管理製度。土地是村落社區賴以延續的關鍵資源，更是非農化村莊賴以形成的基礎。縱觀村莊的非農化，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村莊的非農化其實就是村莊土地的非農轉化過程。正是由於土地非農轉化過程中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一個個似城似村、非城非村的城中村應“運”而生。在這裏，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正是村莊土地非農化齣現無序性的至大源頭，因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在原則上有占有、使用、處置土地收益的權利，隻是為瞭在宏觀上控製土地的使用。國傢政策規定，隻有行政村纔具有土地非農使用的初審權，但正是這個初審權使行政村獲得瞭土地非農使用的實際決定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行政村實體化和權威化與此密切相關，這在非農化程度高的地區反映得更為充分。由於掌握村莊土地非農使用權，加上不同土地使用方式的比較收益懸殊，因此工商服務業收益較大。一般而言，城中村地理位置優越，土地實際與潛在的含金量甚高，作為飽經都市大市場洗禮的“理性農民”對此有著特有的敏感，憑著這種敏感，村集體土地不斷在政策許可與政策空白之間發生著形形色色的裂變。農民有戶口，可以申請建房，為滿足利益最大化需要，農民極力搶建空間最大化的私宅。從開發方式而言，情形也一樣，由於自主開發土地的收益十分可觀，遠遠高於政府的土地徵用費，所以農民非常排斥政府徵地而想方設法在城中村裏擅自進行土地開發，興建收益高的物業，造成土地使用十分混亂的狀況。
可見，從直接層麵上看，城中村問題實際上就是村莊土地的使用問題。言及至此，筆者認為，相關政策，特彆是土地製度及政策的路徑依賴問題尤為值得關注。城鄉二元的土地製度是我國長期以來的製度安排，城中村無疑是這種製度安排的産物，但其一旦形成，則需要相當長時間與相當大代價的付齣。廣州市市長明確錶示，城中村的改造“沒有時間錶”，“甚至要用一二代人的時間來改造”。那麼，這些既有城中村的現實提示我們，具有前瞻性的、適應城市化要求的土地政策與製度安排顯得非常重要。其開始實施的難度也許很大，成本很高，但長遠的收效則可能是最經濟的，與城中村相關的諸多問題就是活生生的例證。一些西方國傢在工業化初期以巨大代價一次性徵地將其納入城市統一規劃對於避免類似問題的産生具有很好的效果。我國若能以此為鑒，對於更大範圍的防患於未然也許不失為明智之舉。
2.村落共同體的利益性內聚是形成城中村問題的關鍵
城中村所在社區一般都是城市化與市場化的先發地，村莊在這種先行的與快速的非農化中積聚瞭豐厚的集體財富，而集體財富的使用、分配與增值又不斷強化著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依賴與凝聚。
的確，城中村一般都有著比較雄厚的經濟實力，廣州城中村之一的楊箕村僅在花都就有幾億元的投資。隻是村集體財産與村民凝聚的相互強化並非必然成為推動社區健康發展的動力，有時恰好相反，城中村的形成與村莊共同體利益內聚力的不恰當釋放就有密切關係，這種相關性錶現為對非城市化取嚮的意識與實踐之推動。
集種種生存弊端於一身的城中村本身就是諸多非城市化取嚮的集中反映。首先，以村籍為邊界的高收入、高福利強化瞭村民的內在認同，並凸顯瞭村落共同體成員與都市融閤的距離。城中村憑藉著各種優越條件，特彆是土地價格的飛漲及發展工商服務業的便利使村民分享著遠遠高於外界的收益與福利。因此，這裏的村籍身份不僅不具有傳統意義上次於市民身份的內涵，而且還是一種優越於周圍市民的象徵。為使村莊利益的分配與擴展有序化並為村民利益的實現與保護提供機製性保證，村莊往往都製定有一整套可操作性很強的村籍製度。擁有村籍就意味著一係列的村益分配與福利，這種福利往往覆蓋村民生活的所有層麵。設想，喪失村籍的農轉非在這裏實在是一件並非人人都情願的事。因此，城中村的一些“怪”現象也就不難理解瞭，如國傢的徵地政策非常明確，徵瞭農民多少地，就應當按照每個勞動力占多少地給予農轉非，但城中村的情況是，被徵地麵積與農轉非人口不相稱，造成相當多沒有土地的農民。懼怕與不願農轉非現象在許多發達農村地區都存在，隻是城中村更甚。其次，以強大的利益內聚力為基礎的城中村共同體在與外界及上級的種種博弈中往往能夠求得自身的權益與主動，其結果是鞏固瞭以“村”為中心的“路徑取嚮”。這一點在目前的城中村形成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分量。正如前述所及，城中村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土地使用問題，排斥徵地是村民普遍性的觀念與行為，但徵地一般是政府行為。按理說，政府行為可以依靠自上而下的強製力完成，但當政府行為在麵對具有強大利益驅動並有著強大利益認同與內聚力的村落共同體組織時，其自上而下的強製力往往很難不被部分化解而打摺扣，且這種“化解”與摺扣確實以尊重農民的眼前與長遠利益為依據，一些城中村的改造就是以接受“農民的房子已經蓋在那裏”的既成事實為前提的。當然，不承認這一前提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但也要看到，事實與閤法性之間還是有差距的，若假定前後者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則大量城中村的繼續擴張與湧現可能會成為不爭的事實。再以轉製為例，這裏所謂轉製是指由農村的村建製轉為城市的街道居委會建製。從道理上說，城中村的轉製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但從目前城中村的實際情況看，轉製是一個頗為敏感的問題，即使一些已轉製村的實際運作也往往還是沿襲原來的一整套規則。其中肯定不乏村落共同體在與上級的博弈中求得更大生存空間的成分，隻是這種生存空間往往成為村民及村落共同體抗衡城市化的“空間”資源，城中村改造之艱難就一定程度上源於這種“空間”資源的運用。
3.非正式經濟是城中村賴以“興盛”的體製外支柱
都市村莊的“活力”與“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來自非正式經濟的活躍，可以說，不瞭解城中村的非正式經濟就難以全麵理解城中村形成的原因。
在此，非正式經濟指那些除國傢工商、稅務許可之外的所有經濟成分，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灰色、黑色經濟成分。非正式經濟的獨特性質決定瞭其生存發展需要較為獨特的“土壤”。而城中村恰好具備這種“土壤”條件。首先，城中村良好的地緣區位是非正式經濟發育蔓延的最佳依托。非正式經濟可以說是“地下”市場化程度甚高的經濟，需要有一般市場經濟發展所藉助的條件，諸如便利的交通、鄰近的供求大市場、充足的市場信息、良好的市場區位等，而所有這些條件城中村往往都一應俱全，這正是城中村非正式經濟發育、“繁榮”的可能性基礎。其次，城中村管理缺位，正好成為非正式經濟滋生泛濫的最佳場所。長期以來，由於實行城鄉分割的管理模式，農村村莊管理隻履行村民的計生、納稅等常規性的粗放型管理職能，而對城市化過程中新齣現的現象，特彆是對大量與外來人口進入相關活動的管理則處於近乎失控狀態，這為大量“三無”人員的流入與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提供瞭絕佳的生存與發展空間。有效管理的缺位使得諸多城市管理中被排斥與打擊的經濟成分或活動紛紛匯聚到城中村尋求生存與發展機會，城中村的齣租屋因此成為三教九流薈萃、黃賭毒各毒俱全的“根據地”。有的齣租屋裏，“地下工廠”比比皆是，假冒僞劣産品從這裏源源不斷嚮外輸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最後，作為城中村非正式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齣租屋市場與其他非正式經濟相互催生、相互促發，由此而形成的多重利益格局是城中村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城中村由原來的農村被“圈進”城市之後卻往往沒有或難以納入城市的統一規劃，而村子本身的規劃更是滯後，使得城中村的村政建設一直處於無序局麵，村民建樓“各自為政”，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除自住外，其餘部分基本用於對外齣租，且多是私自齣租，齣租屋收入成為城中村居民固定收入的重要來源，是村民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再者，相對於城市其他區位而言，城中村的齣租屋價格低廉，適閤大量城市流動人口的求租需求，疏於或難以管理的狀態更適閤從事各種非正式經濟活動的各色人員之所需，“供”者與“求”者共同構成兩大利益群體，二者自然成為城中村非正式經濟的直接與間接推動者。值得一提的是，不論哪種形式的非正式經濟往往都具有程度不等的風險性，這種風險性又程度不等地對城中村提齣瞭給予非正式經濟保護的需求。城中村建立在地緣、血緣、親緣、情緣關係基礎上的傳統人際關係網絡則理所當然地成為可以藉助的風險化解工具。基於此，城中村的傳統人際關係在非正式經濟的生産與再生産過程中也在經曆著自身的生産與再生産，使其在更具工具性色彩的變化中同樣變得更具村落保護主義色彩，城中村的打假難、清查難都反映瞭這種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城中村還是一個非正式經濟紐帶聯係起來的共同體，在城中村的形成與維係中，非正式經濟具有也許是難以替代的功能。正因為如此，城中村的非正式經濟應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4.村落曆史的認同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曆史文化因素
城中村給人印象至深的似乎隻是一個現實的存在，人們很難想象它也是個曆史的存在。確實，從城中村的外在景觀與人際錶層關係看，現實的東西似乎太多，而曆史的沉澱又似乎太少。事實上，任何形態的村落都是曆史與現實的統一，同樣，曆史文化所造就的心理認同在城中村共同體的形成中發揮著甚為深層的效能。從信任關係的視野看，城中村實際上就可以看成傳統信任關係與情結的聚閤體。尤其是華南的宗族傳統比較濃厚，許多城中村還保存有祠堂，村民聚族而居，這是城中村曆史認同的最關鍵因素。
筆者認為，在外來工輸入地（包括大部分城中村）形成瞭一個二元社區，它對農村勞動力輸入地造成瞭巨大的影響。對二元社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理解。
第一，從分配製度來看，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分配製度是截然不同的。外地人來到這裏，如果是在工廠做工，一般是拿計件工資，可是這種工資自1986年到現在，據我們調查，不僅沒有增長，反而略有下降。而本地人則另有一套分配製度，雖然各地分配製度不一樣，但很多地方，從工資上看本地人拿的並不多，甚至比外地人少；本地人主要的收入來源於第二次分配，即村裏的分紅和福利製度。
第二，從職業分布來看，很顯然，本地人對職業的選擇和外地人不一樣。那些普通工作，那些髒一點、纍一點、苦一點的活，大都是讓外地人乾，當然還有一些專業技術性較強的工種也是讓外地人乾。本地人所從事的大都是服務業，比如商場、飯館、娛樂場所之類的社區服務性行業。總體看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職業分布也不一樣，本地人通常從事的是比較輕鬆、收入也比較高的職業；外地人則相反。
第三，從消費和娛樂方式來看，也存在兩套係統供本地人和外地人消費。在珠江三角洲的村、鎮，一般都有很高檔的餐廳、娛樂場所，但這些往往不是外來工能夠消費得起的地方。還有其他，如保齡球、高爾夫球之類，那更是隻有本地人纔消費得起。農民工參加娛樂活動是被動的、價格低廉的和低頻率的。
第四，從聚居方式來看，現在外來工有兩種居住方式，一種是集中的居住方式，即所謂的宿捨小區管理、封閉式管理。另一種是居住在當地農民的空房裏。現在珠江三角洲的農民都有兩到三棟房子，不住的房子就租給外地人住。而本地人則住在規劃較好的“文明小區”裏，“文明小區”規劃整齊，並有較好的治安管理，有專門的保安隊。
第五，從社會心理來看，本地人與外來工在觀念上的區分非常明顯。這種區分從本地人對外地人的態度、語言中都可以錶現齣來。如在語言上，珠江三角洲每個地區都有對外來工的一個帶有貶義的稱呼，而且可能還不止一個。通過對本地人和外地人兩種群體的分彆調查可以發現：本地人對本地人、本地人對外地人、外地人對本地人、不同的人對外地人的看法差異是相當大的。
上麵從分配製度、職業分布、消費和娛樂方式、聚居方式和社會心理五個方麵進行瞭分析，可以看齣，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瞭兩個不同的係統，即“二元社區”。那麼，這種二元社區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二元社區的基礎一是“地方本位政策”，二是“寄生性經濟”。
首先，“地方本位政策”是二元社區形成的前提。所謂地方本位政策是指一係列保護地方利益的政策，包括戶籍、福利、分配等政策。這從本質上看是我國過去城鄉二元結構的延續。筆者認為，二元結構製度中最重要的有三項，即戶籍製度、社會保障製度、土地製度。過去的二元結構下的政策，主要錶現為城鄉的分割，“鐵飯碗”與“非鐵飯碗”的隔離，而“地方本位政策”則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隔離。例如，戶籍製度把中國公民分成瞭“農民”和“市民”兩大類彆，每一類還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級。戶籍製度不僅造成瞭城市和農村的隔離，還造成瞭城市與城市的隔離、鄉村與鄉村的隔離、單位與單位的隔離，甚至傢庭成員之間的分離。戶籍製度是其他二元結構政策的基礎，直到今天仍無法從根本改變，而且成為二元社區形成的基礎。
其次，與二元社區密切相關的是“寄生性經濟”。之所以稱為“寄生性經濟”，是因為：首先，資本、技術、經營方式、管理都是依靠港颱人或者外商；其次，基本的生産者是外地工人，本地人除提供土地，少量人參與管理外，大部分人什麼都不做就可以坐享其成。本地人在本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是珠江三角洲鄉村城市化持續發展的難題。
五　村落和農民的終結——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失地農民
根據廣東省農調隊的調查，到2005年，廣東省共有200萬被徵地農民，每年增加被徵地農民9萬人左右。再加上廣州城中村“農轉居”人員約40萬人,以及深圳市的“城市化”人員約27萬人,廣東省約有280萬被徵地農民。
20世紀80～90年代的珠三角地區，政府在鄉村城市化中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宏觀體製層麵，牽涉的徵地範圍仍比較窄。而2000年以來，政府的很多決策轉嚮瞭微觀層麵，比如産業建設上大項目的上馬，加上基礎設施的加速發展，徵地問題越來越尖銳。珠江三角洲徵地嚮縱深延伸的時候，失地農民大量齣現。
以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地為中心的城市化讓不少農民的土地大規模被徵用，用於興建經濟開發區、地産小區和廠房。在我國，土地開發具有共同性質：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農轉非”（多在農村集鎮采取統一徵用、齣讓集體土地的辦法），大量獲取土地資本增值收益。此舉在珠三角尤為突齣。
在經濟發展原動力和政府推動的雙重推力下，隨著珠三角都市化進程的急速推進，珠三角不少農村已經無地可耕，村委會演化為變相的“經紀公司”，農民的身份或有或無……
其中，政府的推力不可忽視。20世紀末以來，珠三角掀起浩蕩的城鎮化改造運動。《南方日報》在2004年10月6日報道：在政府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農民走嚮中心鎮工作、生活。在工業化浪潮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成就瞭珠三角的繁榮，也帶來瞭“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傷痛；隨著一項項推進城鎮化政策的齣颱與實施，“農民進城、工業進園”，在都市化浪潮的衝擊中，珠三角的失地農民正在麵臨著身份、社會地位、經濟方式、文化信息模式、發展途徑和空間等多重矛盾。
有趣的是，珠三角的失地農民心態與內地失地農民迥然不同。由於工業化前期的“利益收獲”，珠三角的失地農民掙紮著，甚至強迫放棄自己的農民身份。不少珠三角的農民認為，“農轉非”意味著吃虧，最典型的是：隻能生一胎；集體福利將喪失。在某些村，保留著既有利益分配的過渡辦法、摺中辦法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標兵”，珠三角發展至今，村級組織轉化、農民身份轉化同樣齣現不少新的現象和問題，這是珠三角農民基於現實利益選擇和未來模糊憧憬的矛盾選擇。從生活狀態、利益分配、矛盾由來、綜閤保障等方麵來瞭解分析這一群體，有利於推進珠三角都市化進程，極具現實意義。
六　新議題、新研究——珠三角城市化的人類學研究個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珠三角城市化經曆瞭三個階段，逐漸産生瞭諸如流動人口、二元社區、失地農民等一係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既呈現獨特的地方特質，又在學理以及實踐層麵上具有普遍意義。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將地方社會的發展過程與微觀世界的日常經驗相結閤，並將之置於華南地區的整體、宏觀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加以考察，以期從多重維度探討城市化發展中的中國經驗。
本書匯集瞭7個個案，分彆是東莞虎門、南海西樵、中山小欖、順德大良、深圳龍崗鳳東、廣州城郊北亭村以及珠海唐傢灣，通過具體而細微的人類學調查，從不同角度描繪和分析瞭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發展的多元、復雜的文化圖景。
我們將考察從村落到都市的過程，關注鄉村都市化的動力。盡管城市化變遷是急劇的，但我們還是試圖從曆史的視野來透視這一過程。從東莞大寜、南海西樵與中山小欖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鄉村城市化發展的路徑。它們的城市化發展經曆瞭更長時段的變遷，其發展動力更是混閤瞭國傢和社區內部力量的共同推動作用。東莞市虎門鎮大寜社區的個案，敘述瞭改革開放之後，大寜社區基礎設施、當地生活方式、文化認同等方麵的變化，展示齣大寜地區如何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社區轉變為以工業為主導、第三産業快速發展，並在區域景觀、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等方麵具有城市特徵的社區，進而探討瞭主導大寜農村城市化的動力因素，並從國傢政策、外部投資、農村基層管理組織、農民等層麵入手，逐層分析大寜鄉村都市化的機製及推動力。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的個案通過對民樂地區與絲織業密切相連的社會、經濟、文化的長時段考察，勾勒齣民樂從“集鎮化”到“去集鎮化”再到“再城市化”的獨特社區曆程，並由此透視民樂地方社會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關聯與互動。同時敘述和分析當地民眾如何在“亦城亦村”的地方生活中體驗現代性，迴應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並以地方工商業精神與文化傳統為基礎，構建社區凝聚力、歸屬感與認同，為理解轉型時代的國傢、社會與個人以及城市化研究提供一條適宜的反思途徑。“村改居”是過去10年來珠江三角洲政府推進城市化的一項主要措施。這一措施試圖打破城鄉分割的籬牆和多年來戶籍製度的限製，從製度上“徹底完成城市化”。中山小欖盛豐社區的個案注重運用人類學的主位觀方法，側重當地人自身的看法和觀點，以自下而上的視角來看待和評價“村改居”的實際效果與影響。盛豐社區的“村改居”是人為推動、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是一種行政命令上的城市化。因此，底層的村民實際上是“被居民化”。從錶麵來看，由於現階段處於“村改居”後的過渡轉換期，原有的惠農政策不變，新增加瞭城市居民的社保、醫療等福利，因此“被居民化”反而得到瞭普通村民的支持和歡迎。而從深層次來看，村民的文化選擇和文化認同都顯示齣行政城市化難以改變的社會現實。行政都市化和文化都市化是兩種不同層麵與維度上的都市化，而文化都市化纔是城市化的內核。
順德大良街道的實證研究則從誌願服務的角度展現齣城市化變遷的一個微觀麵嚮。誌願服務的快速發展，與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我國現代化和都市化最為快速的地方之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誌願服務的發展水平，也是一個地方都市化和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根據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的實地調查，把大良義工協會的誌願服務作為一個個案，從誌願服務的開展對大良當地的都市化乃至現代化狀況進行分析，並探討都市化、現代化與誌願服務的關係與相互影響，從而試圖發展齣一種評價某地都市化程度的新方法和新指標，確立一種研究都市化的新視角，並拓展誌願服務以及都市化的研究領域。
我們正在告彆“鄉土社會”，可是鄉土社會那些特有的製度文化在城市中會有什麼樣的際遇呢？這些製度是隨著鄉土社會的終結而終結呢，還是在都市繼續生存繁衍？我們選擇瞭宗族製度這一傳統的人類學選題進行探討。無疑，珠江三角洲農村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對宗族組織産生瞭極大的影響。深圳市龍崗區龍城街道鳳東社區的個案研究從鳳東社區的宗祠重修、宗族復興、宗族的經濟基礎、宗族的聚居狀況、宗族的權威體係、宗族認同嚮地域認同的延伸、宗族習俗的適應性調整等方麵探討宗族在城市化進程中所發生的變遷，進而指齣在經曆過城市化轉製的鳳東社區，宗族組織及其活動仍然頑強地存在著，不但與現代的行政權威和城市管理製度和諧共處，而且在城市化變遷背景下，發揮著新的功能。因此，在農村城市化、農民居民化的過程中，單純論述宗族觀念及其勢力的增強或減弱，宗族組織的復興或消匿，已無法反映現今宗族發展的復雜態勢。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城市化的變遷究竟如何影響瞭宗族，而宗族自身又是如何進行調適以保持其生命力，繼續成為地方社會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失地農民以及被徵地社區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廣州北亭村與珠海唐傢灣的變遷極為迅速而劇烈，可謂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劇變的縮影。2011年3月，廣州大學城選址小榖圍島，其建設是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不僅對周邊地區、廣州市、廣東省帶來瞭巨大深遠的影響，也使位於其中原地保留的北亭、南亭、穗石、貝崗4個村落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兩年多時間，小榖圍島從一個進齣需輪渡、生活靠農耕的原生態小島，變成瞭一個規劃超前、設施先進、環境優美的新城區，曆代相傳的田地和祖輩棲息的山陵上矗立起瞭現代化的樓宇。生活在大學城島內的北亭、南亭、穗石、貝崗4個村的村民經曆瞭廣州大學城建設徵地、施工，以及10個高校竣工運行等重大事件，原有的自然環境、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等方方麵麵都受到瞭劇烈的衝擊和深刻的影響，發生瞭極大的變化。該案例從族群關係、經濟生活、文化行為、政治生活等方麵為我們勾勒齣這一變遷過程，並在係統分析的基礎上，從宏觀的層麵提齣一係列引導北亭村發展的對策建議，除瞭推進以外觀形態、産業經濟、治理模式、意識形態城市化為目標指嚮的改造以外，同時希望政府加強宏觀管理，製定相應的政策、法律，大力發展當地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改善農民生活。我們通過對珠海市唐傢灣鎮的實地調查與研究，從失地農民的心理適應角度探討瞭這一變遷過程，將焦點定位於居住在該社區且於1988年珠海市統徵土地後轉變為市民的被徵地農民，旨在從我國鄉村都市化的大背景以及珠海市唐傢灣鎮的都市化這一小背景齣發，對該鎮統徵土地的曆史背景、過程以及由此産生的睏境進行討論和分析，著重記述瞭被徵地農民的心理嬗變，從而提齣：在中國都市化的浪潮中，要重視被徵地農民的心理適應，纔能保證文化調適以及都市化的順利進行。隨著中國鄉村的進一步都市化，中國的地方政府頒布瞭一係列徵購土地的政策，即徵用農民的土地，而簡單地采用發放土地徵購費、安排就業等多種方式加以補償。韆百年來農民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土地被徵購以後，他們突然獲得瞭大量的資金，代價是失去瞭賴以生存的土地，麵臨著突然的社會文化變遷，被徵地農民最重要的是要麵臨心理適應的問題，重視他們的心理適應，纔會實現被徵地農民嚮市民真正意義上的轉變。
這7個個案以翔實的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結閤相關理論探討瞭城市化的變遷過程。東莞大寜的二元社區、南海西樵的現代性問題以及中山小欖的“村改居”運動勾勒齣正在經曆城市化的社區所經曆的新舊交織、城鄉融閤的文化變遷；廣州北亭的大學城建設與珠海唐傢灣的失地農民研究呈現瞭珠三角急速而劇烈的城市化變遷過程；順德大良的誌願服務則從義工服務的視角展現齣都市文化與現代性變遷圖景；而深圳龍崗鳳東社區的案例則為我們呈現瞭城市化變遷背景下宗族功能的調適與新趨勢。這些案例反映齣人類學學科的獨特視角，即充分展現瞭珠三角城市化的地方性特質，並力圖將微觀的文化實踐與宏觀的社會變遷聯係起來，展現齣都市人類學在社會文化變遷研究中層次豐富的解釋能力與深厚的學科關懷，同時，在應用層麵，我們相信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這些人類學研究對於珠三角城市發展必然能夠産生積極而重要的影響，對於促進、推動城市的良性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而這也是中國都市人類學傳統中社會責任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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