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史（外两种）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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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安文思，[意] 利思类，[荷] 许理和 著，何高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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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ISBN：9787534783135

版次：1

商品编码：11999501

品牌：大象出版社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7

字数：21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安文思，系葡萄牙籍入华传教士。他于1648年到达北京，一住29年。本书由他以葡文写成，原名《中国的十二特点》，是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作之一。本书前21章，记述了中国的历史与明末清初时的社会状况，特别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书后所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神父传略》，是一份重要的文献，传记中记载了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并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一位17世纪生活在北京的葡萄牙籍传教士，以他的视角、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去认识、去感知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东方国度，在生活、传统、习俗、信仰等方面无从避免的冲突与默契、真知与谬误、失望与敬仰……凡此种种，录以文字，便有了本书。

作者简介

　　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国传教，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后为张献忠服务。张献忠败亡后被豪格虏往北京。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被释放，建立了北京东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于北京，葬于滕公栅栏墓地。
　　在华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安文思还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人，1606年出生，十六岁入耶稣会。后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在江南传教，1639年给大约七百人施洗。1646年入川，至首府成都。时有在京川籍大员刘宇亮，任阁老，是汤若望的友人，为利类思致函四川省官吏颂扬利类思，并告其家人，令在家接待利类思神父。于是利类思寓居刘阁老家，与官宦士绅往来，且在刘宅设圣堂，开始传教工作。

目录

中文版序言
中译者前言
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
法文版序言
第一章 中国人和外国人给中国取的名字及契丹和蛮子国
第二章 中国的广度和分界：城市和有墙村镇的数目及其他中国作者提到的特点
第三章 中国的古代及中国人对此的高风
第四章 中国的文字和语言
第五章 中国人的智慧和他们的主要典籍
第六章 中国人的礼节、典仪和节日
第七章 中国人的土木工程和建筑，特别是大运河
第八章 这个民族的非凡勤勉
第九章 中国人的船舶
第十章 中国物产的丰富
第十一章 中国的贵族
第十二章 这个国家良好的政体、曼达林之间的差异以及朝廷的部门
第十三章 记十一个部，即文官六部、武将五部
第十四章 北京的其他几个部
第十五章 省的几个衙门和曼达林
第十六章 中国的大帝王及其赋人
第十七章 记北京城：皇宫四周的墙及中国主要房屋的形状
第十八章 皇城的二十座宫殿
第十九章 记皇城内的二十座特殊的宫殿
第二十章 同一范围内另外几座宫殿和庙宇
第二十一章 北京的皇家庙宇及皇帝外出进行公祭的方式
安文思传略
鞑靼战纪
安文思神父传略 [意]利类思　著
在黄虎穴中——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朝廷（644—647）　[荷]许理和　著
导　言张献忠（606—647）
利类思和安文思
耶稣会史料
灭种的观念
张献忠和基督教
张和欧洲天文学
后　记
参考书目
附录　利类思、安文思传 何高济

精彩书摘

　　第三章 中国的古代及中国人对此的高见
　　这个国家如此之古老，以致它的统治方式长期保持不变，在二十二支皇族的统治下延续，在四千零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产生了两百三十六位皇帝。据中国人确定无疑的看法，从它创建以来已有很长时期。如果我们对此感到满意，那么从这个国家创建伊始，到今天的1668年，它已有四千六百二十年。然而中国人对这件事有三种意见。
　　他们的一些书籍把他们国家的开始说成在创世之前数十万年尽管平民百姓相信这是真的，但聪慧而有学识的人则认为这些书籍不过是无稽之谈，难以相信，尤其白孔夫子以来把它斥为伪书，
　　第二种意见以伏羲(Fohi)作为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他最初在中国最西部的陕西省境内统治，后来又在几乎位于帝国中部的河南，根据他们的文献记载，这个帝王开始统治是在基督诞生前两千九百五十二年，大约在大洪水之后两百年，这是根据七十家注释所说。有学识的人认为这好像是真的，其中许多人认为是无疑问的。
　　第三种意见是，这个国家在四千零二十五年前由一个名叫尧( Yao)的君王奠基。这最后一种意见，被他们当做金科玉律，若有中国人拒不相信，他会被看做是异端，而且这样的人要受严惩。所以福音的布道者一旦用文字或口头对此表示怀疑，那就足以关闭我们的圣教之门，把我们都判处死刑。仅仅因为毫无根据地怀疑某人对此不相信，就会成为充军的充分理由。因为这一缘故，教的神父们获得圣主教的许可，承认七十家的说法，教会在第五次宗教大会上批准；同样也承认后两种意见，这很有可能，以避免上述的麻烦，及许多其他容易想像得到的问题。的确，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吹嘘有那么多古老的帝王系列而如此完善地延续下来。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的诸王，都有他们的期限，而中国的帝王仍在继续，像一条从源头落下，沿河道流动，永不止息的大河。
　　我们已经谈到，而且将在本书中继续谈论这种长期延续和中国的其他优点，它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骄傲。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及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都给予可以想像的最高评价，但对于外国人，他们极端蔑视，对于外国知识学术的长处，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也同样蔑视。这毫不奇怪，因为骄傲总是来源于盲目和无知。在他们的地图上，他们把中国的范围画得很大，但把它四周的国家描绘得没有顺序、方位，微小而狭窄，也没有正规地理上的任何其他标记，并给予它们可笑和卑贱的名字。例如，小人国(Siab Gin Que)，即这个国家的居民均为矮人，很小，他们必须几个人捆在一起，以免被鹰鸢叼走；女人国(Niu Cin Que),即这个国家的居民全系女性，她们从井里或河中望见白己的影子而怀孕，并且只生女孩；穿胸国( Chuen Sin Que)，即该国居民的胸口上都有一个洞，并有一根木棍穿过胸口，这样把人从一地带往另一地；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是人身狗脸；还有一个国家，那里的
　　居民之臂长可触地，还有其他许多荒谬的描写。总之，他们把四邻的国家，诸如鞑靼、日本、朝鲜半岛及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都呼之曰四夷。他们说，中国之外，有七十二国，都在海中，非常小多坚果壳，其居民怪模怪样，体态滑稽或者可怕，更像猿猴和野兽，不像人。近年来他们知道欧洲的一些情规，把它增加在他们的地图上，好像它是帖纳利夫( Tenariff)岛，或一个荒岛．、因此,1668年广东总督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谈到葡萄牙使臣之后，补充如下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只不过是海中的两个小岛。”
　　他们把天空分为二十八个星座，同时把中国分成许多地区，每一地区与这些星座中的一个相对应，用星座名称去称呼它们，不留一个给其余国家。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用最高尚伟大的称呼，但刘外国则用最难听和轻蔑的名字。其目的是，贬低其他国家，借以抬高自己的帝国。
　　我和利类思神父住在四川省省会的时候，从省内各地来的几千名和尚聚集一起，挑起一场对基督教的迫害，同时向省的法庭，即特别刑事法庭，叫做按察司(Can Chan Su)控告我们，该司的首脑对和尚诉讼作出如下回答：
　　“如果这些外国人安居不惹是生非，或者教导新的东西，中国之大无所不容（Chum que chi ta so pu yum，即是说，这个国家是那样大，它能够包容本国和外国人，有充分的余地收容更多的人）；但如果他们教导新的教义，异于我们在本大帝国推广的圣典和经文，或者如果他们去煽惑、诱导百姓，那么将他们各打四十板，逐出本省。”
　　龙华民神父有时向几个太监讲述神律，用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使他们内心折服，他们仅作出如下回答：
　　“中国之外还有道（Chum que chi vai huan Yeu tao，这就是说，我们看见的这个是什么；我们听见的这个是什么；在这个帝国的境界之外，可能还有律法，或者有达到真理的道路；还有其他信仰，或其他律法。）”同时我多次观察到，当我和有知识之人谈论基督教及欧洲的科学时，他们问我，我们有无他们的书籍。我回答说没没有。他们都惊异地挥动着手表示反感，称：“如果你们欧洲没有我们的书籍和著作，你们能有什么学识和科学呢？”不管怎样，这些异教徒既值得怜悯又值得原谅，因为，难以想象的是，不仅大贤人和有学识的人，还有平民百姓，都抱有这个帝国所持有的偏见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张西平
　　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葡萄牙入华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与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中国新图》（1655）和
　　《中国上古史》（1658）一起构成了西方17世纪关于中国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国内学者计翔翔认为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和第二发展阶段的起点，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a
　　从汉学的角度来看，他对中国的介绍更为系统和全面。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及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安文思一一作了介绍，给西方人呈现出了一幅中国的全景式图画。安文思写这本书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由于他本人认同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他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原名为《中国的十二特点》，实际讲的是中国的十二条优点，即：
　　1. 中国版图广大（第二章）；
　　2. 中国历史悠久（第三章及第一章、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3. 中国语言文字优美（第四章）；
　　4. 中国典籍丰富（第五章）；
　　5. 中国人有礼貌有教养（第六章）；
　　6. 中国水运便捷,公共工程完善（第七章和第九章）；
　　7. 中国工艺制造精美（第八章）；
　　8. 中国物产丰富（第十章）；
　　9. 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第十一章）；
　　10. 中国政治发达（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
　　11. 中国君主之伟大（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一章）；
　　12. 北京城之宏伟（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a
　　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该书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他不仅介绍了王府井、白塔寺、铁狮子胡同、鲜鱼口等地点，还详细介绍了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宫殿等。如果不是经常在皇宫中活动，绝不可能对它做如此详细的描写。正因为安文思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这些报道和描写不仅推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了解和认识清代历史的细节和材料，这些在今天依然是很有价值的。
　　比如，在谈到皇宫每年的赋入时，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这些数据：1.每年运进宫廷粮仓的米、面达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袋； 2 . 一千零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个盐块， 每块重五十磅； 3 . 两百五十八磅极细的朱砂；4.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安文思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清朝宫廷经济生活的参考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能较为真实地感受到当年清朝宫廷生活的实际状况。在谈到皇帝祭祀的仪仗队伍时，安文思的记述也十分详细。他写道：“他的仪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执大鼓的人，分为两行，每行各十二人。下面的行列也是如此。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每行十二名。……第二十三，两千名文曼达林，一千名一队。第二十四，两千名武曼达林，全都穿着华丽的礼袍……”这些文字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我们对清代皇帝祭祀的仪仗队有了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安文思的书还提供给我们许多珍贵的清史材料，将这些材料和中文文
　　献相互印证，能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加深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安文思在书中说，1669年12月8日，皇帝命三位官员到汤若望的墓地焚香，“其目的是向他作特殊的礼敬；又命令赐给当时在朝的三个神父（我是其中之一）三百二十五克朗，支付他丧葬的费用”。此事《正教奉
　　褒》中有载：“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礼部大员，捧御祭文一道，至汤若望墓所致祭。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供设香案跪迎，恭听宣读。其文曰：‘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安文思说，第二天康熙在宫中宴请大臣时，让他们三人也参加了宴会，他们坐在右面第三排的第一张桌。这点《正教奉褒》没有记载。杨光先案是清初的大事，本书中也有记载，安文思说杨光先“加给汤若望神父的一条大罪是，在制作天体仪时，神父没有标出北极星，中国人称之为帝星，即众星的帝王星。因为它不移动，他们说众星都围绕着它，有如臣民围绕着皇帝，为他服役。所以他们认为，皇帝在地上和那颗星在天上一样。这个骗子由此得出结论，说汤若望神父没有标出这颗星，是因为他不承认中国皇帝，因此他是叛逆者，该当死罪”。另，《正教奉褒》中有载：“康熙四年三月初一，礼刑两部会议，拟汤若望处死，其余教士俱仗充。初二日，辅政大臣方欲依议批行。忽地大震，惊散未批。”不少人认为这是教内的记载，不足以信。但安文思的书中也记载了这次地震，他是当事人，当时生活在北京，这使我们对这个事实有了新的旁证。
　　书后所附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神父传略》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献，传记中记载了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并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a书中写安文思死后，康熙赐给他悼词，这一点现在可以在中文文献中得到印证。b 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的第十二卷中收有利类思和南怀仁所写的《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的中文文献，此文和《安文思传》完全对应，从而证实《中国新史》的真实性。
　　现在这个译本以1689年英文本为底本，个别篇章译自法文本，同时译者也核对了1957年版葡文本。虽然英文版和第一版的法文版相比有了不少改动a，但英文版有一个优点很值得称道，即在许多章的后面加了注释和说明，将安文思所记的事实和此前在欧洲出版的其他汉学著作进行比较核对，这实际上是把安文思的书放到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评价，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人在16—17世纪对中国认识的变迁。

好的，这是一本涵盖了中国历史诸多重要时期的宏大叙事作品的简介，旨在为读者勾勒出一部波澜壮阔、思想深刻的史学巨著的轮廓。 --- 《盛世之下的暗流：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嬗变（1840-1949）》 导言：巨变的时代，不朽的探寻 本书是一部聚焦于中国近代史（1840年至1949年）关键性社会结构变迁与思想文化革新的通史性研究。我们试图超越传统的政治事件线性叙述，深入剖析在西方冲击与内部矛盾交织下，中国社会肌理如何被深刻重塑，以及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所进行的艰难而卓绝的自我认知与现代化尝试。这不是一部关于帝王将相的流水账，而是关于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剧痛中寻求新生，寻找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的深刻记录。 第一部：传统帝国的黄昏与外部冲击（1840-1895） 本部分将详尽考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内在机制。我们不仅关注军事上的失败，更着重分析了在人口压力、财政危机、官僚体制僵化以及士绅阶层与中央权力关系的演变中，晚期帝国系统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社会经济基础的动摇： 分析了土地兼并的加剧、白银外流对地方经济的冲击，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次反抗传统结构但最终被传统秩序吸收的庞大社会动员）对国家资源与意识形态造成的毁灭性破坏。 天朝体系的瓦解： 重点剖析了中英《南京条约》所标志的“朝贡体系”向“近代国际法体系”的粗暴过渡，以及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从“天朝上国”心态到被迫承认主权平等的思想挣扎与实践困境。 器物层面的回应： 详细梳理了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际执行中的组织困境、官督商办模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它作为一次“技术现代化”实践的局限性，未能触及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的深层变革。 第二部：激进的自我重塑与国家认同的重构（1895-1919） 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师夷长技”路线的彻底破产，由此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国家出路更深层次的焦虑与反思。这一时期，变革的步伐骤然加快，从制度层面到观念层面，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进行为。 从体制改革到革命理想： 深入考察了康梁维新变法（百日维新）的政治设计与社会基础的脆弱性，分析了其失败对改良主义信心的打击。随后，将笔触转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探讨其如何将“排满”与“共和”理念相结合，构建新的民族国家叙事。 学理的争锋：严复与早期西学： 重点分析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经典（如赫胥黎、穆勒的著作）对中国知识界思想范式的冲击。这些思想的引入，如何挑战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并为后来的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的内在悖论： 评估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在构建稳定、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方面的困境。民国初年“共和”的空壳化，暴露了社会基础与政治制度不匹配的深层问题。 第三部：思想的洪流与社会革命的孕育（1919-1927） 五四运动是本书的核心转折点之一。它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对中国人的价值体系、语言习惯乃至家庭伦理都进行了彻底的审视和颠覆。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 详细考察了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神圣性，以及在实践中对二者理解的偏差与异化。 新文化的激进主义： 分析了白话文运动、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如“打倒孔家店”）如何有效地动员了青年阶层，并为激进的政治理念提供了传播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探讨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以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作为解决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终极钥匙”。我们详述了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与国民党内部左派的合流过程。 国共合作与北伐的完成： 细致描绘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定，及其在实现形式统一（国民革命军北伐）中的关键作用，并分析了第一次合作破裂的结构性原因。 第四部：革命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定型（1927-1949） 本阶段的核心议题是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1927-1937）的“有限现代化”尝试，以及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游击战争和土地改革实现其政治基础的质的飞跃。 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议程： 考察了蒋介石政权在经济（如金融改革、工业化初步尝试）、教育（大学的扩张与思想控制）和社会管理（城市化进程与乡村精英的重组）方面的努力。重点分析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党治”与“威权主义”的张力，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膨胀。 抗战中的民族动员与身份认同： 深入分析了全民族抗战如何暂时消弭了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共同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比较分析了国民党（主要依靠精英动员与国家机器）和共产党（主要依靠基层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灌输）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同治理模式。 从“革命的真空”到新的秩序建立： 详述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是军事上的胜负，更是双方在土地问题和对未来社会愿景的承诺上，赢得了广大农民阶层的支持。本书最后聚焦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将其视为近代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转型与思想实验的阶段性总结，为理解当代中国的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石。 结语：历史的重量与未来的回响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富于张力的近代史视角，强调思想的演变如何驱动历史的转向，以及社会结构的惯性如何制约政治改革的力度。我们相信，理解那一代中国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救亡与启蒙的夹缝中做出的抉择，是理解当代中国一切现象的钥匙。 ---

评分☆☆☆☆☆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对历史进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精妙平衡。它既不陷入宿命论的窠臼，也避免了对偶然因素的过度夸大。作者仿佛是一位高明的棋手，既能看到棋局的大势所趋，也能精准地捕捉到每一步关键落子的细微影响。我个人认为，书中对特定历史时期精英阶层的心态和决策过程的剖析，是全书的亮点之一。这些心理侧写，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层次感，让那些曾经遥远的面孔变得鲜活可感。读完合上书本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充实感，不是因为记住了多少日期，而是因为对历史运行的底层逻辑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它不是轻松的消遣读物，而是一次严肃的、需要全神贯注的思维旅程。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跨度之大，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抽丝剥茧，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看似零散的史料串联成一张密实的网。我特别欣赏他处理关键历史节点的笔触，没有那种教科书式的僵硬，反而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洞察。比如，他对某个特定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描摹，细致入微，仿佛能让人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尘土味和生活气息。它不仅仅是在复述“发生了什么”，更在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并且提供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解读框架。读起来，你会不自觉地放慢速度，反复咀嚼那些精妙的论断，甚至会因为某个观点与自己固有的认知产生碰撞而感到兴奋。这本书无疑为我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新视角，它要求读者投入相当的精力和思考，但回报是丰厚的——一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感油然而生。

评分☆☆☆☆☆

这本书的理论深度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它在梳理史实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多重学科的分析工具，使得其解释力远超一般的通史叙述。它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时间线索推进，而是着力于挖掘那些深层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动力。我尤其关注作者对“现代化”这一概念在特定文化土壤中如何被诠释和扭曲的讨论。他挑战了许多既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一种更具本土关怀和批判性的视角。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场高强度的智力体操，需要不断地对照、反思自己的先见。对于那些对历史的本质规律和驱动力抱有强烈探究欲望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座宝藏。它不是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套严谨而又充满挑战性的分析工具箱。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篇幅让我有些望而生畏，但一旦翻开第一页，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就彻底战胜了对篇幅的顾虑。作者的考据功夫堪称一流，每一处的论断似乎都有坚实的文献支撑，这种扎实感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我特别赞赏作者在处理争议性史料时的克制与审慎，他没有急于站队，而是将各种不同的声音并置，让读者自行判断。这体现了一种高度负责任的治史态度。阅读过程中，我经常需要停下来查阅一些地图或背景资料，因为作者的叙述密度太高，信息量巨大，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关键的细节。对于追求精准和深度历史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无可替代，它更像是一部工具书与思想史著作的完美结合体，值得反复研读和做笔记。

评分☆☆☆☆☆

我拿到这本书时，原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没想到它的文笔竟然如此的流畅与富有画面感。作者显然在语言驾驭上下了很大功夫，那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变迁，在他的笔下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人物的动机和选择也显得立体而可信。我最喜欢的是那些穿插其中的小故事，它们像散落的珍珠，虽然独立，却共同构筑起了那个时代的整体图景。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错觉，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亲历着那些风云变幻。特别是关于民间社会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应那一块，写得尤其精彩，它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只有帝王将相的舞台，更是无数普通人命运交织的结果。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享受型的，即使是历史门外汉，也能轻松跟上作者的思路，并从中获得乐趣和知识的双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