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政治心态 [The Political Etho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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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几年来，香港的反对势力与“港独”思潮相互配合，不断提出各种分离主义的主张和制造各种社会事件。研究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变迁对解决目前香港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分析了香港民众对政治领袖的态度，并分析了民众对领袖的低度信任、对政治的低度参与的原因。作者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导致政府在调节与再分配社会资源方面低效，更加深了香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政治犬儒心态和疏离感的上扬，不只是社会经济情况恶化的结果，也反映了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找出并解决政治不认同的根结，调节香港社会政治心态，培养以大局为重、具备包容情操、目光远大且有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本地政治领袖，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政治参与度，均有利于解决香港所面临的管治难题。

作者简介

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之一，原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首席顾问，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学术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制度，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近40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即1993~1997年，刘兆佳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2002~2012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为香港特区政府管制香港提供了政策咨询，也为中央治港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刘兆佳教授的学术性论述具有浓厚的理论趣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香港政制发展和管治现实的分析，理论严谨，客观而中肯。不论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论断，要理解、认识香港政治，都不能绕过这些学术著作。
　　——金耀基（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
　　
　　★刘兆佳教授对香港社会与政治，尤其是港人之政治心态、特区之管治与政权建设以及“一国两制”诸多重大课题，认识之深、见解之到，当代社会学及政治学者殆无出其右。他以学者之胸怀与学养阅历政事，寓理论于实践并在实践之中提升理论，对香港社会政治研究深具卓知洞见，不少著述已成经典文献。
　　——李明堃（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客座教授）
　　
　　★“一国两制”是创新性的伟大事业。近二十年来在香港的实践经验表明，其难度不容低估。要了解“一国两制”事业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未来的挑战，必须对香港从殖民地时代到回归以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入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本书是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在过往数十年间，香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转变速度之快虽为人所察，但其影响之深远则显然未为人所体认。刘兆佳教授的著作为香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局和管治的动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启示，也提供了研究香港政治发展不可取代的一个思路。
　　——李彭广（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
　　
　　★香港虽小，却充满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陆地与海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刘兆佳教授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系统认识香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冲突，理解香港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对领袖的态度
第1章 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
第2章 谁可担当香港的政治领袖

第二部分 社会与经济态度
第3章 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态度
第4章 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
第5章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年）
第6章 对资本主义的信心问题：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变化
第7章 社会经济不满情绪与政治态度

第三部分 信任与参与
第8章 青少年对权威的看法
第9章 关注的旁观者
第10章 公共制度渐失信任与民主化
第11章 政治权威与殖民政权的认受性问题
第12章 旧政权与特区政府的政治认受性问题
第13章 中国传统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

前言/序言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册书汇集了近40年来我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所做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原以英语撰写并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发表，现在经翻译首次以中文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的研究重点和目标，也反映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迁。这些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着重指出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之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非完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凸起有更大的关系。
　　尽管我年轻时念书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开办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但我在中学时期已经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的主张所吸引，因此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后，我还需要物色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摸索将来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假如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则日后我的研究重点便会是内地而非香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来说关系重大。然而最后，我决定舍“中国研究”而取“香港研究”，这当中有几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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