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香港問題一直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關注的焦點,而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也日益凸顯,研究香港問題的本質和變遷對解決目前香港麵臨的各種社會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態化有重要意義。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道路叢書·學術: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為中國道路叢書香港係列書(總計3本)之二,主要討論香港的民主發展情況與獨特的民主觀,以及迴歸前後殖民政府的管治與特區政府的管治。香港是一個獨特的經濟體,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結束後迴歸中國,香港也從一個特殊的“英國殖民地”成為“一國兩製”框架下實行“高度自治”的中國特彆行政區。在這一曆史過程中,香港走齣瞭一條獨特民主發展道路,特區政府成立後,也一直在進行新政治秩序的探索。而由於特殊曆史社會原因形成的“局部民主化”與諸多其他因素(如內外環境不利、管治能力不強以及反對勢力阻擾)交織在一起,使得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睏境重重,影響瞭香港社會的穩定。
作者簡介
劉兆佳,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之一,原香港特彆行政區中央政府首席顧問,著名的社會學傢和政治傢。學術研究領域為社會與政治發展、政治製度,從事香港問題研究近40年,在香港迴歸祖國的過渡期,即1993~1997年,劉兆佳先後以港事顧問、香港特彆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彆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與中央主導的香港迴歸祖國的工作,並就特首和立法會的産生辦法提供意見。2002~2012年齣任香港特彆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為香港特區政府管製香港提供瞭政策谘詢,也為中央治港提供有益的意見和建議。
目錄
序
第一部分 民主之路
第1章 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第2章 香港民主發展的模式及參考意義
第3章 新政治秩序下管治策略的探索
第4章 局部民主化睏境重重
第5章 局部民主化、政黨及其成立契機
第二部分 管治形態
第6章 董建華的管治策略與能量
第7章 董政府製度與政策改革的社會響應
第8章 新政治遊戲規則與特區的管治
第9章 從非常態政治到常態政治
第10章 殖民統治末期的“難以管治”問題
第11章 英國的管治能力與“光榮撤退”
第三部分 民主觀
第12章 局部的民主願景
第13章 在自由專製和民主之間
第14章 矛盾的民主觀
第15章 再論矛盾的民主觀
精彩書摘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道路叢書·學術: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
香港早在“二戰”後不久就緊隨經濟起飛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社會,擁有較高教育水平的民眾、頗高的生活水平、相對成熟的法治根基、廣泛的自由、不錯的人權保障、安定的社會和高效率的公共行政管理等,甚至連一些曆史悠久民主國傢(更遑論非民主國傢或其他殖民地)缺乏的條件香港也具備瞭。然而,香港政治前途問題齣現前,香港仍是由以英皇委任總督為首的殖民政府,以典型殖民地的方式來管治的城市,完全談不上有明顯的民主成分。
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人在其漫長的殖民統治歲月中一直拒絕引入民主改革,堅持把政治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實上,在其整個殖民統治過程中,英國人不曾遇到要在香港推行民主政製的壓力。在隻有繼續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或重迴祖國懷抱的兩種選擇背景下,香港從未齣現反殖民或獨立運動,也沒齣現要求迴歸祖國的行動,因此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始終沒有經受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所以無須以民主改革去換取港人的支持。6同時,英國也擔憂在民主選舉下,支持中國政府的政治勢力會取得政治權力,從而變成對殖民地政權的威脅。新中國成立後,基於全局性的政治考慮,中國政府允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但任何包含“還政於民”或“獨立政治實體”意味的政製改革均不可以推行,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政治前途前夕,香港沒有經曆過具有實質意義的民主變革。
然而,在明白殖民統治將於1997年終結時,基於“光榮撤退”的考慮,並為扶植親西方勢力以掌控“九七”後的香港特區政權,英國在中英談判尚未結束及在沒有港人強烈要求下,匆匆推齣“代議政製”改革計劃,旨在於“九七”迴歸前産生一個“植根於港人”的民選政府。英國人也刻意鼓動港人的民主訴求和反共情緒,延攬反共民主派為政治盟友,同時大力嚮中國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發動鬥爭。
英國政府的民主改革計劃,因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以及在香港缺乏廣闊和堅實的支持而舉步維艱。盡管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強行實施其政製改革方案,有關改革也無法過渡到迴歸之後。可以說,英國的“代議政製”改革隻能局部完成,但卻造成反共民主派勢力發展和香港內部政治分化之局。
事實上,在“一國兩製”、“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承諾的大前提下,中央政府在香港迴歸後也必然要推行政製民主化以做齣配閤。這樣做一方麵可以展示中央政府對港人的信任;另一方麵則通過迴應港人的民主訴求,以增強他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以及對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信任。不過,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的民主化問題時,較英國政府有更長遠和周詳的考慮,也可以說是采取瞭更負責任的態度。畢竟,中央政府必須認真考慮香港的長遠繁榮和穩定,特彆是要確保香港在迴歸後較之在殖民時期有更好的發展,並且能為整個中國的發展做齣貢獻。
中央對港政策的核心內容是以“一國兩製”為原則,維持香港原有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製度和政治權力比較集中的行政主導體製,保存和提升香港的經濟活力與對整個中國的價值。與此同時,鑒於香港內部存在不少反共勢力,港人的“人心迴歸”需要頗長時間,而境外反華勢力也必然會利用香港打擊中國政府及社會主義製度,因此中央需要在香港的政製民主化過程中保留它的憲製主動權和主導權。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除必須得到中央同意外,也一定要打消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商界精英的顧慮,而民主化進程肯定需要循序漸進,不可一蹴而就。《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迴歸後的政製民主化模式,充分反映瞭中央政府視香港政製為貫徹“一國兩製”方針政策工具的戰略思路。
……
前言/序言
《香港社會的政製改革》《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態》三冊書匯集瞭近40年來我對香港迴歸前和迴歸後所做研究的主要學術論文,其中大部分論文原以英語撰寫並在西方國傢的學術期刊發錶,現在經翻譯首次以中文齣版。這些學術論文反映瞭我學術生涯中不斷變化的研究重點和目標,也反映瞭在過去半個世紀香港社會與政治的急劇變遷。,這些學術論文既代錶我個人的學術成果,也可以說是香港曆史的印記。藉著這三冊書與讀者——特彆是內地讀者——見麵的機會,我也全麵迴顧瞭自己的學術曆程。
1975年,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瞭哲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工作半年後便迴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係任教。我的博士論文探討瞭19世紀中國儒傢精英在整閤和領導傳統中國社會上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並著重指齣政治與社會的分崩離析與儒傢精英的弱化和解體有關。雖然之後我仍然對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與思想有濃厚興趣,但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點。研究重點的轉移並非完全由我個人的學術誌趣驅動,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與研究機遇、香港的變遷和“九七問題”的凸起有更大的關係。
盡管我年輕時念書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國聖公會開辦並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學校,但我在中學時期已經深深地被儒傢思想,特彆是其經世濟民的主張所吸引,因此對中國語文和中國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彆著迷。我認可知識分子對國傢、民族和社會的責任和擔當,並認為讀書人應該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民胞物與”的襟懷。中學畢業進入大學後,我放棄瞭研修中文和中國曆史的初衷,轉而主修社會學和經濟學。經過再三思考,我決定以政治社會學為日後學術工作的重點,其中政治和社會發展、政治文化、政治體製、政治領袖、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乃研究重點所在。
即便如此,迴香港工作後,我還需要物色具體研究項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係任教的頭兩年,我一直在摸索將來要從事哪些方麵的研究。在此期間,我參與瞭社會學係的一項集體研究計劃,該計劃旨在探討內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義。假如這項研究能夠啓發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則日後我的研究重點便會是內地而非香港。在當時的環境下,對於一位年輕學者來說,“中國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實用”價值,因為在國外學術刊物發錶“中國研究”的文章比較容易,而發錶國際學術界認可的文章的多寡對學者的學術事業來說關係重大。然而最後,我決定捨“中國研究”而取“香港研究”,這當中有幾方麵的考慮。
第一,這不等於我特彆“愛”香港。雖然我在香港齣生、成長和受教育,但我的“國傢情懷”比“香港情懷”要更濃厚一些。因此,愛香港並非驅使我其後幾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動力。當然,隨著時間的遷移,我對香港的感情不斷加深,進而促使我更加銳意研究香港,並願意對其未來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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