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工程 中国电影刊物史稿：1921-1949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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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15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既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电影110周年和世界电影120周年。在中国电影110年的风雨历程中，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吸引公众的关注，而其周边学科的发展也成为电影发展的托举之力，让中国电影向前、向上发展。早在2005年，以中国电影百年为契机，中国电影史研究及写作一度成为“显学”，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电影史著作薄弱、电影史研究方法单一等现象，以及已有电影史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电影史料的准确性、电影史述的合理性以及电影史观的正确性都提出了质疑，探讨了写作新的电影史的可能性，并达成了共识，即应该像重写文学史那样，重新撰写中国电影的历史。在呼吁要重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众声中，“重写电影史”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口号，至今依然令人津津乐道。在此旗帜下，各种重修的或新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一度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出版的电影史著作总数已经达到了几十部。其中也不乏有些成果令人惊喜，给人以不少新的启迪。2015年，中国电影110周年，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已然进入一个更为理性和深入的阶段，然而，面对日益蓬勃的电影产业、更加久远和错综复杂电影历史，我们该如何面对？之前提出的“重写”或“再写”是否依然是我们面对电影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路？

作者简介

　　丁珊珊，女，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南京大学，副教授。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民国电影刊物的初创
第一节 民国电影刊物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同人电影刊物”：早期电影刊物的整体面貌
第三节 《影戏杂志》：初始的探索
一、举步维艰的办刊历程
二、为影戏正名，为《影戏杂志》正名
三、内容布局与办刊理念及其意义

第二章 电影特刊：由散落到整合
第一节 1920年代中后期电影刊物的发展
第二节 电影特刊：非常态化的电影宣传
第三节 《电影月报》：电影特刊的整合
一、合作的大本营
二、理论探讨的深入与细化
三、文人与影人的跨界交往

第三章 1930年代的“附属性电影刊物”：走向常态化的电影宣传
第一节 《联华画报》：侧重于自我形象的塑造
第二节 《明星月报》：左翼话语的凸显
第三节 《电通半月画报》：受困于市场的创作激情
第四节 《新华画报》：理论性与商业性的兼顾

第四章 娱乐性与批判性的双重奏：“公共性电影刊物”的特征与演变
第一节 电影刊物的多元化发展与公共性电影刊物的出现
第二节 《电声》周刊：彰显“公共性电影刊物”的批判意识
一、内容：电影主导下的多栖并置
二、评论：公正立场与针砭时弊
三、观念：对旧道德的坚守
四、思潮：民族主义的彰显
第三节 《青青电影》：公共性电影刊物的娱乐化变奏
一、都市语境下的“软性”色彩与大众化定位
二、明星与电影刊物：充满默契的“合谋”
三、整容的明星与“整容”的明星史：审视电影史写作的一个视角

第五章 完型与稳定：“孤岛”、沦陷时期以及战后的电影刊物
第一节 “孤岛”、沦陷时期以及战后电影刊物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 《电影》周刊：“娱乐型公共性电影刊物”的发展
一、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刊理念
二、对香港电影的贬斥与打压
第三节 《新影坛》与《上海影坛》：电影政策的传布与有限度的批评
一、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研究：从影片到电影刊物
二、《新影坛》：对官方电影政策的传布
三、《上海影坛》：有限度的批评
第四节 《电影杂志》：文人理念与市民趣味的偏离
一、定位于女性读者的电影刊物
二、好莱坞电影的卷土重来
三、从“读者信箱”看民众趣味与文人趣味的错位

结语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中国电影史工程 中国电影刊物史稿：1921-1949》：
　　“附属性电影刊物”属于电影刊物之一种，是指有“母公司”资金支持的电影刊物，其办刊宗旨论则主要是为提供资金支持的“母公司”（电影公司、影院、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的电影活动进行宣传。“附属性电影刊物”包括电影公司出版的电影刊物、电影院出资创办的电影刊物、政党或集团组织资助的电影刊物、政府官办的电影刊物和大学创办的电影刊物等。真正意义上的“附属性电影刊物”，乃是在中国电影业完成了初步整合之后才出现的。在1930年代的上海影坛，电影公司的绝对数量虽有所减少，但由于完成了一定程度的“纵向整合”的缘故，其规模却变得更加庞大，社会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此时，较具实力和发展野心且有志于办刊的大型电影公司渐渐摒弃了1920年代“电影特刊时代”的“一片一刊”式的非常态化的办刊方式，转而尝试创办属于自己的定期刊物，以构建更为稳定的宣传阵地，附属性电影刊物遂相继出现。这些隶属于某一家电影公司的刊物，不仅可以成为该电影公司推销自家出品的稳定窗口，亦可彰显其不凡的经济实力，于是很多大的电影公司纷纷创办定期出版的电影刊物，构成了1930年代电影刊物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笔者在本章中将要重点讨论的“附属性电影刊物”基本都隶属于某家电影公司，在经费的使用、编发人员的任命以及办刊理念的确定上，“母公司”无疑具有绝对的发言权与支配权。因此，很难说这些“附属性电影刊物”具有一般“公共性电影刊物”所具有的独立性；毋宁说更像是电影公司的一个“私器”。既然如此，“附属性电影刊物”的首要任务便是为“母公司”出品的影片特别是对刚出炉的新片宣传造势，举凡与影片相关又具备商业卖点的元素，比如影片的剧照、本事、歌曲和明星等，均会被悉数收罗过来刊登在自家近期出版的刊物上。在这一点上，“附属性电影刊物”的性质与前面章节讨论过的电影特刊在实质上几乎无异，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形式上：一者为定期刊物而另一者为不定期刊物。于此意义而言，1920年代出现的电影特刊实际上便已具备“附属性电影刊物”的属性，前者可视为后者的一种雏形，而“附属性电影刊物”则是对电影特刊的一次升级换代，它与电影公司的沉浮兴衰联结得更加紧密。其次，“附属性电影刊物”通常会邀来“母公司”的导演和明星为刊物撰稿，他们所撰之文章，其主题内容一般不出影片拍摄的台前幕后的心得体会或逸闻趣事，当然，有时明星们也会跳脱出影片而在刊物上聊些自己的生活琐事、情感困惑等，但有一点不变，即这些文章大多“报喜不报忧”，为的是吸引观众眼球。这些文字，无论是从貌似专业的角度谈新片，还是以八卦的口吻谈感触，抑或东拉西扯地唠家常，都不失为与影迷（读者）进行积极沟通的举动。再次，“附属性电影刊物”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即“母公司”，所以自然会“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房上霜”，以至于不免带上一种鲜明的“排他性”。具言之，就是“附属性电影刊物”一般会倾全力报道自家公司的大事小情，而不会将宝贵的篇幅让与其他电影公司（竞争对手）——这也不难理解，如若再额外地关注别家公司的近况，岂不是成了为他人做嫁衣？最后，还可看到，“附属性电影刊物”并非只知叫卖而全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事实上，有时它也会辟出一定篇幅用来谈论外部环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对沪外电影业（主要是放映业）的报道。尽管说“附属性电影刊物”谈论沪外电影业的举动仍不无私心——炫耀自家的出品在外地如何受欢迎或让同人了解市场信息等，但如今这些文章毕竟可以为我们洞悉早期沪外电影业的发展状况，提供诸多宝贵的线索。
　　虽说“附属性电影刊物”在总体上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同质化”趋势，但各家公司也在努力地寻找与众不同的突破口，力图在激烈的电影刊物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笔者在本章中便选取了1930年代几份相对有代表性的“附属性电影刊物”，尝试逐个分析，以期呈现其生存状态及其各自的特色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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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5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既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电影110周年和世界电影120周年。在中国电影110年的风雨历程中，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吸引公众的关注，而其周边学科的发展也成为电影发展的托举之力，让中国电影向前、向上发展。早在2005年，以中国电影百年为契机，中国电影史研究及写作一度成为“显学”，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电影史著作薄弱、电影史研究方法单一等现象，以及已有电影史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电影史料的准确性、电影史述的合理性以及电影史观的正确性都提出了质疑，探讨了写作新的电影史的可能性，并达成了共识，即应该像重写文学史那样，重新撰写中国电影的历史。在呼吁要重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众声中，“重写电影史”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口号，至今依然令人津津乐道。在此旗帜下，各种重修的或新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一度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出版的电影史著作总数已经达到了几十部。其中也不乏有些成果令人惊喜，给人以不少新的启迪。2015年，中国电影110周年，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已然进入一个更为理性和深入的阶段，然而，面对日益蓬勃的电影产业、更加久远和错综复杂电影历史，我们该如何面对？之前提出的“重写”或“再写”是否依然是我们面对电影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路？
　　一、重写抑或再写？
　　再写电影史，是余纪先生在笔者主持的《中国电影通史》项目启动会上提出来的。所谓重写，似乎意味着推翻、颠覆前人，意味着另起炉灶重新搞一套。而所谓再写.依照笔者的理解.就是从此时此地出发、根据此时地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并且反映、满足此时此地的需求。也就是说，再写不是推翻、颠覆，而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前人的所有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是历史发展长河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历史是不断延续的，再写电影史也是不断延续的，这意味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对过去时代撰写的电影历史进行再写，进行不断地完善和细化。可说，没有再写、没有不断地再写，历史将会是缺失的，而且是无法弥补的。在“重写电影史”的观念指导下，我们总是试图超越，总是试图拿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自己今天觉得尽善尽美，但后人肯定会发现有很多遗漏，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当我们使用再写概念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放低身段”，意味着不再追求尽善尽美。重要的是，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愧于我们在所处的时代所做的努力。事实上，相对于中国电影的历史事实，任何人的电影史研究永远只是逼近“真实的渐近线”。无论是“推翻”前人，抑或“超越”后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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