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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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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94078

版次：1

商品编码：12159370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3-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48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民国历史掌故爱好者
　　黄恽是著名的掌故学家，长期致力于江浙一带文化历史的钩沉发掘，对于民国时期各个方面的掌故，十分熟悉。尤其擅长在民国小报上挖掘细节。书中有颇多鲜为人知的野史掌故。
　　黄恽也是著名的收藏家，收罗了大量民国书籍和报刊，所引述资料多为学界所未见或所忽略的，可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角度和参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黄恽先生阅读钱锺书、杨绛，兼及钱家和杨家众人文章和行迹的一本掌故笔记。钱基博和杨荫杭是儿女亲家，他们两家都是名人辈出的家庭，无论文学界、教育界、翻译界、史学界、法律界……都有声名卓著的人物，吸引了无数文人学子的研究目光，写下了无数关于钱杨两家的文章。本书另辟蹊径，讲述了一些少有人道及的钱杨人事。作者论述有据，新见迭出，可称得上是比钱锺书更了解钱家，比杨绛更了解杨家。

作者简介

　　黄恽，苏州人，1966年生，供职于苏州杂志社，藏书家、文史学者，尤以研究民国文史为擅长。著有随笔集《蠹痕散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文史集《古香异色》（海豚出版社，2012年）、《秋水马蹄》（金城出版社，2013）、《燕居道古》（新星出版社，2014年），《舞文詅痴》（东方出版社，2017年）。

精彩书评

　　黄恽是著名的掌故学家，长期致力于江浙一带文化历史的钩沉发掘，对于民国时期各个方面的掌故，十分熟悉。尤其擅长在民国小报上挖掘细节。书中有颇多鲜为人知的野史掌故。
　　黄恽也是著名的收藏家，收罗了大量民国书籍和报刊，所引述资料多为学界所未见或所忽略的，可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角度和参考。
　　黄恽是细心的读书人，他既擅长在手边琐碎的资料中进行剥丝抽茧的功夫，亦尤其善于在故纸堆中发现问题。
　　——现代快报

上辑谈钱
钱锺书的祖辈
钱基博与陶大均
钱基博与章太炎的两次见面
钱基博自蹈轻薄
钱基博游木渎
钱基博与五十九点九分
钱基博喜人立异
吴宓解读钱锺书《围城》和《猫》
吴宓与钱锺书在上海的一次会面
钱锺书著文学史考
钱锺书的《冷屋随笔》
钱锺书以诗代柬
《围城》中的范懿与《人性的枷锁》里的威尔金森
屏溪谈钱锺书
钱氏父子治学的异趣
胡适周氏兄弟钱锺书
钱锺英谈“林纾的翻译”
下辑：说杨
读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札记
杨荫杭与苏州美专学生
杨荫杭去世的日期
杨荫杭与宋徽宗铁大观
徐志摩《留美日记》中的杨荫榆
杨荫榆大战王骏声
杨荫榆与她的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寻访“二乐”
杨荫榆是个外国人
杨荫榆的三个特写
杨荫榆的偏执
《听杨绛谈往事》外的苏州往事
《申报》中的杨绛
祝杨绛先生百岁
——《振华校友》卅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杨绛
杨绛谈收脚印
杨必的故事
“一文厅”的故事
附录
钱基博谕儿两札

精彩书摘

　　读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札记
　　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父亲》一文，我读过数遍，偶尔还会重读。我对杨家一直保持着兴趣，该文有很多掌故可以稽索，每当在泛览中遇到杨家人，总忘不了看看杨绛怎么写，与我看到的是不是一致，以下就是我读《回忆我的父亲》后关于杨荫杭一点札记。
　　一、《留芳记》一笔带过
　　《回忆我的父亲》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锺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我读书向来是笨而傻的，看到这一段，就决心看看杨绛笔下的钱锺书的记忆靠不靠得住，于是就借了包天笑的小说《留芳记》来读。
　　《留芳记》是包天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创作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他在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中对《留芳记》的创作列有专章，曾孟朴《孽海花》用赛金花串合写晚清历史，包天笑则是用梅兰芳来串合诸色人物写清末到民国初年历史的，在时序上正好和《孽海花》衔接。这篇小说从梅巧玲、梅雨田写起，包天笑曾在其回忆录中对梅家表示过一点歉意，因为当年优伶也同时是相公堂子里的人物（像姑），这对后来的伶界大王梅兰芳来说，未免有点揭丑的意味。当然，包天笑二十年代开笔时，优伶地位承晚清积习堪称低下，不似当今冠以表演艺术家，甚至大师头衔以招摇过市，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书在1925年由中华书局印成单行本出版。
　　《留芳记》里的人物与《孽海花》一样，也用化名，这原是文人狡狯，生怕被人视为诽谤，预留余地的。包天笑只是把人物的名号打乱穿插一番，熟知此段历史的人，不需索隐，等于一目了然。如梁任公，只是改作梁公任，荫昌改为荫长而已。
　　杨荫杭出现在《留芳记》第一集第六回：都下辇金老臣满志御前借箸太后吞声。其文曰：
　　民政大臣肃善的府邸中，又延请了一位江苏人杨荫圃，每日请他讲一两点钟宪法。大家很有主张速颁宪法的。（P101）
　　所谓肃善，乃是肃亲王善耆，著名的川岛芳子的生父，清亡后宗社党的首要分子。这位江苏人杨荫圃，自然就是杨荫杭老圃了。
　　钱锺书先生记忆力惊人，几乎是过目不忘。一部小说中这么一句，几十年后还能记得，的是了得。
　　顺便说一句，杨绛说：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使我想起同是无锡人的吴稚晖来，他在日本也骂慈禧为老太婆。
　　无锡人在这方面莫非有同嗜乎？
　　二、翘二郎腿的杨荫杭
　　《回忆我的父亲》之三一开头，杨绛转述了她的大姐的一个回忆，讲了杨荫杭这么一件事：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
　　这件事，杨绛说上海各报都在头条新闻报道，未知究竟，不过《申报》上是有报道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该年6月7日的《申报》有《吴县法界怪现象》一篇报道——
　　吴县地方厅推事杨光宪在民庭问案时，有杨荫杭律师在旁听席旁听。杨光宪见其交股而坐，大肆辱骂，以为扰乱法庭。当时，杨荫杭唯唯听命，始终不与理论。待闭庭后，乃独访杨光宪，责其滥用职权，妨害人行使权利，并使人行无义务之事，犯刑法上专条，杨光宪大窘，然犹色厉内荏，口角移时，竟斥杨荫杭为无律师资格。杨律师言：我在东洋、西洋皆有专门法律学位，既非速成、剽窃，亦不仗情面、运动，安得谓之无资格？杨光宪羞愤交集，竟结合同庭推事六人，相约停止办公，必欲达其处罚杨荫杭之目的而后止。地方厅长不得已，乃向检察厅告杨荫杭以扰乱法庭、辱骂法官等罪，而杨荫杭亦在检察厅告杨光宪渎职之罪。现地方厅各推事方纷纷集议，以为法官全体必能攻倒一律师，今正布置一切，必欲陷害杨荫杭而后快，究未知其结果如何也。
　　在法庭上旁听席上，律师翘二郎腿，是不是有藐视法官的嫌疑？这很难判定。因为二郎腿的翘法各有不同，翘得高高，并不断抖动的话，在法庭上应该不会太雅观，我们不知道杨荫杭当年是怎么翘的，为了什么？想起来，藐视法官的心理是有的，他是东西方法律的专家，看到法官的表现令人失望，自然会生出不敬之心来。
　　杨绛认为父亲在上海作律师，说其父是作律师和法官争辩，所以有会审公堂的说法，大概是想当然了。所谓会审公堂，正确说法是会审公廨，是租界的法庭。《申报》明确说事情发生在吴县，与租界无关。民国的吴县，其实等于当下的苏州。而且当时杨荫杭不是代理诉讼，是在旁听席上旁听。
　　1912年，杨荫杭三十出头，这次出现在庭上，并不是为别人辩护，而是在旁听席上旁听。孰料，因为二郎腿一翘（报道中称“交股”），引起了推事杨光宪的不满。民国法庭的推事，相当于如今的法官，是低于庭长的审判官。
　　杨荫杭和杨光宪两人背后有什么恩怨，报道中未提及，但应该可以猜到一二，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律师和法官之间的矛盾。
　　这次杨光宪借一细故突然发难，杨荫杭显得非常镇静。对于杨光宪的“大肆辱骂”，杨荫杭在庭上不与理论，显得成竹在胸。到闭庭之后，才面对面交涉。两人吵架的结果，是杨光宪纠合同事，以罢庭为要挟，“必欲达其处罚杨荫杭之目的”。杨推事的上司也胳膊肘往里弯，采取一致手段，所有法官共同对付一个律师。
　　看起来，这场斗争完全是不对等的，杨荫杭必输无疑。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出人意料，杨荫杭是有奥援的。在江苏为张謇，在首都则为张一麟。
　　为什么这么说？请看《申报》6月30日的报道：
　　吴县地方审判厅推事杨光宪与律师杨荫杭因细故争执一事，业经该厅推事苏宗轼、薛雪、史棠、夏敬履、王炎武等依法控诉杨律师违法侮辱等情，而杨律师则私诉于省议会议长张季直君，即由张君函致程都督，嘱为开导法官，勿小题大做等语。而袁大总统亦有电致都督府，其中有责备郑提法司不能善为处置之语。现闻程都督已令提法司先将该推事杨光宪撤任，一面善为开导，以期和平了结。
　　这是《申报》总题《苏垣近事汇闻》中的一条。
　　这里说得很清楚，苏州地方审判庭的杨光宪纠合该厅推事有：苏宗轼、薛雪、史棠、夏敬履、王炎武等，而杨荫杭则直接告到了时任省议会议长的张謇处。
　　张謇与杨荫杭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到两点：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锺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点是两人有通信，张謇许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一点是杨家的“安徐堂“的匾额是张謇这位状元公题写。可见两人关系不错。
　　杨荫杭和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长的张一麟的关系，则更是密切，两人是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
　　于是，表面看强弱不一的双方，其实倒是强弱异势的。杨光宪实在小看了杨荫杭的背景和能量，等于是用鸡蛋和石头撞击。
　　这么小小的一件纠纷，最后竟然惊动了大总统袁世凯，这自然是张一麟“贵人相助”了。这场纠纷的结果，是杨光宪撤任，杨荫杭呢，次年即升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
　　三、杨荫杭改任浙江的内因
　　1913年2月17日，杨荫杭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到1914年2月25日《申报》报道，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在江苏司法界任上不过一年。
　　据1913年7月18日《申报》上海版报道：高等厅长回避述闻：苏垣司法界，现奉部令，法官须回避本县等情。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杨荫杭检察厅长陈福民均系苏省人氏，是以亦须回避，改调他省……
　　这是很冠冕也是很正当的理由，然而内因却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这一年2月，发生了一件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杨荫杭走马上任不过几天，就碰上了这么棘手的大事：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去北京。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于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
　　当年上海县属于江苏省管辖，所以，宋教仁一案的审判，正是在杨荫杭属下的上海地方审判厅。
　　杨荫杭就这样无可逃地深深卷入了政治风潮之中。他因为不满上海地方审判厅对宋案的审判，决定对上海地方审判厅全体改组。上海法官自然不甘，与杨荫杭对抗。
　　据5月《申报》报道：
　　司法部尚未明底蕴
　　上海地方审判厅改组风潮发生后，本埠司法界中人以高等总厅长杨荫杭任意任免法官，侵权违法，纷电司法部，请为主持在案。兹悉司法部对于此事因未悉底蕴，已致电杨厅长饬令明白具复，以凭核办矣。
　　上海县议会也投入与杨荫杭的对抗：
　　县议会之紧急动议
　　县议事会议员赵履信等对于高等审判厅长杨荫杭撤换地方审判厅全体人员，另行改组一事，认为违法，特于昨日在会场临时紧急动议，提出意见，拟电司法部彻究。当经公决通过。兹将议案暨电部原文录后：
　　（议案）查法庭为人民之保障，以其确守法律，绝无偏倚。设法官自行违法，其如人民之保障及信仰何！本邑地方审判厅长黄庆澜由光复时艰苦缔造，以法律维持秩序，至今并能力争主权，昭昭在人耳目。近以宋案发生，法部迭电黄厅长留办，乃高等厅杨荫杭违背部令，擅行撤换，不解一；高等厅有任免地方厅长之权系属何种约法，不解二；一日之中立逼交卸与取缔违法之官等，不解三。拟电请法部彻究。
　　从以上两个报道可知：宋案发生之后，杨荫杭要撤换的是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全体人员，而且是“一日之中立逼交卸与取缔违法之官”，可见雷厉风行，有不换不行的急迫。
　　这次改组风潮，自然与宋案大有关系。然而，宋案的背景太复杂了，不但与上海都督陈其美有关，还与袁世凯有着脱不了的关联。作为审判官，杨荫杭要的是宋案的真相，让真凶归案，对历史负责，而这正是与宋案关系人极力要掩盖的。杨荫杭急着要撤换上海地方审判厅全体人员，自然是看到了宋案审判中种种可疑之处，为揭开真相所作出的努力。
　　面对这样的局面，放任杨荫杭撤换，宋案真相就可能大白于天下，对杨荫杭惩戒和撤职，则显得欲盖弥彰，反启人疑窦，最巧妙的办法就是调虎离山，让杨荫杭无所施为。找一个什么理由能达到目的呢？杨荫杭是江苏无锡人，回避本籍，他就管不到发生在上海的宋案了。
　　1913年7月18日《申报》上海版地方新闻栏：苏州
　　高等厅长回避述闻：苏垣司法界，现奉部令，法官须回避本县等情。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杨荫杭检察厅长陈福民均系苏省人氏，是以亦须回避，改调他省……
　　这一年9月底，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还请杨荫杭去北京商讨司法事。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拟杨荫杭（即老圃者）长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既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黄远庸所说不为无因，但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1914年2月25日《申报》上海版，议员与官吏条报道：杨荫杭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长。
　　这一节，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一笔带过：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
　　不知杨绛知道不知道内里还有这样的幕后？也许是故意“回避”了此节也难说。
　　四、屈映光从不吃饭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中说：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
　　这里说到一个浙江省长屈映光，用了一个“今典”：本省长从不吃饭。不知道当年情况的话，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不吃饭？难道吃屎？这是读者必然会有的联想，虽然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或必然另有原因，不解释，就难知究竟。
　　首先，杨绛这里略有舛误，1914年，杨荫杭到浙江就任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屈映光并不是浙江省长，而是浙江巡按使，所以，屈映光不可能说：“本省长从不吃饭”，而只能说“本使”。这点，《民国演义》相对而言比较严谨，或更近真实。
　　《民国演义》第六十九回“伪独立屈映光弄巧卖旧友蔡乃煌受刑”中说：
　　屈映光连接这种文件，真是不如意事，杂沓而来。可巧商会中请他赴宴，他正烦恼得很，递笔写了一条，回复出去。商会中看他复条，顿时哄堂大笑。看官！道是什么笑话？他的条上写着道：“本使向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莫非是学张子房一向辟谷？这两句传作新闻，其实他也不致这样茅塞，无非是提笔匆匆，不加检点罢了。
　　原来屈映光是拒绝邀宴，不受吃请。只是当时急不择言，所以闹了笑话。用现在的话说：我从来不接受任何邀宴。这简直是当下遵守八项规定的模范人物，虽然文字上惹人笑话。
　　鲁迅《两地书》中有：“报言章士钊将辞，屈映光继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吃饭’人物也，与士钊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鲁迅的说法又有不同，说的是兄弟，似乎更符合屈映光的口气，“本使”“本使”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说兄弟，才是当年官吏应有的口气。记得几年前台湾各党魁来大陆参访，讲话时无不“兄弟”“兄弟”自称，大陆人士很新奇，很不习惯，如果多听听民国人物讲话的录音，就知道鲁迅笔下的叙述比较近真。
　　顺便一说，督军朱某，指的是朱瑞其人。
　　杨绛在文中又说：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麟（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屈映光至少在表面上是拥护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所幸张一麟卫护北洋同窗杨荫杭，这次杨荫杭因为在浙江任上惩治恶霸，惹起风波，又安然度过，并且再次获得了升迁到京畿的机会。
　　五、杨荫杭在北京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说到杨荫杭在北京：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杨绛的想法对不对？是不是合乎情理？杨荫杭升迁到北京后，是不是“早就想辞官不干了”？
　　我这里还想补充杨绛未提到的二点：
　　1914年，袁世凯大总统曾授予杨荫杭三等嘉禾章。
　　1915年3月6日，杨荫杭由浙江高等审判厅长，升迁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同时授杨荫杭为上大夫官衔。（按：杨绛说是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未知何据？《申报》上但见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和投闲置散的司法部参事）
　　袁世凯是近现代著名的奸雄，他很会笼络下属，不仅封官晋爵，往往还有金钱。杨荫杭得到的，是当年他这个级别相应的爵衔。
　　杨荫杭到北京后，把自己的家也一起搬到了北京，自然是为了定居。其间经历了袁世凯大总统、洪宪皇帝、黎元洪总统、宣统复辟、段祺瑞讨逆、徐世昌大总统，他都在北京做官，似乎并不是要辞职不干的样子。他真正决定辞职，不是在碰上许世英而被撤职之时，而是又过了两年，做着投闲置散的司法部参事时，这个官毫无职权，味同鸡肋，杨荫杭才决定辞职而去。
　　杨绛说：
　　据我国近代史料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杨荫杭在高等检察长任上碰上了交通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应该是1917年5月，而不是杨绛说的1916年5月，相差了一年，《申报》的报道必不会差错一年，只能是杨绛弄错了。
　　杨荫杭逮捕许世英等人，证据充分与否，程序上有无瑕疵，在当年报纸上并不敢和杨绛一样那么肯定，请看《申报》当年的报道：
　　北京电：许世英已暂保出归津，厅传审国务会议以杨荫杭未获证据，下令逮捕实属滥用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