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上册） [The members of CAS & CAE： how to study and how to research]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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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上册）》收入了多篇讲述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学生时代和从事科研后的求学与治学的故事，帮助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莘莘学子）树立“好奇、好学、好思、好问”的求学与治学风格，这对于当下创新人才培育和创新社会氛围的构建都有现实意义。

目录

扎扎实实学习与思考
我的中学时代
基础知识要扎实
学习前贤努力攀登
实验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漫长的求学旅程
勤学苦练踏实学问
劝君惜取少年时
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学习
勤能补拙
怎样做学问
科学家的责任感
“毛估”的思维方式
学·问·学问
恩师助我择专业
养成自学习惯
勤奋与机遇
从爱好者到天文学家
兴趣·好奇·坚持
反法西斯斗争的科学战壕
做学问的人生抉择
名人治学的启示
我的座右铭和“养生之道”
随忆两则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读好书做好人
艰辛的道路
从我的中学时代所想到的
信念与抉择
科研追求的目标
——发明与发现
负笈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效力祖国何惧艰苦
往事回忆
机遇与挑战
好奇·好学·好思·好问（代后记）

精彩书摘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上册）》：
　　可惜，我整个六年的中学学习，只在最后两年才知道用功，而且在1948年高中临毕业时还生了一次急病，动了手术。我这次病生于课程已经学完，即将开始期末考试的时候。为了不耽误毕业，我在手术后身体还没有复原的情况下，就回到学校进行了期末考试的补考，接着勉强地通过了毕业考试。由于身体虚弱，没有精力复习功课，又不愿在家里闲待着，就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做临时工，想过了一年以后再去考大学。但由于两位同学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上海考大学，我也就抱着去试一试（或许能为第二年考大学积累一些经验）的心态，同他们一起赶到上海。三个人借住在一所由几户贫民合住房子的亭子间里。这所住房没有卫生设备，亭子间的面积大约六七平方米，只有朝西的一面有窗。在没有考试的日子，我们早晨在街上吃了些东西后就带着书和面包到附近的一个公园，整天在公园里看书和休息。新中国成立前各所大学是分别招生的，考期一般都错开几天。我勉强参加了四所大学的人学考试，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好回家休养。侥幸的是总算考上了两所大学，我选择了其中的同济大学。
　　那时，同济大学从四川迁回上海不久，校舍很分散。新生院是利用抗战前国民党的上海政府在江湾建的市图书馆大楼，离市区很远。每天晚上在用电高峰期间，新生院的电压低到电灯都点不亮，只好用蜡烛照明。学习条件比较差，我的情绪也很低落。开学后不久，金圆券币制崩溃，学生吃饭发生困难。由于同济大学刚从内地迁回上海，大多数同学的家都远离上海，所以学生会动员凡家在上海附近的同学回家，省下粮食支援留校的同学。我也因此回到常熟老家，第二年三月接到学校可以返校的通知，才回到学校。那时已经离上海解放不远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会已着手组织同学们作各种迎接解放的准备了。虽然上了四年大学，实际上只读了三年的本科课程。当时的同济大学化学系虽然不是十分出名，但有曾石虞（系主任）、汤腾汉、顾毓珍等教授执教，治学严谨，对我们辅导挺认真。带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有的已经是讲师，但他们仍一丝不苟地做本该助教做的工作，如罗会烈、贾锡平、赵德仁、黄光荣等。这些老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至今记忆犹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发现，在这三年中我学得比较好的课程都是没有课本或讲义的，这些靠记笔记学的课程，出了校门以后，印象特别深。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同时分到一个研究组的还有四名分别来自不同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跟其中有些同志一比，我就感到自卑：基础知识不如他们扎实，知识面不如他们宽，领悟能力也不如他们强。这时，我才深悔这是在中、小学阶段没有用功学习所致。所以出了校门以后，学习的劲头反倒比在学校中更大了，业余时间主要花在自学上。以后随物化所迁到长春，后来并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领导请唐敖庆先生等著名学者来给我们讲课，令我的基础知识得到进一步充实。那时我很羡慕一位同志，他和我是同年毕业的。看文献时，他能一下子看出人家工作的长处与不足，很快就形成自己进行这项工作的思路。我则不然，必须经过半年到一年的研究试验，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看文献时，有的文章要反复看几遍，才能弄清作者的思想，真正看懂。我终于逐渐明白，我这个人只有下笨工夫，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要勤于思考，才会在研究工作上有所收获。所以我认为：一个人脑子开窍的时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有的人很早就开窍，而我是到了二十五六岁以后，也就是工作了三四年以后，才有些开窍了。
　　那时，我的业务领导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的余柏年先生。他对青年人的爱护和学术民主作风对于我业务长进起了很大作用。我还记得1959年，他让我检查一项他领导其他同志做的研究工作的报告。我读了这份报告并仔细检查了原始数据后，感到这项工作做得很细致，实验量很大，但最后只写成了一个条件试验报告，我觉得这批数据似乎反映了某种动力学规律。于是，我从理论上推导了一个动力学方程式。为了验证这个理论式与实验结果是否相符，并求出方程式中的各个参数，要用迭代方法进行曲线拟合，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计算器，我只好借了一本五位对数表用手算，结果花了几个星期的上班和业余时间才把这些数据算完，计算结果表明理论式与实验数据是符合的。但是我并未以此为满足，继续考虑如果这个理论式是正确的话，那么又可以作出哪些推论？我作出了四条可以反映实验数据特征的推论，然后按照这些推论来重新处理这批数据。结果原来未被发现的实验现象，经过将数据重新处理作图以后，都显示出来了，而且同推论中预言的情况完全符合，我这才确信所推导的理论式是正确的。我把这些工作结果交给余柏年先生，请他补充到原来的研究报告中去。余先生让我在研究组里讲一下我所做的工作，认为我这部分工作的份量已比较重，让我单独写成论文发表。
　　从学术上说，这项工作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对我却有着较大的意义。因为通过这项工作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尽可能想得深人一些，全面一些，多下些笨工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如何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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