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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创始人之一，青木昌彦在国际经济学界享誉盛名，本书是对青木昌彦教授一生对经济学所做贡献的梳理总结。 、内容简介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同路人。本书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探求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合同、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虽从经济学入手但又*了经济学。本书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介绍，又有对中日两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于想要了解青木昌彦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新进展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佳作。作者简介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1938年4月1日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曾参与波澜壮阔的日本学生运动，196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青木昌彦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京都大学、斯坦福大学，是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
青木昌彦学术成就斐然，不但在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上颇有建树，而且他关于信息结构与制度创新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奖。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并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青木昌彦是*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76年，他访问了大寨和清华大学，1994年参加了京伦会议，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访问中国。他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以及他主编的《转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书，在中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2015年7月15日，青木昌彦在美国斯坦福校医院病逝，享年77岁。
精彩书评
这是一本经济学大师贡献给大众的入门读本。它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学界和大众共同庆幸的事情。青木教授作为制度经济学进入比较制度分析新阶段的开创者，运用20世纪后期经济科学的*新成就，把博弈论的分析手段运用到比较制度分析上来，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他能够在这本书中驾轻就熟，把一门十分高深的学问通过通俗浅白的语言娓娓道来，使经济学素养深浅不一的读者都能从中体验到科学的力量和美丽。——吴敬琏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同路人。本书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探求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合同、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虽从经济学入手但又*了经济学。本书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介绍又有对中日两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于想要了解青木昌彦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新进展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佳作。
——陈清泰
本书是恩师青木先生给中国的年轻学者留下的智慧，浓缩了先生对制度比较分析的心血。希望中国的年轻学者，借着先生的智慧，以先生般广阔而深刻的视野认识制度和历史，为深化改革提出理论的指引。
——车嘉华
目录
序言
引言
致谢
第1章 如何学习经济学
�r我本人是这样学习经济学的
�r经济学的学习准备
第2章 制度分析的理念
�r制度分析入门
�r制度的熊彼特式创新与创新的制度
�r青木先生，什么是制度？
第3章 制度分析的应用
�r探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
�r雁行理论2.0版
�r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
�r福岛核电事故启示
第4章 拓展制度论的视野
�r拓展制度论的视野
�r资本主义的未来
�r城市现代化与卓越团队的竞争
出处一览
注释
参考文献
译者手记
精彩书摘
中*来说），于是，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Galor and Weil，1996，2000；Lucas，2002）。人口转变导致了现代增长机制，在其中人均GDP增长是靠索洛—罗默技术革新（内生技术革新）维持的，如果没有索洛—罗默技术革新则增长速度与之前的转变阶段的增长速度相当。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简短的讨论。从马尔萨斯状态向现代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常常依据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典型事实来模型化。然而，新方法的理论创新在于将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理解为连续的正常发展过程，而不是由不同变量所决定的不同均衡增长路径（Galor and Weil，2000；Hansen and Prescott，2002；Galor，2011）。从这种统一连续的角度来看，东亚奇迹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一种追赶现象（Bloom and Williamson，1998；Ngai，2004）。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发展过程，我们也许希望知晓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比如说西方和东方，或者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连续发展阶段，在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和制度形态上都存在差异。此外，从这些差异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以揭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制度是怎样变化的？
在前一节中，我们从量化角度定义了东亚经济发展过程的五个连续阶段——M、G、K、C和PD阶段，这五个阶段指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共同模式，而且基本上与此前介绍的经济发展统一分析框架相一致。然而，虽然东亚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的数量特征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共性，但是它们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出现时间与持续期都是不同的。原因何在？它对未来发展又有什么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对我之前抽象出的制度进行明晰的考察。然而，关于制度的概念，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研究者很难形成一致的理解。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每种制度与所认定的理想制度安排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制度的质量，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法治、普遍的信任关系、公司治理中对小股东的保护等欧美国家所奉典范，根据经济表现对这些指标进行回归。但是，据此测算出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呢？仅是效仿欧美的开明政策和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就能达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吗？在此过程中，缩小差距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真的存在吗？虽然这些症状描述与处方看起来都很清楚，但是对理解东亚经济轨迹的本质，预测它们未来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它们制定政策可能并无太大帮助。
相较于有关制度的外生观点，我采用了下面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制度以及它们的动态变化，我在*近的研究中对这一框架做了详细阐述（Aoki，2001，2010，2011）。
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博弈在现在及未来不断重复进行的公认模式。这种模式由有效的法律、社会规范、组织以及其他外在造物（external artifacts）等来概括地或公开地表征，它们都是制度的实体形态。这些公开表征的基本职能是，通过重复的社会博弈不断调节个体参与人的预期。个体形成的预期辅之以个人偏好，或多或少形成了社会博弈的稳定状态；这也意味着作为公开表征的制度的信任度提高了，因而不断重复。
如此一来，个人的社会认知（主观预期）与现实中进行的社会博弈状态，不断受到制度的调节，人均收入及人口动态出现某些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度作为内生结果，可以用博弈论的均衡概念来分析。
但是，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关于发展过程的制度轨迹的基本特征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a），即连续均衡的序列。然而，这些连续的均衡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以一种路径依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博弈状态都不是完全静止的状态，而是根据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由前代人口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动态要素而变动。这种变化可以用来预测社会博弈状态的下一阶段，并通过社会博弈实验创造出新的博弈方式，以此作为过渡的条件。新的博弈状态在确立的过程中，其典型模式将由各种制度实体来具象化。因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与经济和人口的动态化相互演化，而不是单向地决定经济表现与人口状况。制度既为经济体的经济、人口结构变量向下一阶段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也因此受限于这些变量。为了进一步理解演化论历史观，让我们回顾东亚经济发展的M阶段（马尔萨斯阶段），探究与现代经济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制度的历史起源。
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清代的中国未能迎来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是，“自由市场和财产权制度”的欠缺以及“对全体社会生活的极权主义控制”。有趣的是，他将农业视为“例外”（Landes，2006，第6页）。M阶段（后期）的东亚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户经营着他们自有的或者租赁而来的小块土地，这些土地通常不超过几英亩。正如速水佑次郎等人（Oshima，1987；Hayami and Otsuka，1993；Hayami，1995）颇具说服力的论证所描述的，因气候条件多变，这种小规模农户的农业经营与耕作需要对植物进行精细的人工护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如此一来，在类似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环境基础上，东亚各国有不同的制度特征。例如，土地所有权保障、土地租赁契约履行、农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理想状态、遗产继承习俗以及由政治形态本质决定的缴税义务方式，在东亚地区内部也呈现相当大的差异。东亚内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告诉我们不能将东亚的情况一概而论。我们不能将其归结为有别于新教的“儒教”，不同于民主主义的“极权主义”、古典马尔萨斯主义所强调的“地主剥削”，以及有别于基于法治的普遍道德的“家族纽带”、与个人主义相对的“集体主义”等概念。M阶段所呈现的差异，时而显著、时而微妙，对于东亚经济内部以及与其他地区相比的制度轨迹，它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并因此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差异。让我们探寻中国与日本在M阶段制度演化的各自起源，比较各自的风格，来进行深入的剖析。
前言/序言
引言
本书可视为自成一派的“经济学入门”。“自成一派”指的是，通过聚焦于“制度”，试图去理解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然则，为何理解“制度”对经济学如此重要呢？
哲学被称为科学女王，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塞尔（John Searle）教授位列该学科的*前沿。他曾说：“‘制度’在经济学的商品、市场、货币、对外收支等现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制度经济学却常常不被视为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心，确实有些令人惊讶。”“对于近来制度经济学传统的重要复兴，我本人表示热烈支持。若仅表示欢迎，未免有失重视。”（Searle，2005）我在本书第4章第1节中会谈到，对于塞尔的哲学制度论我并不完全认同，却甚是赞同他关于经济学的制度中心论。
并非“失去的20年”，而是“变迁的30年”
尽管如此，在这本入门书中，我将制度作为焦点的理由并非仅是因为经济学的“制度中心论”。不惟经济学，诸学科之所以对制度抱持极大关心，或许是因为我们想通过现在的世界去更深入地理解未来。确切而言，制度论的终极目标是现状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若基于现实关联性的分析不囿于缺乏实效性的单纯时政批判，就必须以深刻理解制度的本质为前提。本书将要阐述相关制度概念，与那些单纯通过政策和立法就能改变的制度无关，它试图捕捉的是那些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制度。正是透过这些制度，可以洞见日本过去这20年，与其说是被世人广泛认为的“失去的20年”，不如说是正处于制度体系“变迁的30年”之中。如果一定要说失去了什么，那就是高速增长时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效制度体系。关于这一思考，我在大概10年前出版的《变迁的10年——静止的视角》一书中已有阐述。遗憾的是，这一基础性论述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然而，我一直认为，仅追踪政局变化和经济波动的表象，无法得出有关日本现状和未来的洞察。唯有回归制度论的基本面，方可获致对这一问题的准确把握。
作为学术桥梁的“制度论”
进言之，本书阐述的制度论，*初源自经济学中比较成熟的博弈论这一概念性分析框架。但是，古典博弈论显然并未给制度论提供完整的框架。不过，尽管古典博弈论以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这一非现实的假定为前提，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无论是经济事务、社会关系还是政治，行为主体都是基于对其所在组织范围内其他人的行为预测而采取行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如亚当·斯密（1969）早年所强调的，社会并非机器，终究还是博弈！
尽管如此，本书并不会像博弈论专家那样进行严密的数理分析，对于不太熟悉博弈论的读者，我们将尽量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去探求它的内涵。随着讨论的推进，揭示契约、公司等经济制度与*，我则与以前在研究所共事的通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同事们，共同讨论如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产业改革的契机。
事实上，这些专家在之后的东京电力组织改革和《电气事业法》修正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自然印象深刻。另外，这一节也成为此后发表于《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论文（Aoki and Rothwell，2013）的概要，该文是与全美原子能发电的经济分析*罗斯威尔博士共同撰写的。
第4章中新撰写的第1节“拓宽制度论的视野——围绕政策、认知、法律、文化预期与历史而展开”，试图进一步探讨迄今尚未得到完整阐述的一些制度论观点。
首先，将这些论点纳入分析框架，可以将制度论的分析方法分为三个阶段：制度的本质论、制度的比较与历史形态论、制度的政策设计。意识到彼此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全面而清晰地描述和理解制度的作用与政策的有效性。
“制度的本质论”这一观点将回顾第2章引入的制度过程概念，旨在为扬弃“内生均衡”与“外生规则”对立的制度概念铺平道路。
主要观点是，制度过程的稳定性是社会博弈的认知状态与个体参与人的预期和评价等认知活动以外在构造物（如法律、习惯、组织等）为媒介的线性回归。透过这些必要的理论阐述，不难看出博弈论的制度观与哲学、法学、认知科学等邻近领域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然而，法律、文化与政治领导力等对制度形成与变化的作用，还必须通过更具体的历史考证及比较分析来确认。第4章第1节第7小节以案例的形式讨论了日本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比较了被视为两国现代经济发展*阶段起始点的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
本书的多主题性质决定了该节内容在“入门书”中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希望本书的讨论能激起读者对制度论或经济学的兴趣，并将其作为进一步阅读和自身研究的“导论”。
本书从广义层面将两个章节的制度论串联起来。第4章第2节“资本主义的未来”记录了1990年1月我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对话。
作为占据20世纪经济学半壁江山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教授常常被反对派戏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是，在这次对话中，他对支撑市场的“制度”的重要性做了清晰论述，虽然事过境迁，考虑到这次对话仍能表明制度论视野的拓展，我还是将其收录于本书。弗里德曼教授与我的分歧，只体现在政治“制度”设计与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上。
*后，本书以第4章第3节“城市现代化与卓越团队的竞争——面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尾。这是应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之邀，就面向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的前路”专题所撰写的稿件。在“变迁的30年”落幕之际，希望读者能将其作为揭示政策层面的制度论来阅读。
各节首次刊载的出处在书后的“出处一览”中标明，第2章至第4章基本上是根据执笔的时间顺序排列。本书收录时，既删除了重复的段落，也有如第3章第2节将前文已经出现的内容作为有用信息再做扩充说明，主要是文字或措辞的变化。
至此，称本书为“新书”很可能被认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本书的优势在于，沿着我的思维脉络，读者可以事后查证过往的时局讨论，据以判断制度分析对现状把握的准确性。
话虽如此，本书难免有重复之处。加之对话、演讲稿、论文、报刊文摘、新写内容等文体不尽相同，对此深表歉意。
有关制度论的主要参考文献，本书尽量以注释的方式提供，书后所列参考文献，也可作为制度论课程的阅读清单，供大家参考使用。
用户评价
最近翻阅了一些关于“公共物品”的资料，让我对“免费搭车者”的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公共物品，顾名思义，就是非竞争性（一個人消费不會減少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且非排他性（人們很難被排除在消費之外）的物品。比如，国防、灯塔、清新的空气，都是典型的公共物品。问题在于，因为人们消费时不会减少别人的份，而且很难阻止别人消费，这就导致了“免费搭车者”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支付公共物品的成本，而自己却可以免费享用，结果就是，即使这个物品对社会整体非常有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支付机制，往往会导致供给不足。比如，一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看不到海上的船只，就愿意去支付建造和维护灯塔的费用，因为他知道，即使自己不付钱，船只的船长们也能享受到灯塔的光芒。这显然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政府的税收是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通过税收，政府强制所有人都承担一部分公共物品的成本，从而解决了“免费搭车者”的问题。但我有时候会想，在非政府领域，比如一个社区，如果大家能形成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和互助精神，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问题？比如，大家自愿出资维护社区公园，或者共同出资建设公共设施。这其中涉及到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社会规范和信任在其中的作用，让我觉得经济学不仅是关于数字和公式，更是关于人性和社会互动。
评分我最近对“委托-代理问题”这个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观察一些大型企业和组织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简单来说，委托-代理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委托人）委托另一个人（代理人）为自己办事时，由于代理人拥有的信息可能比委托人多，并且代理人的利益可能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从而产生的潜在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股东（委托人）和公司经理（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股东希望公司盈利最大化，而经理可能更关心自己的薪酬、权力或者公司的规模，即使牺牲一部分股东利益。这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比如，房东（委托人）把房子租给租客（代理人），租客可能会因为不是自己的财产而不够爱惜，或者在合同期内占用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理论，比如，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让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尽可能一致，例如，给经理股票期权，或者对租客收取押金。但即便如此，完全消除这种冲突也是非常困难的。我最近在思考，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比如更透明的监控系统，或者更高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来更好地约束代理人的行为？或者，社会上对于诚信和责任的强调，这种文化层面的约束，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这让我觉得，经济学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对人性弱点和权力分配的深刻洞察，也促使我们不断去探索更优化的管理和治理方式。
评分说起来，我最近对“信息不对称”这个经济学概念真是深有体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买家和卖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如，二手车市场，卖家当然比买家更清楚这辆车的真实状况，包括它有没有出过事故，或者发动机有没有隐患。这就导致了“逆向选择”，那些质量差的车反而更容易在市场上流通，因为价格低廉，能吸引那些不在乎车况的买家。而质量好的车，因为卖家想卖个好价钱，但买家又无法确定其质量，所以也不敢出高价，最终导致好车被挤出市场。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比如保险市场，知道自己更容易生病的人会更倾向于购买高保额的保险，这也会推高保费。那么，如何才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呢？市场机制本身也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比如，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出现，就是为了提供更可靠的信息，降低买家的风险。品牌效应和口碑传播，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息差。商家通过建立信誉，让消费者更愿意相信他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我最近在考虑，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强，这是否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是说，信息过载反而会让辨别真伪变得更加困难？这其中涉及到信息甄别成本的问题，以及平台责任等更复杂的议题，让我觉得经济学的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总是充满了动态的博弈和演变，值得我们不断去观察和思考。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是《制度经济学入门》，但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外部性”这个概念的一些个人思考。我一直对经济学中那些看不见的手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比如，大家都知道污染是外部性的一种，工厂排放废气，对周围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这个成本却不会体现在工厂的生产成本里。这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工厂会过度生产污染性产品。那么，如何才能让这种外部性内部化呢？政府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解决，也就是让工厂为每单位的污染付费，这样工厂就会权衡成本，减少污染。或者，政府可以设定排放上限，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排放权的交易，这也就是“卡尔道尔定理”的体现。但我总觉得，这只是解决了“负外部性”问题，那“正外部性”呢？比如，一个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他自己受益，整个社会也因为他的贡献而进步。这种正外部性，我们又该如何鼓励呢？政府的补贴，比如教育补贴，算是一种方式，但这是否能完全捕捉到其全部价值呢？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社会文化和集体意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鼓励正外部性的作用，比如，人们更愿意为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人买单，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正外部性的激励。这些思考让我对经济学模型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对如何构建一个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社会有了更多的想象。
评分说起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市场失灵”这个概念，特别是关于“寻租”的现象。寻租，简单来说，就是指为了获得某种超额利润，而通过非生产性的手段（例如游说、关系等）来影响政策或法规，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或创新来获得利润。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当寻租行为盛行时，资源就会被浪费在不产生价值的活动上，而不是投入到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生产性投资中。比如，一些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某些优惠政策或特批许可，会花费大量的资源去进行“公关”活动，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研发新产品或者改进生产工艺。这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些真正有创新能力、能创造价值的企业，反而可能因为无法与那些善于“寻租”的企业竞争而处于劣势。而政府为了获取租金，也可能制定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扭曲。那么，如何才能遏制寻租行为呢？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公正的政策制定和审批机制，减少人为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寻租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倡导一种鼓励创新、崇尚实干的社会文化，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财富增长来自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对现有利益的掠夺。我一直在思考，在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舆论监督和社会力量，来限制寻租行为，从而促进更健康的经济发展。
评分use the game fun fun and fun fun to pass up for game play game an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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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权威书籍，经典必读，不容错过
评分4313646865356794646131346565988989764313
评分制度经济学必读 挺实用的 看完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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