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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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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95915

版次：1

商品编码：12233028

包装：平装

丛书名：共和国作家文库·典藏书系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8-01

用纸：特种纸

页数：38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钟鼓楼》显示了刘心武在小说艺术观念上的更新或某种新的倾向的出现。即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前提下，作家力图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从对现实表象的描绘，深入到对现实深层结构的揭示，艺术地再现其复杂的真相，表现人物性格和感情变化的根由，使人们在曲尽人情世态的描绘中，深刻地认识生活内在的规律，领略人生的真谛，反思我们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形成。这样的作品，也许一下子难以概括它的主题，无法简单地区分出正、反人物，然而却像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那样，只觉得其厚实、深邃，令人产生许多思考和联想。

内容简介

《钟鼓楼》描绘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小说以薛家的婚礼为主要线索，讲述了北京一座九户人家的四合院居民，在十二个小时里发生的故事。小说对许多人和事作了纵向的历史回顾，反映了近四十个人物的经历、命运、心态和他们在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各自困惑，从而勾勒出一幅纵横交错的北京市民社会生活生态景观图。纷繁的人物与情节，丰富的人文地理、市井民俗风貌，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6目生于四川成都，汉族。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当过教师、编辑，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9年开始文学创作，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嗣后发表的《如意》、《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纪实文学《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多次获奖。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卯（晨5时—7时）

1.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

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捋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兴。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①。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 16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囍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囍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囍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兴！”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融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2.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

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儿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50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16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瓷掸瓶、瓷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①，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捡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做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嵇老师床上，抽着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着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像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料立体梳，慢慢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宫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吗？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腚摇铃’的人；‘腚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着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着，前头打着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5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3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宫回忆》，写的是1919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两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着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伙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着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着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迸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溜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瓷盘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儿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着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

“甭跟那起人置气①，”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20个大瓷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惟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晾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摔到地上碎成几瓣；大伙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着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3.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

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愁人月色凄又冷，

风吹铁马乱人心。

痴心的人儿你休怨嗔，

比翼双飞入梦频。

愿效鸿飞心意定，

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

澹台智珠哼唱着《卓文君》中的二黄原板转散板，朝院门走来。喊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她觉得声带松弛润适，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随着聚精会神喊嗓练功的阶段结束，她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着渐次混杂的朝市之声，丝丝缕缕地旋了上来。

…………

前言/序言

并非开头

（从100年前，到1982年12月12日）

0.这一段完全可以跳过去不读。

不过读读也无妨。

大约一百多年前。清朝光绪皇帝载湉登基不久。

是一个月黑夜。

在北京北城，离钟楼、鼓楼不远的一所贝子府中，忽然有一声凄厉的惨叫。

贝子虽是逊于亲王、郡王、贝勒的第四等贵族，但那府邸也颇为轩昂华丽。值夜的仆人和巡更的更夫听见了那声转瞬即逝的惨叫，慌忙行动起来，点燃了许多摇曳着红舌的蜡烛，动用了若干盏羊角提灯，立即在全府中进行了紧急巡查。回廊曲折、花木蓊郁的后花园自然是巡查的重点。

天上没有半点星光，阵阵小风掠过，厅堂檐角的“铁马”发出杂沓的音响。

被惊动的主持家务的姨娘和府内总管，在议事厅里听取了各路仆人的搜寻报告：各处门户皆无异常，整个邸宅没有发现任何侵入的人和物。

于是，那声短暂的惨叫被怀疑为掠过府邸上空的“夜猫子”的嚎声，那当然属于“不祥之兆”，需得加倍小心——姨娘当场吩咐，天一亮便到隆福寺和白云观请僧、道来府禳解。

一切似乎又归于正常。多燃的灯烛相继熄灭，多余的人等相继散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绕着府墙打更。

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一束蛋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

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北城的所所房屋渐渐显出了它们的轮廓。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也渐渐显出了它们那雄伟的轮廓。

鼓楼——又称谯楼——上，传来交更的阵阵鼓声，打破了这夜空的寂寥。一群流萤从鼓楼的墙体下飞过。

这似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同它的前一夜一样，并且同它的后一夜也将大同小异。

天光渐渐放亮。

随着天色由晶黄转为银蓝，沉睡了一夜的城市苏醒过来。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着；骡拉的轿车交错而过，包着铁皮的车轱辘在石板地上轧出刺耳的声响；卖茶汤、豆腐脑、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就是修理匠们，也开始沿着街巷吆喝：“箍桶来！” “收拾锡拉家伙！”……卖花的妇女走入胡同，娇声娇气地叫卖：“芍药花——拣样挑！”故意在鼻子上涂上白粉的“小什不闲”乞丐，打着小钹，伶牙俐齿地挨门乞讨……而最古怪的是卖鼠夹鼠药的小贩，一般是两人前后同行，手里举着一面方形白纸旗，上头画着老鼠窃食图，前头一位用沙哑的声音吆喝：“耗子夹子——夹耗子！”后头一位用粗嗄的声音相呼应：“耗子药！花钱不多，一治一窝！”……

钟鼓楼西南不远，是有名的什刹海。所谓“海”，其实就是浅水湖，一半种着荷花，一半辟为稻田。据说因为沿“海”有许多寺庙庵堂，所以得“什刹海”之名。“什刹海”又分前海和后海，二“海”之间，有一石砌小桥，因形得名，人称银锭桥。银锭桥畔，有一小户人家，专卖豆汁。

豆汁并非豆浆。将绿豆用水浸发后，磨成原汁，使之发酵，分解出可供制作粉丝的淀粉后，再滤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后所剩的一种味道酸涩的浊液，便是豆汁——未学会饮用者，特别是南方迁入北京的居民，往往仅啜一口便不禁作呕，然而老北京们却视它为最价廉物美的热饮，许多人简直是嗜之入迷。百年后的今天，北京仍有不少人酷爱此物，甚至有那漂洋过海侨居国外多年的北京人，虽然早已遍尝世上各种美味佳肴，但一旦回到北京，提出的首批愿望之一，便是：“真想马上喝到一碗热豆汁！”

话说当年银锭桥畔那家小铺，所卖豆汁极有口碑。经营者为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实夫妇，他们的豆汁发得好、漂得净、质量醇正，而且经营有方，为顾客们想得极为周到。有那家道已然没落的旗人老太太，为了节省几个铜板，到了店铺并不买那热好的熟豆汁，而是买下生豆汁，用陶钵装回家再热熟了吃。店主夫妇对她们也一视同仁，笑脸相迎，毫不怠慢。北京人喝热豆汁时，讲究吃这么几种东西：咸菜、焦圈、烧饼。这家店铺的咸菜颜色正、模样俊、味道香，咸菜丝有辣的、不辣的、宽条的、窄条的几种，而且还供应用苤蓝切成的骰子块，浇上辣椒油，夏天更用冰镇，随要随取，真是粗菜细做了。那焦圈炸得不温不火，金红脆薄，夹在层次分明、芝麻粒盖面的芝麻酱烧饼中，就着喝那热豆汁，对嗜好者来说，真有销魂夺魄之感。

但就是这对卖豆汁的夫妇，前几日却惨遭不幸。

他们有一独生女儿，年方二八。父母钟爱此女，既不让她“当垆”，更不令她制作，宠为掌上明珠，满足她的一切要求。这女儿长得十分美丽——自然是按当时的审美标准衡量。她有着一张鹅蛋脸，双眼细而长，鼻梁平塌而鼻头圆白，一张地道的樱桃小口，上唇的轮廓线呈明显的M形，下巴偏右侧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

时值丁香盛开的初夏，母亲带着女儿，从丰台姥姥家归来，临近什刹海时，已是夕阳落山之际。满湖新张开的绿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岸柳如丝，拂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系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槟榔香袋相纠缠，姑娘不由得站在湖边，娇喘微微，同母亲暂歇一时，好在再拐两个弯儿，便到银锭桥了。

不料事情坏就坏在她们娘儿俩那一歇。

她们所歇的地方，南边是一片栽满绿荷的湖水，北边隔着一条车道，是一家有名的饭馆——会贤楼。那饭馆是两层楼的格局，楼檐下挂着一溜黑地金字的长牌子，牌子下垂着红布条儿，大有古人所谓“青旗在望”的意思。楼上楼下都是12开间，全部是磨砖对缝的墙体，楼上还有宽大的绿油栏杆画廊，雅座中的贵客，可以凭栏眺望，对景品酌。

偏偏那天有一佻达男子在二楼上凭栏狂饮。他透过绿柳垂丝，一眼望到了那位卖豆汁夫妇的女儿。

那佻达男子，便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贝子府的主人，即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洋绉衣服，随身总带着一把铁股大折扇，打开来扇面超过半圆，上面画着一只狂浪的黑蝴蝶，凌驾在一片血珠般的花丛上。他两手十指上起码戴着五枚戒指，其中两只是有倒须钩的铁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

当那卖豆汁夫妇的女儿在湖边心情怡悦地歇息时，她万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天她穿着一件藕丝单衫，立在晚风中，衬着碧波绿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她频频伸出纤指，理着被晚风吹乱的鬓发，更显得袅娜多姿，楚楚动人。那贝子从楼上望去，顿时酥掉了半边身子……

当那姑娘同母亲回到家中，夫妻父女还来不及叙谈时，贝子已在一群侍从簇拥下，闯入了他们家中。贝子自恃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别说提出要纳那姑娘为妾，就是强要她进府当个“通房”大丫头，卖豆汁的夫妇怕也不得不屈从。

谁知当姑娘和母亲惊恐万分地回避后，那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严正地说：“我们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

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

惨剧便发生在第二日凌晨。可怜的姑娘！同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贝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牖后，那姑娘对着一面当年价格极昂的玻璃镜子——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 ——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着，父母亲闻声慌忙从滤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晕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时，女儿已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援救之人，但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钧命，来此搜捕逃妾！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着几个脑袋！”

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着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像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着。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 ）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 ）、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鸦儿胡同中，传来了墩鼓、号筒、唢呐、韵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

然而那卖豆汁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前来帮忙照顾，但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处于半癫狂状态，她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号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

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中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一顶前面嵌着美玉的便帽，手里拿着一根镶着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着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她为何在此恸哭。周围的人们帮着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那美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时，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几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

但几天以后，便发生了开头所写的那件事——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着——原来他的双目不知被谁剜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着十六个字：“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盘汝顶。”

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便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

是谁剜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近的邻居们都心中有数。

但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第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

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着。

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后来同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爿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不知尚有余痕可辨否？

那座贝子府，据说如今成了一所中学。当师生们处在笑语喧哗的校园中时，有谁还会想到，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月黑夜，在那阴森森的府邸中，曾出过那么一桩怪事：有一位放荡不羁的贝子，在门窗密合的情况下，被人剜去了双目，发出过一声凄厉可怖的惨叫……

这事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当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佐料，安排不同的结局，因而构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像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非都是“月黑杀人夜”或“风高放火天”。因此，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竟并不循着这离奇的传说朝下发展，而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涵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想来不会使亲爱的读者们见怪吧？

往下读，读者们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你非常之近。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否有所发现。无论远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发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带来快乐。让我们试一试吧！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钟楼在后，灰墙黑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时间流到了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

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请看、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