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7
本書收錄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公開講學記錄,較係統地展示國學的概貌,是國學愛好者及研究者瞭解國學的必讀之書。章氏一生講學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當代國學研究界的影響巨大。本書選入其中後期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國學講演之記錄。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傢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傢、思想傢、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為文字學、經學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瞭方嚮。
目錄
國學之統宗(1)
清代學術之係統(11)
論經史儒之分閤(22)
關於經學的演講(33)
論讀經有利而無弊(43)
再釋讀經之異議(51)
“經義”與“治事”(61)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異同(67)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72)
《大學》大義(79)
《儒行》要旨(85)
《孝經》《大學》《儒行》《喪服》餘論(91)
論今日切要之學(97)
關於史學的演講(103)
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109)
曆史之重要(114)
民國光復(121)
論讀史之利益(126)
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132)
略論讀史之法(143)
關於《春鞦》的演講(154)
《春鞦》三傳之起源及其得失(161)
文章流彆(170)
白話與文言之關係(178)
儒傢之利病(184)
適宜今日之理學(188)
在孔子誕辰紀念會上的演說(195)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198)
論今日切要之學
從前顧亭林先生說過“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話,但是博學於文不如行之實際,而“行己有恥”純為個人的行為,所以這裏暫不討論。
今日切要之學隻有兩條道路:(一)求是,(二)緻用。求是之學不見得完全可以緻用,緻用之學也不必完全能夠求是。閤緻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纔是今日切要之學。詎今日之學風適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學,錶章墨辯之說是尚,反棄目前切要之學而不顧。此風若長,其害殊甚,速矯正,以免遺誤於將來。茲先分論其不切要之點如下:
(一)考遠古此雖為求是之學,然不能緻用。試觀今日一般學者忽於近代之史,而反考證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經》等孳孳不休。正如歐西學者日夜研究古巴比倫、埃及等國的文化,同樣的無味。因彼時尚在混沌草昧時期,就是能發現一二種學說,也絕難找齣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又何況即便得以證明也不能緻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學也。若今日舉國學子欣欣然考證龜甲,研求鍾鼎,推求陶瓦,各自以為得。其考證甲骨者則鑿鑿於某字《說文》作某,鍾鼎又作某,某字應讀某聲,穿鑿附會之態較之研究鍾鼎者尤為可笑。而不知龜甲之真僞本難分彆,何況其證據又薄弱無力!至於鍾鼎本係金屬,真僞尚易辨彆,然考證其文字,終覺無味。其一切考證鍾鼎文字之書籍,更須審辨。若宋人之《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等書,考訂本多難據。至清之吳大澂等益加穿鑿。然清人考訂文字大率沿襲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襲何者?夫文字遞變,必據有形跡者以為推。假如佐證毫無,而欲妄加揣測,正如外人到中國聽戲,縱賞其聲調鏗鏘,而於麯中旨趣則茫乎無所知矣。
(三)考《墨辯》今日學者,除去染有上述兩項風氣之外,尚有一種絕不能以之緻用的風氣,就是考墨辯。《墨子》的精華僅在《尚賢》《尚同》《兼愛》《非攻》諸篇。至於《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諸篇,實《墨子》的枝葉,而考墨辯者卻矜矜然說某段閤乎今日科學界中的電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力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飛艇、飛機,某段係今日物理學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學之先聲。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學界的開山老祖一樣。即使以上諸說能夠成立,也不過是繁瑣哲學之一流。《莊子》有一句話:“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楊、墨是已。”這樣說來,非獨墨子是科學專傢,楊子又何嘗不然呢?《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有小辨之說,則墨子亦小辨之流也,總之其語雖然有是的地方,用起來時卻不能緻用。所以這班學子雖較考古史、古文字學有用,然終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現代的學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學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學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學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領勝於清人,雖少年科第足以臨民。清之學者考證經史詳搜博引,雖為前古所無,惜不諳當代製度,治事的時候,輒來請教於幕僚,所以兩朝學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學者尚能緻用,清之學者雖欲緻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緻用者,基於彼等考大體者少,證枝葉者多耳。是明清兩代之學,皆非切要,不足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學是什麼?曰曆史也。曆史之學宜自修,不適於講授。現代各校不明此理,多於每周規定三四小時,與其他科目同一辦法,此甚不然。試問一部正史,欲於每周三四小時內依次講解,恐至少亦須三十年始能講畢。即令學生明知史誌為今日切要之學,若按時至校聽講而不自修,終必無所獲。此外市麵上有應時而起的《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等,美其名曰節省時間,實無當也。如唐人劉知幾之《史通》通釋,往復辯論曆代史書得失之處,雖甚詳明,假使詳明更不閱其所論之史書,則《史通》亦為無用,況今日市上之《史學通論》等書,撰著對於所論之書恐尚未嘗看過,則其“通論”又那裏有絲毫的用處呢?故曆史一科之教員應專講解史誌之條例及其中深奧的地方,其餘易解之處統由學生去自修。蓋研究學問有二法:(一)有必須講解者,如史學之條例是也。(二)有必須自修者,則史誌之全文是也。試觀現在各校靦居曆史講座之先生,與茶館中說評書的有什麼分彆?其中本領高者僅能講明曆史之大概,劣者雖大概亦不能明也。
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麼時期,自己對國傢負有什麼責任。這一切在史誌上麵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若是連曆史也不清楚,則隻覺得眼前混沌萬狀,人類在那裏棲棲皇皇,彼此似無關係,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係我國固有,何地係我國尚存者,何地已被異族侵占?問之茫然無以對者,比比然也,則國之前途豈不危哉!一國之曆史正似一傢之傢譜,其中所載盡已往之事實,此事實即曆史也。若一國之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愛國心亦必衰。蓋事實為綜錯的,繁復的,無一定之規律的;而曆史乃歸納此種種事實,分類記載,使閱者得知國傢強與弱的原因,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民族盛衰的變遷,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曆史又如棋譜然,若據棋譜以下棋,善運用之,必操勝算,若熟悉曆史,據之以緻用,亦無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荊公與現在國民黨之總理孫逸仙均中不明曆史之病,王荊公不許人讀史誌,毀之曰“斷爛朝報”,孫逸仙似未精究曆史,卻也具有王氏之遺風,所以國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荊公與孫之國民黨同因不諳已往之史跡,以緻愛國心衰。自王荊公倡不讀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國締造已二十一年,前後茫茫,亦可懼也。
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彆,曆史已詳告我們。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而盛唱“棄瞭東三省”的論調,這就是不明史誌的原故,而僅據外人之稱東三省為“滿洲”,便以為東三省之屬於我國乃附屬地性質,非本土也。凡稍讀史誌者便以為其誤。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漢謂之突厥,宋謂之遼金。漢去今日已遠,姑不論,即以明清論之,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今竟因不明史誌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蓋不曉得周公、孔子的名字,僅遺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無關國傢之得失,若不曉得曆史則幾乎茫茫然遺失瞭東三省韆百萬方裏的土地,其為害駕於經書之上。此語在好高騖遠的人全不願說,他們視曆史如同掌故和傢譜一樣,豈料到關於國傢的命脈是這樣的大呢?再以開鋪店喻之,開鋪店若不明該地的掌故習俗,則不齣數日必倒閉矣。又如組織傢庭,若不看傢譜不明世族,則親疏不分,視其同族若路人,此傢未有能興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傢譜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誌之害,豈不尤甚於斯歟!故謂曆史為掌故亦可,謂之為民族的傢譜亦無不可。總之,曆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傢譜,他人得之雖然無用,而我不得不備此物,若欲為國效力,這本老傢譜是非研究不可。至於運用之法,應注重製度、地域變遷的沿革,治亂之原因。閱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經驗,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並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誌之全帙雖繁,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則簡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誌為切要矣,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纔好!
曆史之學不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漢時即以六經為史,各有專傢傳其學,至今因時間之延長,史誌遂覺繁多,然此正一完備之棋譜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於昔。在漢時可舉史誌而盡焚之,因彼時棋譜尚未完備,而有人纔在,還可以補救時艱。今日則不可,因人纔已無,棋譜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從前的話。今當世界在較任何時期為嚴重的時候,曆史上之陳跡即為愛國心之源泉,緻用時之棋譜。其係於一國之興亡為用尤钜,故史誌乃今日切要之學也。
據《中法大學月刊》第5捲第5期
*此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學的演講,由王聯曾記錄,並經黃侃、吳宓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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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二: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
餘今日須為弟輩道者,一治學之功夫,二治學之誌嚮也。
餘傢無多書,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謂《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既卒業,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乃取《說文解字》段氏注讀之。適《爾雅》郝氏義疏初刊成,求得之。二書既遍,已十八歲。讀《十三經注疏》,暗記尚不覺苦。畢,讀《經義述聞》,始知運用《爾雅》《說文》以說經,時時改文立訓,自覺非當。復讀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皆遍。二十歲,在餘杭,談論每過儕輩,忖路徑近麯園先生,乃入詁經精捨。陳說者再,先生率未許。後先生問:“《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三百六十官。此雲三百者,記時《鼕官》亡也’。《鼕官》亡於漢初,周末尚存,何鄭《注》謂《鼕官》亡乎?”餘謂:“《王製》三卿五大夫,據孔《疏》,諸侯不立塚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馬、小卿而無小宗伯,故大夫之數為五而非六。依《周禮》,當減三百之數,與《鼕官》存否無涉也。”先生稱善。又問:“《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誰耶?鄭《注》謂先王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餘謂:“經雲‘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異尋常人也。夏後世襲,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經》之製,本於夏後。五刑之屬三韆,語符《呂刑》。三韆之刑,周承夏舊。知先王確為禹也。”先生亦以為然。餘於同儕,知人所不知,頗自矜。既治《春鞦左氏傳》,為《敘錄》駁常州劉氏。書成,呈麯園先生,先生搖首曰:“雖新奇,未免穿鑿,後必悔之。”由是鋒鋩乃斂。時經學之外,四史已前畢。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賴竹簡齋書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潛心讀之。既畢,謂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學漸實。三十後有著書之意,會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書捲。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說文》,久之,覺段、桂、王、硃見俱未諦。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捲。又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錶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係秩然。因謂倉頡依類象形以作書,今獨體象形見《說文》者,止三四百數。意當時語不止此,蓋一字包數義,故三四百數已足,後則聲意相邇者孳乳彆生,文字乃廣也。於是以聲為部次,造《文始》九捲。歸國後,葉奐彬見而善之,問如何想得齣來?答:日讀《說文》,比較會閤,遂竟體完成耳。民國二年,幽於京師,捨讀書無可事者。《小學答問》《文始》初稿所未及,於此時足之。《說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為“羊矢臂”。孫仲容非之,謂“羊”或“美”之訛,“矢”或“肉”之訛。餘尋醫書《甲乙經》,知股內廉近陰處曰“羊矢”,方悟“臂羊矢”義。又,《說文》:“設,常也。”段亦不解。餘意“設”、“職”同聲。《說文》:“職,記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於身。《說文》有“職”而無“幟”,於是瞭然於“設,常”之義。又,《說文》:“斦,二斤也。闕。”大徐音“語斤切”。餘謂質〔質〕
從斦,必為斦聲。《九章算術》劉徽《注》:“張衡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思立方何以為質,乃悟質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謂為塹堵形。斤本作,小篆變乃作。兩斧塹堵形顛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為質者,此之謂也。斦當讀質,非語斤切,由此確然以信。凡此之類不勝舉,皆斯時所補也。
方餘壯時,《公羊》之說盛行,餘起與之抗。然瑣屑之談,無豫大義。齣都後,蔔居滬上,十餘年中,念孔子作《春鞦》,語殆非實。孔子刪《詩》《書》,正《禮》《樂》,未加一字,《春鞦》本據魯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閱彭尺木書,知蘇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魯史為《春鞦》,未加筆削,心韙之。至蘇州,求其書不得,人亦無知之者。又葉水心《習學記言》,亦言《左傳》有明文,孔子筆削者無幾,“天王狩於河陽”,史官諱之,非孔子筆也。於是知孔子之《春鞦》,亦如班固之《漢書》,非為褒貶作也。褒貶之談,起於孟子。孟子謂“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非謂為亂臣賊子作《春鞦》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司馬溫公作《通鑒》以進神宗,其事可證。三傳同有“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文。《榖梁》謂:“稱國以弑君,君惡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濛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人君讀《春鞦》,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範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若書名以示貶,如硃晦庵之《綱目》,何能使亂臣賊子懼耶?曆世說《春鞦》者,杜預為可取,餘皆愈說愈遠,啖助、趙匡、鬍安國輩,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國書》三十捲,立石以彰直筆,後遭滅族之禍。孔子而若浩,不畏滅族之禍耶?太史公銜武帝,其書仍稱“今上”,未貶名號。《春鞦》於舉事過當者,書之曰“人”。“人”本人也,無可非難。自啖、趙至鬍安國,惟葉水心說《春鞦》不謬。明高拱作《春鞦正旨》,拱有經國緻用之纔,語亦可準。
《尚書》誦習多年,知其難解。江艮庭、孫淵如所說,文理前後不通,喻如吳某演說,三句之後,意即旁騖。餘思古人既稱古文讀應《爾雅》,則依《爾雅》解《尚書》,當得其真。《爾雅》一字數訓,前人守一訓以為解,無或乎其難通也。意者《爾雅》本有其訓,釋書者遺而不取,故《尚書》難解乎?《無逸》“康功田功”,《釋宮》“五達謂之康”,則“康功”者“路功”也。《盤庚》“用宏茲賁”,《大誥》“賁”,語均難通。《釋魚》:“龜[龜]三足賁。”古通稱蓍蔡之蔡曰龜,則“用宏茲賁”者,用宏此龜也。龜者,陳龜也。康為路,賁為龜,《爾雅》明著其訓,釋書者遺之,遂不可通。以故餘所著《古文尚書拾遺》,似較前人為勝。
《春鞦》專論大義,《尚書》務通訓詁,拘囚北京而還,說經主旨如此。
餘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氐治學之士,當如童濛,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餘者,功夫正須爾也。
餘幼專治《左氏春鞦》,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為有見;謂《春鞦》即後世史傢之本紀列傳;謂《禮》經、《樂》書,仿佛史傢之誌;謂《尚書》《春鞦》本為同類;謂《詩》多紀事,閤稱詩史;謂《易》乃哲學,史之精華,今所稱“社會學”也。方餘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焰,簧鼓一世,餘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倡改製,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鞦》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傢僞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係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餘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說,弊更甚於《公羊》,此餘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曆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餘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餘意凡史皆《春鞦》,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錶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誌也。弟輩能承餘誌,斯無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諸祖耿記錄《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載《製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齣版。
——晚年以國學救亡的章太炎
濛木
國學,常常指“一國固有之學問”,但國學這個詞本身屬於舶來品。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趨盛,很多人開始討論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麼?因此日本齣現瞭西化派和國粹派的論爭。黃遵憲(1848—1905)於1887年刊行的《日本國誌》最早記錄瞭這個論爭,並開始使用“國學”這個詞。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之恥震醒瞭不少中國士人,他們開始嚮日本學習。國粹和國學這些詞越來越多地走到中國維新人士的筆端。尤其是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親身感受瞭這場論爭。梁啓超(1873—1929)在1902年緻函黃遵憲,擬倡辦《國學報》,而黃遵憲認為傳統舊學“尊大”“固弊”,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齣,真道理乃益明”。國學的提倡“略遲數年再議,未謂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啓超所擬《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不如先據此寫一本《國學史》。“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啓超這裏,國學是一個“新民”的過程。他1902到1904年連載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數次提到“國學”這個詞。
1903年2月,黃節在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26號發錶《遊學生與國學》,希望“以公眾之力,設置一國學圖書館”,“圖書館若成,則凡是有誌於是者,可以開一國學研究會,以世界之新知識,閤並於祖國之舊知識,十年之後,我國學之光焰,必有輝於大地者”。
1904年3月《政藝通報》第三年甲辰第三號上,鄧實發錶長文《國學保存論》,進一步提齣“保存國學”的主張。同年7月《政藝通報》甲辰第十一號上,黃節又發錶瞭《國學報敘》說:“癸卯歲暮同人創為國粹學社,擬月齣《國學報》一編。”8月,鄧實在簡朝亮《國粹學》一文前麵加按語,大聲疾呼:“嗚呼,國 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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