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國史：春潮湧動——1984年的中國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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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耀敏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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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四川人民齣版社

ISBN：9787220104831

版次：1

商品編碼：12344721

包裝：平裝

叢書名：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8-06-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312

字數：190000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對國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大轉摺點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

12節點，濃縮新中國國史精萃;

1984年之裏程碑意義——經濟體製改革成績初顯，“一國兩製”解決香港問題;

一日輕鬆讀國史：感名傢學術精粹，品樸實暢達文字

內容簡介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本叢書分彆選取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這些年份發生的重要曆史事件。本書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1984年前後中國發展的曆史：闡述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黨和政府製定並實施的一係列“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和這些方針政策所産生的結果，客觀清晰地反映瞭這一時期所發生的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和這些事件所帶來的新的社會發展變化和曆史成就。

“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一年一本，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這一年份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描述其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和社會風貌，論述其在新中國65年發展曆程中的重要地位。

叢書共12捲，分彆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國》

《大業宏圖——1954年的中國》

《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

《關山飛渡——1962年的中國》

《激蕩歲月——1976年的中國》

《偉大轉摺——1978年的中國》

《春潮湧動——1984年的中國》

《迎風破浪——1992年的中國》

《繼往開來——1997年的中國》

《眾誌成城——2003年的中國》

《奧運騰飛——2008年的中國》

《築夢輝煌——2013年的中國》

作者簡介

賀耀敏，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傢。入選全國宣傳文化係統“四個一批”經營管理人纔工程，榮獲中宣部和新聞齣版總署“中國百名優秀齣版企業傢”“全國新聞齣版行業領軍人纔”“第十二屆韜奮齣版奬”等。
先後承擔國傢和省部級重大、重點研究課題十餘項，著有《中國經濟史》《跨世紀的農業》《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等著作，主編有《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六十年國事紀要（經濟捲）》《中國經濟》（日文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長編》等多部著作，發錶論文近百篇。

精彩書摘

第一章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

一、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發祥地

◎與貧睏奮鬥幾十年，依然貧睏

◎小崗人的選擇

◎安徽農村的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國農村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發祥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被譽為中國近現代的第一次革命；而以農村傢庭聯産承包為標誌和突破口，蓬勃展開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被譽為中國近現代的第二次革命。農村總是最早點燃中國社會變革的火種。

改革之所以發祥於農村，就是因為農村生産力太落後，農民太窮，窮則思變。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種植業是農業的主體，糧食生産又是種植業的主體。所以糧食的生産與供應對於我國來說至為重要，是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主要的指示器。

糧食生産攸關我國的穩定與安全，黨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視糧食生産。新中國成立後，在糧食生産方麵也取得瞭相當大的成績。無論是糧食單産還是糧食總産，都有相當幅度的提高。我們確保瞭糧食生産的穩定增長，其增長幅度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例如，1957年的糧食總産量為19505萬噸，1978年的糧食總産量為30477萬噸。但在同期，我國的人口迅速增長、人口總數也大幅度增加。糧食和人口基本上是以同樣的速度在增長，糧食緊張的局麵始終沒有改變。例如，1957年的人口總數為64653萬人，1978年的人口總數為96259萬人。1957年人均占有糧食為300公斤，1978年人均占有糧食還是300公斤。也就是說，雖然經過21年的努力，人均占有糧食的水平並沒有提高。

糧食首先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糧食總量不足，糧食的人均占有水平很低，使我國長期陷於糧食供給不足的睏境，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我國有幾億人口從事糧食生産，但是我國的糧食問題卻沒有真正解決。

原因還得從農業自身去尋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計劃經濟體製和國傢工業化戰略之下，農村經濟長期處於低速發展狀態，嚴重滯後於整個國傢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我國農村長期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民從集體分配中得到的人均年收入一直在60元左右。1976年農民人均分配隻有62.8元，其中現金僅占23.7%，即每人隻有14.9元。賀耀敏等：《市場經濟新機遇》，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1993年版，第55頁。這隻是平均數，相當多的貧睏地區還不足此數。農民手中握有貨幣量的多少，是農村購買力的標誌。農民手中的貨幣如此之少，等於堵截和關閉瞭我國工業品的農村市場，限製和隔斷瞭城鄉經濟的聯係。由於我國農村人均收入水平低，文盲、半文盲眾多，廣大農村在狹小的自然經濟範圍內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越是無力提高文化科學技術水平，越不能提高勞動生産率，就越是貧窮。

農民陷於貧睏，集體也不富裕。1978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純收入中扣除國傢稅收和分配給社員的部分，集體提留103億元，其中公積金74.84億元，公益金18��12億元。當年全國有481.6萬個基本核算單位，即生産隊。平均每個生産隊的集體提留為2137元，其中公積金為1762元，公益金為375元。也就是說，一個生産隊一年能用於擴大再生産的資金僅有1762元，這就是一個生産隊的經濟實力。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有些地方不要說擴大再生産，就是簡單再生産也無法維持。

導緻農村經濟長期處於落後和停滯局麵的根本性原因，就是農業生産力十分落後和計劃經濟體製日趨僵化。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初級工業化階段，為瞭人為地加快工業化進程，就必須提高資本積纍能力和更為有效地分配稀缺資源。在內無充足基礎，外無大量外援的背景下，隻有把集中農業剩餘資金作為提高資本積纍能力的主要手段。而在農業剩餘資金集中的方式上，我國又不具備通過經濟誘導方式，即通過金融機構動員儲蓄的民間積纍方式來實現，因此，隻能通過經濟強製手段，即通過國傢行政力量和財稅係統，集中剩餘的國傢積纍來實現。在我國，這種經濟強製又主要是通過設置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來實現的。據測算，農業部門每創造100元價值，通過價格機製轉移到工商部門實現的量是：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纍積下來，從1952年到1984年的32年間，我國農民無償地嚮國傢提供瞭8000億元左右的積纍資金。楊江：《建國以來十大經濟熱點》，中國經濟齣版社1995年版，第55頁。而1984年我國國有企業的工業固定資産總值也大約是8000億元。這一事實錶明，我國的現代化工業體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農民兄弟的脊梁支撐起來的。

長期保持這種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必將極大地挫傷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産積極性。為此，國傢先後推行瞭農産品統購派購政策和建立受國傢控製的農村經濟組織。其結果，國傢對工業和城市的偏好使工業部門得到大量剩餘，城市經濟相對於農村經濟得到明顯發展，而農業和農民的大量剩餘在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和行業的情況下艱難維係。麵對這樣的睏境，我國農民和政府應該怎樣處理這一現實問題呢？

問題能否解決，總是取決於解決問題的條件是否成熟。

到20世紀70年代末，有兩方麵的條件推動著我國農村可以擺脫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探索新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是政治上的條件。即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黨有可能改變新中國成立30年來日趨嚴重的“左”的錯誤，下定決心徹底解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睏難與失誤，實現我國發展道路的曆史性轉摺。曆史也正是這樣，在鄧小平的支持和領導下，我們黨開始瞭徹底糾“左”的思想解放運動，提齣並確立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鮮明的馬剋思主義觀點。這為農村的變革奠定瞭思想基礎。二是經濟上的條件。曆經磨難的我國農村到20世紀70年代末已是問題如山，睏難重重，農業生産長期徘徊不前，農民生活沒有明顯改善，農村經濟陷於睏境。全國農村交完徵購糧後，餘糧人均不足300斤，全國約有兩億農村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農民群眾有著改變現狀的強烈要求，能不能滿足農民群眾的要求，關係著農村的穩定。這成為我國解決農村發展問題和農民吃飯問題的當務之急。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兄弟悄然無聲地開始瞭撬動中國持續幾十年的改革行動。

安徽省走在瞭全國農村改革的最前列。

安徽是一個生産力落後的農業大省，農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長期以來都在88%以上。農民的狀況如何，對於安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關係極大。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生産發展比較快。但是從1958年之後，由於“左”的錯誤嚴重泛濫，導緻安徽農業連續3年減産，農民生活極端睏難。196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在閤肥郊區蜀山公社新莊生産隊進行田間管理責任製試點。3月20日，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介紹瞭安徽“定産到田，責任到人”的生産責任製，得到瞭毛澤東的首肯。到這年鞦末全省有85��4%的生産隊實行瞭“責任田”的辦法。但是，這個辦法試行一年即被當作“單乾風”而強行糾正。隨之而來的是農村“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農民群眾的探索被終止瞭，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弊端日益嚴重，挫傷瞭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農業生産重新陷入睏境。到1977年，全省人均糧食占有量僅342公斤，比1955年人均還少18公斤，農民人均分配收入僅60元。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體製已經成為發展農業生産的嚴重障礙，安徽農民不得不再一次探索農業的發展道路。

1977年6月，萬裏到安徽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萬裏堅持實事求是，堅決撥亂反正，使安徽的工作發生瞭根本變化，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開始得到全麵糾正。他迴憶說：“全省28萬多個生産隊，隻有10%的生産隊能維持溫飽；67%的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0%。我這個第一書記心裏怎麼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瞭解實際情況的官老爺，還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縣推嚮高潮’‘決戰三年，實現農業機械化’，一再強調這纔是中國農業的齣路。這不是瞎摺騰嘛！”《改革開放口述史》，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14年版，第11～12頁。11月，省委製定瞭《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省委“六條”），省委“六條”提齣：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産為中心；尊重生産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傢庭副業，産品可以拿到集市上齣售；生産隊實行責任製，隻需個彆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1978年2月，省委重申農業生産大忙季節，要以農業生産為中心。這些文件和決定一和群眾見麵，就受到瞭熱烈的歡迎和擁護。此後，安徽各級領導和廣大農民進行瞭艱巨而成功的探索。

安徽省固鎮縣曹老集公社劉颱生産隊早在1977年就悄悄搞起瞭責任製，名字叫“不動磙子作物包産到戶”所謂“不動磙子作物”是指山芋、花生、煙葉等，脫粒不需要用石磙。。1978年春，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産隊興起瞭包産到組，當年還在全椒、蕪湖等地1200多個生産隊中齣現瞭不同類型的承包製。但規模大、影響大並發展成為20世紀80年代農民全麵改革的是六安地區肥西縣的包産到戶責任製和滁州地區鳳陽縣的大包乾責任製。

1978年安徽省恢復實行農業生産責任製的直接動因是從藉地給農民進行鞦種開始的。這一年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這使農村鞦種遇到瞭很大的睏難，耕地龜裂，小麥、油菜種不下去。省委經過調查研究，號召全省農民韆方百計地每人種半畝“保命麥”。並明確指齣：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藉給社員耕種，還鼓勵社員開荒種麥，誰種誰收，國傢不徵公糧，不分配徵購任務，即實行“藉地度荒”的非常措施。

六安地區肥西縣山南區是旱情嚴重的一個區。山南區黃華大隊群眾錶示，實行“三包到底、責任到人”的老辦法，就能把小麥種足、種好。區委領導默許瞭人民群眾的要求，這個隊就搞瞭起來。每個勞動力包種1.5畝小麥，每畝給生産費3元，每畝定産200斤，記200個工分。群眾非常擁護這種做法，積極性迅速調動起來。許多社員在牛都犁不動的田裏，硬是用大鍬翻地，有的在晚上點著煤油燈乾，一連在田裏奮戰三四個晝夜，把小麥種下去瞭。到11月底，全區共種瞭10萬畝小麥、2.2萬畝油菜、2.74萬畝綠肥，幾乎消滅瞭鼕閑田，比往年超種近1倍。

但是這種做法究竟是不是閤法，能不能行得通？當時乾部和群眾的心裏都沒有底。1979年2月，省委派工作隊到山南區山南公社宣講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兩個農業文件。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乾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當瞭解瞭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兩個農業文件的內容之後，大傢紛紛錶示十一屆三中全會好，中央製定的兩個農業文件好。在談論怎樣使農業生産發展得快一些時，群眾紛紛錶示：“真要把生産搞上去，1961年包産到戶的辦法最靈，最好！”萬裏在聽到群眾的這種呼聲時說，讓山南公社搞個試點吧！搞錯瞭，隻是一個公社，沒有關係，不收糧食，調糧食去。過去批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錯誤的，也有的可能是正確的，到底正確與否，要靠實踐來檢驗。萬裏提議，省政策研究室派人在山南搞包産到戶責任製的試點，先搞一年看看。

1979年4月，全區1006個生産隊，已有610個實行包産到戶，到麥收時發展到781個，占77%。到1979年夏收，山南區包産到戶試點取得瞭齣人意料的好成果，麥子總産1005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265%，一舉創造曆史最高紀錄。到7月底，完成徵購任務55745萬公斤，比1978年增長5.7倍。有的生産隊小麥的産量是過去五六年的總和。山南區包産到戶試點取得驕人成績的消息一傳開，肥西縣各區就跟著搞起來。1979年8月，全縣已有50%的生産隊實行包産到戶，到1979年年底達到96.7%。

與此同時，安徽省滁縣地區鳳陽縣則進行瞭大包乾試點。鳳陽縣在曆史上就是個十年九荒的窮縣。1953-1978年的26年中，全縣嚮國傢交售糧食6億公斤，而國傢供應返銷糧食7.8億公斤，純調進糧食1.8億公斤；同一時期，國傢發放救濟款5200萬元，各種貸款1800萬元。鳳陽縣是齣瞭名的“三靠縣”（“三靠”即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産靠貸款）。1977年12月，陳庭元到這裏任縣委書記，揭開瞭鳳陽農村改革的大幕，走齣瞭一條大包乾的道路。1978年，鳳陽農村全麵推行“一組四定”“一組四定”是在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礎上，以生産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進行統一分配的一種生産責任製。“一組”即把全隊分為若乾個作業組；“四定”是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但是群眾認為這種方法仍然不能剋服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他們想把勞動計酬和産量直接聯係起來，搞聯係産量責任製。該縣馬湖公社在全縣第一個搞起瞭“分組作業、以産定工”的“聯産計酬”生産責任製，“聯産計酬”為鳳陽大包乾的齣現提供瞭範式。鳳陽大包乾的齣現，正是在馬湖公社“聯産計酬”的基礎上跨齣關鍵性、決定性的一步的。同時，梨園公社石馬大隊小賈生産隊年底分紅時采取的辦法更為有效，即該給國傢的給國傢，該留集體的留集體，剩下的歸小組分配。這種辦法比“聯産計酬”更好，乾部群眾更容易接受。這個辦法采用“包”到底的辦法，就是“大包乾”。“大包乾”受到群的熱烈擁護，很快在全縣範圍內推行。實現包乾到組的鳳陽縣，農業生産一片欣欣嚮榮。1979年糧食增長49.1%；油料産量1200多萬斤，比1978年增長161%；徵購任務超額完成54.4%，純調齣糧食2000萬公斤；集體積纍比1978年增加82.6%，社員分配人均99.98元，比1978年增長48.7%。

“大包乾”到組實行後，雖然顯示瞭巨大的威力，但是也齣現瞭新的矛盾。生産“大呼隆”沒有瞭，“吃小鍋飯”依然存在。因此，到瞭1979年夏收以後，不少社隊的社員紛紛要求調換作業組，也有的作業組分為二三個組。1979年是“大包乾”到組在鳳陽推行的第一年，也就是在這一年，在梨園公社小崗隊卻産生瞭一種更受群眾歡迎的生産責任製——包乾到戶。

小崗生産隊有20戶人傢115人。1979年農曆正月的一天下午，副隊長嚴宏昌召集全體社員在嚴立華傢裏開瞭一次“秘密會議”，20戶社員除2戶無人在傢外，其餘18戶全部到齊。一緻通過三條規定：第一，實行大包乾到戶，“瞞上不瞞下”，不許任何人嚮外透露；第二，繳納糧油時，該是國傢的給國傢，該是集體的留集體，不準任何人到時候裝孬；第三，萬一走漏風聲，嚴宏昌為此而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的孩子撫養到18周歲。三條規定便成瞭小崗生産隊包乾到戶的“章程”。“章程”寫好後，社員們錶示決不反悔，並在“章程”上按下瞭18個手印。小崗村的做法在陳庭元的授意下，再次采用瞭不公開的辦法，這樣就將包乾到戶保住瞭。小崗隊的包乾到戶經過一年的實踐，獲得瞭自1957年以來第一次空前的大豐收。這一年，糧食總産6.6萬公斤，等於以往五年的總和；油料總産17600公斤，是過去20年的總和；嚮國傢交售糧食1.25萬公斤、油料12466.5公斤，超過徵購任務20倍；並且第一次還國傢貸款800元，社員分配人均200元，一躍成為全縣冒尖隊。1980年1月24日，萬裏到小崗視察，當場就肯定瞭小崗人的做法。

在1979年以後，農村生産責任製經曆瞭從聯産到組到聯産到勞，再到聯産到戶（即包産到戶），最後發展到包乾到戶的演變過程，形成瞭以傢庭承包為主要形式，兼有少數其他責任製形式的格局，以適應各種不同條件和地區的生産與管理水平。以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形式和內容的農業生産責任製，是一種既發揮集體經濟優勢、又發揮農民生産積極性的集體統一經營與農戶分散經營相結閤的雙層經營體製。在這種經營體製下，一方麵，集體仍然承擔著相當一部分為農民單傢獨戶難以勝任的經營管理職能，如管理集體的土地、大型農機具和水利設施等，負責經營集體所有的工副業，為農戶的生産經營提供服務，協助國傢落實並監督完成生産任務；另一方麵，農民傢庭成為農村生産經營的主體，占有除土地以外的大部分生産資料，獨立從事生産經營，並直接與市場發生關係，它是農村中最基本的生産單位和經營單位。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在實踐中顯示瞭多方麵的優越性。第一，明確劃分瞭國傢、集體、個人的權、責、利關係，建立和健全瞭有效的生産組織和勞動組織形式，協調瞭人們在生産過程中的分工和協作關係，從而從根本上剋服瞭以往生産勞動管理混亂和收入分配平均主義的弊端。第二，解決瞭多年來集體經濟內部長期無法解決的諸如官僚主義瞎指揮、用行政命令代替客觀經濟規律等問題，使經濟效益直接與生産者自身利益相聯係，從而調動瞭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第三，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適閤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和特點，有利於充分利用我國農村各種經濟社會資源，既能機動靈活地從事生産經營，又能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發生和蓬勃發展，是與黨中央的及時肯定和大力支持分不開的。1980年9月在中央發齣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製的幾個問題》中，就明確提齣：在“三靠”地區實行包産到戶，是聯係群眾、發展生産、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措施，它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麼復闢資本主義的危險。1981年10月全國農業工作會議通過的會議紀要，高度評價瞭齣現不久的農業生産責任製，明確指齣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製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責任製。黨的十二大的政治報告強調，生産責任製必須長期堅持下去，決不能違背群眾的意願輕率變動，更不能走迴頭路。為瞭及時解決農業生産和農村工作中齣現的新問題，推動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中共中央於1982-1984年三年中，連續於每年1月份發布關於農村政策和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三個一號文件對於推動和引導農業生産責任製的健康發展起瞭重要作用。到1984年，我國農村基本上實現瞭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

為瞭促進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長期穩定發展，鼓勵農民增加對土地的投資，以培養地力，實行集約經營，1984年中央提齣延長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同時允許承包地有償轉讓。這時，我國農業生産又齣現一些新的發展趨勢。如大力發展農村各種社會化服務，在一些地方開始試行土地規模經營以及發展科技密集型立體農業等。農業部有關部門的調查錶明，傢庭經營仍是我國農業生産的主要形式，是農村基礎産業的支柱。15年後的1990年，承包經營農戶占農村總戶數的96.3%；傢庭承包經營的耕地麵積占耕地總麵積的98.6%；農村經濟第一産業收入的95��4%來自傢庭經營；在農村各經營層次中，傢庭經營收入占農村經濟總收入的58.6%。這一年，全國有208.9萬戶轉包或轉讓瞭土地，不到總農戶數的1%。穩定發展農業必須穩定農村政策，這一寶貴的曆史經驗已經成為黨中央和廣大農民的共識。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普遍推行，取得的成果是驚人的。從實行承包製之初的1979年開始到1984年，我國農業連續獲得豐收。尤其是1984年，我國農業生産進入瞭曆史性轉摺。這一年，全國糧食總産量首次突破4000億公斤大關，達到4071億公斤，比1949年增長1.6倍，比1983年增長5.1%，超過“六五規劃”糧食生産指標3600億公斤的13.1%。全國人均占有糧食400公斤，第一次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經濟年鑒》(1985年)，經濟管理齣版社1985年版，V—1。全國糧食供求緊張的狀況發生瞭根本改變，睏擾共和國幾十年的人民吃飯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並實現低消費水平的相對剩餘。至此，我國糧食生産由自給半自給狀態進入瞭商品生産的新階段。這種曆史性的偉大成就必將連同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一起，永遠載入共和國的史冊。

前言/序言

總前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際，將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從事國史研究的專業人士理應做到的分內之事。

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提齣：“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傢各項事業繼續推嚮前進的必修課。”把黨史、國史的學習提到各項事業前進的必修課的高度，這還是第一次。《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正是落實習近平這個號召的具體行動。它以正史的姿態普及國史知識，用它的品位在“讀點國史”中盡一份社會責任。

這套《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或者引起社會加速發展並充實著重大事件的12個年份為時間節點，一年一本，各自成捲，構成瞭共和國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從完整的紀年看，1950年無疑是新中國的第一年。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被人們稱為“國之瑰寶”的宋慶齡，當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將1950年稱作“第一年的新中國”。這一年，我們的共和國到處洋溢著欣欣嚮榮的新氣象。新社會、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國傢關係，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們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新舊社會兩重天，感受到中國的曆史巨變。當然，這僅僅是開始，更為波瀾壯闊的變遷還在後麵。在共和國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裏程碑意義，就在於它是“一元初始，萬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業宏圖”，皆因這一年召開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毛澤東主持製定瞭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齣席重要的國際會議，提齣劃時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國際關係新秩序奠定瞭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令人信服的實踐基礎。這一年又是過渡時期總路綫公布後的第一年，公私閤營和農業閤作化運動，邁齣瞭決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完成。接下來召開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此，黨和國傢的工作重點就是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一年，“雙百”方針的提齣，“嚮科學進軍”的號召，使整個科學文化事業呈現齣勃勃生機。1956年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一年。

從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這其中既充滿艱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麯摺發展。這十年間，有代錶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開的七韆人大會，初步總結瞭“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麵調整起到瞭積極作用。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未使“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還有發展。國內形勢睏難麯摺，國際局勢錯綜復雜。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製造事端，中國軍隊被迫自衛反擊。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國際共運的爭論和分歧達到新階段。用“關山飛渡”來概括這一年，較為貼切。

1976年可謂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錯誤至此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三位偉人相繼離世，“四人幫”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損失慘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中國人民在關乎國傢與民族命運的大搏鬥中終於再次贏得勝利。噩夢醒來，艷陽高照。所謂“激蕩歲月”，暗含這一年各種矛盾膠著、較量，經曆著動蕩和激變，代錶著正義的力量終於取得瞭勝利的那樣一種狀態。

1978年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曆偉大轉摺的一年。粉碎“四人幫”後，我黨為肅清“左”的影響，為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瞭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黨再次確立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政治、思想、組織等領域全麵開始瞭撥亂反正，揭開瞭改革開放的序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偉大轉摺”成為新的起點。

1984年，農村改革使糧食産量第一次突破4億噸，基層政權建設完成瞭政社分離，建立瞭鄉政府和村民委員會，人民公社體製不復存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突破瞭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經濟體製改革提供瞭新的理論指導，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嚮城市。對外開放邁齣新的步伐，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根據“一國兩製”的構想，中英兩國政府簽訂瞭聯閤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這一年，可謂“春潮湧動”。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錶重要談話，從理論上深刻迴答瞭長期睏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作齣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確立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明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強調抓住機遇，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推進改革開放躍上新颱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迎風破浪”，駛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進一步闡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和基本綱領，並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齣全麵部署，確定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藍圖，明確迴答瞭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鄧小平逝世後中國怎樣“繼往開來”的重大問題。

2003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年。以鬍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改革開放25年的實踐中、從抗擊“非典”疫情的鬥爭中獲得重要啓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到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這是中國發展觀的重大進步，適應瞭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推進“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的關鍵一年，也是我們應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變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年。中國人民同心同德、頑強拼搏，成功抗擊南方部分地區嚴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完成“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閤國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加強友好交流和務實閤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嚴峻挑戰，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齣瞭新的貢獻。這一年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人民隆重紀念這一重要曆史時刻，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作齣瞭部署。

2013年在新中國曆史上值得書寫，不僅因為這一年是新一屆政府産生之年，而且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的作風和紀律切實需要加以整頓，黨內腐敗蔓延正在侵蝕黨的肌體，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改革開放到瞭深水區和攻堅期，如何讓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付齣瞭太多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的代價，必須下大決心轉變。這一年，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的徵程上都邁齣瞭堅定的步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人民永續輝煌的不竭動力。

盡管有人把國史看作是中國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覺得國史與曆代中國斷代史還是有所區彆的。中國是曆史積澱異常深厚的國度，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發達，史籍經典延綿不絕，史誌資料浩如煙海。按照中國史學的一般傳統，是後人記前人事，蓋因後人看前人更客觀，檔案文獻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盡然。被魯迅稱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作者司馬遷就生活在漢武帝時代，書中就曾記錄瞭不少當時的人和事，無怪乎有人乾脆稱《史記》為“實錄”（《漢書·司馬遷》）。今天人講今天事，當代人修當代史繼承的就是中國史學的這一特殊傳統，盡管在秉筆直書、正視曆史真相方麵多多少少還是有距離和難度的。但本套叢書還是做到瞭“存史”的目的。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寫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應瞭孔子所說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和劉知幾強調的“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的要求。

這套國史叢書由一批國史研究領域的專傢擔綱撰寫，他們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力，不會輕易受乾擾和動搖。筆者相信這些著作會給讀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