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A study on Scholar-bureaucrats'Group Consciousness in Song Dynasty]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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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士大夫群体在宋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涉及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著作，往往缺乏对这个群体的全面考察和整体探索。《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在广泛搜集和利用各种正史、诗文，以及有关宋人的笔记小说、宋人文集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具有创新价值。

目录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二 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学术回顾
三 研究思路与主体内容概述

第一章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
一 唐宋变革观的回顾与审视
二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化

第二章 唐宋转型中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
一 教育平民化与宋代士人群体的崛起与壮大
二 “以儒立国”与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

第三章 宋代士大夫角色意识及观念转变
一 “仕以行道”的入仕参政观
二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观
三 亦政亦文亦学术的角色认知

第四章 贵族政治式微与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
一 宋代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形成的根源
二 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自任以天下为重
三 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
四 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学派纷出

第五章 雅俗贯通与士大夫世俗意识
一 雅俗贯通的文化人格
二 耽恋歌儿舞女之声伎之乐
三 人心趋利之拜金主义
四 生活侈靡，宴饮成风
五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之文化解读

第六章 职业屏障打破与士商关系融通
一 传统贱商观念与士商情感疏隔
二 士对商社会功能与地位的重新审视
三 士商兼营或弃儒从商
四 商向士人阶层靠拢
五 宋代士商关系融通之文化诠释

第七章 “心安处是吾乡”的隐逸意识
一 心怀山林，钟情于山林之乐
二 坐拥园林，寓隐于仕
三 身居朝堂，渴望挂冠归隐
四 参禅学佛，仿效隐士
五 宋代士大夫隐逸意识盛行的历史文化语境
六 余论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①。
　　民国学者陈钟凡先生在谈到近代思想发展趋势时，则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潮发端时期，认为”诸夏学术，肇造于夏殷，发皇于周秦，消沉于两汉，变革于魏晋齐梁，至隋唐而浮屠义谛，风靡一世，国闻沦丧，不绝如缕。……兹言近代，自赵宋始，下迄清季，凡九百五十余年；索群言之旨归，汇众流于一脉，参互考验，其原委可得而述焉“②。
　　民国时期另一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把自隋迄宋看作”第二中国“期，认为唐宋历史之间既统绪相承又有不同，他指出在”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③。
　　钱穆先生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曾对宋代社会发生的历史转折进行过论述，其中涉及较多的是唐宋之际门阀贵族政治的瓦解，以及政治上发生的社会流动。如他在《国史新论》中认为：中国社会从宋朝之后开始步人中国的现代型时期，这一时期因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第势力已经彻底消失于历史舞台；由于赵宋政府尊崇文士，所以在宋代立国的六七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正式走上复兴之路；由于这时的科举制度取消了门第限制，而以科举考试作为取士的标准，大量的平民阶层借此进士及第，因此自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不再有门第④。而在《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中，钱穆先生提出了唐宋社会政治上发生的流动，认为”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⑤。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又指出，”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因科举制度之出现而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最受全国各级社会尊视的，便是那辈应科举的读书人。那辈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拔起于农村“。由此他认为”中国社会由唐以下，因于科举制度之功效，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①。
　　对于唐宋之际门阀政治的崩溃，香港学者、历史学家孙国栋先生也曾给予论述。如他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一文中，指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转换时期：“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②
　　与内藤湖南把汉代作为上古不同，张国刚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中古前期向中古后期发生变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瓦解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所在。对此张先生具体阐释说：在唐朝，由于科举考试选拔制度的推行，魏晋以来的取士制度——九品中正制度退出社会舞台，继之而来，使士大夫概念的内涵渐渐发生变化，由魏晋南北朝时代仅指称门阀士族的含义⑧，到宋代演变为泛指士人做官者，门阀士族的含义已不复存在；唐宋之际，随着土族和官爵的脱钩分离.原来主要为世家大族所承担和实践的礼法文化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门阀士族失去了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由此而言，“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④。
　　陈来先生在其论著《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序言中，则提出了用“亚近代”或“近世化”⑤来指称唐宋转型这段历史时期，并认为应该在此背景下对宋明理学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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