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5
图书基本信息,请以下列介绍为准 | |||
书名 |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 | ||
作者 | 马远之 | ||
定价 | 55.0元 | ||
ISBN号 | 9787218100289 | ||
出版社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出版日期 | 2015-05-01 | ||
版次 | 1 |
其他参考信息(以实物为准) | |||
装帧:平装 | 开本:16开 | 重量:0.4 | |
版次:1 | 字数: | 页码: |
插图 | |
一、“GDP主义”之过 GDP这一指标在中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的“礼遇”,多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与口号指引下,它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每当岁末年初,各级以及媒体对过去一年的GDP展开想象,并为取得的成绩自喜不已。这已经成为一种周期性的兴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悄然地异化为“以GDP为中心”。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陷入到一种“GDP崇拜”之中。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地、各部门都在狂热地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一切发展的政策举措都紧紧围绕GDP这个“指挥棒”展开,这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一种“GDP主义”。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评价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GDP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个指标因素,一方面,其本身存在着的缺陷,如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所有信息,无法将资源环境损耗、分配公平程度、公众幸福感等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当把GDP指标演化为GDP主义的时候,则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 GDP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热衷于夸大GDP规模的思想、方针,这种思想意识轻视资源环境、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社会精神等方面的考量,导致生态环境等问题不断恶化。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GDP数量也很重要,但质量更为重要。一个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力量的强大,而非单纯的GDP数据庞大。这也是中近代史的一个深刻教训。 如果光论GDP,中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大的。但很可惜,20年之后的战争,中被英打败。 资料显示,1840年战争爆发时,大清帝的GDP占世界的33%,比美加欧洲的总和还要多,而英的GDP只占世界的5%。GDP数量来说,英只占世界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当时包括英在内的西欧六的GDP,还不到世界总GDP的10%,但结果却是中不仅在两次战争中都被英打败,后来在八联军侵华中还被欧洲瓜分。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教训。即使大清帝衰落到1894年,GDP仍然是日本的9倍,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中没有打败日本,反被日本打败,并赔偿相当于日本GDP七倍的白银,还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所以,GDP数量只有和质量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强、大指标。这解释了战争、八联军侵华战争和甲午战争的GDP之谜:当时清朝的GDP数量确实庞大,但主要是由茶叶、蚕丝、瓷器、土产等初级农产品构成,而欧美和日本则主要是由蒸汽机、铁船、大炮等工业品为主。于是,当“蚕丝瓷器”碰上“坚船利炮”时,然会败得一塌糊涂。 这背后其实是GDP质量的较量。显然,GDP代表的大之“大”其实只是体态而已,并没有“强健”的内涵;欧美日本数量虽小,但力量和质量却足够强大。 当年那些列强,在当下还是世界的列强。如今他们的GDP不仅数量比当年大得多,而且质量也强得多。以美为例,其经济产业的主要支撑是战略工业,如汽车、造船、航空、电器,以及新兴的信息产业、航天产业等。 而当下中的GDP的构成主要是房地产、纺织品和烟酒等,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严重。同时在一些省市,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将房地产甚至洗浴业都列为支柱产业,不可不谓是一种深深的隐忧。 二、树立正确的“GDP观” 为什么中会有如此深厚的“GDP主义倾向”或“GDP至上情结”?其主要原因还是机制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及官员考核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GDP主义”导向,GDP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方官员的政绩,各级及官员为追求政绩,而“不惜奉GDP为神明”。 在新中成立初期,官员考核着重突出政治思想表现。1949年11月,中组部颁布有关规定,干部鉴定“重点放在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等方面”。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对干部的考核除了政治正确外,又增加了业务能力,即“又红又专”。十年“”期间,中的各项制度被严重扭曲,对官员的考核主要是“政治”挂帅。 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级党政工作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而在对官员的考核中,经济成绩的权重开始与日俱增。从20世纪80年始,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对干部的考核不断加大经济成分。 正是对干部考核实绩的推崇,经济政绩考核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际工作中有风向标和指挥棒的作用,才逐渐催生了“GDP崇拜”。到了21世纪初,这种趋势和苗头不断被强化。 中各级发展的策略与考核体系,实质上是一切以GDP为中心,用GDP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 在中许多地方,GDP标准几乎完全主导了干部的评价体系,成为很多干部施政的“指挥棒”。官员一味追求GDP既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政绩,让当地富裕起来,又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继续升迁。 加之中的官员体系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地负责。在这样的体系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会在这方面怎么努力工作。 在以GDP为中心的信念与考核体系支配下,对GDP的认知常常演化成“唯GDP论”,“发展是硬道理”常常被简单地解读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财政收入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一些官员为了追求GDP的增长,或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不讲资源和环境代价,不注重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盲目上项目、搞开发,对环境不加节制地透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甚至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GDP主义考核下的政绩越多,给当地带来的资源环境破坏也越严重,甚至造成“几位干部出政绩,几代人吃苦果”的后果。这样的政绩与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相比,对、社会、人民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增长”是硬道理,终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的质量和人民的幸福。过分追求GDP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公平、生活质量、生态环境等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及经济结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质量和效益指标,导致的后果是环境污染加重、能源利用效率低、资源过度消耗,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这将毁掉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同衡量一个人的健康和文明程度一样,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是体重的增长,而是骨骼、肌肉、神经、血液循环、消化、呼吸等各种生理指标的平衡发展。 一个也是如此,衡量一个的强大,也不是由一个简单的GDP数据所能决定的,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发展方式、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多个衡量因素。而当下中经济缺乏本质力量和核心竞争力,似乎成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患上“虚胖综合症”。 长期以来奉行的GDP主义,形成了中特有的“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也都是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应对的挑战。 因此,中经济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型,这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需要修正GDP主义,破除GDP盲目崇拜,正确对待GDP。 当下中要修正GDP主义,需要改正以GDP为中心的官员考核制度。要从制度安排入手,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把盲目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在官员考核中不仅要考虑GDP经济指标,而且要考虑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指标,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其实从GDP诞生的那天起,对其争议从未停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经济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它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初是为了衡量市场经济活动,不是衡量社会福利。但现在GDP被认为测量的是后者,这是错误的。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 1968年竞选美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对GDP主义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可以说,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唯GDP或奉行GDP主义也是万万不行的。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不等于健康,不等于幸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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