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棋的分量,似乎自古以来就不如对子棋,虽然“血泪篇”、“陈方七局”(陈子仙授方秋客两子)等,其精彩程度及名气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对子棋,但在有些人的眼中,让子棋仍不能登大雅之堂。这是什么原因呢?显然,是对局双方实力的不对等,尤其是下手一方的实力有明显的差距,使观者因此而感到乏味所致。确实,由于上手和下手的水平相差较大,下手无法对上手做到“机锋相抗,智虑周详”(徐星友语),“必不能酣畅淋漓”(周东侯语)“,则上手”虽胜亦乏精彩也“(徐星友语)。 但名列”四大家“的程兰如先生,根据鲍鼎先生在《国弈二刊·小引》中的转述,曾对让子、对子棋的差别作了另一番妙论。他是站在上手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国工对子,如两山对峙,两水分流,各有高深,乏倾江倒峡之势者,以工力悉敌,故两不得逞。至于出奇制胜,履险如夷,法在弈中,神游局外之妙,则多于受子见之。”水平相当的国手对弈,就如同高手过招,一招一式不必使老,对手已心知其意,于是料敌机先,变招以应。高手心知肚明,惺惺相惜,如同高山流水,知音相会,意醺醺而心陶然,但旁观者见两位高手点到即止,团团和气,不明所以,未免一头雾水。正所谓曲高者和寡,高手对局的内容,境界高则高矣,但恐怕只有有限的高手才读得懂,看得透,低水平的观者是无力问津的。 让子棋则不然。上手由于“工力悉敌”而受到限制的才能,在让子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激发和尽情的施展。于是,让子棋中上手的变化万端,下手的突出不意,往往贯穿全盘的激战,变得更为直接和表面化,这相对于水平稍低者,更易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古代棋家对让子棋的精彩早有论述。如清人许乔林说,“弈之受子,似之以寡敌众,攻既不利,守亦势孤,惟恃权变机巧,而以偏师制胜。”一个“恃”字,活脱脱地勾勒出上手的面目。于是,受子谱的意义便在于,“初学得之而门径可循,即高品浏览,亦觉益人神智。”(许乔林语) 清人李汝珍在《受子谱选·序》中剖析“受六七八九子”之特点,有一段高论,“受子自六子以下者,黑白不尽可法,只宜截取。盖白授子太多,若照常布置,则大势必失,不能不以偏锋从事,固非中庸之道。然每出奇制胜,履险如夷,是亦一法也。即黑子中,偶有深思妙运,弃取得益,亦未尝不有一二可观。”我以为这段话说得相当好,不仅适合被授六七八九子者,更可以推进至五子、四子乃至三子。至两子,下手识见已足,轻易不会受到上手偏锋的干扰,棋局往往中正平和,进退有法可循。而两子以上,上手的偏锋、奇兵,与下手的失措、慌乱等等,往往互见。 由上述的各方面观之,对子棋中,高手的种种奇思妙想,常常被对手所沮,其中所蕴含的内容,往往为不明所以者所误读,所忽视,而在让子棋中,上手必要使出浑身解数,驰骋冲突,在劣势之下,棋上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激发,于是棋局经常呈现出“倾江倒峡之势”,颇有“履险如夷”,别开生面之妙,低水平的观者既有直观的感受,又可有深入研究的门路。这是从让子棋的角度,自下而上来发现棋艺高深者的妙艺之门径,也是本辑采用诸家棋谱,以详细研究三位棋圣棋风、棋艺的初衷。 本书中选取的黄龙士的对手,从让四子的徐星友开始,历经三子的嵇修五、张尔功,直到让两子的周西侯,尽量采取了调和的安排,不以棋力高低为惟一的入选理由,让读者尽可能多地接触到那个时代的不同棋风。其中,徐星友与周西侯两位,后来都升到了可以与黄龙士对子的棋分。其他诸人,在今天或许籍籍无名,但从棋力上看已颇为不弱,在当时应非无名之辈,至不济,也应当是一方豪强。 黄龙士的让子棋,经常下得有一点吃力,这可能是高手的某种“通病”,即倾向于多让,本可以让三子的对手,非要多让一子,于是战斗就变得艰苦异常,如黄龙士对嵇修五某局。本可以让先,却要授两子来下,也是半盘苦战,如对周西侯两局。这样的风格,虽然有习惯的力量使然,但其中黄龙士强烈自信的性格因素,恐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对局的地点,根据黄龙士生平的足迹,大致有京师、扬州、杭州三地可考。黄龙士二十岁之前漫游北方,受到某将军爱重,留之数年,这是他艺成之前的游历之期,让子的数量或许不太多。后客扬州,有弈乐园三十局之战,黄龙士击败周东侯,完成了棋坛霸主的更替,此后,慕名而来者或有不少。再后来,徐星友从黄龙士让四子学弈,延龙士至家,奉为贵宾,这段期间,黄龙士衣食享用都由徐星友供奉,生活安逸,因此在居留杭州期间,应也有他的让子谱传世。 后要特别感谢当时的记谱者及后世的辑录者。没有清末蒯光典、黄绍箕、邓元鏸、王存善等热心人的辛苦搜罗,刻版印刷,我们今天得见的黄棋圣棋谱,或许十不能存二三。而棋局进行时的记谱者(或者说棋赛的主持者),功绩也是非凡,正是他们的劳作,使得棋谱作为手历史资料留存了下来,这是根本中的根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