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帧设计的细节来看,这本书的出版方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纸张的质感是那种略带粗粝感的米白纸,不仅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不易疲劳,而且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感,让人觉得这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正经”读物。更值得称赞的是,书中的插图、地图和年表编排得极其用心。这些辅助材料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紧密服务于正文的逻辑推进。清晰的区域划分图帮助我瞬间定位了事件发生的地理背景,而那些精心制作的时间轴,则帮助我理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对于我这种视觉学习者而言,这种图文并茂、互为佐证的排版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知识的吸收效率。它让原本可能枯燥的数字和人名,瞬间变得鲜活起来,真正做到了将知识“可视化”。
评分说实话,我对历史书的阅读体验通常比较挑剔,很多作品要么过于学术化,晦涩难懂,要么又流于通俗化,缺乏足够的史学支撑。但这本书,在叙事的节奏感上把握得非常到位。它不像那种流水账式的编年史,读起来索然无味;它更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史诗剧,有高潮迭起的情节,有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群像。作者似乎很懂得如何拿捏“张弛有度”,在叙述宏大背景时,笔触磅礴大气,而在刻画历史转折点上的个体抉择时,又显得细腻入微,充满了人文关怀。比如,对于某个关键朝代的兴衰描写,它没有简单地归咎于一两个领袖人物的功过,而是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乃至思想文化等多维度进行了交叉分析,这种多维度的解读,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读这本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学习历史知识,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思维体操,不断挑战和重塑我原有的历史观。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典雅中透着厚重的质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的沧桑与深度。拿到书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首先吸引我的,是它在史料梳理上的那种严谨态度。感觉作者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的论述,都有大量的文献支撑,绝非泛泛而谈。尤其是在描绘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那种抽丝剥茧的叙事方式,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发生了什么”,更深入地挖掘了“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深度剖析,对于我这种渴望系统了解中华文明脉络的读者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它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但又不失细节的精妙,使得整个历史长河的画面清晰而立体。读完前几章,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绝对是一本可以反复研读、常读常新的佳作,它为我构建了一个坚实而有逻辑的中国历史框架。
评分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一些敏感或争议性历史问题时的平衡术。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就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偏离客观。然而,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非常成熟和审慎的态度。它并未回避那些教科书上可能被轻描淡写带过的冲突与矛盾,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它似乎在鼓励读者去思考,去质疑,而不是盲目接受单一的解释。每一次对复杂事件的梳理,都能感受到作者试图还原历史真相的诚意,那种对史实的敬畏感跃然纸上。这种不偏不倚、力求公正的写作风格,让这本书的公信力大大提升。对于想要建立自己独立历史见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值得信赖的参照系,它教会我们如何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陈述。
评分阅读体验的持续性,往往考验一本历史著作的真正功力。许多书读起来开头吸引人,后劲乏力,但这本书的后劲非常足。越往后读,我越发觉得,作者的视野似乎在不断拔高,从国家层面的兴衰,逐步过渡到文化与制度的深层演变。尤其是对近现代史的梳理,它没有陷入碎片化的叙事泥潭,而是非常有力地串联起了各个看似孤立的事件,揭示了它们之间潜在的内在逻辑和因果链条。读完最后一章,我感到了一种意犹未尽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不是“我终于读完了”,而是“我似乎对这个民族的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累积,更重要的是一种对时间、对变迁、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思,这才是真正的好历史书的价值所在。
评分导读通篇29页,王先生对于中国史纲的赞誉,就是文首那样的高度。
评分这书真不错,很厚啊,质量也很好
评分质量好,印刷字体清晰
评分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移民实边”,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评分速度很快,物美价廉,推荐!
评分在很多场合,作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两位主编之一,宇文所安都曾谈及他的文学史观,他说得异常复杂,但其核心理路,我觉得还是耶鲁教给他的解构主义的招数。一是暗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来解构某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固有存在。经典文本甫一出现时并不是经典,它的经典性是被后世慢慢描绘出来的,就像芝诺的飞箭,它在每一个瞬间都可以说静止而不是运动的,它的运动,只是当这个现时瞬间作为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才得以在差异和延宕中呈现,“在元素或系统中,断无单纯呈现或非呈现之物,唯处处是差异和踪迹的踪迹”(德里达《立场》),顺着这个理路,宇文所安遂推演出中国文学的命运,“如果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根本就不拥有东汉和魏朝的诗歌;我们拥有的只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源头’——一个历史时期的画像是被后来的另外一个历史时期描绘出来的”(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倘若如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假定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为什么就没有可能被后来的宋元明清乃至民国进一步颠覆和重塑?既然固定的源头不再存在,为什么宇文所安不把这种延异贯彻到底,却非要在暧昧不清中给我们竭力端出另一个“固定的源头”的源头?昔日治中国文学者的常识,是“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但按照宇文所安的理论,“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学史是被一批具有很强的文化与政治动机的知识分子所过滤和左右过的”,于是传世通行文献便大都蒙上了一层阴谋论的可疑面纱,于是,我们便不能信任每一个“去古未远”的历史时期对过去的描绘,为避免就此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应该转身相信在文献更加“不足征”的今天由宇文所安们做出的管窥蠡测之谈,因为据说今天的文学史学者(尤其是北美汉学家)能拥有一种超脱性的公正。
评分然而丛林中可怕的怪兽,却根本不敢靠近他们。
评分◆好面子是可爱的,好面子是可贵的。好面子源于一种骄傲的个性。骄傲的个性,相比较卑贱的个性,是高贵的,可贵的,珍贵的。至少,好面子的人,不会太下流。好面子,就是有耻。而有耻,是中国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
评分◆《水浒》中,真有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的,大概也就十来个人。这已经很不简单,足以使《水浒传》成为伟大的小说。而在这十来个人中,李逵是其中一个,而且非常独特。他是这个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举凡孩子的天真、单纯以及胡闹闯祸、没准头、欠缺是非判断力,他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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