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溯源,穷根究底,释疑解惑,逐条释义,中华典故,悉数收录!
典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许多诗文常因为贴切地用典,显得含蓄、凝练、委婉、典雅,而且意味深长,令人联想翩翩。本辞典的编纂以《汉语大词典》为基础,《汉语大辞典》已收并以作典故处理的条目,除少数讹误读者外,全部收录,不使遗漏;《汉语大辞典》中属于典故而未做典故处理的条目,均改写予以收录。
《汉语典故大辞典(套装共3册)》是国家“十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由《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聘请安徽大学《汉语大词典》的几位编委负责编纂。
出版《汉语典故大辞典(套装共3册)》工作早在国家“九五”期间就已开始筹划。根据《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的意见,组织了班子,认真研究了《汉语大词典》处理典故条目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编写体例,并着手编写。
本辞典的编纂以《汉语大词典》为基础。《汉语大词典》已收并已作典故处理的条目,除少数讹误者外,全部收录,不使遗漏;《汉语大词典》中属于典故而未作典故处理的条目,均改写予以收录;《汉语大词典》未收的典故,包括已收典故而遗漏的大量不同表现形式,尽量增补,力求完备。这里所说的典故,包括“事典”和“语典”两大类。所谓“事典”,是指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历史故事、寓言故事、宗教故事等。所谓“引用”,也不是直陈其事,而是使用一个能够体现故事内容或故事某一方面意义的词语或短句。所谓“语典”,是指诗文中引用的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前言
凡例
主条目录
正文
词目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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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这套书后,立刻被它浩如烟海的内容量震撼到了。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典故的来龙去脉,更像是搭建了一座通往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阶梯。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某个冷僻典故的考证过程,居然能追溯到不同朝代引文的微妙差异,甚至标注了哪些是正统的,哪些是后世附会的。这种学术上的严谨性,让我这个业余爱好者都感到振奋。书中对典故的解释,从来不是生硬的定义,而是融入了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小传以及诗词歌赋的引用,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反而像是在听一位博学的智者娓娓道来。比如解释“罄竹难书”时,它不仅解释了原意,还引述了不同版本中对“竹”的不同理解,这深度绝对不是网络搜索能轻易获得的。对于想要深入研究国学的朋友来说,这套书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
评分坦白说,当我开始翻阅这三册时,我主要是抱着“查资料”的目的,但很快就被它内容散发出的浓厚“叙事感”吸引住了。编纂者显然不满足于做一个冰冷的工具箱,他们更像是一位历史的讲述者。即使是那些看似简单的典故解释,也融入了丰富的历史场景再现,仿佛能看到那个时代人物的言行举止。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因为某个典故背后的故事而停下笔,陷入沉思。这套书成功地将“典故”从一个孤立的语言符号,还原为其鲜活的文化生命体。它带来的知识增量是巨大的,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激发了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的浓厚兴趣,让我愿意主动去探索那些典故背后更广阔的文化图景。这是一次物超所值的知识投资。
评分使用体验上,这套辞典的编排逻辑堪称一流。我通常是带着某个模糊的文学印象来查找的,比如知道某个成语出自某个历史事件,但记不清具体细节。这套书的索引系统做得非常细致,无论是按照拼音首字母检索,还是按照典故本身的核心词汇检索,都非常高效。更绝的是,它还设置了“主题关联”的索引,比如查找所有与“忠义”或“奸诈”相关的典故,简直是为文学创作和论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次我查阅完一个典故,总会不自觉地浏览一下相邻的条目,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在知识的迷宫里,每走一步都有新的惊喜。这种结构上的清晰和功能上的强大,让它从普通的参考书,跃升为了值得反复研读的伴侣。
评分这套书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和规范性建设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它不仅仅是记录过去,更是在梳理和确立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规范地使用这些传统表达。我发现有些我一直以为是“俗成”的用法,在这套权威的辞典里被做了明确的批注和导向,指出了更符合原意的标准用法。这对于提升我们日常书面语的准确性非常有帮助。尤其是那些在当代被过度使用或曲解的典故,这本书进行了非常审慎的辨析,帮助读者避免“用错”的尴尬。对于从事教育或者文字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语言规范基础,避免了因信息碎片化导致的理解偏差。它在传承的同时,也在尽力维护汉语的纯正性和生命力。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艺术品,典雅厚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看就知道是下了大功夫的精品。封面上的烫金字体在光线下熠熠生辉,配上那种复古的纹理,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的文人书房。我尤其喜欢它采用的纸张,触感细腻,油墨印刷的清晰度极高,即便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典故引文,也印得工工整整,毫无晦涩感。装帧上采用的三册分册设计也非常人性化,每一册的厚度适中,便于携带和翻阅,不像有些大部头工具书,捧起来就觉得吃力。书脊的设计也十分考究,即便并排放置,也能一眼识别出各自的侧重点,这对于需要频繁查阅的工具书来说,简直是太方便了。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体现了编纂者对“典故”二字的敬畏之心。光是摆在书架上,它就已经是家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种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想随时翻开它,沉浸其中。
评分本书是国家“十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由《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聘请我们安徽大学《汉语大词典》的几位编委负责编纂。
评分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似乎是一件苦差事,不然,为什么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呢?读书似乎又是一件快乐的事,否则,为什么有人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却不可以不读书呢?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千钟粟,有车如簇。看,有权有势又有钱,更有一位“颜如玉”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你说,读书好不好?诚然,名利声色确实吸引了不少沽名钓誉之徒。但除此之外,读书一定还有别的什么魔力,吸引着那些虽然清贫却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莘莘学子吧? 我爱读书,既不是为了“黄金屋”,也不希望有“颜如玉”,只是从实践中体会到读书的无穷乐趣。 首先,读书的一大乐趣在于随心所欲。主人是你,是你去读书,而是书来管你。试想,一个大书架,塞满了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侦探、言情、武侠……看哪一种都可以,不着急。而它们对你,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么多古圣先贤,在静默地等着你,为你述说他们的思想。你可以向孙子请教兵法,跟海明威谈斗牛,还可以跟司马迁谈天下大事——总之,当家的是你。慢慢的,你会觉得,世界如此之大,生活如此之多彩,大自然如此奥妙无穷,仿佛所有的知识画卷在你的脑海中一一展现。而你也已超然物外地掌握着历史。久而久之,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愈演愈烈。不变为“书痴”者鲜矣。 书趣之二,在于可以大发议论。凡着书立说者,必为一时之俊才。虽是俊才,有时也会有疏漏,而这疏漏偏偏被你看出来了,你高兴不高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句是写李白的。但你想,如果把“臣”字写成“爷”字,不是更好地表达他的酩酊大醉之态么?一时间意得志满,好像杜甫都要来拜你为“一字师”。大发议论,使你与作者有并驾之感,精神上快乐无比。 书趣之三,当你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或是当你对某一个问题小有心得时,打开一本书,发现已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论述。正好搔到你的痒处,正中下怀,喜乐不禁。于是一切都已明了,一切付出的辛劳都有了回报。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是什么也换不去的。 书趣之四,当你看了一本好书,被它的内容所征服,在你与朋友交流时侃侃而谈,书中的妙语一句句往外跳。朋友们瞪着钦羡的目光:“士别三日,可得刮目相看啊!”只有你知道,这是看了书的缘故。小小的虚荣心再次被满足。读书好不好? 书趣之五。在于藏书,鉴于大家都是中学生,没什么钱。这点,不谈也罢。 历数了这么多书的好处,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手痒痒,想翻开一本瞧瞧呢?书有很多种,有的要正襟危坐地钻研,有的只是一种消遣,还有一些会把人诱进死胡同里,再也出不来的。既然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把书当作敲门砖去扣开那名利之门,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读好书,读那些不光是为了消遣,更能提高我们的书。比如说《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再比如《三国演义》,日本人从中学到了企业管理,用人之道,我们能学到什么?再比如《沙翁戏剧集》从中又能领会多少道理呢?不光只看纯文学作品,还应看看人物传记之类的,看看别人是怎样为了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至成功的。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辨。”总之,读书能造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但不读书,肯定是百害而无一利——让我们都来读书,读好书吧!
评分《汉语典故大辞典(套装共3册)》是国家“十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由《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聘请安徽大学《汉语大词典》的几位编委负责编纂。
评分碑帖临习,就我的经验,可分为三个层次:“眼到”、“手到”、“心到”。其中后两个层次是当前认识比较模糊的地方;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势必影响到以后的创作水平。 先来谈谈“眼到”这一层次即是唐代孙过庭所谓的“察之者尚精”。对法帖中字的用笔、结构、章法要详察细审,既要在静态上把握笔画形态,又要在动态上理解点画间的呼应关系。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字有藏锋出锋,粲然盈楮,顾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在结构上既要看到线条本身在空间中的安排,又要对空白的分布予以重视。清笪重光《书筏》说:“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即是指出要懂得空间分布之理。而在整体章法上,要注意原法帖的字间行距,欹正关系,润燥疏密等因素。古人讲求章法要“变而贯”,“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须要得宜。”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观察能力的提高,要能看出法帖的微妙之处。许多临习者只得粗枝大叶,整体看去,似乎与原帖相去不远,但在细微处则失之甚多,这和抄书并无区别。前人妙处往往就在一笔一画,甚至一个小动作之中,就如同美人之美亦常在一颦一嗔之间一样。所以王僧虔说:“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姜夔说:“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这时的眼睛要像放大镜,能够将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放大。能否做到“眼到”决定了能否“手到”,因此临习者不能盲目机械地照临,应多读帖,多观察。 “手到” 这一境界是在临帖过程中最具基础性的环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厌熟”,所谓“手到”不仅是指临得形似,而且要神似,要做到形势相似,下笔自然要缓慢但要写出神气来,则非熟练迅速(相对而言)不可。而二者又是一对矛盾。务必精熟,才能迟速有度。所以古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空能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在拳学中,“手到”是极关键的,在双方对搏时,一旦得机,须身快手到,才能中敌,不然战机即失。这说明了技术准确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手到”的境界对于一个学书法的人来说,可谓是难途了。在众多临习者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太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临习之初,未能做到“眼到”的境界;二是心态浮躁,临摹功夫尚未下到。这和习太极拳技击一样,如果连拳架都不能达以精熟准确,何谈实战?当前许多临习者对于“拟之者贵似”这一句格言的认识相当模糊,一个“似”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关于“心到”的境界,理应算达到了临帖的最终要求。但反观当代不少书法创作者在提及他们的临帖经历时都说临过多少多少帖目,某帖目临过多少遍,甚至过百遍。但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都难以看到他们从中吸收了多少精髓。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书写者提到自己曾临《兰亭序》等“二王”帖多年,但在其作品中并无半点“二王”的神韵。如果从创造动机上根本就不想吸收“二王”的营养,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既然花了时间去临“二王”,为何连捕风捉影的意思都没有呢?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在创作中体现了所学的某些形式因素,但流于程式化,缺乏变通,更无论神韵二字。以上疑问使得笔者开始想到关于临帖的“心到”问题。“手到”虽然标志着临帖已到精熟准确之境,但事实上,仍然处于技术层面,未能真正捕捉到原帖作者心灵深处的生命律动。所谓“形神兼似”也还不过是在笔墨外在形式上的深刻理解,虽然做到这一步已经很难得,但要想对创作起到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则必须“心到”——去触动前人在挥毫时撩拨性灵的心弦。就像六祖惠能之于达摩,直通心性,而后可言悟道。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那么临摹的最高境界也当如此。要想达到这一点,则须要更多地在精神层次上去体会探求。具体到《兰亭序》则不能仅仅追求其形式上的逼肖,而应在充分了解魏晋社会文化大背景及王羲之本人思想个性的基础上,熟读《兰亭》内容,把此文中的思想感情移植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深味那魏晋时代士人独有的心灵“药酒”,试图让这酒的余味渗入你的历史悠思当中去。当你仿佛已听到王羲之等人对人生的咏叹时,或许你将不再处处拘泥于《兰亭》帖某笔某画的固定形态,而达到心手双畅的高境界。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会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性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
评分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评分经典书籍,值得阅读和购买
评分很好。
评分典故研究大家、著名语言学家王光汉《词典问题研究--为典故正名》指出:以上说法都失之笼统。首先是“引用”一词即用的不甚确当。引用就是援引,考据中的引证,小说笔记中的引文等都是引用,难道这种引证、引用都是用典?考据、小说笔记难道不算“文”?至于其他能称之为“文”的注明出处的引语与考据、小说笔记的大段原文直录就其本质讲应该说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这类显然都应与典故划开。其次是“有来历出处”的说法更失科学。“有来历出处”只能作为典故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并非“有来历出处”的词、包括暗引的语句都可以视作典故。古人为诗著文,颇强调“无一字无来历”,一部《辞源》所收的词有多少没有不同时代的用例呢?如果说前人用过,后人再用即是“有来历出处”,那么《辞源》岂非成了典故辞典?现出的典故之书之所以划不清成语、引语、普通语词与典故之间的界限,其中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上述辞书对典故的这个释义上。
评分但是,逻辑作为强大的思想工具,甚至不能保证从正确的前提(或者说一些列准确的事实和数据)当中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这个问题在科学哲学学者那里吵了N久都没有结果。自然,我认可的一个观点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也许能推导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样的幸运儿在我记忆中似乎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可能我们不能报以任何期望,因为从错误到正确的推导过程根本无规律可循,往往纯属运气。当我们不知道结论是否正确,并确认前提错误,又缺乏判断推导过程是否能推出正确结果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下结论答案是否正确,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做,做白功,花时间在这上面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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