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研究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圣愚现象的经典之作。
评分本书是作者研究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圣愚现象的经典之作。
评分不强求什么,真的。看看东欧就知道,某种程度上讲,异议分子们所争取的,就是更多人没有信仰的权利。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已然达到目的。毕竟谁也不想成为希腊城邦里那种公民。可是,这一切真实吗?就在昨天,睡梦正酣,一阵猛烈地拍门声,是来查户口的。这房子从已故的外婆起我家已经领取产权证后合法居住了14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上海市市民的历史,外公有55年零2个月14天,母亲有54年零2个月14天,我有22年零2个月14天;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条款在3年之前经全国人大批准通过;物权法在今年全国两会已经正式通过。那么,是谁,给了这些人,在只有夜枭才出没的时间闯入公民合法居住的场所,进行只适用于正式批准逮捕人员的盘问?宪法吗?法律吗?党吗?国家吗?谁能出来说句话吗?没有,永远也不会有。唯一能做的,只有乖乖掏出证件。
评分这一夜,突然感觉不寒而栗。我们并没有离开古拉格群岛,我们的生活也仍然可以是某些人眼中“别人的生活”。只是,獠牙被收藏得更加隐蔽。而在过往的历史中支撑着善良人们等到曙光降临的那两样东西——信念与良知,我们还保存着多少呢?激进风潮的摇篮——大学中,那几个城管完全是多余,这里再不会诞生民主女神,有的只是GRE、斗地主和online。
评分当然,严格说来,对于一种文学现象而言,是无所谓“真相”的。即使你摸到了“大象”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未必就能准确描述出大象的整体神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的一头大象。如别尔加耶夫所说的:“在一些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在另一些看来,他是个‘残酷的天才’,在第三类人看来,他是新基督精神的先知,在第四类人看来,他揭示了‘地下室人’的奥秘,而在第五类人看来,他则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东正教徒及俄罗斯弥赛亚理念的呼告者。”即便如此,对一个作家的评判,有一些基本的原初含义是应当可以确定下来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问题。尽管其作品里描写了许多无神论和怀疑论者,但陀氏本人却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有过动摇。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人们都根据作家的一封书信做出错误的结论,这封信在过去的中文译本里是这样的:“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同样的译文还出现在同一译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实际上这是个错译,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怀疑”上帝存在?》,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3期)。在中文全集里,这个错误得到了部分纠正:“我是时代的产儿,是缺乏信仰和彷徨怀疑的产儿……”(21:144-145)。这个译法可以让读者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那个时代各种非信仰论影响的“产儿”。但在原文中“无信仰”和“怀疑”不是“产儿”的实指定语,而是指那个时代的两种对待基督教的话语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倾向确实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无辜的苦难影响了约伯对上帝的态度一样,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持有这两种倾向的“孩子”(遗憾的是全集总序中所引用的这段话仍沿用了旧版本的错误译文),也许恰恰相反,正如作家自己说的:“我心中的反面结论越多,对信仰的渴求就越强烈。”关于这个问题,当今的陀氏研究,无论俄国本土还是西方,已基本成为共识。确定了这一点,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思想至关重要。
评分历史的亲历者,分别是作者与主演,所以演绎得丝丝入扣,让人不寒而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号一出,甚至无须酷刑,便把人的意志压弯折断粉碎。《古》不是小说,也说不上传记。它是只是一种记录,零星的,无从考证的,却又让人不得不信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弥漫尸腐,透出哀号。52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几千万人的荒唐冤狱,异议分子——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富农——少数民族——党政军领导。
评分这一夜,突然感觉不寒而栗。我们并没有离开古拉格群岛,我们的生活也仍然可以是某些人眼中“别人的生活”。只是,獠牙被收藏得更加隐蔽。而在过往的历史中支撑着善良人们等到曙光降临的那两样东西——信念与良知,我们还保存着多少呢?激进风潮的摇篮——大学中,那几个城管完全是多余,这里再不会诞生民主女神,有的只是GRE、斗地主和online。
评分当然,严格说来,对于一种文学现象而言,是无所谓“真相”的。即使你摸到了“大象”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未必就能准确描述出大象的整体神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的一头大象。如别尔加耶夫所说的:“在一些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在另一些看来,他是个‘残酷的天才’,在第三类人看来,他是新基督精神的先知,在第四类人看来,他揭示了‘地下室人’的奥秘,而在第五类人看来,他则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东正教徒及俄罗斯弥赛亚理念的呼告者。”即便如此,对一个作家的评判,有一些基本的原初含义是应当可以确定下来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问题。尽管其作品里描写了许多无神论和怀疑论者,但陀氏本人却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有过动摇。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人们都根据作家的一封书信做出错误的结论,这封信在过去的中文译本里是这样的:“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同样的译文还出现在同一译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实际上这是个错译,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怀疑”上帝存在?》,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3期)。在中文全集里,这个错误得到了部分纠正:“我是时代的产儿,是缺乏信仰和彷徨怀疑的产儿……”(21:144-145)。这个译法可以让读者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那个时代各种非信仰论影响的“产儿”。但在原文中“无信仰”和“怀疑”不是“产儿”的实指定语,而是指那个时代的两种对待基督教的话语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倾向确实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无辜的苦难影响了约伯对上帝的态度一样,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持有这两种倾向的“孩子”(遗憾的是全集总序中所引用的这段话仍沿用了旧版本的错误译文),也许恰恰相反,正如作家自己说的:“我心中的反面结论越多,对信仰的渴求就越强烈。”关于这个问题,当今的陀氏研究,无论俄国本土还是西方,已基本成为共识。确定了这一点,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思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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