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书评
年谱长编,为史学研究提供史料
2013年05月0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过去的研究者普遍强调梁漱溟在1957年鸣放期间沉默寡言躲过了一场灾难,殊不知排比相关者年谱,发现梁漱溟他老人家在那一年也是不甘寂寞,面对《文汇报》记者追问,梁漱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了一通排炮。
中国学术出版向来不那么容易,可是不经意间,在最近几年却出现了一大批“年谱长编”。这是中国学术的基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是创新不多的人文学术中一道稍微亮丽的风景线。
据我个人收藏,比较早、比较好的年谱长编无疑属于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这个长编根据梁家收藏,将一大批未曾收进《饮冰室合集》的梁启超往来函札斩头去尾汇为一编,此间虽然衍生一些问题,如为尊者讳,将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删除了,但这个长编帮助我们弄清近代史上许多大事。在过去几十年,哪一个研究近代史的不从这部年谱长编中获益?
与梁启超年谱长编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孙中山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及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这几部作品在过去几十年构成近代史研究基本文献,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纵横交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体系,是近代史研究者案头必备工具书。
遗憾的是,这类具有文献汇编、史料整理、史实考订于一炉的年谱长编在过去出版环境下实在太少了。假如一个研究者有意去做一个有意义的历史人物年谱长编,根本看不到其私家档案,根本无法提供史料,即便将已有文献系年编排,意义也不是很大。真正的年谱长编一定要像丁文江、胡颂平那样,首先得到谱主及其家人信任,愿意将未经整理,未被删改的史料交给编写者使用。当然,从编写者来说,一,要对谱主有爱、有研究,懂得谱主的价值,以及谱主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第二,编写者要有基本学术训练,知道怎样剪裁史料、安排史料。
最近几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林则徐、盛宣怀、郑观应、张之洞等近代重要人物年谱长编,据说还有袁世凯等人的将要出版。中华书局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出版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新版之后,不紧不慢出版了陈寅恪、蒙文通、李源澄、沈曾植,以及吕留良、莫友芝等近代或稍前一大批学人年谱长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不错的同类读物,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张伯苓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等,这一系列年谱长编极大扩充了新史料,研究者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许多过去不曾见到的新鲜史料,这对于重构历史叙事意义重大。
史料无限扩充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或许稍过,但必须承认,无论怎样伟大的判断、预言与分析,在一条史料面前就会原形毕露、无地自容。过去的研究者普遍强调梁漱溟在1957年鸣放期间沉默寡言躲过了一场灾难,殊不知排比相关者年谱,发现梁漱溟他老人家在那一年也是不甘寂寞,面对《文汇报》记者追问,梁漱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了一通排炮。这是历史真实,至于怎样解读梁漱溟躲过了一场灾难,应该另有原因。
呈现史料是一项无私的事业,是学术研究令人敬佩的地方,但怎样排比史料,通过排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年谱长编类出版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和启示。
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对于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缺少理解,更缺乏研究,我们不知道东南督抚究竟是为了什么,竟敢如此大胆宣布清廷是“伪朝廷”,皇上的圣谕为“伪诏”,敢于不理朝廷,敢于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这一事实固然为中国保留了后来复兴的基地,因为东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粮仓,也是那个时代富庶的地区。过去的研究当然显得粗疏,没有深究。仔细阅读过去几年相继出版的盛宣怀、郑观应、张之洞等人年谱长编,我们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新的发现,就能弄清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知道先究竟是谁动议的,东南督抚是怎样应对的,知道东南督抚、知识人这样做的苦衷与用意,从而也就知道义和团战争结束后朝廷为什么不追究这些督抚的责任,当然也不会去表彰他们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年谱长编应该综合起来阅读,应该在宏大背景下寻找新史料,重建历史叙事。我们很早知道李源澄是章太炎晚年得意的门生由于史料阙如,我们很难知道细节。此次得读《李源澄年谱长编》,方才弄清李源澄与章太炎交往始末,知道李源澄拜见章太炎的大致时间,也知道章太炎喜欢这个小门生,除了二十几岁的李源澄学问好,还因为廖平这位老友,以及诸多四川门生等复杂关系。
历史学研究,原本具有相当门槛,但由于过去多年粗疏学风的影响,弄得好像什么人都有资格著述。知识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当然有权表达,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就是人们的心灵史。只是准确表达除了敬意、温情,还应有扎实功夫,要在原始史料上用力。假如一切热爱历史的人都有机会有能力作出一部人物年谱长编,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有极大改观和进步。
年谱长编只是历史表达的一个形式,这几年的发展让人刮目相看,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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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持之以恒。不管你是历史系出身还是自学,一旦对历史感到有兴趣的话,似需先通后专,由博返约。没有通史的基础,是不易学好专史的,不知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是不易学好近代史的。当你有了一定的通史基础,决定专业方向后,最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我对中国经学史有兴趣,就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钻研,尽管工作有调动,任务有变迁,也没有稍敢放松,这是我的“老兴趣”。解放后,我学习中国近代史,选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多少和康有为、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老兴趣”有关。到了上海历史研究所,领导上叫我参加编辑近代上海资料,在编《五四运动在上海》,《辛亥革命在上海》时,我也全力以赴,又发生了“新兴趣”,但一旦编就,又返归“老兴趣”。因为中国史书浩繁,待发掘的材料太多,待探讨的问题也多,如果意志旁鹜、“全面开花’,象我这样愚拙的人,就不易左右逢源,还是在自己的“老兴趣”中回旋的好.科学是无止境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只能珍惜有限的时间,坚持己进取的方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中,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总能发出应有的光彩的。
评分胡適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出版時特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人名旁邊便用標點符號。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罷!」案此傳說實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時出版的《訄書》(鉛印本)等著作就曾採用旁線作為人名、書名號。所謂新式標點,在晚清以及明治時代的日本就已經發端了,不至於對此感到驚訝。
评分 评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代名家评传》的作者王森然在写《康有为先生评传》时引了一段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述后,却删掉了梁至关重要的一句话。王著说:“先生有图章一,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其气概若此”。“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行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象,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注:《近代名家传·康有为先生评传》第1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北京第一版。)这几段话几乎照抄梁启超的《南洋康先生传》而不误。但此段话紧接其后还有一句为:“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著:《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追随康有为20多年,对康有为自然是知之甚深。这话虽然是指康有为大彻大悟时的状态,但是也大致概括了康有为的文化个性特征。关于康有为的这一个性特征,蔡尚思先生在他的《再评康有为》一文中也说,康有为“惟我独尊,以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自居”。(注:《康有为研究论集》,第3页。)。
评分章太炎曾在晚清時與《新世紀》報吳稚暉等人爭論漢字前途,反對在中國採用「萬國新語」(世界語)。乃依小篆創造記音字母,作為漢字初學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漢字。1914年,由其弟子錢玄同、許壽裳、周樹人促成教育部通過,作為國語注音符號,即今日仍在台灣通用之注音符號前身。
评分闲来 读 书!!!!!!!!!
评分康有为的文化个性可谓丰富多彩。本文只从与戊戌变法失败相关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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