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全面的周氏文集。
《周作人自编集: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一。
——鲁迅
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胡适
周作人先生的读书笔记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如周先生那样兼全的。
——朱自清
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
——曹聚仁
小引
复辟避难的回忆
语丝的回忆
蔡孑民
钱玄同
刘半农
爱罗先珂
诗人黄公度
读古诗学文言
唐诗三百首
唐诗易解
杜少陵与儿女
希腊神话
关于目连戏
喜剧的价值
钟馗送妹
农历与渔历
冬至九九歌
墟集与庙会
拂子和麈尾
笔与筷子
牙刷的起源
澡豆与香皂
踏桨船
泥孩儿
不倒翁
糯米食
茶汤
南北的点心
桃子
蝙蝠和猫头鹰
麟凤龟龙
乌鸦与鹦鹉
蛇
扬子鳄
人熊
猩猩的故事
犀牛
关于河马
大虫及其他
狼的故事
孙仲容论动物
避讳改姓
夸父追日
无鬼论
两个书家
题画
兰亭旧址
塞浦路斯
复辟避难的回忆
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我回顾过去的六十多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节,单举出荦荦大者来说,前清甲申(一八八四)的中法之战,甲午(一八九四)的中日之战,接着是庚子(一九○○)的义和团事件,吃了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亏。国内的事有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事件,北洋政府的争权,酿成张勋复辟以及一联串的皖直奉直之战,都是在北京一带发动的。这些事件都已过去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一样都没有碰到,这是很幸运的,我们只有羡慕他们,对于自己不愉快的经验毫无可以留恋的地方。不过从别方面来说,知道一点也并不是全无用处的,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的青年们。我于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 那洪宪的一幕已经过去,就我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只好从张勋的复辟说起了。
我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的四月来到北京,正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摩擦得很厉害的时候,各省的督军都同段是一气的,出来说话给他撑腰,由江苏的张勋和安徽的倪嗣冲为头,开了督军团会议,而且这班军阀逐渐由徐州来到天津,末了张勋终于带了他的辫子兵入驻北京了。本来我们坐火车路过徐州,看见车站上拖了辫子扛着枪的兵便觉得恐怖,现在却开到北京来了,就驻扎在天坛里。我那时是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事,有一天特地跑去找校长蔡孑民,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的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多少总给了我们一点安心。这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了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当时日记上没有记得详细,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见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生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既然没有资力迁移,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向城里退,结果是集中在外城天坛和内城南河沿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逃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我们也于七日由会馆搬往东城,日记上记的很简单,略抄录数项如下: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九日阴,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案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褙胡同。鲁迅日记第六册同日所记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住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至十四日,遂由新华饭店复搬回会馆来了。
那一天里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语丝的回忆
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但是提及鲁迅与“正人君子”的斗争,却以这为根据地,所以一说它的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
“五四”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由大学生开始,渐及中小学,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这才算顺利成功,没有什么牺牲。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影响却是很广大,浸渗得很深,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也得到不小的结果。这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了。《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却非得从《晨报副刊》讲起不可。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有好些讲《语丝》的文章发表,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写得最好的要算章川岛,孙伏园,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晨报》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国民公报》,后转入晨报社,主管第五版,登载些随感杂文,鲁迅也时常投稿,很有点新气象。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声价日增,鲁迅有名的《阿Q 正传》,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于是《晨报副刊》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差不多成为《现代评论》的日刊了。
孙伏园失了职业,于他固然很是困难,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担任《京报副刊》的编辑。可是以前在《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至晚饭后始散。”那一天是星期,可见后来《语丝》是改在星期出版了。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这一个故事,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至于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系大家叫我代拟,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到后来和《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句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还是同样的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但是等到陈源等以“正人君子”的资格出现,在《现代评论》上大说其“闲话”,引起鲁迅的反击,《语丝》上这才真正生了气,所以回忆《语丝》这与“女师大事件”是有点分不开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所谓清党时期也很用了一点气力。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有一次陈源对有些人说,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传给了我们,在《语丝》上揭露了出来,陈源急了,在《现代评论》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本来是要据实声明,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不得不中止了,答复说出自传闻,等于认错,给陈源逃过关了。张定璜与“正人君子”本来有交情,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东吉祥”诸君打过交道,他又两面拉拢,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国民新报》的副刊,也不免受了利用。上边所说的声明事件,川岛前后与闻,在张定璜不肯负责证明陈源的话的时候,川岛很是愤慨,那时语丝社在什刹海会贤堂聚会,他就要当场揭穿,经我劝止,为了顾全同事的面子,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女师大事件也是一个大事情,多少有些记忆,但是参与的人现在健在,比我更知道得多,也更可信,所以我还是以藏拙为佳了。
……
在我看来,周作人先生的文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韵”。他写自然,写风花雪月,写街头巷尾的琐碎,都带着一种独特的从容与淡雅。我曾在一个雨天,坐在窗边,读他描写的雨景,那种雨丝的轻柔,雨滴的节奏,仿佛真的落在了眼前,湿润了空气。他并不是那种会去刻意制造气氛的作家,他的笔触是信手拈来的,却自有韵味。他的语言,看似平淡,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学养和对生活独到的体悟。有时,他的一句话,一个比喻,就能点醒我一直未能清晰的某种感受。他不像某些作家那样,上来就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慢慢渗透的,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智慧所吸引。我特别欣赏他对“小品文”的驾驭能力,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勾勒出丰满的意境,传递出深刻的思考。这种功力,是后人很难企及的。
评分在我阅读过的众多作家中,周作人先生的文章,总能给我带来一种特别的“静”的感觉。他的文字,像一汪平静的湖水,倒映着天空,也倒映着人心。他不会去追求激烈的戏剧冲突,也不会去渲染浓烈的情感,他只是淡淡地叙述,淡淡地描绘,却能让你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力量。我喜欢他那种对生活细微之处的观察,比如他对“灯”的描写,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的灯光,都能被他写出别样的韵味。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杯清茶,初入口或许平淡,但越品越有滋味,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智慧与情趣。他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激昂的言辞,但他用最朴素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的精神世界,那里充满了平和与宁静。
评分接触周作人的文字,是一件极其舒心的事情。他的文章,总能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他就在你身边,轻声细语地和你聊着天。他谈论的,大多是我们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一只猫,一盆花,一顿饭,一次散步。但他总能从这些寻常中发现不寻常,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我记得读过他写关于“苦茶”的文章,那种淡淡的,带着点涩的滋味,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我仿佛也尝到了那股回甘。他不是那种会高谈阔论的作家,他的智慧体现在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人情的洞察上。他的文字,有一种“不动声色”的美,不张扬,却能久久地留在读者的心中。在忙碌的生活中,能有这样一篇篇安宁的文字陪伴,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评分从前些年偶然翻到《雨天的书》,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周作人的文字。他的散文,总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像陈年的老酒,初尝或许淡然,却越品越有滋味。他写日常,写景物,写细微的情感,仿佛将我们带入一个恬静的庭院,耳边是呢喃细语,眼前是四季更迭。记得有一次,在咖啡馆里,我随手翻开一本周作人的书,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页上,我看着他描绘的关于猫、关于茶、关于闲适的片段,那一刻,周围的喧嚣仿佛都静止了,只剩下文字本身带来的安宁与温暖。他不是那种会用华丽辞藻去渲染的作家,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能直抵人心。他常常会引用一些典故,或者聊聊一些古老的传说,但丝毫不让人觉得晦涩,反而像是与一位博学而又温和的长者促膝而谈,听他娓娓道来,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陷入沉思。这种感觉,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是多么难得。我喜欢他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对寻常事物独特的观察角度,让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评分最近在读一些关于近代散文的论述,不经意间又重温了周作人的几篇旧作。他的文章,总能让人回想起一些被遗忘的时光,那种悠然自得,那种在动荡时代里努力寻找精神慰藉的姿态,至今读来仍有深刻的意义。他不是在鼓吹什么宏大的理想,而是在寻常巷陌里,在书斋一隅,在与友人交谈间,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尤其喜欢他对于“闲适”的理解,那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在纷繁芜杂中保持清醒与宁静的能力。他的文字,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文人的生活剪影,也让我们反思当下,我们是否也失去了那份宝贵的“闲适”。有时觉得,他对于旧文化的尊重和珍视,对于民间生活的热爱,对于自然景物的细致描摹,都是一种对抗时代洪流的温柔力量。阅读他的文章,总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滋养,仿佛在纷扰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身心的角落。
评分除了题材、内容方面的个性十足,质朴而生动的语言是巴别尔作品的另一个炫目的亮点。巴别尔要求自己的小说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斯丹达尔曾经把自己的作品追求的理想目标总结为“像法律文书一样精确”,他的《红与黑》、《帕尔玛修道院》也的确接近于这样的高度,而巴别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文字的节省简直到了“吝啬”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加缪的作品才能与其媲美。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与巴别尔最相近的是海明威,读过《白象似的群山》后大概也会认同此观点。
评分1.《青凤》根据《聊斋志异》,改编:徐淦,绘画:房绍青;
评分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评分有说麈尾的一篇,从内容看,大约是由一张照片引起的。日本存留的古物很多,照片里正是正仓院藏的两把麈尾,直观的实物影像自然远比由故纸堆中索骥来的可靠,何况于麈尾而言,故纸堆中的一鳞半爪也实在拮据。知堂只引了《世说新语》中两处涉及“麈尾”的地方,麈尾的“谈玄”之用也大致可明白了。可惜的是文字毕竟是文字,知堂描述的“掌扇似的东西”毕竟没有配了图,读者如我者当不在少数,这个“麈尾”的形制似乎还是模糊的。
评分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评分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评分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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