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那冊資料編年什麼時候能做成?”大約在此前10年時間裏,國內史學界專傢見到喬治忠教授時,總要這樣問上一句。“但是後來大傢都不再問瞭,大概他們認為這件事我們沒有做,或者做也做不成吧。”喬治忠心裏其實一直在迴答:“請放心,我會完成老師的遺願。”
評分喬治忠認為,中國的理性思維首先從曆史思考上發端:周人滅商後,對夏商周三代曆史變革進行瞭總結,從濛昧的天命迷信中打開瞭一道缺口。此後,中國史學逐漸興盛,曆史記載連續不斷,與政治、社會、文化産生瞭密切聯係。史學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特徵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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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一定要把清代捲編齣來!”這是喬治忠師徒對先生遺誌的擔當,更是肩負起曆史學者的一份神聖責任。
評分《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係統增訂,需要對涉及到的不同人物和各類史書有整體、全局的把握,查閱、采擇、考辨、收錄、案語撰寫、校對文字,每一個環節都至關重要,工作十分龐雜。增訂在校改原書訛誤文字的基礎上展開,調整和修改一些史學事項的係年,使之更加準確。同時,補充必要的史學事項。據不完全統計,前三冊的增補、修訂超過瞭180餘條。第一冊中,較大的改動是自東漢起,附入乾支紀年。最重要的訂補是將全書的起點提前至“武王伐紂”,這是涉及到中國史學起源的重要問題。喬治忠教授認為,研究中國史學史需要探尋中國史學的起源,這在學術上極為重要,在資料上為這種探源宗旨作引導,應當嚮更久遠的社會背景進行追索。憑藉探研中國史學史數十年的深厚積纍,他提齣西周之初的“殷鑒”觀念是追溯中國史學起源最為關鍵因素的新論斷,決定將“武王伐紂”作為全書開端。由於年代的提前,本冊新增瞭若乾史學事項,其中補充於周穆王去世之年的《逸周書·史記解》也非常引人矚目,這篇文字中記述的部族、古國,不見於許多古籍,卻多與《竹書紀年》相契閤,對於探尋先周曆史、考察以史為鑒曆史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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