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野看中国经济大势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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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大，因而，要判断和预测一国甚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必须要从更大的空间视角或者说从全球视域来切入和观察。《空间视野看中国经济大势》即利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基于对当前世界经济核心区域（北美、欧洲和东亚）和外围区域的整体区分，从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作者简介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GEP）主任。研究兴趣涵盖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及外国经济史等领域。迄今在JournalofInternationalManagement、JournalofWorldTrade、《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中、英文论文200多篇。

目录

第一篇
全球空间视野看中国经济看中国经济须有全球空间视野
看世界经济须有成本-收益意识
“后危机”全球三大核心利益得失
“后危机”核心经济分野：反危机政策反思
“后危机”世界经济大势：三大核心视点
中国经济的希望：三个不可逆转

第二篇
空间视野看中国城市化中国城市化不算太快
中国城市化：沿海三大区域模式
中国城市化模式之争
沿海三大区，两样的“城市生态”
沿海“城市生态”：两个基本事实
城市化区域模式形成机理：三个重要视点
京津冀城市化：一个“北京情结”了得
中国城市化：三个空间散点的综合
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三个专业视点及其缺失
城市化：一个个人“自选择”视点
中国城市化：一个经济全球化视点
中国城市化：一个“泛”核心-外围视点
中国城市化：一个综合视点

第三篇
空间视野看浙江经济区域层面遭遇三个“后”背景
“后危机”浙江经济困局
民企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
规范高利贷与金融现代化：历史何以展开？
民资民企“双困局”源自制度供给不足
守住自己的钻石宝地：再论民企老板“跑路”
破浙江模式困局：看好义乌
浙江模式再审视
浙江经济：一个区域转型发展“奇迹”
浙江制度转型：四个小区域模式的汇聚
工业化与产业集聚：三条演化线索
区域城市化：新古典“老板进城”模式
浙江区域经济开放：由区际化而国际化
浙江模式：何以突围？

第四篇
空间视野看沿海内陆经济发达的偏向：沿海案例
发达区域的欠发达问题（上）
发达区域的欠发达问题（下）
发达的发展偏向：一个县域经济所显露的
辽宁工业化富民效应差强人意
开发的功过：聚焦西部
西部发展：制度供给比拨款更管用
西部大开发：十年功过评
西部大开发：下个十年的前瞻
新一轮开发：沿海一个填，内陆一个挖
发展经济的决策究竟由谁作出为好？

第五篇
空间视野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转型升级：没有退路的选择
转型升级：没有先例的战略
转型升级：一个泛核心一外围视野
转型升级：产业异质性寓意
转型升级：直接投资异质性寓意
转型升级：多个异质性的对接？
转型升级：一个县域经济视点

第六篇
空间经济学漫谈空间：经济学的一个大视野
集聚的逻辑：两个故事的寓意
贸易成本的效应
集聚与扩散的微观动因
集聚类型与工资：变化的视角
区位与集聚：理论与现实
空间与区位匹配问题
集聚与集群：同一现象的两个视野
“一体化”与“集聚”：中国式“混搭”悖论
“一体化”与“集聚”：中国式学术“混搭”的逻辑
集聚的威力
换个视野看经济开放效应

精彩书摘

　　发展经济的决策究竟由谁作出为好？
　　——瑞士与贵州的比较思考
　　瑞士乃当今世界首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人均GDP连年排名全球前列。199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高达4.4万美元，比排名第四的美国（2.8万美元），整整高出1.6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瑞士则略高于美国）。瑞士风光优美，为有关国际机构评为全球居住环境最佳之国。瑞士自古就这样富吗？非也，据瑞士人讲，100多年前，这个国家曾经是很穷的。瑞士自然条件优越吗？从观光角度来说，是也。但从发展实质产业角度而言，非也。因为这个国家既无多少肥沃耕地，也无重要矿产。我在瑞士工作生活了6个月以后，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瑞士与中国的贵州相比。因为我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自然条件与中国的贵州差不多，而其矿产资源，则比贵州少得多。
　　对于贵州，旧时国人常以所谓“三无”调侃之。其中一“无”是说它缺乏适宜发展农业的可耕地——“地无三分平”。这句话对于瑞士同样适用。瑞士是著名的多山之国，全国国土由三大自然山区组成：汝拉山区、中央高原及阿尔卑斯山区。其国土面积只有4万多平方公里，但高于12000英尺的山峰就有50多座，除了中央高原有些可耕地而外，其余地区均不宜农耕。国人调侃贵州的第二“无”是说它的天气不好，所谓“天无三日晴” !这句话也部分适用于瑞士。在瑞士，整个冬天没有几天是晴的，大部分时间不是下雪就是浓云蔽日，即使偶尔放晴，太阳也迟迟出来早早落去，因为纬度较高。在苏黎世一带，冬季每逢晴天，总有大雾。国人调侃贵州的第三个“无”是说它穷，所谓“人无三分银” !这句话对中世纪的瑞士也是适用的。这不光是听瑞士人自己讲的，而且凭对瑞士人某些生活习惯的观察亦可做出判断，其中一条重要的线索是饮食。我认为一个国家饮食文化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该国历史上的富裕程度。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显然部分地表明，我们祖先曾经非常富有过，因为穷人只是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根本没有财力和胃口去琢磨许多吃的花样的。瑞士没有多少吃的花样，典型的瑞士“大餐”不外乎是烤奶酪加煮土豆，这显然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民族的饮食习惯。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国家历史上要么未曾富过，要么财富的分配极为平均——没有产生过富人。后一种可能性显然不大，因为在私有制下，不可能没有两极分化。倒是前一种可能性大些。与我国的贵州省一样，瑞士多水利资源，境内为欧洲多条大河之发源地，但水力蕴藏能量比贵州低，只有几百万千瓦/时，相比之下，贵州有两千多万千瓦/时。因为瑞士国土大大小于贵州。与贵州相比，瑞士的矿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差远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该国“自然资源贫乏”。同一本书中说，中国贵州省“已探明的矿藏达50多种，其中煤、磷、铝、汞、锰、锑、铅锌、稀土等都居全国前列。煤和铝土矿储量居全国第三位……”
　　萨缪尔森曾对汪丁丁说，瑞士与日本一样，“民族比较单一，所以冲突较少”（同前）。萨氏显然是搞错了，事实上恰恰相反，不是单一性而是多样性，才是瑞士民族的特点。瑞士是著名的多民族国度，单是人口比例较大的“主体民族”就有三个：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各占总人口的64.9%、1.1%和11.9%；瑞士宗教教派林立，其中天主教、基督教两大教派分庭抗礼，信徒各占总人口的49.4%和47.7%；瑞士语言多样，仅法定国语就达三种之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我曾参加过几次瑞士经济学界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发现会上发言的人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又是意大利语，热闹极了。连瑞士同行都坦言不能全懂。相比之下，贵州单一多了。虽然贵州号称多民族聚居地区，但汉族占90%以上，汉语是唯一的国语。我同意萨氏的看法：较为单一的民族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保持。因为历史上乃至当今世界，一国内部民族间的冲突，往往是导致许多地区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萨缪尔森意义上的优势应该属于中国的贵州，而不是欧洲的瑞士。
　　然而，何以瑞士成为全球首富，而贵州却是中国最穷（可能也属于世界最穷）的地区之一呢？是贵州人愚笨吗？我不认为，一个能酿造出让世界为之倾倒的茅台酒的人民，能说他们笨吗？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瑞士致富的原因，若套用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发达，与中国贵州的不发达一样，“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原因”。但我并没有按这种教条式程式去思考问题，我的思考首先遵循了如下两个步骤：步骤一，该国的主导产业，即该国靠什么产业致富？步骤二，促使这些主导产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通过步骤一，我得出结论，瑞士的主导产业有三：一是金融，它是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尤其是富翁们的储蓄所；二是精密机械制造，这以手表制造为代表；三是食品加工业，这以奶制品、饮品（包括奶酪、巧克力、精加工咖啡）出口为核心。在所有这三个产业，瑞士都属于世界一流，都有享誉全球的名牌。
　　在步骤二，我首先注意到瑞士经济上述主导产业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这些主导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瑞士人对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最完美利用密不可分的。
　　就其金融业而言，正由于瑞士以大山为屏障，自古易守难攻，成了中世纪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战乱频仍的欧洲人的避难所和富人的储金地，正是利用这一优势，瑞士较早就发展了金融业，因而为后来其金融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曾经去过著名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举行地），一位祖居那里的我的瑞士朋友告诉我，达沃斯在中世纪曾是欧洲富人躲避战乱、存储财宝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实地观察之，出入该城的山口当初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城市四面环山，中间一水。山非常陡峭，水（实则为一天然湖泊）亦深不可测。正由于周围的山极高，平地极小，即使现代战争空袭，也难奏效。达沃斯实际上是瑞士好些城市的缩影，典型的瑞士城市往往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正是利用了山区优势，瑞士才得以免于欧洲的多次战乱。保证了发展经济所需的和平环境。这一点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它的主导制造业，其发展更与山国的地理特征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对于内陆型山国，最麻烦的问题莫过于交通运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交通不便而运输成本昂贵的地区，一国或一个地区参与区际或国际分工的最有利方式，取决于该国、该地区对运输成本节省型可贸易产品的选择。这种产品应该具有如下特点：体积小、价值大因而附加值高，同时便于储藏和运输。瑞士的主导制造业所造产品，完全符合上述经济学规则。它的以奶制品为主的食品制造业，不晚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就建立了。据布罗代尔的研究， “瑞士出产的‘正宗格律耶尔奶酪’早在18世纪以前就被法国人大量消费。1750年前后，法国每年从瑞士进口三万公担”（《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而到了工业社会时代，瑞士又将三种不大起眼的产品筑成了世界名牌：手表、巧克力（以“雀巢”为典型代表）和“瑞士军刀”。当今世界几乎妇孺皆知，这三种产品，瑞士制造的是最好的。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三种产品只要打上“Swiss Made”，往往也是最贵的。这三种产品，共同的特点是体积小、附加值大。一块“劳力士”手表能抵得上几辆“福特”轿车的价格，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在中国店里动辄要卖几百块人民币，而瑞士巧克力则是每百克售价从几个美元到十几个美元!
　　在完成上述两个步骤之后，我接着又追根溯源地思考下去，进入第三个步骤：在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瑞士人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我的结论是：其原则是“创造性适应之”，而非国人一度所说的“战天斗地”。比如说，在瑞士，城里若有一座山，当地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将山搬走的，而往往是利用山势建住宅，穿山而筑公路。典型的瑞士居民区往往依山而建，森林、绿草覆盖的山包与民居完美地结合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看来，山在瑞士建筑学家的眼中不但不是建筑的障碍，反而是建筑之依托。我曾居住过的一座住宅楼就建在一座山坡上，由于借助了山势，楼的大门修在三层，进楼后下面两层上面两层，其中两层有户外绿地（因为以山为依托），而地下室则直通山脚，当作车库。设计太妙了!相比之下，国内的建筑师总是跟山过不去，而今从南到北，许多城市都忙着当“愚公”，挖山不止。其结果，许多城市尘土飞扬，甚至受到泥石流的威胁。这就是“战天斗地”招致的报应。我始终怀疑，人类究竟能否“改造自然”？与自然“对着干”不会招致灭顶之灾？瑞士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的教训值得反思。
　　那么，瑞士人这种创造性利用自然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我思考的第四步所触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初步结论是：最主要的是在于制度方面。是该国的法律制度给予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创造性地利用自然、获得财富的无限空间。而瑞士法律制度的最突出特点，则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与分权化。在瑞士，事情无论大小，许多都要借助于公民投票（比如苏黎世大街上的商店晚上应该几点关门，也要居民投票决定）；最主要的经济决策都是一个地区的公民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作出的。关于瑞士的制度，瑞士人有一个说法：除宪法而外，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都不一样。瑞士一共有20个州和6个“准州”。我的理解是，每一个地区都按照该地区的特点制定了最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律制度，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足够的决定本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具体事务的权利，以这种制度为前提的决策，应该是信息较为完全的经济决策，其失误的概率较小。这样的法律制度，显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无限的空间。
　　至于中国贵州为什么穷，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但是我感到，与富裕的瑞士比起来，中国漫漫封建时代以及后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可能从来就没有给这个地区人民以机会，使他们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出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决策。在传统体制下，那些作出决定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方向乃至命运的决策者们，大部分可能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决策者仅凭汇报得到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单凭这样的信息作出的决策，又有几个适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呢？老实说，我仅去过瑞士而迄今尚未去过贵州，关于贵州经济，不敢妄谈。但我相信，亚当?斯密在1776年（即乾隆三十一年）说过的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部分亦可以解释贵州的贫穷，至少可以解释其在传统体制下的不发达：“……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国富论》）。换个思维顺序来说，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没有给贵州——一个与瑞士有着相似自然环境的地区——以足够的空间去发展经济。既然一个面积和人口规模均比瑞士大几倍的地区，连修建一条铁路或一条主干公路，都要让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央政府去决定，而小小的瑞士，每一个地区都掌握着足够的经济决策权，那么，前者的贫穷落后与后者的富裕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1999年2月26日写作，11月21日修改于杭州，原载1999年4月2日《经济学消息报》）
　　……

前言/序言

　　自序
　　本书系笔者近年所写大量学术随笔与经济观察中一个系列的汇集，这个系列大体上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即空间视野看经济大势。这个主题有两个关键词，分别为“空间视野”和“经济大势”，即试图从区域或空间视野切入，把握经济大势。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各种决策者理出选择的“一级约束条件”。
　　经济学是选择的学问，我们每个人，无论作为单个的个体，还是作为大小群体中的决策者，亦即替别人或机构担当一份子的责任者，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就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最优选择的前提，是清楚我们必须直面的约束条件。位于各种约束条件顶端的那些条件，就是所谓大势，这也是决策者必须直面的一级约束条件。认清了大势，才可谈顺势而为，才可谈往哪里走和怎样走。经济学家菲尔普斯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知道向哪里走路比知道怎样走路更重要。如果说经济政策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怎么走路的话，那么政策目标须始终盯牢的问题，便是向哪里走。
　　经济大势哪里去看？两个维度不可或缺：一个是时间维度，就是决策者所处的时代、时段与时点；另一个是空间维度，就是决策者所生活的国家、地区与区位。其中时间维度是无法选择的，因为你无法决定何时生何时死，也无法像科幻电影中那样随意去“穿越”。空间维度是可以选择的，你多半可以改变你的区位、城市甚至国籍，但改变是有条件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看你的能力和掌握的资源。就这个视点来看，人一辈子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属于给定时间维度下的空间选择。同样就这个视点来看，判断社会经济大势，空间视野不可或缺。历史地来看，不仅经济决策者，甚至军事或政治决策者，选择的首要约束条件也是空间视野的大势。一定程度上来说，决策者对于空间大势的把握与利用，决定着其决策的成败。这方面的事例可以随手拈来。
　　自序空间视野看中国经济大势在收拢本系列作品并理出主题之际，一次偶然的机缘触发了一个词——“新隆中对”，原本是想把这个词作为本书副标题的，但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舍弃，以免读者把我所谈的严肃话题当成“戏说”。实际上，“戏说”类的文章我也是写过的，有篇随笔的标题就叫《大学行政化“戏考”》，以调侃的口吻给时下国内大学愈演愈烈的行政化一个说法。但此处不能用。因为本书所收文章，皆系严肃的且和学术沾点边的，不过是以轻松的笔调写就罢了。
　　现在说说引出这个想法的“机缘”。恰在编纂本书过程中，忽一日“游学”到了湖北襄阳。那儿一所大学的朋友们邀我给他们的师生开个讲座，我给的题目就是“空间视野看内外经济大势”，讲座被东道主纳入“隆中讲坛”系列，一看便知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搭上了关系。更令人惊喜而深感意外的是，东道主给我安排的宾馆，就位于诸葛亮当年躬耕过的古隆中山坡下，和诸葛亮悟出《隆中对》的“茅庐”就隔了一条马路。从我客居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山坡上茅庐遮阴的大树和武侯祠房脊隐约可见。这激发了我无限的遐想，不由地拿自己正在归拢的这个系列的几篇文章和诸葛亮的《隆中对》联想，于是不无吃惊地感悟到，诸葛亮当年的学问，实际上也是沿着空间视野展开的。我从空间视野看经济大势，多半暗合了诸葛亮的一种视野。细想诸葛亮当年讲给刘备的《隆中对》，不也是从空间视野分析天下大势的吗？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其三分天下的大势分析：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空间视野。而我的空间视野看经济大势是这样展开的：全球经济由三大核心主宰，分别为美国、欧盟和东亚，三块加总起来占世界经济总量的近80％；东亚经济有两大一小主宰，分别为中国及日本（两大）和韩国（一小），三块加总占东亚经济总量的85％以上。中国经济在两个层面的核心地位极不稳固。我们的经济战略与政策出手之前，必须考量这两个层面之外的两个核心经济体的经济大势与政策走向!
　　当然，类比只能到此为止。一些散论，一点不算太成熟的想法，还不可与那些在中国历史巨变中叱咤风云的超一流高人的思想相提并论。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本书自认为有新意的地方，恰在于以空间视野看经济世界。我还认为，我们当前生活在一个以宽带互联网和无处不能的移动互联网上网的全球化新阶段，信息甚至资本在以光的速度流动。我们所生活的空间维度在迅速扩大，人的空间选择机会越来越大。就这个意义而言，相信本书所展现的视野能给读者一些启示。
　　我期待着读者能分享我的思考，同时提出善意的批评指正。我清楚地知道，本书提出的有些看法并非完美，世界原本就是不完美的。
　　赵伟
　　2013年7月29日写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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