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捲（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吳劍傑 著

圖書標籤:

• 張之洞
• 近代史
• 思想史
• 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
• 清史
• 史學
• 文化
• 政治
• 改革
• 經學

齣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185927

版次：1

商品編碼：11493085

包裝：平裝

叢書名： 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06-01

頁數：536

內容簡介

本書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2008年武漢齣版社齣版）為底本，精選張之洞所撰《輶軒語》、《書目問答》、《勸學篇》等論著和反映其思想主張的奏疏、谘劄、電牘、書信計66篇，大體上反映瞭張之洞的重要思想及其變化軌跡，如采漢宋、經世緻用的學術思想，直言急諫的清流派思想，最具時代影響力的中體西用思想，新舊兼學，育纔強國的教育思想等。此外，他在外交、軍事、司法、理財、實業、幣製、鐵路諸方麵的思想主張，本書也都有所體現。

作者簡介

張之洞（1837-1909），早年由科舉入仕，居京官幾二十年。1882年後曆任山西巡撫、兩廣、湖廣總督。晚年以體仁閣大學士入值軍機處。他任湖廣總督長達18年，因其創辦近代企業和新式學堂以及編練新軍而影響當時，享譽後世。此外，他還是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是當時主持規劃和興建鐵路最多的人；他主持製訂的“癸卯學製”開始瞭傳統教育的近代化；主稿的“江楚變法三摺”成為清末新政改革的藍圖。他在《輶軒語》、《書目問答》中為士子指明嚮學的門徑，在《勸學篇》中，則首次對時人認知和融通中西文化的“中體西用”理念作齣完整係統的理論概括。

編者簡介
吳劍傑，湖北漢陽人。1930年生。1965年武漢大學曆史係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畢業，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後迴母校武漢大學任教，1989年晉升教授。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編著有《中國近代八十年史》（閤著）、《中國近代思想史及其演變》、《武昌首義——辛亥革命在湖北》、《孫中山及其思想》、《新編綱鑒》（主編）及《張之洞的升遷之路》、《張之洞年譜長編》、《張之洞全集》（副主編）等十餘種圖書，並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

目錄

導言

軒語（1875）
書目答問（1875）
整頓川省試場積弊摺（1876）
四川東鄉一案定擬未協摺（1879）
熟權俄約利害摺（1880）
詳籌邊計摺（1880）
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摺（1880）
整飭治理山西摺（1882）
劄山西司局設局講習洋務附單（1883）
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摺（1883）
籌議海防要策摺（1885）
請催設香港領事摺（1886）
瀝陳在美華僑被害粵省辦理情形並請敕催懲辦摺（1886）
詳陳澳界利害立約尚宜緩定摺（1887）
全瓊肅清分彆裁留營勇通籌善後事宜摺（1887）
派員周曆南洋各埠籌議保護華民摺（1887）
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乾路摺（1889）
遵旨籌辦鐵路謹陳管見摺（1889）
電陳鐵路之利首在利民（1889）
勘定煉鐵廠基籌辦廠工暨開采煤鐵事宜摺（1890）
就北洋鐵路經費可否預支軌價事函商李鴻章（1892）
設立自強學堂片（1893）
倭約意在吞噬中國寜割邊壤以聯英俄敵日（1895）
籲請修備儲纔摺（1895）
修造盧漢鐵路宜統籌全局（1895）
查復煤鐵槍炮各節並通盤籌劃摺（1895）
選募新軍創練洋操摺（1895）
限製上海租界嚴禁侵占摺（1896）
蘇滬鐵路籌議官商閤辦摺（1896）
緻函李鴻藻言鐵廠遵旨招商種種苦衷（1896）
鐵廠招商承辦議定章程摺並清單（1896）
盧漢鐵路商辦難成另籌辦法摺（1896）
就湘紳請行小輪事函商湘撫陳寶箴（1897）
籌辦盧漢鐵路情形並議藉比國洋款摺（1897）
會同核議銀行利弊擬請仍歸商辦摺（1897）
劄委姚锡光等前往日本遊曆詳考各種學校章程（1898）
緻電盛宣懷等謂練兵修路為救亡急著（1898）
勸學篇（1898）
妥議科舉新章摺（1898）
劄湖北司道通飭屬吏崇尚節儉（1898）
漢口請設專官摺（1899）
會銜電奏拳會不可恃北事已決裂東南宜力保（1900）
勸戒上海國會及齣洋學生文（1900）
遵旨籌議變通政治人纔為先摺（1901）
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摺（1901）
遵旨籌議變法謹擬采用西法十一條摺（1901）
俄約要盟貽害請將東三省開門通商摺（1901）
緻電劉坤一盛宣懷提齣免厘加稅十八條大綱（1901）
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1902）
籌辦練兵事宜酌議營製餉章摺（1902）
籌議約束鼓勵遊學生章程摺並清單（1903）
厘訂學堂章程摺（1904）
請奬勵職官遊曆遊學片（1904）
函復商部論商部下手應辦事宜（1904）
赫德按畝計賦以籌兵餉辦法窒礙難行摺（1904）
虛定金價改用金幣不閤情勢摺（1904）
劄湖北學務處發學堂歌軍歌附學黨歌軍歌（1905）
陳日俄議和中國因應善後之策（1905）
會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1905）
收迴粵漢鐵路瀝陳辦理情形摺（1906）
就改定地方官製電復軍機處等（1907）
請將商辦鐵路定章三十年後由官收買一半片（1907）
緻電軍機處等力言司法獨立不閤中國情形（1907）
創立存古學堂摺（1907）
遵旨核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摺（1907）

張之洞年譜簡編

精彩書摘

導言
張之洞，字孝達、香濤，號壼公、抱冰。直隸(今河北)南皮人。1837年9月(清道光十七年八月)生。 14歲入學，16歲中舉。 1863年(清同治二年)27歲時，以進士第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編修。居京二十年，其間曾按試浙江，典學湖北、四川，纍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1882年初(清光緒七年底)補授山西巡撫。 1884—1889年(清光緒十年至十五年)任兩廣總督。 1889年底至1907年9月(光緒十五年十一月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任湖廣總督，其間於1894—1896年和1903年兩次短期署理兩江總督。 1907年9月離鄂進京，以體仁閣大學士入值軍機處。 1909年9月(宣統元年八月)病歿，終年73歲，謚號文襄。
一
張之洞齣身於普通仕宦傢庭。曾祖和祖父都做過知縣一類的地方官。其父鍈早年中舉，後以大挑試令貴州，由知縣、知州升興義府知府。 1837年，張之洞便齣生於興義府官捨，是張鍈的第四個兒子。張鍈對孩子教育非常重視，花巨資從外省購迴經、史、子、集等多類書籍數十櫥，供諸子瀏覽學習。張之洞幼年稟賦聰慧。5歲入傢塾，13歲以前，已學完四書五經等儒傢經典，兼習史學、小學(文字學)、文學及經濟之學，又自學瞭《孫子兵法》、《六韜》等多篇兵學名著，打下日後從政和治學的初步基礎，並在12歲那年刊刻瞭名為《天香閣十二齡草》的詩文集。少年張之洞有夜讀靜思的習慣，“嘗篝燈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迴憶說：“後服官治文書往往達旦，乃幼時好夜坐讀書故。”這種夜間工作的習慣，曾被人指為“興居無節”，影響瞭會見僚屬。
1850年，不滿14歲的張之洞迴原籍南皮應縣試，得中第一名秀纔，進入縣學。兩年後，又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中舉，取得參加會試得中進士的資格。以當時張之洞的學養實力，他應當能夠一氣嗬成，早日金榜題名，進士及第，但他直到27歲那年纔得中進士。這十一年中，他前幾年的時間耗在幫父親辦理軍務，應付貴州苗民起義，以及結婚生子，為父親治喪守製，自然無暇無心於應試。到23歲那年將應會試，因族兄張之萬為同考官，循例迴避。第二年應恩科會試，因為同樣的原因，又沒有考成。 1863年，他如願以償，得中第三名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但張之洞的仕途並不平坦，而是布滿坎坷。從1863年進入翰林院直到1882年初齣任山西巡撫的將近二十年裏，他的職銜由編修擢升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始終隻是一名並無實權的閑散京官，但卻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階段。頭幾年，他利用翰林院寬鬆的環境和優越的條件，查閱瞭庫藏的大量曆朝文牘案捲，藉以熟悉有清一代的史實典故，也熟練地掌握瞭各類文書的寫作技巧和程式，偶爾還代人草擬奏疏，練就從政言事的文字功夫。他的奏章主題鮮明，構思奇特，行文起伏跌宕，用詞華美瑰麗，極具說服力和欣賞性，往往為士人傳誦。1867年5月，張之洞得到按試浙江，為朝廷選拔人纔的機會。他選纔的標準是專看學問根柢和性情纔識，不太拘於文字格式。這一年鄉試，浙江共錄取正副榜共62名舉人，其中50餘人成為日後學術、政壇的著名人物，如袁昶、許景澄、陶模、孫詒讓、譚廷獻、瀋登善、錢雨奎、王棻等。人纔之盛，為前後各科所不及。同年鼕月，張之洞被朝廷簡放為湖北學政，任期三年。三年中，除瞭兩次按臨各府生童歲試和主持1869年的全省鄉試，還對科舉考試的內容進行瞭某些改革。如新科生員復試，例考經文一篇，有固定的格式限製，曆來從五經中摘取一句或一段話，限考生用經書中的語言作答。張之洞認為通經在於緻用，這種經文考試為格式所拘，未能樸實說理，束縛瞭考生思想，便將經文改作經解，允許考生用自己的語言詮釋解讀自己熟悉的經典，闡發大意，於是人纔蔚起。又創辦經心書院，弱化八股製藝等應試科目的學習，強化經解、史論、詩賦雜著的教育，著重培養人纔的學術素質。三年期滿，使他贏得瞭宏奬士類、惜纔重教的好名聲，被曾國藩譽為自道鹹以來“頗愜眾望”的好學政。
1870年11月，聲名漸起的張之洞任滿交卸迴京，又過起清秘無事的悠閑生活，直至三年後再次齣任四川學政。這期間，他廣交京中名流顯宦如李鴻藻、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陳寶琛、李慈銘、王闓運等。他們過從甚密，或相約登高野炊，探幽覓古，訪賢問佛；或泛舟賞荷花，憩飲漁傢園；或雅集賦詩，唱和聯句；或品茗對弈，或相與考識金石文字。正當盛年的張之洞意氣風發，往往成為上述活動的主角，並留下大量的詩詞歌賦和學術文字。這時他更像一位詩人和學者，較少錶現齣對時政的關心。
1873年11月，張之洞再次齣京，就任四川學政。四川偏處西隅，人文未盛，讀書人平日所學不外帖括章句之類，以應試為鵠的，孜孜以求通過科舉考試躋身仕途，學術空疏。他於省城成都倡設尊經書院，選拔楊銳等高纔百餘人肆業其中，聘名儒王闓運等分科講授經史等古學，又捐廉購置經、史、子、集數韆捲，建尊經閣庋藏，供學子閱覽研習。公務之餘，還親臨書院為諸生講經論史。為使青年學子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不緻迷惘眩惑，畏難思遁，又親撰《車酋軒語》和《書目答問》兩篇，為士子指示治學門經。張之洞認為，學問的門類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無所不通。應各就自己情之所近，誌之所存，有選擇地研習一二門。治經學則貴通大義，治史學則須讀正史、通考和錶誌，引為鑒戒，不要妄議古人賢否與古事得失，治諸子學則須知體要。又主張博讀以廣基礎，專攻以得要領。讀書的目的在於明理，由明理歸於緻用；認為治學忌分立門派，相互醜詆攻訐，主張調和漢宋之學，兼取所長。
四川幅員廣大，轄十五府和十五直隸廳(州)，多為山區，少數偏遠府州為崇山急流所隔，曆任學政鮮有親曆。張之洞不畏險阻，走遍三十個府、廳(州)，巡視按臨。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描述路途的艱險說：所經之地，大率荒山絕壁，盤路一綫，險不可言。加之高原氣候嚴寒，往往大雪迷路，不敢投足。水路則處處皆灘，驚心動魄，沒有一段路程可以讓人從容怡曠。他對四川科場積弊之甚於他省早有耳聞，經過遍曆各府、廳(州)的實地考察，更具體掌握瞭科場作弊的種種伎倆內幕。他認為考風直接影響到士風。士為四民之首。士風不正，居鄉則為害鄉裏，為官則魚肉百姓，必然導緻民風浮囂，引起社會動蕩。因此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引導士人入前途正道，必須從整治科場積弊下手。 1876年4月，張之洞奏報朝廷整飭川省科場積弊的八條措施，即懲鬻販、禁訛詐、禁拉搕、拿包攬、責廩保、禁滋事、杜規避、防鄉試頂替，請求朝廷允許將以上八條著為定章，永遠遵行。經過張之洞這番整頓，昔日“弊竇日巧，盤結日深”的四川科場積弊，得以“漸覺廓清”，“士風始為一變”。
張之洞三度齣任考官學官的特殊經曆，使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人纔培養製度的利病有瞭較他人更為全麵、深切的瞭解，為其日後推行相關製度的改革多瞭一層思考。
二
1877年3月，張之洞任滿迴京，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官階六品。雖然繼續做一名無實權實責的閑散京官，卻因更多地介入朝政而引起最高當局的注目。
原來從同治初年起，清朝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雙重打擊，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開始倡導以自強求富為標榜的洋務運動，這些人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主張學習和引進某些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創辦近代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並采用先進的武器裝備，改造舊式軍隊，以維護和增強國力。在對外方麵，主張“麯全鄰好”，嚴格遵守已經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以求保持相對穩定的中外和好局麵。洋務派使早年林則徐等人提齣的“師夷之長技”即嚮西方學習的主張變為現實，這是曆史的進步，並且勢必對傳統思想和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但他們拋棄瞭師夷長技的目的在於“製夷”的重要思想，實行為保和局而對外一味妥協退讓的政策，自然備受責難。在不滿和非議洋務派和洋務運動的人們中，有一部分人被稱為清流派。他們大都有聲望地位而無實權實責，自恃清高博雅，廉介耿直，以指彈時政為己任，思想上傾嚮於傳統、保守，尤其憂慮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視洋務派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對洋務派的對外妥協退讓更是抨擊不遺餘力，形成一股頗能影響朝局的輿論力量。當時的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後既要藉重洋務派搞求強求富的洋務運動來穩固自己的統治，又擔心洋務派權勢過重，尾大不掉，便利用清流派來牽製炙手可熱的李鴻章等洋務大吏，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而此時的張之洞，因其敢言直諫，漸成清流派中的要角，越來越受到太後的青睞。
張之洞的敢言直諫，有三件事值得一書。一是平反四川東鄉冤案。鹹同以來，四川農民負擔往往高於法定負擔的五六倍甚至上十倍，而東鄉縣(今宣漢縣)知縣孫定揚又追加五百文，藉以肥己。 1875年，東鄉百姓相約進城鬧糧，要求知縣減徵稅負。孫定揚誣稱百姓聚眾謀反，報請總督文格派提督李有恒率兵鎮壓，半年之內，屠戮四百餘人。百姓不服，於次年推舉代錶袁廷蛟進京控告，反被刑部押解迴籍，後被處斬，鑄成冤案。此案發生時，張之洞正值四川學政任內，有所見聞，迴京後不忍坐視，遂為民請命昭雪。 1879年5月，他連上三疏，請求朝廷以“誣民為叛”罪，將貪官孫定揚治以死罪，平反冤抑，否則，無以慰東鄉韆百之冤魂，無以對四川全省之士民。太後見三疏言之鑿鑿，情切意篤，立即諭令刑部重新審理。刑部改定原判，承認東鄉百姓進城“鬧糧”並非叛逆，孫定揚、李有恒誣民妄殺，判處死刑，包括前四川總督文格在內與此案相關的文武官員數十人分彆給以革職議處等重懲。沉冤四年之久的東鄉一案被張之洞翻過來，聲動朝野。二是裁抑閹宦。 1880年中鞦節前夕，年幼的光緒帝派太監李三順送八盒點心給自己的生母(太後的胞妹)。行至宮門，被門衛軍士玉林、祥福盤詰。李三順自恃小皇上差使，強行齣宮門，雙方發生爭執，推搡中碰翻食盒。太後聞之盛怒，著刑部嚴訊，將兩名軍士革去旗籍，發往黑龍江充苦役，護軍首領也嚴加議處。廷臣聞之，怒不敢言。獨張之洞仗義執言，犯顔急諫，奏陳閹宦宜加裁抑，說閹宦恣橫，為禍最烈，並列舉成例，說明太監未必皆誠實可信，設太監動托上命，私自齣入，妄作威福，宮門護軍又不能盤詰，“充其流弊所至，豈不可為寒心”，建議完善內監齣入宮門的勘驗製度，以便門衛有所遵循。奏摺就嚴門禁立論，不明言門衛軍士和太監孰是孰非，但太後心知肚明，立即下令將李三順杖三十，同時輕減對兩名軍士的處罰。張之洞此奏讓金口玉言的慈禧太後多少改變自己的決定，意義非同一般，被同僚譽為“諍言迴天”，而與太後有隙的恭親王奕則逢人便稱贊張之洞此奏為“真奏疏”。最能感動太後的是第三件事，即參劾崇厚，修改伊犁條約。 1871年，新疆發生動亂，沙俄乘勢齣兵，侵占我國伊犁地區。左宗棠率兵平定動亂後，朝廷派崇厚齣使俄國，談判收迴伊犁地區。 1879年，崇厚在沙俄的脅迫下，擅自與俄國簽訂裏瓦幾亞條約，僅收迴伊犁一座孤城，卻又割讓伊犁以西大片領土，俄國還取得中國賠款、陸路通商和免稅等利權。消息傳齣，朝野嘩然。主持清朝外交的李鴻章卻齣來為崇厚辯護，說他既奉有便宜行事的全權，不能說他無權定約，如果事後反悔，其麯在我，後患更大。清流黨人一嚮反對李鴻章的妥協外交，此事豈能放過。張之洞率先發難，首呈《熟權俄約利害摺》，縷析條約中喪權辱國之害，陳述“十不可許”的理由，認為“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為瞭維護國傢的領土主權，即使冒戰爭的危險也在所不惜，要求將崇厚治罪，以顯示朝廷廢約的決心。此摺上呈，太後肅然動容，決定單獨召見張之洞，麵詢對策，又特許其隨時可到總理衙門獻議，以備谘詢，並將崇厚交刑部議處，判處斬監候，另派曾紀澤赴俄重議條約。 1880年3月，中俄簽署《中俄改定條約》，爭迴原約中被割讓的部分領土，挽迴某些利權。在一年多的中俄伊犁交涉期間，張之洞先後上疏二十餘次，指陳利害得失，權衡輕重緩急，建言獻策，雖不免有書生之見，但他堅持認為在強鄰虎視的危急情勢下，中國必須急修武備，以備為戰，以備為講，“我多一分兵威，則敵人少一分要挾”。其憂時愛國之情，耿耿可鑒，並且貫穿其一生。
張之洞居京最後四年的清流生涯，收獲頗豐。他的直言急諫博得朝野的廣泛贊譽。他對國傢和朝廷的忠誠受到太後的賞拔，由六品教習庶吉士很快擢升至二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躋身官僚集團的高層。四年中，他還結識瞭一批聲氣相投的朋僚，也熟悉瞭官僚高層的內幕和官場遊戲規則。當然，作為清流健將、被時人稱為“青牛(清流)角”的張之洞也牴傷瞭某些人。他那鋒芒畢露“遇事敢為大言”的性情，也曾被人譏為“空談高論”而不著實際的書生意氣，以至二十年後李鴻章還揶揄他此習一點未改。
1882年初(光緒七年底)，張之洞外放山西巡撫，從此結束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涯，開始長達二十餘年的封疆大吏生涯。事實錶明，他不光會說，也會做，是晚清屈指可數的實乾政治傢。
三
張之洞到任以前，山西曾連續兩年遭遇大旱，赤地韆裏，民生凋敝，元氣大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氣象，有如鬼國”。加上吏治渾濁，民習頹惰，士氣衰微，完全是一個爛攤子。麵對此情此景，他沒有沮喪退縮，反而激發起激濁揚清、革弊興利的決心，錶示隻要朝廷信任，求無不允，晉事大有可為。雖不能使晉省變為強省，但可使之成為治省，斷不至如從前頹牆倒壁，烏煙瘴氣。他認為民之元氣在官，隻要各級官吏奉公守法，自然民氣振作昂揚，百姓安居樂業。故治晉之道，首在整肅吏治，正官風以培民氣。上任不久，便參革瞭九名貪縱擾民、昏惰無能的州縣官和違例經商、欺行霸市的綠營遊擊，引起官場震動。他從前任巡撫衛榮光那裏瞭解到，山西吏治敗壞，積重難返，全由布政使葆亨、道員王定安等壞法亂紀而起。此兩人曾代理巡撫和布政使，在晉為官最久，權勢大，而且朝中有人，晉省地方官大都趨附其門，因緣為奸，盤根錯節。張之洞敢於碰硬，據實以玩視民瘼、虛糜庫款、貽纍屬吏及公款私存以謀利等項罪名，奏準朝廷將兩人革職拿辦，發往軍颱效力贖罪。此舉影響所及，使全省官風士氣為之一變。
在整肅官風吏治的同時，張之洞著手復蘇山西經濟，務本養民。一是奬勵墾荒。山西經連年大旱，人口逃亡，土地大量拋荒。前任巡撫曾明令各地招人墾荒，但急於升科開徵，應者寥寥，成效甚微。張之洞奏準朝廷，今後無論有主無主荒地，自認墾之日起三年內概不徵糧派差，對無力開墾者，官府酌發牛具種子。政策的優惠，帶來瞭“聞風爭奪，惟恐不及”的認墾潮，農業生産得以恢復。二是裁減差徭。張之洞瞭解到，山西各屬虐民之政，不僅在賦斂，尤在差徭。晉省差徭並非無償役使民力，而是攤派差錢，官吏朋分。又於交通要口設置車櫃、騾櫃，稽查收費，對過往客戶動索數百數韆，商旅腳戶視為畏途。他飭令各州縣必大力裁減差攤，撤除車櫃騾櫃，不準強索民間一錢，不準騷擾過客一車。經過整治，很快齣現眾情歡欣，四鄉車騾聯鑣接軫，南北商旅漸有坦途之樂的繁榮局麵。三是禁種罌粟。山西全省幾乎所有州縣都種植罌粟，熬製鴉片，曠地傷農，危及民食。全省官吏士民、兵弁胥役乃至婦人女子，類皆沾染吸食鴉片的惡習。官不修其職，民不勤其業，遺害無窮。張之洞決心力除此弊，嚴厲禁種禁食鴉片。他認為以往禁而不止，一是官方態度不堅決，朝令夕改；二是地方官視為利源，奉行不力。他奏陳鴉片不可不禁的四大理由，錶示嚴禁的決心，同時告誡各級官員：本官“惟以能禁與否定地方官之功過，禁絕者優奬，不禁者嚴參”。在禁煙措施上，先禁膏腴肥沃之地和腹心之地，漸及貧瘠磽薄之地和邊廳之地，將禁煙責任落實到基層的鄉保社首，不假手胥吏，要求禁之於罌粟播種之前，毋毀之於罌粟揚花之後，免生阻力，激成事端，並要求地方官密訪親巡，竭誠勸導，將查勘情形隨時稟報。他相信，如此循序漸進，數年後雖難言務絕根株，但少一畦罌粟，即多一口餘糧。對染有嗜好的官弁士子，則多方勸誡，並設戒煙局延醫送藥，促其戒斷，否則宦弁撤差嚴懲，士子不準赴試。如此恩威並用，雷厲風行，禁煙第一年，全省大部分地區已少種植，過去種植最盛的代州和交城，甚至“一律禁絕”。吸食者也紛紛赴省城戒煙局就醫領藥，絡繹不絕。禁煙取得初步成效，使他深信山西“三年以後，可期此毒永除”。張之洞在山西巡撫任內禁煙的成功是一個奇跡，沒有先例。既然煙毒之害甲於各省的山西能夠做到，其他省份更應該能夠做到。但事實並非如此。問題的關鍵誠如張之洞所說：“所以嚮來不辦者，不過大吏畏難，有司好利。天下興利除弊為難之通患，大率類此。”
撫晉三年，張之洞還在包頭、磧口兩地建倉積榖，以備災賑；疏浚文峪河、瓷窯河以興水利，築汾河長堤以禦水患，培修四天門、韓侯嶺等山路車道以便商旅，創辦令德堂，維修孔廟、貢院以倡文教，設桑棉局為晉民開生財之源，以及設教案局以調處民教糾紛，籌餉練兵以備邊患，嚴行保甲以靖社會等。以上諸多興利除弊舉措，正如張之洞所言，皆是“儒術經常之規”，即傳統的治國安民之道，但並不是每一個封疆大吏都能使之見之於實行。他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有定識，有魄力，不畏難，認真、執著地去實踐這些傳統的儒術經常之規，並取得顯著成效，使昔日積貧積弱的山西省開始齣現“民有餘糧，官有餘力”的新景象。
實踐是最好的老師。曾經以不談洋務為高而被稱為清流健將的張之洞，在實地治理山西的過程中，麵對由傳統嚮近代轉變的國內現實，其思想理念也隨之發生轉變。他認識到，方今萬國盟聘，中外通商往來，事變日多，交涉日繁，“洋務最為當務之急”。為瞭改變山西省“風氣未開，洋務罕習”的閉鎖狀況，他在省城太原設立洋務局，嚮省內外延訪禮聘通曉天文、算學、水法、地學、格緻、製器、公法、條約、外國語言文字、兵械、船炮、礦學、電器等各類西學人纔，並廣購西學書籍，供其研求試辦，“如有試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本”。同時組織講演會，邀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講授西方各國曆史、天文地理及科技知識，令官紳士人前往聽講，藉以開闊其眼界。他還計劃引進新式機器開發煤、鐵礦藏，購買外洋槍炮裝備山西練軍。雖然以上諸多舉措成效尚未大著，或者未及付諸施行，但畢竟給閉塞的山西省帶來瞭某種新的氣息。
四
張之洞撫晉期間，中法關係因越南問題而日趨緊張。當時，法國已侵占越南南部，開始嚮北部擴張，企圖打開通往中國的陸路通道，而朝廷在是否應當援越抗法以保衛領土主權的問題上舉棋不定。李鴻章認為中國兵力太弱，未可與歐洲列強輕言戰爭，主張妥協退讓，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占領，以換取中越邊境的暫時安定。張之洞雖然忙於治理山西，但他心係南國，極為關注中法間事態的發展變化。 1882年5月，他兩次上奏朝廷，指齣法國圖越窺滇，蓄謀已久，中國斷無坐視之理，應當積極備戰。 1883年，法軍嚮應邀駐越的劉永福黑旗軍發起進攻，形勢更趨嚴峻。張之洞在11月30日這一天連上三摺，指齣法國貪悖不道，其野心決不止於盡占越南，必將舉兵侵華，並預言“來春二月，必有舉動”，請求朝廷奮武籌邊，厲兵決戰。他提齣對法戰守的十七條具體建議，即決戰計、固根本、策敵情、擇戰地、用劉團、用越民、務持久、散外援、防津沽、防煙颱、防粵、防江南閩浙、籌餉需、備軍火、速文報、備重臣。張之洞的主戰言論得到朝野上下的熱烈響應。清流黨人鄧承修等二十餘名京官聯名上奏，指責李鴻章“視棄地如弁髦”，請求朝廷統籌戰守，爭取主動。47名禦史聯銜奏劾李鴻章一味退讓求和，置國傢利益於不顧。湘係元老左宗棠和駐英公使曾紀澤等也交章主戰。強大的主戰輿論，加以妥協退讓並不能阻止法軍步步緊逼的現實，促使朝廷轉嚮備戰，而主張最力又勇於任事的山西巡撫張之洞，被朝廷補授兩廣總督，籌劃戰守事宜。 1884年7月初，他到達廣州，接篆視事。
張之洞雖然早年熟讀兵書，但畢竟不是獨當一麵、久習陣戰的軍事指揮傢，更無對外作戰的經驗。他麵臨著入仕從政以來最嚴竣的考驗。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到廣之日，即逢海警，內防外援，應接不暇，兵食兼籌，無一不難。”但他有知難而進的自信。他首先視察和強化廣東沿海各口防務，大力倡導民間團練，調和湘、淮、粵係駐軍，使各營皆有奮揚之氣，小民鹹懷敵愾之心，建立起軍民聯防的防禦體係，使遊弋於珠江口外的法國艦隊無以思逞，轉而北上攻打福建。 8月，法艦炮轟福建省的颱灣基隆港和福州馬尾港，把戰火由越南燒到瞭中國。清政府被迫宣戰，處在戰爭第一綫的張之洞肩負著籌餉濟械和調度指揮的實際責任。
法國海軍攻毀馬尾後，繼而攻占颱灣基隆，封鎖颱中、颱南各海口。張之洞從戰略全局考慮，認為法軍圍颱並不足慮，因為颱灣民氣堅勁，軍民並力固守，法軍斷不能深入全颱，卻可以牽製法軍軍力，緩解閩浙沿海的壓力。鑒於優勢法軍已取得颱海製海權，他決定避其鋒芒，把戰略重心轉嚮陸路戰場。據此，他提齣“爭越南以振全局”的戰略構想，選擇在陸路東綫桂越邊境一綫與法軍決戰，迫使法軍迴救越南，颱圍自解，得到朝廷的同意，硃批：“振全局在爭越南，爭越南在此數月等語，甚閤機宜，即著電谘雲、桂疆臣共知此意。”1885年3月，被張之洞奏準重新起用的老將馮子材統率各軍，與入侵之敵血戰兩天兩夜，取得鎮南關大捷，繼而揮師齣關，乘勝追擊，攻剋越境諒山，嚮河內推進。與此同時，西綫滇軍也配閤東綫作戰，取得臨洮大捷，使陸路戰局發生瞭有利於中國方麵的戰略性轉變。但正當張之洞急電馮子材“兵機正利，不可遲緩”，繼續擴大戰果時，卻接到朝廷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諭令。他先是電請朝廷萬萬不可停戰，繼而電奏“停戰則可，撤兵則不可，撤至邊界尤不可。我撤敵進，徒中狡謀，悔不可追”，均被朝廷拒絕，“嚴旨不準”。他緻電李鴻章，說前奉電傳諭飭決戰，如有以和進者定即軍法從事，此次進和議者為誰？這是明知故問，藉以發泄內心的憤懣。這年6月，李鴻章代錶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占領，並允許法國勢力進入滇、桂地區，享有通商、減稅及修建鐵路的優先權，從而使法國在戰敗的情況下實現瞭它挑起這場戰爭的主要目的。而對中國而言，則是不敗而敗。這樣的結局，張之洞自感“人微言輕，無術挽救”，但他的戰略思想和對戰爭的貢獻仍受到人們的肯定，雲貴總督岑毓英來電：“越事仰賴明公主謀，助兵助餉，始剋有濟”，錶示要署張之洞前銜奏報朝廷。這不是恭維，是事實。
中法戰爭結束，張之洞除參與主持桂越劃界，堅持寸土必爭外，重點轉嚮對廣東的治理，如整飭吏治、肅清匪患、興修農田水利和省河堤岸、創設廣雅書院和廣雅書局，以及創鑄銀元、整理財政稅收等，其中特彆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海南島的治理與初步開發。海南島為廣東省屬瓊州府，島上居民主要為黎族和漢族。黎族為土著，居住在以五指山為中心的中南部山地。漢族為客民，曆代由廣東沿海地區陸續遷入，主要居住在北部丘陵平原地區。土著與客民積怨為仇，衝突和騷亂曆代不絕。光緒初年以後，更發生客黎糾閤，共為倡亂的新情況，“所到村莊，恣意焚殺，勒索資財，民間積聚一空”，瓊島遂無寜日。張之洞認為，海南島與法占越南僅一水之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為瞭“備海防、禦外侮”，必須使海南島成為一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國防前哨。 1886年8月，他奏準朝廷，派馮子材率部開赴海南，指示“但須剿逆撫順，不準妄殺，以招徠歸化、開通道路為主”。至次年初，全島局勢漸趨平穩，他立即把重點轉嚮治理與開發，主要措施是：一、設撫黎局，消解民族矛盾和社會衝突。以此，終清一代，黎民安定。二、開道路，設官市，興商便民。全島擬伐木開山，修築12條大道，共長3 600餘裏，其中7條大道從不同方嚮通達五指山、黎母嶺等黎族聚居區。又修32條小道與大道相連，形成十字交叉，政府於此創設官市，提供交易場所，減免稅厘，任黎漢人民趨赴貿易，不準官府與民爭利。三、移民墾荒，招商伐木、開礦。道路修通後，人跡可到可耕之地數十萬畝，準民人自願入山墾殖，自擇地段，認墾報官，給以憑照，並酌發牛具種子，三年之內不起徵，三年以後從輕徵賦。招商伐木，量材納稅，黎人私山則令公平價買采伐。又鼓勵民間集資開礦，或官商閤作開采。四、設義學，促漢化。黎民伏居深山，結茅為屋，處在落後狀態，也是海南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原因。張之洞首先飭令一律薙發，並發給漢人衣裝。同時廣設義學，令其粗通華語，略識漢文，使知禮儀法度。為瞭鼓勵黎族子弟讀書成纔，還奏準為瓊州增加鄉試中試名額。經過二三年的治理開發，成效已有可觀。1889年9月張之洞奏陳朝廷：各峒黎歧馴服，絕無糾眾齣擾之事；新開各路暢通無阻，墟市商販漸集，黎漢食貨交易日多；各墟所設義學，黎人子弟多來附學；至伐木、墾田、開礦三項，現在陵水、萬州、崖州一帶木料已暢齣十萬餘株，商人集資前往認辦者絡繹不絕。昌化等地開墾成田者數萬畝至二三韆畝者不等；昌化大艷山銅礦招商正在得手，瓊山、會同、樂會交界之鉛礦已招商試辦，等等。這是自秦漢以來第一次有計劃的、係統的行政作為，由此開啓海南由蠻荒嚮文明的轉變，張之洞功不可沒。
張之洞是一位忠於職守、辦事極為認真的疆臣大吏。幾年下來，由於軍事倥傯，政務繁劇，舉措艱難，弄得他心力交瘁，疾患纏身，須發皆白，曾三次奏請朝廷允其開缺迴籍，得以喘息。第一次是在中法戰爭結束的第二年，即1886年初，說自己“心血過傷，脾肝俱病，精力日減，言語稍多即覺舌根枯強謇澀，唯有靜養調理”。第二次是在1887年7月，有“所患肝鬱氣痛、怔忡眩暈等癥有增無減，精神萎頓不支。特念病日增睏，久妨賢路，心思既竭，無補時艱，自憾早衰，徒滋負疚”等語。但朝廷覺得他能夠辦事，隻給假，不允開缺。張之洞屢請開缺，身體有病，精力不支固然是實，心情不佳也是重要原因，這緣於他反對“乘勝即收”屢遭朝旨嚴斥而萌生退意。他曾緻電馮子材傾吐心麯：“事權不一，洞能請之；需餉需械，洞能籌之；班師迫促，盡棄前功，已得越疆仍還法虜，事機可惜。洞屢次電奏，力爭不得。既念中國為狡虜所愚，又愧無以對此吞敵之將士，助順之越民。肝逆頭眩，心血已枯，事定後亦將乞罷矣。”作為疆臣，對朝廷的不滿情緒隻能私下嚮友人傾訴，不能公開錶露，內心的鬱悶久久難以平復，自在情理之中。
1888年11月，主管洋務的總理海軍衙門大臣醇親王奕譞在李鴻章的推動下奏修天津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的鐵路，理由是“外助海路之需，內備徵兵入衛之用，而專在利於用兵”。但遭到朝內外百餘名官員的反對，理由是“資敵” (盡撤藩蘺，門戶洞開)、“擾民”(鏟墓拆廬，民何以堪)和“失業”(鐵路一通，百姓失業，非飢即貧)，還有一條是火車馳行噪聲太大，濃煙蔽天，攪得先皇陵寢不得安寜。盡管李鴻章復奏洋洋萬言，將反對的理由駁得體無完膚，朝廷仍然猶豫不決。於是令各省將軍督撫各抒己見，結果贊同者僅颱灣巡撫劉銘傳一人，餘者均錶示反對或不置可否，也有提議先修德(州)濟(南)路以濟漕運的。1889年4月，張之洞復奏請緩修津通、改建腹省乾路即盧漢鐵路(盧溝橋至漢口)。“奏上，兩宮極稱其詳盡，而清廷築路之議遂定，朝臣翕然無異議。”至此，由津通鐵路引發的近半年的爭議，因張之洞此奏而一槌定音，覽奏五天後，朝廷便毅然決定修築盧漢鐵路。
張之洞此奏所以得到朝廷的認可和采納，在於他機智地避開津通之議中的是是非非，另闢蹊徑，彆開生麵，錶達瞭自己對鐵路建設的新認識、新理念。他認為，中國修建鐵路不應僅限於“利於用兵”的軍事目的，而應當主要著眼於物産的開發利用，使之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和杠杆，“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隨之”。基於此，他進而提齣瞭關於中國鐵路建設的宏偉設想，並將鐵路分為乾路和支路。乾路猶如樹乾的主乾，支路猶如樹木的枝葉，應當先修乾路，因為隻有乾壯，樹木纔能枝繁葉茂。乾路不隻一條，當務之急是修築貫通內陸腹心之地的盧漢鐵路。他列舉八條理由，說明此路是中國“鐵路之樞紐，乾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所萃”。他巧妙地迴答瞭那些對鐵路持反對意見的人，說此路處中原腹地，不近海口，故無資敵之虞。此路所經為原野廣漠，編戶散處，一屋一墳，易於勘避，故無擾民之憂。此路綿長二韆餘裏，廠盛站多，生計甚寬，民人捨舊謀新，決無失業之慮。這三條讓頑固的人們沒有反對的理由。又說此路修成，設京畿有警，電檄一傳，三楚舊部，兩淮雄兵，可旦夕雲集赴援。設因海戰而漕運受阻，則東南漕米百萬噸可輪運至漢口，車運至京師，足備河道之虞。這兩條既考慮到鐵路的軍運功能，又考慮到漕運的安全，使主張先修津通以利用兵和先修德濟以備漕運的人們沒有反對的理由。故此，朝廷謂其“其論甚壯，其誌甚遠”，奕譞謂其“彆開生麵”，時人則贊其“獨攄卓論，掃蕩群盲，耳目為之一新”。 1889年8月，由於奕譞的薦議，朝廷決定調張之洞為湖廣總督，以便就近主持此項“造端宏遠，實為自強之途”的盧漢鐵路工程。張之洞原本以為籌議鐵路不過是例行的奉旨行事，未曾料想竟然一矢中的，拔瞭頭籌，被委以重任。這固然錶現瞭朝廷對自己仍然信任有加，又何嘗不是展示自身纔能的新機遇。想到這些，張之洞似乎又淡忘瞭病痛和鬱悶，從此不再提乞罷開缺的事。
五
1889年12月(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張之洞由香港乘海輪赴上海，然後換乘招商局“江寬”輪溯江西行。沿途隻在鎮江作短暫停留，遊金山寺、焦山寺，吟詩題詞，興味盎然，於17日抵達湖北省城武昌，接任湖廣總督，此時起直至1907年9月卸任入樞，長達十八年。這十八年，是張之洞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
履任之初，張之洞首先考慮的自然是鐵路。他深知，要在無鐵、無煤、無技術、無專業人員的條件下創造一個鐵路的奇跡，何等不易。但他的性格是迎難而進。在總的方針上，他提齣“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在具體步驟上，提齣“宜以積款、采鐵、煉鐵、教工四事為先”。計劃以十年為期，前六七年主要做好采礦煉鐵製軌、派學生齣國學習鐵路技藝、勘測路綫等準備工作，後三四年開工修路，南北兩端並舉，一氣嗬成。至於修路經費，主張由戶部每年提存二三百萬兩作為鐵路經費，反對藉洋款，買洋鐵，“緻坐受盤剝，息外有息，耗外有耗”。張之洞對中國官款官修盧漢乾路充滿信心，說中國“度支雖絀，斷無閤天下之力不能歲籌二百餘萬之理。中國鐵雖不精，斷無各省之鐵無一處可煉之理”。這些設想都得到朝廷的認同，並決定從1890年起，每年由戶部劃拔二百萬兩專項經費。主管此事的醇親王奕譞還勉勵說：“此舉為強弱轉機，旁觀疑信由他，當局經營在我。”但事情很快又有變化。 1890年3月，朝廷朝令夕改，決定先修關外營口至琿春的關東鐵路，緩修盧漢鐵路，原因是強鄰俄國擬修西伯利亞大鐵路，日本也加緊瞭對朝鮮的滲透，關外形勢緊急。既然移緩就急，朝廷自然也不再給他撥款。張之洞隻能顧全大局，錶示“謹當遵辦”，先用已撥的二百萬兩白銀，專意籌辦煤鐵，並承諾兩年內製造齣閤格的鋼軌，供東工之用。由此，開啓瞭他以鋼鐵為中心的興辦近代企業的一係列活動。因為煉鋼鐵的需要，他創辦瞭大冶鐵礦、陽新銀鉛礦、大冶王三石煤礦、江夏馬鞍山煤礦及焦炭廠。因為有瞭鋼鐵，他就近辦起瞭槍炮廠以及槍炮所需的無煙火藥廠、罐子鋼(轉爐煉鋼)廠、皮革廠、氈呢廠。因為要開闢財源以便在資金上支持鐵廠，又開辦瞭紡紗、織布、繅絲、製麻及造紙、鑄幣等廠，還創辦瞭磚瓦、水泥、製釘等建材工廠。在晚清時代，在湖北一地，並且主要集中於武漢一隅，數年之間創辦門類和數量如此多的近代工業企業，唯有張之洞一人。其中漢陽鐵廠的創建，實現瞭中國鋼鐵工業從無到有的曆史性轉變，張之洞也因此獲得“中國鋼鐵之父”的贊譽。
除瞭創辦近代工業企業，練兵和興學也是張之洞在湖北的主要政績。他是仿效西方編練新式陸軍的開創者之一，訓練的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齊名，成為南方各省學習的榜樣。他率先對傳統書院進行改造(開設西學課程)，大力倡導和創設各類各級新式學堂，學堂之盛冠於各省；又積極推動阻礙學堂發展的科舉製度的廢除，主持全國學堂製度的製訂，以此被譽為“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他還是倡導嚮國外(主要是日本)派遣留學生和派齣留學生最多的人。
張之洞湖廣任內，曾兩次兼署兩江總督，其中第一次在甲午戰爭期間，時間長達一年零三個月(1894年11月至1896年2月)。戰爭爆發前，他便斷言“日本與中國將失和”，反對李鴻章一味避戰求和的方針，主張應當做好戰爭的準備，以備戰求避戰。戰爭爆發後，兩江總督劉坤一率部北上，朝廷以張之洞“嚮來辦事實心，近覽迭次電奏，於料敵籌備事宜多有可采”，將其調署兩江。戰爭期間，他為前綫增調兵員，籌餉濟械，又一次弄得心力交瘁。他嚮朝廷報告說：署兩江以來，“需餉、需械、需輪，無一不難，尤苦無餉，事繁款急。兼須料理(湖北)鐵廠、槍炮廠諸務。自九月初患瘡，不能少坐，日夜作字、飲食，皆須站立。近日瘡稍愈而濕氣下注，右足筋痛楚，不能行立。力疾趕辦，僚屬共見”。 1895年2月，旅順、威海相繼陷落，北洋海軍覆沒。 4月，《馬關條約》簽訂，中國割地、賠款。張之洞痛心疾首，斷言中國將麵臨被列強“瓜分”的“眉睫之患”，憂慮“中華何以自立？”7月，他奏陳修備儲纔摺，建議朝廷立行亟練新式陸軍、重建海軍、亟修鐵路、廣開新式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亟派遊學等九件實事，或可起衰振弱。他率先踐行，於南京創練自強新軍；創辦陸師學堂、鐵路學堂、儲纔學堂，擬選派40人往美、法、德留學；並鼓勵和支持紳民集資興辦鐵路、內河輪船公司和紡沙、繅絲等廠，旨在“能爭迴一分(利權)，為億萬小民多留一分生計”。雖然以上諸多舉措大都成於即迴兩江總督本任的劉坤一之手，但張之洞草創之功不可沒。
甲午戰後，以康有為、梁啓超“公車上書”為標誌，變法圖存的維新思想漸趨高漲，張之洞一度引為同調，嚮維新派靠攏。 1895年9月，維新派在北京成立強學會，刊行《萬國公報》，藉以“廣聯人纔，創通風氣”，他捐助5 000兩白銀，以示支持。 11月，康有為在南京留住督署二十餘日，兩人“隔日一談，每至深夜”，應當有一定的共識。康有為請主持設立上海強學會，張之洞“頗以自任”，又捐助1 500兩。上海強學會創刊《時務報》，已迴任湖廣的張之洞認為該報“宗旨正大，議論切要，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決定用官款訂購該報分發湖北各衙門、書院、學堂、局廠，以“增廣見聞，激發誌氣”。以此，他受到維新派的追捧。梁啓超緻函說：“當今海內大吏，求其通達西學深知本原者，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者，尤莫吾師若”；譚嗣同則雲：“今之能通達權變，講求實濟者，要唯張香帥一人。”但張之洞並不同意康有為作為維新變法理論基石的“孔子托古改製”一說，對於維新派假托孔子倡言伸民權、設議院等言論，更是不能容忍。於是作《勸學篇》，以明心跡，開始疏離維新派。 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他依違於帝、後之間，於變法諭旨並不實力奉行，靜觀朝局變化。慈禧太後再度垂簾，張之洞不但沒有因為曾經親近維新派而被追究，反而得到太後“甚顧大局”的錶揚，繼續恩寵有加。
1900年春夏，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興起，蔓延至京津地區。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被後黨官僚和王公視作“義民”，使其圍攻教堂使館。張之洞認定義和團“實係會匪，斷非良民”，並說從來“亂民不能保國，邪術不能禦侮”，奏請剿除。太後不聽。 6月，八國聯軍以保護使館為名，攻占大沽，擬進軍北京，太後決定“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嚮各國宣戰，並指示各省“招集義民、成團禦侮”，力保疆土。張之洞一麵派兵入衛，一麵奏稱沿江各省並無所謂拳會義民可招，並說“北方已決裂至此，東南各省若再遭蹂躪，餉源立絕，全局瓦解，不可收拾”。遂倡議發起“東南互保”，使東南半壁得以避免聯軍戰火塗炭。 8月，聯軍攻占北京，太後挾光緒帝逃往西安。張之洞一麵奉旨遙參議和事宜，一麵力促朝廷順應潮流，實行變革，認為今日環球各國大勢，孤則亡，同則存，“故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若頑固如故，虛驕如故，中國斷不能支。1901年1月，朝廷決定實行變法新政，令中外臣工“各抒所見”。7月，張之洞主稿並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會奏朝廷，提齣育纔興學及整頓中法、采用西法等二十多條建議，得到朝廷的重視，諭令：所奏“各條事多可行，即按照所陳隨時擇要舉辦，各省疆吏亦應一律通籌，切實舉行”，由此開啓清朝統治最後十年由朝廷主導的新政局麵。至於張之洞本人，不僅是這些新政的設計師，而且是新政的力行者。
張之洞在湖廣任內的最後幾年中，除瞭繼續推行湖北新政，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實際主持中外修約談判，一是主持收迴粵漢鐵路修築主權。《辛醜條約》第十一款規定：“大清國國傢允定，將通商行船各條約內諸國視為應行商改之處及有關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議商，以期妥善簡易。”據此，從1902年至1906年，中國先後與英、美、日等國分彆就雙邊商約修改問題進談判。張之洞曾被任命為督辦商務大臣，實際主導和主持著修約談判。修約談判的核心內容是“裁厘加稅”(亦作“厘稅並徵”)，即中國裁撤厘金局卡和免徵厘金，各國增加進齣口中國貨物關稅稅率。在談判中，張之洞提齣和始終堅持“免厘不可礙我商民生計，不可侵我財政之權”和“加稅之數必足與免厘相抵”的原則，並且在新修商約中得到體現。粵漢鐵路原由美國閤興公司集股籌款修築，後因閤興公司違約將大部分股權讓與比利時萬國東方公司，激起湘、鄂、粵三省紳民的強烈反對。張之洞順應民意，幾經周摺，於1905年將粵漢路權贖迴。此舉鼓舞和推動瞭當時正在各省興起的收迴路權、礦權的鬥爭，並取得一定的成功。 1907年9月，張之洞離鄂進京，入值軍機處，仍兼充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他認為此路“捨藉款無速能興修之方”，奏準嚮英法德等國談判藉款閤同。他的想法是：“外國公司藉款隻能認官，決不能認紳商。現在一切由官主持，官藉官還，仍準商民隨時附股，官、民股本各半”，“永遠官商閤辦”，使商民同享鐵路利益。 1909年9月，張之洞病逝。兩年以後，朝廷宣布實行“鐵路國有”，強收民股，激起群眾性的保路運動，最後導緻清王朝在辛亥革命浪朝中滅亡。
六
張之洞生於鴉片戰爭的前三年，歿於清王朝滅亡的前三年，一生曆經道、鹹、同、光、宣五朝，幾乎與晚清時代相始終。他少年時期接受嚴格的儒學傳統教育，繼而沿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軌道，登科入仕，由詞臣而疆臣，晚年入樞拜相，位極人臣。他一生親曆晚清除鴉片戰爭以外的曆次重大事變，如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戰爭和清末新政等，參與和主持瞭諸多重大事變的建言和地方實務的處理，留下瞭大量的文字資料。人的行為總是受到思想的支配。透過這些文字資料，便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變化軌跡和思想主張。
張之洞入仕之初，以翰林兩任試差，兩任學差。他認為：“天下人纔齣於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以經學提倡士林，希望讀書人不要“盡作書蠹”，而應成為明理達用的經世之纔，進而為良相，退而為良師。他的《車酋軒語》和《書目答問》更為讀書人指明嚮學的路徑，被當時的讀書人“奉為指南”。以此，他被譽為儒林宗師，“主盟壇占四十年”。可見這一時期的張之洞所關心的隻是儒傢文化的前途和命運，缺少對時政的關注。1876年卸任四川學政迴京後，張之洞邁入清流行列，開始更多地關心時政。作為清流健將，他直言急諫，指斥時弊。他反對洋務派在處理中外交涉事務中的錯失，但並不反對洋務派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引進，甚至錶現齣某種理解與贊賞，如謂“李鴻章新購艦船，頗稱便利，惜為數不多，似宜嚮歐洲續購造數十艘”，甚至對英人赫德“覓西士助我教練海防”的提議也錶示贊同，但強調“權操自我”。1882年起，曆任封疆長達二十餘年，直接麵對的是一個自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所導緻的傳統社會嚮近代社會緩慢轉型的復雜局麵。作為疆臣，他逐漸意識到，傳統的“儒術經常之規”已不能適應變化瞭的形勢。於是追逐時代潮流，認為“洋務最為當務之急”，開始傾嚮於仿效西法，以圖富強，保中國，並在中法戰爭後完成嚮洋務派的轉變，遂有湖廣任內超邁前人的洋務實績。但作為士林儒宗，他又不能捨棄對儒傢文化前途命運的終極關懷，憂慮西方物質文化的衝擊終將導緻中華文物製度的解構。如何處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即中學與西學之間的關係，長期睏擾著國人。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對此做齣瞭當時最係統最閤理的迴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取西學之長以補中學之短。這是張之洞最具影響力的思想主張，“舉國以為至言”。
所謂“中學”(或舊學)，張之洞主要是指以中國傳統的儒傢綱常名教為核心價值取嚮的一整套社會政治製度和思想意識形態。他說：“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聖教”；“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韆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又說：“孔子集韆聖、籌百王、參天地、贊化育”，博大精深。中國讀書人如果不先通儒學，就像脫繮的馬，無舵的船，完全迷失正確的人生目標，這種人懂得西學越多，就越疾視中國，數典忘祖，於國何用。他主張“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所謂“西學”(或新學)，主要是指已經介入中國傳統社會的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張之洞首次將其概括為西政、西藝和西史。他承認西方文明有其先進性，但這並不是因為西人智而華人愚，而是不同的國際環境造成的。他說：歐洲小國林立，如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均勢於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齣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境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而中國以大國獨處東方，鄰國皆蠻荒落後，沒有競爭者，故中國隻需守其舊學，不逾範圍，已足以治國安邦而無患，以至“雖被巨創，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而今國際環境大變，麵對著西方文明的強勢衝擊，他認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在以中學固其根柢，明確中國先師立教之旨的前提下，“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主張有選擇有重點地學習“西藝”如聲、光、電、化、算、繪、礦、醫等科技文明，以及“西政”如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等製度文明，甚至對西方的議會製度也並不絕對地反對，隻說“此舉必俟學堂大興，人纔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但他明確反對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西方的核心價值觀，認為“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可見，“中體西用”的實質是用西學來維護中體。誠如辜鴻銘所雲：“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誌不在富強也，蓋欲藉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
“中體西用”的理念並非始自張之洞。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就初步萌發瞭用西學來補中學不足的念頭，主張“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後來，馮桂芬提齣“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鄭觀應更明確錶述為“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張之洞隻是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經過他在《勸學篇》中的係統、詳盡的闡釋和發揮，“中體西用”纔真正成為舉國皆知、人人皆言的價值體係，代錶瞭那個時代的人們麵對中西文化衝突所能做齣的最閤理的選擇，也確曾起到“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的曆史作用，從而奠定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張之洞入仕之初曆任考官、學官，繼而久任封疆，熱心設書院、興學堂，晚年以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一生與人纔培養結下不解之緣。因此，教育思想是他的思想的又一個亮點。他反復強調教育與人纔培養的重要性，如“國勢之強由於人，人纔之成齣於學”；“自強之策，以教育人纔為先”；“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纔”，“學術造人纔，人纔維國勢”等等，將教育和人纔培養提升到關係國傢興衰存亡的高度。在教育宗旨上，他藉鑒日本的經驗，主張使受教育者德、智、體全麵發展：“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強壯。教德育，先濛養，人人愛國民善良。教智育，開愚盲，普通知識破天荒”。在教學內容上，他主張“新舊兼學”、“政藝兼學”，尤其強調仿效西方廣開“專門之學”，如交涉、農政、工藝、商務等類。在教學方法上，認為“學以躬行實踐為主”，主張“講習與曆練兼之”。他還高度重視師範教育在整個教育體係中的基礎地位，認為“師範學堂為教師造端之地，關係甚重”，“振興教育，必先廣儲師資。師資不敷，學校何以興盛”；又極力倡導留學生教育，認為“今日育纔強國之道，自以多派士人齣洋遊學為第一義”，“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如此等等。
除瞭以上扼要介紹的兩種主要思想外，張之洞在外交、實業、理財、幣製、練兵、獄政、鐵路等方麵，也有自己明確的思想主張。
七
張之洞少負纔名，後以“儒臣”名於世，畢生親治文書，勤於筆耕，長於古文及詩詞歌賦，於經學與金石銘文亦有所研究。在他生前，即有《車酋軒語》、《書目答問》、《勸學篇》及《廣雅堂詩集》、《廣雅碎金》等著述刊行流布。在他故後，他的親屬和故舊旁搜博采他的文字著述，十年後便有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全書》和王樹枬編《張文襄公全集》相繼齣版，約三百餘萬字。 1998年，苑書義等主編的《張之洞全集》由河北人民齣版社齣版，搜羅宏富，達八百萬字。 2008年，趙德馨主編的《張之洞全集》作為國傢清史工程的文獻叢刊之一，由武漢齣版社齣版。該全集以王樹枬《張文襄公全集》為底本，內容包括奏議、電奏、公牘(含谘劄、批牘、諭示)、電牘、書劄、傢書及讀經劄記、論金石劄、古文、駢體文、詩集、弟子記等。全書用繁體漢字直排，共十二冊，約韆萬字，大體囊括目前能夠見到和得到的集主存世的文字，且點校精審。有鑒於此，本捲以漢版《張之洞全集》為底本，據以選編。
收入本捲中的各件，依其撰寫時間為序，以論著和奏議、電奏、谘劄為主，兼及電牘、書劄，均保持其在底本即漢版《張之洞全集》中的文字和校注原貌，並在頁下或文末注明其在底本中的冊次和頁碼；底本中個彆標題不甚明確的，編選者稍有改動，如《整頓試場積弊摺》改為《整頓川省試場積弊摺》，《劄各屬禁種罌粟》改為《劄山西各屬禁種罌粟》，《緻軍機處、厘定官製大臣》改為《就改定地方官製電復軍機處等》，《緻李少荃中堂》改為《就北洋鐵路經費可否預支軌價事函商李鴻章》，等等，並在該件文末注明底本中的原標題，以便讀者。有的奏摺底本中附有諭旨或硃批，限於體例，本捲中予以省略。另，底本為繁體字直排，本捲改為簡體字橫排。

前言/序言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