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转型的十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 [State Governance Theory]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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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转型的十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国家的强弱、社会的繁荣混乱、人民生活的幸福与否都是衡量国家治理结果的尺度。好的国家治理不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谋取少数人的私利，或者是运用强制性手段压制民众的诉求，好的治理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权力，是运用制度和法律激发出人类的创造力和人，性中的善，好的治理能够把沙漠变成绿洲，把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使恶劣的环境适宜于人的生活，更能够把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变成强国。

内容简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意味着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显示了新一届领导层治党强国的雄心壮志。
　　国家治理也由此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转型的十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从世界历史发展以及国家的概念和模式演变的宏观视野，叙述和分析现代国家的崛起、构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治和治理方式的演变过程，指出现代国家完全不同于传统国家的主要特点；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推动下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模式的变化脉络，以及治理者、被治理者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演变；重点是分析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总体走向以及当代世界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国家在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方面的重大变革和发展趋势；依据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传统和具体国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提出的背景、特殊性、复杂性和改革的重点做了深入分析。
　　《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转型的十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论点是：无论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大国，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失败的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支撑，没有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存在缺陷的现代化。其发展和繁荣都是不可持续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最艰巨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作者简介

　　刘智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北京市委党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党史党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1998年以来，主编“中国观察”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七种，即《第七次革命——1998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忘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1978——1999）》（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1年再版、2004年三版）；《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有关中国政治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前言 国家治理与社会繁荣
第一章 国家为什么需要治理
一 治理事关国家兴衰
二 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区别
三 现代国家为什么需要治理
四 国家治理如何成功因何失败

第二章 统治的衰落——国家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历程
一 统治者阶层的变迁
二 国家与资本主义一 起成长
三 国家统治方式的变迁——从间接到直接
四 统治关系的巨变——平等与民主的悖论
五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从统治到治理

第三章 群众、领袖与权力媒介——国家治理诸因素的演变
一 从统治到治理——一 个重要的断裂
二 被统治者的变化——群众的出现
三 领袖——新的上帝与新型治理术
四 统治或治理手段——权力媒介的演变

第四章 国家治理的起源——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五 大趋势
一 在治理权方面，从国王的治理转向国家的治理
二 在治理范围方面，从全能治理转向有限治理
三 在治理方法方面，从权力治理转向法治治理
四 在治理的主体方面，从国家治理转向社会治理
五 在治理的权利方面，从治理者的权力转向被治理者的权利

第五章 国家治理的走向——当代国家治理转型的五 大趋势
一 在治理的目的方面，从治理者的合理性转向被治理者的合理性
二 在治理的体制方面，从独断的治理转向同意与共同的治理
三 在治理的理念方面，从主观的治理转向客观的治理
四 在治理的结构方面，从垂直的治理转向水平的治理
五 在治理的对象方面，从对治理对象的治理转向对治理者自身的治理

第六章 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特殊性
一 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提出的背景
二 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三 中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治理国家"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一 统治者阶层的变迁
　　治理的主体或者治理者阶层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对这个阶层变迁的研究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因为是他们决定着治理的方式、手段以及谋略。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治理不但包含着对治理客体的治理，更包含着对治理的主体即统治者自身的治理，如果统治者不能随机应变地变革自身，在治理的方式、手段和谋略上进行革新，他们就失去了统治的资格，“不配统治了”。
　　简单地说，治理者阶层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遥远的古代，他们是很小的一个群体。芬利指出，古代世界“不存在作为中介的官僚阶层，公民个人直接与政府——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庭——进行接触”。也就是说，治理还是局限于很有限的领域，治理者的队伍是很小的。“古代城邦没有警察队伍，仅有一小群公共奴隶，供包括从执政官到市场监察在内的不同官员差遣……这丝毫不令人吃惊，因为有组织的警察队伍是19世纪的发明。”白芝浩在谈到早期国家的时候说，早期的国王并不像如今的专制君主那样专横，因为他们没有用以镇压叛乱的常备军，没有用以刺探不同政见的有组织的特务机构，没有发达的用以抹平顺服生活惯例的官僚机构。而迈克尔．曼也指出，即使到了12世纪，政府的公共职能也是很少的，所谓“官僚机构”的规模仅仅稍微大于大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家庭。国家或者政府的规模之所以小，是受制于当时相对简单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比如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布罗代尔说直到18世纪世界都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90％的人只能依靠土地为生。农业为主限制了经济和人民收入以及连带的财政收入的水平，无法供养更多的人吃皇粮。还有人口少，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国家的权力受到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限制，无法进入离首都或者政权中心更远的地方，所以大部分地区只能依靠地方精英的自治。
　　统治作为一种人控制人的活动始终与文化有关。在漫长的中世纪，作为治理者阶层的成员主要由高级教士组成，因为他们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安德森说，在整个中世纪，君主统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依赖于庞大的教会官僚阶层，其头面人物可以全天候在世俗行政机构中工作而不领取一分钱，因为他们已经从宗教机构那里接受了丰厚的薪俸。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从英国到法国、西班牙，高级教士阶层为封建政体提供了如此之多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员，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贵族，因为对于贵族来讲，跻身于主教、修道院院长之列是其应享受的重要社会经济特权。
　　事实上，现代国家是中世纪后期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变化的结果，随着技术的改进比如交通、纸张、印刷、钟表，以及货币、市场、贸易和城市的增多，再加上战争和征伐的日益增多，国家的权力开始缓慢地向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和层次渗透——一方面是地区之间竞争加剧和趋向统一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增强自身的力量而主动向社会渗透，但也必须看到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的治理比如法律、制度——所谓的上层建筑等方面的规范。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治理者阶层开始崛起了，他们的人数、身份、规模和结构都在变化——人数不断增多；身份变化很大，治理者不再是从前的贵族而逐渐成为职业的官僚；而政府的规模自然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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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国家治理与社会繁荣
　　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不平等状况加剧、没有安定的秩序、人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等权利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官员腐败、贪污盛行、大量的人失业、物价高昂、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伦理道德失去了约束力，人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喝不到清洁的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冲突不断，人们的心理紧张、焦虑、愤怒……造成这一切现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我们必须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治理的失败。
　　国家的强与弱、社会的繁荣与混乱、人民生活的幸福与否都是衡量国家治理结果的尺度。好的国家治理不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谋取少数人的私利，或者是运用强制性手段压制民众的诉求；好的治理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权力，是运用制度和法律激发出人类的创造力和人性中的善；好的治理能够把沙漠变成绿洲，把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使恶劣的环境适宜于人的生活，更能够把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变成国力强大的大国。而失败的治理导致的恰恰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不好的治理把稳定变得无序，把一小部分人变成巨富而把绝大部分人推向贫民窟，把昔日的美好环境变成污浊不堪，更能够把一个自然资源充裕的大国变成积贫积弱的弱国……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国家治理对国家的领导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和考验——挑战他们的勇气和智慧，考验他们的胆略和能力。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国家的治理者之间的竞争，那些在竞争中胜利的国家和失败的国家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治理的能力、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差距。
　　治理既是对经济和社会以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治理，也是对治理者自身的治理。而后者尤其重要，建设一支优秀的治理者队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它涉及治理者自身的观念尤其是利益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治理就是对官僚主义及其治理方法的克服。
　　所以，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必须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治理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作用的颠覆或者修正，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一个治理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传统的统治方法失灵了。治理与统治的不同在于，统治是单向的或者单独的，是少数掌权者的事情，而多数的被治理者只是服从者和执行者，但治理的出现说明，传统的统治方法已经过时了，治理者不再是统治者，统治的条件和土壤都已经成为历史，必须放弃权力崇拜和权力万能的观念和做法，治理者再也不能单独地发号施令，国家治理成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共同的事业，没有被治理者的参与和合作，治理者的事业就无法进行。
　　没有普遍适用的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领导者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国家治理的方法，既不能以保持自己的特性为理由而拒绝变革，又不能在变革中迷失方向，甚至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要求领导者既要以包容的、宽阔的、开放的胸怀去推动变革，又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精神坚持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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