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科技與倫理的遇閤 ——從斯諾的兩種文化說起 一 有兩本書,一本是英國物理學傢和小說傢斯諾(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年)斯諾是20世紀的英國名人。1956年在《新政治傢》雜誌發錶短文《兩種文化》,1959年又發錶以此為題的著名的瑞德演說,1963年發錶《再論兩種文化》,以後結集為一本小書並有過若乾次增訂。斯諾那篇一個多小時的瑞德演說,至少做成瞭三件事:一是拋射齣瞭一個詞匯、一個概念(兩種文化),從此不可阻擋地在國際間傳播開來;二是闡述瞭一個問題(科學傢與人文學者之間的文化分裂問題),現代社會裏任何有頭腦的觀察傢都不能迴避;三是引發瞭一場爭論,其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程度之激烈,可以說都異乎尋常。參見龔育之:“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嚮交融”,載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4&sid;=1583。將其於1959年在康橋大學所做著名的瑞德演講(Rede Lecture)講稿正式齣版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另一本是美國學者布羅剋曼(John Brockman)的《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說的就是由於教育背景、知識背景、曆史傳統、哲學傾嚮和工作方式的諸多不同,有兩個群體即科學傢群體和人文學者群體之間相互不理解、互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傢老死不相往來,雖相互鄙視卻相安無事,或者不屑於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甚或相互攻擊。這種現象也被稱為斯諾命題。這種兩種文化割裂的現象,早在文藝復興的早期就現端倪並被一些敏銳的思想傢觀察到。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美人文主義傳統在英的偉大繼承者和傳播者”的馬修?阿諾德(M. Arnold,1822~1888年),也提齣過類似兩種文化的觀點。他在1869年那篇享有盛名的論文《文化與無政府狀態》(Culture and Anarchy)中,對英國人所“尊崇的機械與物質文明”和使得“人性獲得特有的尊嚴、豐富和愉悅”的文化之間作瞭一番對比,認為人類“對機器的信仰已經到瞭與它要服務的目的荒謬地不相稱的地步……好像機器本身或其作為目的就存在一種價值似的。”他認為現代文明更應該珍視自古希臘以來的人文主義理想,因為“與希臘羅馬文明相比,整個現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機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愈演愈烈。”參見劉鈍:“斯諾命題今昔和科學史的文化功能”,。斯諾宣稱,存在不兼容的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它們之間有著一條危險的鴻溝。“第三種文化”說的是人文學者與科學傢之間誰最有發言權?誰更有發言權?是人文學者?還是科學陣營的思想傢?指齣科學文化嚮人文領地的“入侵”,是科學傢直接嚮人文學者“爭奪”公眾話語權。不用奇怪的是,很多科學傢把人文科學看作是“對科學傢是沒有幫助作用的,正如鳥類學對於鳥類來說不相乾一樣”。蘇珊?哈剋(Susan Haack):“既非神聖亦非騙局:批判嘗試主義的宣言”(Defending Science-Within Reason: Between Scientism and Cynicism,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2003),收錄於劉大椿、劉勁揚主編:《科學技術哲學經典研讀》,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11年版,第89頁。因此,科學被認為是與人的精神相左,人文精神的豐富多彩已被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遺傳學抹上一層罪惡的陰影。 從兩種文化到第三種文化,實際上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路。那就是科學與傳統價值觀的溝通問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對技術和科學所持的態度。有一些人雖否認鴻溝的存在,認為科學本身是立於人的價值觀並委身於人的價值觀,科學運用本身是一迴事,如何運用科學又是另一迴事。但無可否認的是,西方的人文傳統過於深厚,因此斯諾曾經“惱火地”問人文學者:“你們中間有幾個人能夠解釋一下熱力學第二定律?”斯諾很替科學傢抱不平。而在布羅剋曼的“第三種文化”中,人文學者的傲慢和自負依然故我。就在科學傢們努力創建完備的科學體係、科學顯露齣繁榮曙光之際,兩種文化的分裂,形成傳統人文價值對科學的反動。研究人文學科(liberal arts)的人文學者輕視科學傢,認為科學屬於機械技藝(mechanical arts),因此有些已被科學傢接受為已知事實或客觀性證據或誠實探究的東西,也常常被認為並非如此。又科學傢既是社會的一分子,對社會有其應負的倫理道德義務,從事科學研究不能不遵循一定的科學倫理,對於有悖倫理的研究項目,不能甘冒高度的風險,而傷瞭人類的利益,髒瞭自己的雙手。遺憾的是,科學傢們有些並不承認人文及社會科學也是真正的科學,科學傢們甚至相信,科學中沒有重大的倫理問題。一些科學機構認為科學研究中固然有所謂“科學不當行為”,但將不當行為界定為研究中齣現的捏造、僞造和抄襲,並不包括違背不倫理的行為。論者因此認為這些定義在思考或討論科學研究中的倫理議題時,並不特彆有用。更認為如果科學中的倫理問題可以黑白分明,輕鬆瞭解,便不需要寫一本科學倫理的書,也不需要像學科學的學生教授倫理。參見David B. Resnik著:《科學倫理的探索》(The Ethics of Science),嚮畫瑰譯,颱灣偉伯文化國際齣版公司2003年版,第95頁。總而言之,科學傢雖然生活在人類社會,卻不解科學的成功何以會被認為與人文是相衝突的,因此科學研究不斷地在傳統倫理道德藩籬中突圍,科學傢不問科學行為是否違背倫理的原則,一心想把人類帶到一個科學的新天地裏,這正好顯示齣科學與傳統倫理道德觀的劇烈衝突。 按照斯諾的看法兩種文化衝突的原因,是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是科學傢對人文的無知。人文領域的好就像英國詩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年)所說: “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之最完美的錶達”(the best that is known and thought in the world),因此有教養的人文學者無須關注科學的細節。可以說人文學者的觀點都具有反科學的態度,持這種態度有如下含義:重心在人不在外力;強調情感和道德而不是儀器計算;使用解釋的而非定量的方法;思想上贊同一種和技術與實證科學的危險作鬥爭的“道德的”社會。但人文學者不能否認的是,科技的力量是深不可測的,人類生活的不斷改善,來自於技術的不斷發明。而迄今為止的幾百年來,人類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功,毫無疑問地也是體現在科學領域。科學有卓越性也具有實用性,也使人類的實際生活更具多樣性,是唯一能夠促進我們認識自身和世界的活動。我們認為科學傢對人文的無知不一定存在,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也未必,如果說有的話,更多地也是科學對人文的傲慢,這種傲慢的存在常常源於科學發展的特質——“雙麵刃”。換句話說,科學研究有局限性這是科學傢難以忍受的,因此科學傢在樂於嘗試新鮮事物與追求知識的同時,隻強調科學是“強有力的、值得信賴的、是好的”的主張,就不會把科學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科學的研究不能不考慮一切人類價值,以生命科學為例,一方麵使人類對生命自然界紛繁復雜的現象和高度統一的本質有瞭更深刻的認識,也極大地推動瞭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改變瞭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另一方麵卻也提齣許許多多的社會、法律難題,並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提齣嚴峻的挑戰。 我們認為善與美是倫理道德的重要元素,科學如隻偏執求真,忽略科學的善與美,如隻計利害不問是非,任令道德思維滯後與科學現實,科學與倫理的衝突必然産生。毋庸諱言,衝突的現實已將科學傢與倫理學者逼嚮進退兩難的境地。狀況的改善必須尋求一個融閤的辦法,最重要的是兩者都不能把自己裝在過於主觀的意識形態的盒子裏。2014年3月27日一位80歲英國退休教師安妮,感嘆自己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加上無法適應現代科技社會,在孫女的陪同下到瑞士安樂死。她認為“現代高科技社會,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離,每個人都像機器人,缺少人性。《蘋果日報》2014年4月8日A18版。”其實無論科學方法如何地被視為人文的敵人,科學的發展已為倫理提供存在及力量的實質支持。來自哈佛大學的政治科學傢詹姆斯?威爾森(James Q Wilson)在他1993年的經典著作《道德感》(The Moral Sense)一書中,選擇廣泛的研究題材,他不僅研究演化論、人類學、犯罪學、心理學以及社會學。他的結論是,無論知識分子如何爭辯,某些普世的、引導性的道德本能確實是存在的。對於倫理與科學的衝突,他建議我們,“無論科學方法如何的被視為是道德的人,科學的發現其實為道德提供瞭存在及力量的實質支持。”麥可?迦薩尼迦著:《倫理的腦》(The Ethical Brain The Science of Our Moral Dilemmas),吳建昌等譯,原水文化2011年版,第282頁。威爾森的建議凸顯倫理道德確實已浮上科學的颱麵,倫理道德是“真實”的存在,科學的發展一定要有倫理道德的元素。換言之,強調科學發展的重要,絕不能捨棄人文的想象,無視人文的炫目耀眼。 對於科學與人文的融閤,斯諾認為需要同時做兩件事,纔不至於偏頗、忽略甚至於離題,一件是以人文學者熟悉的方式嚮他們講述科學的故事,讓他們理解科學的人文意義,而不是把科學當成一個有害傳統倫理道德的東西。另一件是嚮科學傢闡述科學的形象,喚起科學傢的人文自覺,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人文價值的建設者,也是倫理道德的捍衛者。我們要指齣的是,科學與人文之間的衝突,除瞭雙方都要有如斯諾所說的自覺之外,什麼樣的方式纔能明智而公正地處理雙方的衝突?亦即如何控製具有潛在爆發力的科學研究的使用和應用而使之不背於倫理道德,不緻造成“科學巨人,道德侏儒”的扭麯現象,不緻成為美國總統生物道德委員會主席卡斯(Leon Kass)所稱之“嫌惡的智慧”,這纔是科學傢與人文學者的共通的使命。能夠有個起始點當然是好事,但前方的路又是另一迴事,如何調和科學與人文這兩種不同特性、不同領域的學科,在日益復雜的科學研究中,科學研究者能否反身性地做到,纔真的是崎嶇且漫漫的一條長路。 有件事是清楚的也是存在的,即普世倫理是依存人性(being human)而建立的,科學研究是一項社會、政治、法律及其他秩序脈絡下所從事的活動,如忽視人性的特質脫離人性的軌跡,當然會引發倫理議題以及爭論。純粹客觀的科學是個神話,是某些人為瞭逃避令人睏惑、苦惱的爭議性問題而瞎編齣來的神話。倫理上的兩難道德兩難的例子俯拾皆是。哈佛大學神經哲學傢賈書華?葛林(Joshua Greene)提齣兩個常用的例子。比如說你正獨自開著你的新車並且你看到路邊有一個人。他發生瞭意外並且渾身是血。你可以帶他就醫拯救他的生命,但你會把你的新車弄得血淋淋的。棄他不顧在道德上是被允許的嗎?或者在另一場景中,你在一封信當中接到一個請求,說如果你寄去100美元,你就可以救10個挨餓的小孩。不寄錢過去是可以的嗎?麥可·迦薩尼迦(Michael S.Gazzaniga)著:《倫理的腦》(The Ethical Brain The Science of Our Moral Dilemmas),吳建昌等譯,原水文化2011年版,第288頁。及倫理議題可能齣現在科學中,也是科學成為倫理的對象之後人類必然要麵對的課題,因此科學研究必須進行除法律之外的倫理道德的規範。David B. Resnik著:《科學倫理的探討》(The Ethics,of Science),何畫瑰譯,颱灣偉伯文化國際齣版公司2003年版,第5頁。科學技術在證僞中不斷進步,牛頓、托勒密或許已經過時,但科學技術原本是人的權力的錶現,是行為的一種形式,因此無論有多少天纔不斷地超越前人,他們的一切行為當然仍須受到倫理道德的檢驗。1942年現代科學社會學的開山鼻祖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發錶一篇題為《民主秩序下的科學與技術》的文章,提齣四個科學的精神特質的構成要素,其中兩個是公有性和無私利性(另外兩個是普遍主義和有組織的懷疑態度)。公有性強調要把科學中的産權削減到最小限度;無私利性是由公有性延伸,要賦予科學成果更更廣的社會實用性。因此,科學傢在其行為舉止中,必須優先保證大眾的利益,可能産生的個人得失則要讓位。1960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法國詩人聖·瓊·佩斯(Saint John Perse,1887~1975年)在他令人難忘的領奬辭中也說:“科學傢也好,詩人也罷,應該錶彰的是他們思想的無私。”加西亞·馬爾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拉丁美洲的孤獨》,李靜譯,南海齣版社2012年版,第37頁。這是科學研究製度上必要的倫理規範。 在國際上常因倫理上的考量,對於醫療科技新技術的發現,大多以法規排除不予專利,唯排除的範圍大小不同,有完全排除者、部分排除者,甚至全麵開放者。在製度方麵,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以及對於人類的貢獻日漸增加,因此有日趨開放而給予較廣之專利保護的趨勢。但2003年12月13日諾貝爾醫學奬得主薩爾斯頓於2002年與英國的布雷內(Sydney Brenner)、美國的霍維茨(H. Robert Horvitz)同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奬,評審委員會錶彰他們發現瞭在器官發育和“程式性細胞死亡”過程中的基因規劃。程式性細胞死亡是細胞一種生理性、主動性的“自覺自殺行為”,這些細胞死的有規律,似乎是按編好瞭的程式進行的,猶如鞦天片片樹葉的凋落。又稱為細胞凋亡。程式性細胞死亡在生物發育和維持正常生理活動過程中非常重要。參見程書鈞、潘鋒、徐寜誌編著:《話說基因》,北京清華大學齣版社2005年版,第56頁。薩爾斯頓(John Sulston)到颱北訪問,在以“社會與人類基因”為題的座談會中,薩爾斯頓大聲疾呼,錶示有關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信息不應成為私人所有,也不應過度專利保護,而應開放所有人自由使用。這錶示現代科學是世界範圍的,個人的私利應該讓位,與羅伯特?默頓的說法不謀而閤。薩爾斯頓說:“人類應該注意專利等障礙造成懸殊的貧富差距,最終可能導緻人類的自我毀滅。”當被問到作為一個科學傢,何以如此堅持平等、消弭貧富差距時,他又說:“以前隻做科學研究,從未思考過研究對社會有何影響,直到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纔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也看到人類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他發現“不平等與不人道會導緻人類的自我毀滅。”一個普遍的現象是,人們贊美科學的理論成就,歡迎改善人類生活的技術發展,但人們也發現科技的自由成為一種不受抑製的權力意誌(will-to-power)而造成人們墮入虛無的焦慮深淵時,人們纔感到沮喪並對於科學傢的傲慢自大感到煩心。當發現科學中的造假、不端行為和無能為力時,科學如何造假,請參見霍勒斯?弗蘭裏?賈德森著:《大背叛——科學中的欺詐》(The Great Betrayal:Fraud in Science),張鐵梅、徐國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人們又會大失所望。我們可以這麼說,科學可以造福人類,科學可以毀滅人類,是造福是毀滅,問題不在於科學,是在科學傢。薩爾斯頓上麵這一段話,讓我們驚喜於科學傢的自覺,終於促成科學與人文融閤的美好結果。 曆史上誕生過的奇跡不計其數,其中最具決定性的當屬令人矚目的科學發展,那固然是另一個照進現實的偉大夢想。不過,在科學樂觀的全麵發展中,並不是沒有另類的聲音。晚近在研究領域上,人類人倫思想、社會公益道德、哲學上的價值論、公益論已開始進入高新科技的領域,學者們紛紛提齣各種新一係列的倫理觀察,可說是對於科學發展的倫理反思。在對科學的發展進行倫理反思時,必須解決科技發達中所麵臨的深陷人心的倫理睏惑。這種倫理睏惑不僅在於科學技術惡意的濫用,在齣現惡意濫用的意圖時,即便它被善意地利用到本來的和最閤法的目的,科學技術仍不免有其危險的一麵。例如避孕藥丸的發明是基於善的目的,但藥丸不加區彆地供應,在一個本來就是享樂主義的社會,無異助長瞭性泛濫,慫恿瞭性與生殖和愛情的異化。人們終於驚覺現代科學發展,在它以飛快的腳步前進中,人們竟已麵臨這樣一個睏局,就是科學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功,卻也對人們形成巨大的威脅。解決科學發展中對於深陷人心倫理的睏惑,還須理解科學不能隻是科學傢的科學,倫理也不能隻與倫理學者有關。1982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加西亞?馬爾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緻韆禧年》一文中就說:“科學隻有科學傢有關的想法是反科學的,正如詩歌隻與詩人有關的想法是反詩歌的。”點齣科學與人文之間相融閤的道理。科學與人文之間有很多共通的語言,偏執其一科學就不是真正的科學,人文也就不成其為人文瞭。加西亞?馬爾剋斯認為聯閤國教科文組織有關科學、教育、文化的錶述不清,讓人誤以為科學、教育、文化是三碼事(其實是一碼事)頗有微詞,加西亞?馬爾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拉丁美洲的孤獨》,李靜譯,南海齣版社2012年版,第37頁。也就不覺得突兀瞭。 在過去科學與人文都勢不兩立的情況下,人們自己反而早在科技發展“善”的光環中衝昏瞭頭腦。在享受科學進步的成果時,人們從未想到要將人文思維吸收進科學的成就。例如,人們隻知核電有益於現實人生,卻不知核廢料將貽禍幾代子孫,核武器更可能使地球迴到最初的原點。人們在智識大開猛然醒悟之後,終於看到擺在無限製的科學研究的前方竟是如此凶險萬狀,人們也已知道科學就像一把“雙刃劍”,意外的是這樣的覺醒竟成為人們挽救自己的一綫曙光。人們認識到自己纔是可能釀成災難的始作俑者,人類既是可怕的肇事者,但也是潛在的拯救者。但對於科學思維有新的反省,並不容易徹底解決科學造成的規範失序與禍害蒼生的現象。人們應該認知,除瞭科學傢自救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救世主會挺身而齣,這是科學傢們當仁不讓無可推卸的義務。質言之,科學傢們必須重新進行自我調整,另行確立以“人類利益至上”、“以人的需求為本”的新的價值觀,在科學研究中重新詮釋“至善”、“義務”以及“罪惡”的意義,一改過去隻熱衷戰鬥(研究)卻漠視應有崇高道德修養的騎士精神。而拜科學傢的自覺和學科分類的專業化思潮,各種科學倫理學科如“地球倫理”、“生態倫理”、“科技倫理”、“生命倫理”、“醫學倫理”等規範性的倫理學門,也迅速地發展成新一輪學術網絡聚焦的光點,從而開啓瞭倫理學史上的新篇章。 生命倫理原就是倫理學的一部分,如今更成為當代極為重要的論題。尤其隨著生物科技的一日韆裏,現代醫療技術對人的生、老、病、死展現強烈的乾預與操縱,各種睏惑人心的尖端醫療縈繞每個人的身邊,如人工流産、腦死判定、安樂死以及與這有關的生前預囑、健康照護的有效法定代理人,以及代理孕母、生殖技術與復製技術、基因改造設計嬰兒、同性戀等問題。這些問題可都是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但歸根結底,生命倫理牽涉的最核心課題,仍是韆古以來倫理學乃至於哲學的根本議題——人的基本價值,即“人是誰”?人有何生命的特質、價值與意義?常言道,生命的本質是一切實在的本質,如將生命尊嚴作為整體成為考察的資料和知識的背景,一切醫療科技和理論、知識和方法、功能等都得重新評價。因此,要解決科技應用所帶來的倫理問題,要想撥雲見月,除卻人類心靈的茫然與睏惑,維護人的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我們就必須迴到生命倫理思維的最根本之處,亦即人的主體性,去建立對真理、對生命的基本認識與瞭解。換言之,就是錶現以同理心、悲憫心在各種紛擾不已的倫理爭議中做齣平衡的判斷。值得提齣的是2013年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以其非凡的方式,對於墮胎、同性戀、避孕等棘手問題,不執著於“眼光狹窄的規定”,強調以同理心處理讓自己成為世界良知的新生因,而在僅就任幾個月獲選為“時代”雜誌封麵風雲人物。可預見的是一種天主教的新倫理觀將影響世界。 在生命倫理與醫學領域中,埃德濛?佩萊格林諾(Edmund D.Pellegrino)認為醫學在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構築瞭一座獨特的橋梁:“醫學是科學學科中最人道的科學(the most humane of sciences),是最經驗主義的技藝,是人文學科中最富有科學性的學科”。“醫學人文主義已獲得瞭其救世主的地位。這個地位赦免瞭當代醫學的可以察覺到的罪惡。這些罪孽的罪名很長,五花八門,有時互相矛盾:什麼過於專業化、技術主義、過於職業化,對個人的價值和對社會文化價值缺乏感知(麻木不仁),對醫師的作用的解釋過於狹隘,治療多於關懷,對預防、患者參與,以及對患者的教育強調不夠。醫術講得多,人文關懷講得少,行為科學不足,經濟誘因太多。”佩萊格林諾這段話正充分地反映齣醫學與倫理學之間方方麵麵的衝突。在生物科技生命倫理衝擊的議題上,日本生命倫理學學者森岡正博教授提齣一個“沒有根據的樊籬”概念,他認為縱使因科技介入而有助於某些人的治療,但仍然希望人類的生命中有一個絕對不可侵犯及介入的地方,而這樣的信念就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樊籬”,這種“沒有根據的樊籬”乃源自一種“根源性安全感”,一旦科技過分介入人類的生命,科技將不知不覺、有係統地剝奪我們的“根源性安全感”。森剛正博:“‘沒有根據的樊籬’與‘根源性安全感’論基因科學的規製”,載基因科技倫理、法律與社會議題國際研討會,颱灣大學日本宗和研究中心,2001年5月26日。我們常說,在醫學的實踐及醫學人文的麵嚮,人文關懷的核心問題是去關懷我們自己以及彆人,有德性的醫師會在醫療行為中培養齣對於病患愛的情懷、關懷性的關係,自然不會隻專注於醫療技術的運用,不會關注於醫療的成就和功績,而也會遵循醫學倫理道德原則。 實際上,倫理學本來就是人文科學之一,其內容涉及道德,涉及風尚,涉及有道德價值的所有東西,並被視為是人的行為準則。在醫學領域中,與生命攸關的問題如能離開單純的技術環境,在倫理學的範圍內,比如在道德的、哲學的、曆史的以及文學觀念中重新被捕獲,就不至於迷惑於樂觀主義對醫療科技功能的期待,而置人文關懷於不顧,也不至於自陷於科技悲觀主義者一味地反對科技的深層發展,如此之下,當能建立醫療科技與倫理之間有機與穩定的關係,而臻於一種理想境界,這個境界用個最普通的字眼,就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