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Historical Memory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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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首先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历史进行了回顾，讨论了近年来“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也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和近年的相关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摘引了一些发表于50年代的对“民族识别”工作的总结，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具体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应用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土族的“族源”文献考察、族名的历史演变、外国访问者的日记描述、历史档案记载、口述调查笔录，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土族“族源说”，各村的村史和家谱，干部和民众对成立土族自治县的讨论等等。内容生动朴实，是难得的实地调查访谈材料。在当地调查中发现的普遍而大量的族际通婚现象，以及不同居住地土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语言、通婚、族源等），都向我们展示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他的调查材料表明，各地群体的认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在访谈中有的学者指出：“不少的部落以前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少数民族吃香时，就改为少数民族；到了汉族政权控制时，又变为汉族，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作者简介

　　祁进玉，青海互助人，土族。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系主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2010.6-9）、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2.7-2013.7）、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海外研究学者（2014.12-2015.2）。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3年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性与文化研究，宗教、生态与教育人类学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专著《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2008）获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编著《文化研究导论》（2013）、主编论文集7部。主持国家软科学和国家社科基金各l项，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

目录

序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族群民族主义”及其滥觞
三、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
四、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
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的历史背景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的理论建构
三、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四、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

第三章 中国土族之形成及其演变
一、土族族源考：“源”与“流”之争
二、霍尔与土族
三、吐符浑与羌：同化抑或互融
四、吐谷浑与土族：源流之争的延续
五、土族名称的历史演变
六、土族的政治制度

第四章 土族族源研究：基于文本与口述史
一、作为他者的土族民族志
二、认同与建构：土族族源的他者叙事
三、族谱、村史与民族史
四、历史记忆与族群迁徙史

第五章 从土人到土族：土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
一、族群分布与地域差异
二、从名到实：土族的民族识别与自治
三、名从主人：从“土人”到土族

第六章 从多源到多元：土族的信仰与宗教
一、祖先崇拜和自然神信仰
二、喇嘛教——土族地区的寺与僧
三、民间道教多神信仰
四、“家神”信仰与“猫鬼神”禁忌
五、巫师与阴阳师
六、灶爷和财神信仰
七、民间信仰的萨满教遗俗——“孛”
八、文化与宗教的多元认同

第七章 语言接触与文化涵化：河湟流域的民族融和
第八章 从多元到-体：现代土族的文化与政治重构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奠基工程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在进行了，“民族识别”这一过程本身不仅仅受到前苏联民族理论以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影响。从19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霍斯到克拉克与巴斯顿等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j分法，然后到20世纪初期的戴维斯分类法，实际上依稀可见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分类”的学术话语以及无处不在的学术影响。从上述的分析清晰可见，从20世纪初期以来，前苏联与英法等国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及其分类方法对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力。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场关于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宏大叙事与民族分类学知识谱系的科学普及过程，同时也对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们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种影响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丁文江、李济、林惠祥、凌纯生、芮逸夫、马长寿等前辈学者的表述中一窥端倪。美国学者墨磊宁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对于20世纪之初到了云南的戴维斯所创的“戴维斯分类法”及其学术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的讨论。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论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引起争议，它的内部形成是如何复杂，使得它成形并保持地位的商业或学术网络多么庞大，这些都不重要，只有此项工程的投入和产出是重要的。”康·阿尔玛兹（AlmazKhan，1996）指出，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揭示和反驳，称其是“非科学的”是不够的，这样做只能限制了可以提出问题的范围。墨磊宁（ThomasMullaney，2004）则通过对1954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实地调研，旨在“对此项工程在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学者称之为'黑匣子'之前的那个历史时刻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规模和其影响上说来是巨大的，然而其基础和执行却是薄弱的。这个工作是一个里程碑，它影响了后来所有有关中国民族学知识的模式，其所形成的“棱镜”不可避免地反射出我们后来对中国民族组成的理解。然而同时，因为这个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它的薄弱性远远没有为公众所认识。同时，墨磊宁也分析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分类方法，主要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民国时期继承而来的。其结果是，共和国时期研究者所发展的分类结构上有着明显的20世纪30~40年代时期研究的烙印。然而，尽管有这种民国时期的血脉传承，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J_作没有中央集中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现在来看，无论是20世纪早期克拉克、巴斯顿及戴维斯等人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及其民族分类法，还足芮逸夫对中国民族的62种分类法，或者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其实质都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于一些人类共同体的划分、确认、分类及其识别，就这件工作本身而言，就是一件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高度概括与提炼各个人群共同体的特点，从而得出其所属与归属的结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生成”与“知识建构”的知识生产过程，其最终产品便是那些被分类、识别了的自在的民族共同体。这个被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文化产品或事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这种知识生产过程是否存有遗憾或瑕疵，并评价其效果。直到今天，对于民族识别的实践考验仍在继续进行，同时，组成人群共同体的自身或外部力量继续推动有关“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知识建构和知识生产的文化再生产运动。土族的民族识别与土族现代民族意识及其凝聚力的形成，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上述有关“知识生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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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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