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野叢書 雪崩何處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編輯推薦

　　★《雪崩何處》是著名文學評論傢李陀首部個人文集，三十年中國文壇現場紀錄；

　　★李陀數十年來在文學藝術領域重要的評論文章閤集；

　　★李陀數十年深度參與文化界的思考成果的記錄，稱得上是中國當代文藝的見證者，其中有許多如今讀來依舊振聾發聵的犀利意見；

　　★一本關於中國當代文藝生長、流變深刻的全景式紀錄。

海報：

內容簡介

　　視野叢書（6冊）由北島發起、主編並作總序推薦，張承誌、徐冰、李零、韓少功、汪暉、李陀等集體呼應，集閤瞭六位中國當代活躍在文藝領域的至為重要的作傢、批評傢、藝術傢，由他們梳理自己的成長經曆和思考脈絡，精選齣足以體現這六位作者數十年來思想精髓的代錶作。視野叢書高度濃縮地呈現瞭當代中國極具創造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寶庫。視野叢書文字可讀性強，麵嚮普通讀者，讓他們得以循著文化思想的脈絡，追蹤當代中國的種種問題，獲得思考的樂趣。

　　李陀從80年代至今，一直是文學評論界的重量級人物，也是中國當代文藝變遷的深度參與者。《雪崩何處》收入其從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紀不同階段的評論文章，從中清晰可見一條中國當代文化流變的綫索。作為對文化與時代的思考成果的記錄，作者的觀察與批評具有寬闊的視野和理論的功力，其中有許多如今讀來依舊振聾發聵的犀利意見。《雪崩何處》全書係統呈現瞭當代中國文壇的思想交鋒，提供瞭一份探知重大爭論的路綫圖。

作者簡介

　　李陀，原名孟剋勤，曾用筆名孟輝，杜雨，達斡爾族，中國電影編劇，著名作傢、理論傢，文學批評傢。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他們穿越時代與個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閱曆與寫作，在不同的坐標上互相輝映。

　　——北島

目錄

“視野叢書”總序

寫在前邊的話

第一部分.在小眾菜園上的九個帖子

吳亮緻李陀（2005.05.26）

我對文學不抱幻想

李陀緻吳亮之一（2005.06.02）

吳亮緻李陀之二（2005.06.03）

論私人化寫作的公共性及社會性

吳亮緻李陀之三（2005.06.04）

我們，期盼，以及迷惘

吳亮緻李陀之四（2005.06.06）

壓迫、反抗、以及批判

也說壓迫、反抗和批判（2006.06.14）

再答吳亮

吳亮緻李陀（2005.06.15）

吳亮緻李陀（2005.06.15）

李陀緻吳亮（2005.06.16）

第二部分.八十年代的五篇文章

意象的激流

閱讀的顛覆

——論餘華的小說創作

昔日頑童今何在？

也談“僞現代派”及其批評

1985

第三部分.從哪裏開始轉嚮

雪崩何處

現代漢語與當代文學

丁玲不簡單

——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産中的復雜角色

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

——兼談毛文體

第四部分.一個新視野：大眾文化研究

開心果女郎

《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序

失控與無名的文化現實

第五部分.關於九十年代的大分裂

讓爭論浮齣海麵

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裏？

第六部分.三篇評論，一篇序言

一隻色彩斑斕的牛虻

——喜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觀後

腐爛的焦慮

——評格非短篇小說《戒指花》

徐冰，現代藝術的叛徒

——評大型裝置作品《鳳凰》

《波動》序言

——新小資和文化領導權的轉移

精彩書摘

　　丁玲不簡單

　　——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産中的復雜角色

　　由於知識分子曾在各種“運動”中都處於一種被批判、被改造、被“整”的地位，更由於為人們普遍熟悉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悲慘的故事，這樣一個印象可以說是非常普遍的：在種種政治壓力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言說不僅經常被限製甚至被壓迫，而且他們的纔華、熱情和創造能力也大多被擠癟、壓乾，一個個都成瞭被動的、機械的“齒輪和螺絲釘”—總之，那是一段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受難史。使這一印象不斷得到印證的事實是：許多“受難”的故事，都是有親身經曆的知識分子自己講齣來的。於是，它們就成為無可懷疑的曆史。

　　然而，這樣一個“受難史”是可以質疑的。

　　問題並不在於這受難史的敘事是否符閤事實。如果考慮到一切“曆史事實”都是某種敘事，都是在特定的條件下被作為一種話語生産齣來的，則“曆史事實”並不如通常人們想得那麼重要。我以為更有意思的倒是：關於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境遇能否講齣另外一個故事？特彆是：考慮到壓迫/ 反抗作為一種敘事方法，常常為曆史寫作所特彆愛好，幾乎成為一種固定模式，我們可不可以將這把敘事的剪刀——這把剪刀常常把“曆史”修剪得整整齊齊——扔掉，講一個復雜一點的故事？還有，這個故事的復雜程度能否顯示齣知識分子在迴顧曆史時，還有許多新的可能性，可以采取新的立場和態度？等等。這些都值得嘗試。

　　我想對丁玲一生中的某些言說做分析來進行這個嘗試。

　　一

　　丁玲的小說如同她同時代的許多作傢的作品一樣，是中國現代文學還不成熟、正在蹣跚學步的典型錶現（這種學步是在發生著巨大社會變革的環境中進行的，充滿瞭種種乾擾和艱險）。然而，除瞭很少數的研究者對她的小說“缺乏多樣化和復雜性”有所批評，文學史傢和批評傢都對丁玲的作品給予瞭非常高的評價，無論是其“思想”還是“藝術”。但是，隻要把丁玲的作品拿來和1985 年之後齣現的任何一個優秀作傢的小說略作比較，就很容易看齣前者的淺陋和粗糙。應該公正地說，這種在小說敘事技藝上的幼稚，並不一定是丁玲的纔能不夠，而更多是時代的局限。隻要想一想，那時候距新文學革命的發動纔二十餘年，我們也就不能對那個時代的寫作過於苛求。何況，其間前後還畢竟齣現瞭魯迅、蕭紅等幾個大手筆，他/ 她們寫作上的早熟，大約是永遠不能清楚解釋的奇跡。不過以上的這些看法，已經遠遠超齣瞭對丁玲小說的評價，涉及如何看待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大問題。這不是本文的任務，丁玲小說的高低優劣，也並不是本文的主旨，這裏隻是順便提及而已。

　　丟開丁玲小說的藝術成就不予理會，我們可以集中注意力，單純地把丁玲當作一個文學話語的生産者來看待；此外，由於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還曾幾次擔任文藝工作的領導職務，因此我們當然也會注意到，她同時還獲得一種有官方權威所支持的文學話語生産的監督者的地位。這樣看丁玲，就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提齣一係列問題：丁玲的寫作在革命時期的話語生産中扮演瞭什麼樣的角色？占據瞭什麼樣的地位？作為一個多次受到壓製和迫害、經曆瞭多年苦難的作傢，其作品和言論在話語層麵上和主流話語的關係又如何？如果我們用毛文體這個概念來錶述以毛澤東為象徵的那一段革命時期的主流話語，則還可以問：丁玲在創作中怎樣處理她的寫作與毛文體之間的關係？她是否進入瞭毛文體所規定的話語秩序？在進入過程中有過反抗嗎？進入後有過動搖嗎？最後，多年的壓迫和磨難是否使她對毛文體有瞭新的態度？是否有瞭走齣毛文體來言說和行動的要求？

　　由於知識分子在革命中“受難”的說法相當普遍，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和迴答就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丁玲受難的曆史，在同代知識分子中是一個代錶，對她進行分析所得的結論也應該有相當的代錶性。其實我們對於丁玲提齣的這些問題，同樣可以嚮絕大多數在革命的旗幟下生活過、寫作過的知識分子提齣。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應該不是作為某種學術來研究，而是由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每個人都用這些問題或類似的方式嚮自己追問，並且做齣老老實實的迴答。然而，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為事實上他們已經巧妙地迴避瞭這些問題—除瞭種種復雜的曆史機遇之外，被稱為“一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提供瞭一個絕好的機會：“浩劫”使人人都有苦水可吐，“痛說革命傢史”；“浩劫”使人人敢於指責毛澤東，說他犯瞭這樣那樣的嚴重錯誤。因而“浩劫”也就提供瞭“嚮前看”（今天真正變成瞭“嚮錢看”）的語言，人人都免於嚮後看去追究自己的過去。

　　遺忘或者逃避曆史是人的通病，或許我們不該過於苛刻。

　　二

　　1981 年9 月，大難不死的丁玲，應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邀請到美國訪問。不難想象，人們在接待這位來訪者時是多麼好奇。其時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傢還沒有解體，冷戰的格局依然嚴重地製約著西方人的頭腦和語言。何況丁玲又是那樣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人物：“‘五四’的女兒”、二三十年代交替時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魯迅所稱贊的“唯一的無産階級作傢”、 延安革命文藝的領導人、差點和彭德懷將軍結婚的革命女性、著名的雜文《“三八節”有感》的作者、最後—作為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難二十多年，在“文革”後又終於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歲的高齡老人。特彆是丁玲最後這一段受苦受難的生活，更容易激發被冷戰意識形態凍結在壓迫/ 反抗層麵上的人們的想象力。那些在美國各地熱烈歡迎丁玲的人當中，期待從她那裏聽到新的叛逆語言的人自然為數不少，盡管這些人各自的政治立場、心理動機或許全然不同。然而丁玲讓他們徹底失望瞭。

　　丁玲在一篇名為《養雞與養狗》的訪美散記中，記敘瞭這樣一次經曆：在一個聚會上，丁玲被問到是否在北大荒養過雞，她不僅迴答確實養過雞，而且還說：“養雞也很有趣味，在生産隊為國傢飼養幾百隻雞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們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雞蛋嘛！”這樣的迴答，當然遠遠違背瞭問者的期待，以至於竟有人當場十分不禮貌地質問丁玲：“一個作傢，不寫文章，卻被罰去養雞，還認為養雞很有趣味，我真難理解，倒要請教丁女士，這‘意思’不知從何而來？”這樣的對話自然不會愉快，當幾位太太先生喋喋不休地大談養狗經的時候，丁玲乾脆躲到洗手間裏去瞭。

　　丁玲描寫的這次交談的障礙並不是一件復雜的事，但是值得深入地分析，因為其中包含著很復雜的內容。丁玲的“養雞有趣”論，為什麼使問者那樣惱怒？恐怕並不是由於他們具有多少正義感，從而為丁玲的遭遇抱不平。起碼這不是主要的。我以為更重要的是丁玲的迴答無意中對問者確信不疑的壓迫/ 反抗模式實行瞭一次嚴重的打擊。這打擊使人惶惑。其實不奇怪，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傢之外的人們，已經如此習慣這個模式，以至於一涉及蘇聯、東歐、中國，問題馬上就是：有什麼壓迫？有什麼反抗？他們中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提問題的方式本身，就是以冷戰為基礎所形成的西方資産階級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為此，他們很難明白，以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方法去研究社會主義國傢，是如何難以把握其中的復雜性。當然，我如此說並不是要申明在社會主義國傢、在中國就從來沒有壓迫，也根本沒有反抗。問題是隻壓迫和反抗著眼並不能解釋許許多多的問題。丁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丁玲於1978 年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時已七十四歲；1979 年恢復黨籍，並在作傢代錶大會上被選為作協理事、副主席；1980 年中國共産黨中央正式批準改正“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集團”的兩個錯案，徹底給予平反。這一連串的改正和平反，整整曆經三年。這三年中丁玲雖然已近八旬，卻十分活躍，除發錶瞭短篇小說《杜晚香》和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裏》（部分章節），還寫瞭很多文章，做瞭多次的講演。在這些寫作和言說活動裏，丁玲錶現得相當熱情、直率，喜歡對各種問題發錶意見，而且常常直言不諱。人們從她的這些作為裏，依稀還能見到年輕時代丁玲的影子。但是，對這時期丁玲的文章言論略做檢查，我們就會發現其中並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更不必提異端邪說或不同政見。以壓迫/ 反抗模式來度量，一個有受壓二十多年的苦難史的作傢，似乎應該以某種不同的語言來錶達她的反抗，或者說她的抗議。退一步說，即使作傢不提齣正麵的抗議，她至少也要認真、嚴肅地迴答如下的問題：二十多年的苦難究竟使她有瞭哪些思考？她怎樣解釋自己所受的冤屈？特彆是，受冤屈的不是她一個人，還有五十多萬知識分子都與她共命運，她又該對此做什麼樣的申明？她是否意識到這些事的嚴重性，以至於她應該對她親身經曆的曆史做一次全麵的批判？諸如此類。但是，檢索丁玲在這幾年中所發錶的重要文章和言論，例如《 講一點心裏話》《我這二十多年是怎樣過來的》《談談文藝創作》《作傢是政治化瞭的人》《生活、創作、時代靈魂》《文藝創作的準備》，我們不僅會感到失望，而且還感到難堪。因為這些言論不過都是當時流行的一些時髦的套話，而且丁玲對它們運用自如。

　　1980 年6 月，丁玲應邀在文化部文學講習所做瞭一次報告，後來這講話又在9 月6 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齣。12 在這篇報告裏，丁玲提齣瞭一個人們都非常關心的問題：“人傢問我，你這二十多年怎麼過來的？”—對這樣一個問題，丁玲當然應該有許多話要說，而且問者當然要期待這些話中含有二十多年的苦難纔能磨煉齣來的智慧。然而丁玲的迴答是：“我可以說一點，就是二十多年來，我很少感到空虛”，“因為我堅信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堅信經曆瞭半個世紀復雜鬥爭的中國共産黨的核心力量始終是健康可靠的”，“因為我走到哪裏，到處都看到純樸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嚮榮的社會主義事業，我走到哪裏都是熱烘烘的”等等。作為一個具有“我是個共産黨員！現在戴瞭帽子，但骨子裏我還是個共産黨員！”這樣堅定信念的黨員作傢，丁玲當然有權在其言說中鄭重宣布自己的立場，即使這種宣布是些套話。但是，對於諸如“反右”、“文革”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一個作傢，哪怕是黨員作傢，也是不好用流行的套話去搪塞的。這一點，丁玲感覺到瞭，所以她又激動地說瞭如下一段話：“我就猶豫過，我要不要把心裏話講齣來。我七十多歲瞭，我坐過國民黨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過‘四人幫’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囑咐的那樣，不問外事，不說話，渾渾噩噩混日子嗎？難道我是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的人嗎？我不能這樣，我認為看破紅塵的人是最自私的人。”我們可以相信丁玲的話是真心話，但是她的心裏話卻叫人失望，因為它不過是“反封建”：“從1919 年，我十五歲就開始反封建，現在六十年瞭，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文藝界是吃瞭大虧的，根子是什麼？我尋求著迴答。有的同誌說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體錶現在什麼上呢？……它在文藝界的錶現就是宗派主義”。應該承認，如果從政治層麵評價丁玲的“反封建”言論，言者還是錶現瞭一定的勇氣的，因為這與當時的正統觀念不很一緻—在中國共産黨內部，關於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要不要“反封建”的問題，一直有著激烈的爭論；持“反封建”意見者雖也有一些“老革命”，且在普通黨員中有相當普遍的支持，但從來沒有占上風。不過，從話語層麵看，丁玲的這些言說及其勇氣的意義實在是非常有限的。曆史上經常有這樣的情形：在政治鬥爭中對立的雙方，並不一定在話語層麵上對立，相反，鬥爭的雙方更多是分享同一種話語。不僅是“反封建”雲雲，仔細查看丁玲被“解放”後的所有言說，其實從來沒有超齣過毛澤東的詞語係統，包括這些言說中的修辭技巧和錶達方式，也都沒有超齣毛澤東所規定的文風。簡言之，丁玲的“心裏話”無論怎樣誠懇和大膽，都是某種毛文體的再生産。這種再生産其實正是主流意識形態所需要的。

　　總之，受瞭二十多年苦難的丁玲，並沒有什麼“反抗”。相反，在1983 年開始的“反對精神汙染”運動中，“丁玲是極力主張清除‘精神汙染’的作傢之一，而且是這一派作傢的精神領袖。於是，她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後，輕而易舉地又得到瞭一頂‘左派’的桂冠”。

　　丁玲這個現象不那麼簡單。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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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文壇事，都在此書中，好看，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