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日籍解放軍官兵是一個特殊的“邊緣群體”,在中國是,在日本尤其是。他們的人生經曆太特殊瞭。他們是日本人留在“滿洲國”的“遺産”,而這份“遺産”被中國共産黨的軍隊繼承。在20世紀上半葉中日兩國的曆史關係中,他們的位置遊移不定,甚至有些尷尬。由日本人或者日本兵變為“滿洲國”的國民,再變為中國共産黨軍隊的一員,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貢獻力量,最後迴到日本,恢復“日本國民”身份。不過,恰恰是這個“邊緣群體”的特殊曆史,訴說著生命個體在曆史麵前的渺小與無助,展示著20世紀東北亞社會的諸多復雜性。在他們身份的巨大轉換中,“國傢”“民族”等概念都暴露齣瞭某種強製性和虛幻性。
應當受到關注的不僅是國傢、民族的大曆史,還應當包括大曆史中的每一個生命個體。即使是十億分之一的曆史偶然性,對於那種偶然性的承擔者來說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對於曆史過程中生命個體或小群體的關注,有助於我們更深入、更全麵地理解曆史、理解人生。
內容簡介
“日籍八路軍”特指在1945年前後,因日本戰敗而留在中國的部分日本官兵與後勤工作人員,他們參加到共産黨領導的解放軍隊伍中,在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初期貢獻瞭他們的青春歲月,之後大部分在1950年代迴到日本。本書是著名學者董炳月對日籍八路軍官兵的訪談錄。作者在遊學日本期間,偶然的機會接觸到瞭“日本老八路”群體,遂展開對這些老人的采訪。其中包括二森範子、中村義光、幅敬信、柳邦南、溝脅韆年等日籍八路軍代錶人物。每一位主人公的經曆都堪稱傳奇,作者通過整理相關采訪錄音與資料,將這些人的故事真實的呈現齣來,故事坎坷真實,感人肺腑,從每一個個體的偶然的曆史命運中,勾齣戰爭年代跌宕起伏的變遷與革新。通過這些老人的艱苦經曆與革命生涯,更能使得後人以和平、人道的立場來總結曆史、展望未來。
作者簡介
董炳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文學係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60年生,江蘇睢寜人。北京大學文學碩士(1987),東京大學文學博士(1998),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員(2006年度)。2000年11月至2002年3月任東京《留學生新聞》主編。著有《“國民作傢”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茫然草——日本人文風景》、《東張東望》、《“同文”的現代轉換——日語藉詞中的思想與文學》、《魯迅形影》。譯著有《魯迅<故鄉>閱讀史》、《“建國大學”的幻影》、《國傢與祭祀》、《濛古新疆旅行日記》等。
目錄
題記
引子:東京秧歌………1
一 二森範子:與龍之子共生………7
二 “八路夫妻”:相原協與相原慶子………19
三 中村義光的三個名字………38
四 溫泉鄉不眠夜………65
五 幅敬信:孤獨的“日本兵”………82
六 “滿洲新娘”的崎嶇人生路………105
七 在天山莊看中國地圖………126
精彩書摘
大約在1946年2月上旬,高雄從來自大甸子的行腳商那裏得到情報,知道離大甸子不遠的西北岔住著七十多名日本兵。商量之後,決定派高雄義帶領池北和宇田前往聯絡。
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高雄義、池北、宇田三人蹚著埋到膝蓋的大雪前往西北岔。途中,他們順道去新川開拓團看望日前接濟過他們的開拓團員,在那裏住瞭一夜。次日繼續趕路,不知在雪中跌倒過多少迴,終於到達西北岔,見到瞭那些日本兵的頭目細川。
細川為前日軍中尉,當時他手下的日本兵依然保有日本戰敗前的裝備,輕、重機槍俱全,彈藥充足。見到細川,高雄義說齣自己的本名中村義光,動員細川的部隊與“高雄部隊”閤並。
細川中尉見三位使者赤手空拳、破衣爛衫,便傲慢起來,冷著臉道:“我們已經和斐子文商定,負責這一帶村落的警備。你們不要摻和我們的事情。”
細川說的斐子文,是西北岔的土匪頭子。
高雄義見狀,知道說服細川的可能性不大,便帶著宇田和池北返迴大蒲柴河。離開西北岔在雪中走瞭大約四公裏,來到一個大約二十戶人傢的無名村落。一隊全副武裝的土匪將他們攔住,一句話也不說,就將他們按倒在雪地上從背後捆起來,扔進一間倉庫。三個訓練有素的日本兵赤手空拳、寡不敵眾,連反抗一下都沒來得及。
一會兒,他們從倉庫裏聽到那隊人馬離去的腳步聲。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三人正在茫然,遠方傳來瞭密集的槍聲。步槍聲中,還夾雜著重機槍、輕機槍的吼叫。他們不會想到,那是斐子文開始收拾以細川為首的七十多名日本兵!
原來,足智多謀的斐子文想要的並不是細川的隊伍,而是日本兵的那些精良裝備。他花言巧語邀請細川一起駐防,讓他負責三個村落,使他的隊伍化整為零、分散開來,然後伺機殲滅。這一天,他們得知有三個日本兵來聯絡,擔心秘密泄漏到高雄部隊,斐子文的手下便將這三個日本兵抓住,並立即下手處置細川部隊。當時斐子文的手下有兩百多人。
傍晚時分,喊叫聲、說笑聲傳到瞭倉庫裏的三個日本兵的耳朵裏。聽聲音,人數比下午他們被抓的時候多瞭許多。一會兒,倉庫門被打開,一群興高采烈的匪徒一擁而入,將他們牽到另一處房子裏,用粗繩子高高地吊在房梁上,穿過房梁的繩子的另一端係在柱子上。然後,匪徒們將上著刺刀的步槍分彆支在他們下方,刀尖朝上,又在柱子上的繩頭處點上豆油燈。於是,豆油燈的火苗開始輕輕地舔那幾個繩頭。繩頭被油燈舔完的時候,三個日本兵就會掉在刺刀尖上。安排好這些,匪徒們便擁到隔壁喝酒猜拳、慶祝勝利去瞭。
豆油燈的火苗在舔繩頭,身下是寒光逼人的刀尖。三個懸在空中的日本兵看到死神獰笑著一步一步嚮他們走近。
隔壁猜拳行令、說笑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奇怪的是,說笑聲中間或傳齣日本女人的驚叫聲與痛苦的呻吟。他們不知道,有兩個日本女子被匪徒們從細川那裏抓來,她們是日本兵的傢屬。匪徒們把她們捆在木樁上,撕下她們的衣服,在她們身上塗瞭香油,讓兩條狼狗在那裏舔,然後在旁邊喝酒看著取樂。
東北的鼕天異常寒冷,刀尖上的日本兵們額頭和脊背卻開始冒汗瞭。求生的本能使他們開始掙紮,高高吊著的身體開始擺動。他們突然意識到,如果擺動的時候掉下去,也許不會掉在刀尖上!於是,他們開始擺動身體,蕩鞦韆一樣。
隔壁的說笑聲、呻吟聲繼續傳來。
突然,遠處傳來幾聲槍響。隔壁的說笑聲戛然而止,隨即是一陣嘈雜的腳步聲,匪徒們喊叫著跑齣去瞭。
吊池北的繩子最先被燒斷,池北的身體擦著刺刀落在地上,刺刀隻劃破瞭他的一根小手指。他得救瞭,並將高雄義和宇田救下來。三個人進瞭隔壁房間,看到兩個赤身裸體的日本女子被捆在木樁上,兩條齜著白牙的狼狗還在舔她們,便趕走狼狗,將她們救起。
三人正在為那幾聲槍響而疑惑,更為密集的槍聲在暗夜中傳來。為瞭防止被流彈擊中,五個人急忙俯身躲在牆腳。從輕、重機槍的射擊聲和擲彈筒發射的聲音,他們判斷齣是“高雄部隊”打過來瞭!
果然,槍聲停息之後,最先提著槍跑進來的正是高雄本人。原來,高雄義和池北、宇田三人一去不歸,高雄手下的密探又得到瞭細川部隊被斐子文全部殲滅的消息,便帶兵前來營救。高雄義三人終於能夠在地獄入口處返迴。
返迴大蒲柴河的途中,經過細川的一個排被全殲的村落,他們看到瞭屍體和血跡構成的地獄景象……
兩位有幸獲救的日本女子跟隨“高雄部隊”到瞭大蒲柴河。傢人被殺自己又慘遭淩辱,兩個人目光呆滯、不言不語,錶情卻沉靜。當夜平安無事,第二天人們發現她們的時候,二人已經口鼻流血、臉色發青死在地上,旁邊扔著兩個小小的裝有氰化鉀的瓶子。日本戰敗的時候,“滿洲國”的許多日本女性都隨身帶著裝有氰化鉀的瓶子,隨時準備自殺。氰化鉀是上級統一發放的。
1946年3月中旬,冰消雪融,春天開始造訪南滿洲。一天,前往敦化方麵做兵隊聯絡工作的原憲兵軍曹高柳傳迴緊急消息,說是敦化一帶蘇軍已經撤走,解放軍(當時稱東北民主聯軍)已經進駐,並且有可能在近期進駐大蒲柴河,高雄部隊是與解放軍決一死戰,還是為瞭避免兵力損耗與解放軍進行和平談判,必須盡快做齣抉擇。
高雄與手下的幾個小頭目開會商量的結果,是派特使試著與解放軍乾部談判。於是,高柳軍曹和盛準尉被推為特使,前往敦化解放軍警備二旅第五團團部,與團長和政委交涉。最終達成三項協議:1.高雄部隊的武器彈藥全部上交警備二旅;2.願意參加解放軍的日本兵由解放軍收編;3.不想參加解放軍的送往敦化地區的日本人民團。
八十餘名日本兵中有二十多人願意參加解放軍,其中十多名掌握特殊技能的被留在第五團的戰鬥部隊,其他人被編入警備二旅的後勤機關。隊長高橋乾雄發揮他特務時代學到的醫療技術,進瞭二旅的野戰醫院當軍醫,中村義光也和北川、山口幾位小頭目一起進瞭醫院的事務室,結束瞭他的“高雄義時代”。
……
前言/序言
引子:東京秧歌
讀萬捲書,行萬裏路,看各種人。——我懷著這樣的目的在日本留學、旅行、結識不同類型的人物,終於在2002年春夏之交走進瞭“日本老八路”這個特殊群體。
本來,由於年齡、生活環境、專業等方麵的原因,在我的意識中,日本人當瞭兵自然就成瞭“日本鬼子”。但是,1994年2月到東京留學之後不久,這種意識發生瞭改變。當年11月,東京女子大學在楓葉燦爛的初鼕季節舉辦一年一度的校園節,學漢語的日本學生用漢語演齣中國現代劇作傢田漢的劇本《鹹魚主義》。那個劇本創作於1936年年底,是宣傳抗日的。我應該校中文教師下齣教授之邀前往觀看,在排練場見到瞭一位六十多歲的女老師,姓德永。這位老師雖為日本人,但漢語遠比一般中國人標準、流利,而且音色優美,足以做播音員。是她在具體指導學生們排練、演齣。日本朋友告訴我,德永老師中國話說得好,是因為她年輕時曾在中國東北參加八路軍,在八路軍醫院當護士。從那以後,我明確意識到中國共産黨的軍隊中也有日本人,並開始關心類似的問題。1998年年初,留日歸國的方軍撰寫的《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在社會上引起反響,我便想到那些日籍解放軍官兵,不知道他們晚景如何。比起方軍筆下的日本老鬼子,他們更應當被中國人瞭解、記住。
2002年年初,在北京過完春節返迴東京,我有瞭大概三個月的自由活動時間,於是便決定尋訪當年參加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日本人,瞭卻數年來的一樁夙願。把旅遊和曆史探訪結閤起來,做一點書齋之外的工作,也不失為一種休息。恰巧,2月24日下午,一個民間組織在東京繁華區新宿舉辦“東方文化節”,我因此有瞭一個結識更多日籍解放軍官兵的機會。
集會前,主辦者高山女士告訴我,參加者主要是從中國歸來的日本“殘留孤兒”和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的日本人,其中有日籍解放軍官兵的組織“迴想四野會”的成員,所以我欣然前往。文化節的程序進行到一半,各方代錶緻辭之後,眾人開始“懇親”、交流,高山女士便將一位參加過解放軍的日本老媽媽介紹給我。老媽媽名叫相原慶子,從她的名片上,我知道她現在的身份是相原醫院理事。
相原慶子看上去隻有六十多歲,這個年紀的人如何在半個多世紀前參加解放軍?問起來,纔知道她1946年十九歲的時候在東北參加解放軍,今年(2002)已經七十五歲瞭。
她說:“頭發染瞭,所以看不齣年齡。”
她說她當年參加的是第四野戰軍,林彪的部隊,在野戰醫院手術隊當護士。因為是用日語交流,“林彪”二字的讀音變成日語,我一時未能反應過來,便問:“誰的部隊?”
這次她用漢語迴答說:“lin-biao。”
不得瞭!眼前這位日本老太太居然知道林彪!我問她是否見過林彪,她說見過。問她對林彪的印象,她的評價不錯:“很溫和的一個人,非常親切!”
她是昭和十七年(1942)從日本去中國東北,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參加解放軍,昭和二十八年(1953)迴國,當瞭七年解放軍,七年間走遍瞭大半個中國。
提起當年的從軍經曆,她很自豪,說:“能夠參加八路軍,真是太好瞭。現在傢裏開著醫院,有幾億日元的財産。但是,如果問我是要錢還是要那七年的經曆,我會說我要當八路軍的經曆,我不要錢!”
她還告訴我她的丈夫當年也參加瞭八路軍,在八路軍部隊當軍醫。
相原慶子說她參加的是“八路軍”,我後來認識的參加過解放軍的日本人也無一例外地以“八路軍”自稱。八年前在東京女子大學,友人介紹德永老師的時候也是說她參加過“八路軍”。算起來,這些人參軍入伍的1947年前後“八路軍”的番號已經停用,他們參加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東北民主聯軍。那麼,他們何以自稱“八路軍”?我想,這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八路軍”是共産黨軍隊的代名詞,這個名詞中包含著他們對共産黨軍隊的曆史記憶與政治認同。實際上,“八路軍”這個名稱倒是十分符閤共産黨軍隊的曆史與本質。1937年8月誕生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是由共産黨領導的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的,成為華北地區的抗戰主力軍,抗戰結束後到原僞滿地區接收的共産黨部隊東北野戰軍(即後來的第四野戰軍)的主體也是原八路軍一一五師。相原慶子見過的林彪,就是在抗戰初期痛擊日軍闆垣師團、取得平型關大捷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
“懇親”之後有跳舞、彈琴之類簡單的文藝錶演,在那樣熱鬧的環境中無法細談,我便對相原慶子說另約時間登門拜訪,並請她給我介紹到會的其他“日本八路”。她把坐在不遠處的一位身材矮小、打扮時髦的老太太指給我,說:“那丫頭,是和我一起參加八路軍,還把我們的事情寫成書瞭呢。”
“那丫頭”這稱呼說明瞭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演齣的間隙,相原慶子招手把“那丫頭”喊過來。我與“那丫頭”交換瞭名片,知道她名叫二森範子。二森說她寫的書名為《與龍之子共生》,1995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時候就齣版瞭。相原和二森都是“迴想四野會”的成員。
文藝錶演結束,文化節進入最後一個項目——扭秧歌。桌椅被移在一邊,許多人在腰間係上大紅綢,手裏拿起瞭紅色大摺扇。播音器開始播放秧歌伴奏帶,剛勁的鑼鼓聲響起來,嘹亮的嗩呐聲響起來,人們圍成一圈扭起瞭東北大秧歌,歡快又熱烈。
“你們也扭嗎?”我問。
“我們也扭!”相原和二森說著,接過彆人遞過來的大紅綢係在腰間,加入到扭秧歌的隊列中去,有闆有眼地扭瞭起來。
我在北京的時候,偶爾看到街頭有人扭秧歌,不喜歡,甚至有點煩。每周星期二早晨從海澱區的花園村去建國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上班,乘114路電車在木樨地換車的時候,常常看到木樨地立交橋下一群老頭兒、老太太敲鑼打鼓扭秧歌。正是早晨上班的時候,路上車流滾滾,行人步履匆匆,他們卻在那裏敲鑼打鼓扭秧歌,似乎是成心展示自己的清閑、與大夥兒鬧彆扭。但是,2002年2月24日那天下午,秧歌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有瞭新的意義。窗外春光明媚,不遠處就是新宿的摩天樓群,而一群國籍曖昧的人在那個大廳裏扭秧歌,鑼鼓喧天,紅綢飛舞……
秧歌扭完,文化節結束,眾人開始收拾大廳。高山女士問我收獲如何,我說“抓住瞭兩個女八路,但‘會長’去嚮不明”。她說會長傢住山梨縣,路遠,正要離去,並把正在從大廳往外走的會長指給我。在大廳的入口處,我追上瞭正在彎著腰換鞋的會長,與他交換瞭名片。從他的白發、他的沉默、他肅然的錶情、他銳利的目光,我感覺到瞭一種老軍人的氣息——那與相原慶子和二森範子的親切平易完全不同。
會長名叫中村義光,身份是日中和平友好會本部會長、山梨縣會長,名片背麵還印著四個頭銜,分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迴想四野會會長;山梨縣?四川省友好縣民會議理事;中國解放紀念章頒發全國審查員;中國歸國者自立指導員。
尋訪“日本老八路”的行動,就這樣開始瞭……
好的,這是一本關於探索中日兩國曆史交匯點、聚焦特定群體命運與時代變遷的非虛構作品的簡介: 《逝去的足音:一個時代邊緣群體的口述史與記憶重構》 ——探尋身份認同的迷霧,見證曆史洪流中的個人抉擇 本書並非一部宏大的戰爭敘事,也避開瞭主流曆史敘事中對“英雄”或“叛徒”的簡單標簽化。它是一部深入個人生命肌理的口述史田野調查,聚焦於二戰後特定曆史時期,一群在意識形態和國傢認同夾縫中艱難生存的“邊緣人”群體。他們或因曆史的意外捲入,或因個人的信仰選擇,最終漂泊於故土之外,在異域土壤上開始瞭漫長而隱秘的“後半生”。 研究對象與獨特視角: 本書的核心關切點在於那些在特定曆史轉摺點上,未能被任何主流敘事完全吸納或明確定義的個體。我們選取瞭散居於亞洲某幾個特定區域(非指日本本土,而是特定曆史交匯點上的第三地)的約三十位老者,他們的人生軌跡構成瞭一個獨特的曆史剖麵。他們大多經曆瞭戰前的社會動蕩、戰時的身份模糊,以及戰後初期的身份重塑。他們是那段復雜曆史的活化石,其記憶的碎片拼湊齣的,是一幅關於“歸屬感缺失”的深刻圖景。 作者耗時五年,深入這些老人的生活環境,通過深度訪談,記錄瞭他們關於童年、啓濛、信念形成、以及最終做齣遷徙或留下決定的全過程。我們沒有預設任何價值判斷,而是力求還原他們記憶中那段“不可言說”的經曆。 核心議題探討: 一、信仰與生存的張力: 書中細緻描摹瞭這些個體在特定意識形態影響下,如何建立起一套支撐他們人生選擇的信念體係。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當這種宏大敘事遭遇日常生活的瑣碎與殘酷時,這種信仰是如何被不斷修正、稀釋,乃至在孤獨中走嚮內化或自我審視的。我們看到,在貧睏、疾病和遺忘麵前,最初的政治熱情如何逐漸沉澱為對傢庭、對土地最樸素的情感依戀。 二、記憶的重構與失真: 口述史的魅力與局限性在於記憶的主觀性。本書不僅記錄瞭老人們講述的“故事”,更關注他們“如何講述”。在信息不對稱、時代記憶被不斷修改的背景下,這些老人構建瞭多層次的記憶結構。有的是為瞭自我辯護,有的是為瞭撫慰後代,也有的是在歲月的衝刷下,主動或被動地遺忘瞭某些痛苦的細節。我們通過交叉對比不同個體的敘述,探討個體記憶在集體遺忘中扮演的角色。 三、流散中的文化韌性: 這些群體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如何努力維持其原有的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他們如何處理與“他者”社會之間的關係?書中記錄瞭他們如何在異鄉建立起互助網絡,如何將故鄉的食物、方言、乃至儀式感,融入到一種全新的、帶有強烈“流散感”的生活方式中。這種文化韌性,既是對故土的深情迴望,也是一種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秩序的本能反應。 四、代際間的理解鴻溝: 書中穿插瞭大量的第二代、第三代後人的訪談。這些後人大多齣生於定居地,他們對“祖輩的過去”抱持著復雜的情感——好奇、疏離,有時甚至是抵觸。老人們試圖傳承的記憶與年輕一代接收到的信息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這種代際間的“記憶斷裂”,是理解這一群體未來走嚮的關鍵。 寫作風格與價值: 本書摒棄瞭宏觀理論的堆砌,采用瞭一種貼近人物的“浸入式”寫作手法。文字細膩而剋製,力求還原曆史現場的溫度與質感。通過大量未曾發錶的私人信件、日記片段以及現場拍攝的黑白照片(均有嚴格的版權和隱私保護處理),構建瞭一個充滿真實張力的曆史空間。 《逝去的足音》是一部關於“邊緣化”的曆史人類學研究,它提醒我們,宏大的曆史敘事背後,是由無數個難以被簡單歸類的個體生命所支撐的。閱讀這本書,如同走進一條時間深處的幽暗隧道,聆聽那些被主流曆史遺忘的、微弱卻堅韌的生命迴響。它不僅是對特定曆史群體的追溯,更是對我們當下如何理解“身份”、“歸屬”和“真實”的一次深刻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