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柏拉图斐德若疏证 [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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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娜·伯格著，贺晴川，李明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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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3

图书介绍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87092

版次：1

商品编码：11905145

包装：平装

丛书名：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外文名称：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4-01

用纸：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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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柏拉图的《斐德若》与《理想国》《会饮》的写作时间大致相同。本书即是对《斐德若》这部对话的解读，揭示了这部对话中对爱与修辞的讨论之间存在着不可缺少的联系。主题是爱。以对爱的讨论为隐喻，围绕修辞艺术以及如何运用修辞艺术而展开。先讨论了“好是对一个能够回报你的人付出……”；之后讨论“爱是一种冲动，充满了美和智慧，是将人引向通往真理之路的神圣迷狂”；最后论及“书本与写作、沉思与讨论、阅读与推理、修辞术与辩证法”，得出结论，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是把真善美刻在灵魂上。

作者简介

　　[美]罗娜·伯格（Ronna Burger），曾跟著名古典学家伯纳德特一起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研究。著名古典学者。著有《尼格马可伦理学义疏》《柏拉图式的迷宫》《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等著作。

精彩书摘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导论
　　［1］塔穆斯就忒伍特的每项发明说了许多看法，有褒有贬，细说起来话（logos）就长啰，且说轮到文字，忒伍特说：“塔穆斯王呵，这学识，会使埃及人更智慧，记忆力更好，因为这项发明是回忆（memory）和智慧的灵丹妙药。”塔穆斯却回答说：“极有技艺的忒伍特啊，一个人虽有能力发明技艺，但有能力权衡这技艺将要给利用它的人们带来弊还是利的，却是另一个人。现在你作为文字之父，出于好意，把文字所具有的能力恰恰说反了。因为它将在学会使用文字之人的灵魂中催生善忘，他们也不再努力练习回忆了，因为信赖他人用外在的符号写下来的东西，而非靠自己内在地来回忆（recollect）。所以，你发明的药不是为了回忆，而是为了记忆（reminding）。你带给学生的只是智慧的外观，而非真实的智慧；由于学生们脱离了教育（instruction）而一味沉溺于听（hearing），于是他们就会以为自己懂了许多东西，但其实对许多东西都缺乏认识，结果变得很难相处，［因为］他们只是表面上变得智慧，而非真的智慧。”［译按］参刘小枫《斐德若》译文，为与本书作者英译文相符，引文略有改动。以下所引原文多属此种情况，不再另注。（《斐德若》，274e-275b）
　　或许，只有一位嫉妒的神，才会因为写作技艺胆敢僭越人的自然局限而予以谴责。但这种毫不顾及人类需要的神圣视角，其实是在揭示书面文辞（written word）因为掩盖了对思考活动的影响而带来的危险。写作技艺的发明者为人提供了一种神圣力量，以此克服人类记忆的束缚和属人智慧的限度；然而，一位多疑的神警惕地针对书面文辞而提出他自己的警告，他建议说，如果智慧不想仅仅具有智慧的外观，思想就必须总是从头开始，不断返回，重新恢复那些为既有意见所遮蔽的根本性困惑。
　　写作技艺声称要克服这种返回程序，藉此，它便成了让“追求智慧”得以延续或发展的必要条件：开创一条仿佛前人从未想到过的思想道路，这种错觉只有当被认识到是一种错觉的时候，才有用处。知识通过写作技艺来传播，这使得每一个思想者再也不必从一块“白板”（tabula rasa）开始，同时也许诺，人类的记忆再也不需要担负着保存经年累月的集体意见的任务。此外，凭借其独立自主的作品，写作技艺也创造了一种与传统权威保持距离的可能，而这种距离对于思考活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像代代相传的古老传统一样，书面文辞并不［2］提出问题，而是只给出权威性的答案，无法因材施教，而是只能对一个集体说话。就像王神（royal god）所坚持的那样，写作技艺的好处也正是它的危险所在，因为对一种写作传统的保存或许会导致一种遗忘，而正是这种遗忘阻碍了我们对于根本性困惑的认识；必须认识到，书面文辞具有一种欺骗性的智慧外观，它是哲学思考的一种阻碍。
　　然而，这种对属人技艺的神圣评判本身也只是源于属人技艺的一种摹仿。在神的那番话里，对书面文辞的谴责其实是在建议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段摹仿了神的那番话的书面文辞。恰恰是他对书面文辞（被理解为人的回忆的替代品）的批判本身，迫使王神承认书面文辞具有一种提醒的能力。王神认为，写作技艺具有一种记忆工具（reminder）的作用；这一评判的戏剧性表述，要求我们根据说这句话的人的角度，来检验其中似乎带有结论性的主张。这种做法能防止读者消极地听命于这句话所固有的欺骗性的智慧外观，唯有如此，这篇论写作的对话——同时也代表了王神的谴责——才能避免沦为王神已然揭露的那种阻碍。
　　忒伍特和塔穆斯之间的对话宣告了书面文辞的危险，即对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的阻碍。据说这场对话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古老故事，提供了真实的意见或智慧的外观；但是它的意义无法被传下来，只能靠某种自我发现的活动去探求。这种独立探索用活的思想的运动，取代了对传说之既定权威的不动的信赖（unmoving trust）。因此，书面文辞摹仿了神对写作的谴责，而这一摹仿本身的自相矛盾性，也证明了自己只是表面上自相矛盾：让人留意到它所警告的写作的危险，也就使得警告不再必要，这样也就实现了书面文辞的潜在价值。
　　忒伍特和塔穆斯之间的对话，是对所有柏拉图对话的微型摹仿。柏拉图对话的根本谜团总是取决于活的言辞（living word）与对这些言辞的书面摹仿之间的张力：源于柏拉图的写作技艺（art of writing）的作品（products），代表了作为哲学事业之典范的苏格拉底对话，却从未承认其创作者的功绩。尽管柏拉图的爱智慧仅仅表现为对苏格拉底的爱智慧的摹仿，摹仿行为本身却暗示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只要苏格拉底确确实实代表了哲学事业的典范，考察他的爱智慧与他的不事写作之间的关系，便是对哲学的写作技艺之可能性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柏拉图式辩护的必要基础。
　　柏拉图的《斐德若》就是这样一篇对话，它的特定主题就是一种对于自身的摹仿本性所作的自我反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对话反思了它作为一篇书写作品（product of writing）所具有的品质，而这种反思却导致了表面上对写作行为的贬低。书写作品能以智慧的假象取代活的思想，［3］这一点在苏格拉底（这位“暴君爱若斯”的仆人）的口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述：苏格拉底谴责书面文辞，说它们就像绘画作品一样，总是一成不变，不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该保持沉默，无能于为自己辩护。与活的言辞所具有的富有爱欲的生命力相比，写作宣告了创作者的死亡，就像思想的墓志铭。柏拉图的对话用书面的摹仿取代了说话者活的、呼吸着的言辞,并以此纪念苏格拉底之死。但是，这种对于活的思想（living thought）的纪念碑的谴责，掩盖了其双重本性所具有的含混性，因为这种摹仿一旦被视为原型，就具有了欺骗性，可是一旦认识到它仅仅是摹仿，它就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当书面文辞发现自己能取代回忆的能力是一种假象时，它才能发掘出自己的潜能，即充当知者（the knower）的记忆工具。
　　这种由书面文辞对书面文辞所作的谴责，暴露出它对于写作之游戏性（playfulness）的承认，而这种游戏性在这篇对话中被视为真正爱智者的标志。苏格拉底爱智慧（这使他认识到写作的游戏性）的前提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又被他看作是最伟大的属人智慧（参《申辩》23b）。柏拉图的技艺对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knowledge of ignorance）的摹仿，就在于《斐德若》声称它知道自己只有智慧的外观而缺少智慧的实在（reality），而这项声称最终成了有关书写作品的最伟大的属人智慧。由此，柏拉图的《斐德若》证明：唯一能够谴责写作技艺的作品，必定是对我们称之为“苏格拉底式反讽”的爱欲言辞的某种摹仿。正是通过承认自身潜在的危险，这篇柏拉图对话使得对它的解释活动成了它的自我实现，并因此表明自己有可能克服一篇死的书面文辞所具有的那些遭到苏格拉底谴责的局限性；一旦被思想的呼吸所唤醒，对话的文字尸体（written corpse）就变成一种活的存在，知道何时该开口，何时该保持沉默，能够针对所有不公正的滥用为自己辩护。
　　“一切辞章（logos）”或“每篇辞章（logos）”都要组织得像一个活物——这项要求似乎是在描述一种活的言辞，而非写作。事实上，这项要求被引入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讨论中，作为组织一切辞章（logoi）（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的必要原则：它们的结构必须“头和脚样样不缺，既有腰身也有四肢，各部分不管是彼此之间还是和整体之间，都关系恰当”（264c）。但是，正如作为书写作品的这篇对话悖离了自己对书面文辞的谴责一样，它的结构似乎也悖离了自己对于“一切文章都得是有机统一体”的明确要求。《斐德若》展现的似乎不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统一，而是两个部分之间的分裂：第一部分由三篇相互独立的爱欲讲辞（speeches on eros）组成，［译按］speech［logos］在原书中随处可见，而且多数时候是一样的意思，没有语境则极易混淆。speech一词首先指苏格拉底和吕西阿斯的“讲辞”［speeches］，同时也兼具“文辞”和“言辞”两种含义，尤其体现为吕西阿斯的“书面稿子”和苏格拉底即兴口说的“讲辞”的不同意蕴，进而牵连出后文对写作和文字的批判。logos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含义本来极为多义，但作者几乎都没有随语境给出英译。这里按刘小枫老师的建议，将苏格拉底和吕西阿斯的speeches统译作“讲辞”，而随语境将《斐德若》讨论的各种speech灵活翻译成“文章”、“言辞”、“文辞”、“演说”、“辞章”等，同时在依据speech基本含义和相关语境的基础上，为logos增添了“辞章”（文辞和言辞的概称）与“道理”（以取代通行的音译原则）这两种译法，力求贴近文意。其间夹杂着两位热爱文章的人的谈笑逗趣；第二部分是对写作技艺的讨论，开头和结束都是关于写作价值的问题。关于这篇对话的统一性，几个世纪以来［4］解经家们众说纷纭，认为对话的主题是爱、灵魂、美、修辞术或言说技艺，或辩证法。然而，这样的论断等于默认了，这篇对话是在自相矛盾地要求一种它自己本来就没有的统一性。
　　如果“一切辞章”和“每篇辞章”都必须组织得像一个活物，那么，彼此独立的各部分在这篇对话里的统一性问题应该也就反映了柏拉图全集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问题；《斐德若》只是全集的一部分，却标榜（parading）为一个整体。因此，《斐德若》在全部对话所构成的整体结构中承担的功能，或许正好揭示了其主题，而它决定了《斐德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具有的内在完整性。如果柏拉图全集真是“一个活物的肢体众多的身体”，《斐德若》这个肢体就作为写作技艺所创造的一种摹仿，被用来考察它所摹仿的柏拉图全集这一整体的性质。如果《斐德若》在柏拉图对话全集中的角色揭示了它自身的内在统一性，柏拉图对写作技艺的辩护也就必然为《斐德若》提供了一条隐秘的纽带，连接起那几篇爱欲讲辞与有关修辞术和辩证法的讨论这两大部分。
　　不过，如果写作问题真的就是《斐德若》的基本主题，这篇对话的统一作用却令人费解地隐藏在了一场看似偶然的谈话背后；一个小树林（这个小树林乃是仙女们的圣地）的荫蔽似乎为谈话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两位热爱文章的人躺在那里，交流着他们的爱欲讲辞。但苏格拉底和斐德若其实是被一种书面文辞的“药”（drug）引到了城邦墙外；斐德若的外套下面藏匿起来的精巧的爱欲演说，透露了讲辞作家吕西阿斯幽灵般的存在，这个人始终萦绕于苏格拉底和斐德若看似私人的场景之中。最终，这场表面上是发生于一次私人邂逅时的谈话，被苏格拉底呈现为传达给三类写作者的讯息：吕西阿斯和文章写手，荷马和诗人，梭伦和法律文书（law-writers）。从头至尾，这场最具私人性的爱欲谈话始终被书面文辞的公共本性所决定。因此，通过写作的本性这个问题，这篇对话的情节的外观与实在之间的张力，反映了诸主题（爱欲、修辞术和辩证法）表面上的分裂与它们隐含的统一之间的张力。对写作主题的令人费解的隐藏其实提供了一条线索，暗示了书面文辞具有一种自我隐藏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正是书面文辞的危险所在；同时，写作揭示了这篇对话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结构，认识到写作这个主题，也就揭示了写作技艺在组织一篇能展示出有机整体之统一性的文章（logos）方面所具有的潜在价值。
　　《斐德若》背后的统一性是由某个主题决定的，通达这一主题的线索就在那些神话（muthoi）之中。这些神话既联系又区别了对话的不同部分，标志着那几篇爱欲讲辞、对修辞术和辩证法的讨论、对写作的分析这几个部分之间的分界。［5］诸如北风之神拐走美丽少女，音乐爱好者被缪斯变成鸣蝉的奇异传说，还有埃及的两位动物神祇（animal-gods）之间的对话，掀起了这场对话的种种核心问题——死亡与爱欲、技艺与自然、习传（acquired）意见和自我知识、对演说的爱、对辩证法的爱、写作和活的言辞。恰恰由于这些神话能够揭示书面作品的危险与力量，它们才能提供阐明这篇对话之结构和内容的诸般线索。苏格拉底相信开头那则神话是真实的，面对斐德若的质疑，苏格拉底通过类比德尔菲铭文的做法来予以回应，说神秘的书写作品要求人们认识自己。苏格拉底承认这个神话具有促使人认识自己的价值，但这么做其实也揭示了书面文辞的价值：它可能也是一种记忆工具，提醒人们回忆起“那些用知识写在灵魂中的东西”（276a）。因此，神话（muthos）解释的问题，既表明书面文辞取代回忆这一潜在的危险得到了克服，也表明书面文辞实现了它作为一种记忆工具的潜在价值；作为一种习传意见，神话只有通过一种自我发现的活动才能揭示其真实之所在。这个问题本身也体现在《斐德若》的结构上：苏格拉底赞美爱欲之神圣疯狂的“神话颂歌”代表了这篇对话表面上的高潮，它掩盖了真正的高潮，而后者出现于苏格拉底在正午时分讲述那个有关热爱缪斯的人的核心神话并予以解释的时候；苏格拉底将该神话解释为一种警告，警醒他们有必要以一场批判性考察来抵御形同奴役的着魔的危险。
　　在那几篇爱欲讲辞的演说过程中，爱欲的神圣疯狂被揭示为最高的节制；这种悖谬式的反转也反映在这篇对话作为一个整体的反转中——那几篇受神启而作（inspired）的爱欲讲辞被当作技艺的证据，受到了批判性的考察。只有把那几篇爱欲讲辞当作阐明辩证法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真正的言说技艺的标准）的完美范例来加以考察，这篇对话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统一性才会浮现出来；苏格拉底将这种统一性归于偶然或命运，反讽地（ironically）隐瞒了柏拉图式的写作技艺。但在苏格拉底那反讽的神圣着魔背后，矗立着辩证的写作技艺（the dialetic art of writing）。这门技艺确立了那几篇爱欲讲辞之间的统一性，就像它解决了爱欲与技艺的张力一样，尽管该张力构成了整篇对话表面上各自独立的两个部分的基础。
　　正如苏格拉底将他即兴演说背后的技艺安排（artful organization）归功于神启（divine inspiration）一样，苏格拉底也与一个王神的预言联手宣告了他对写作技艺的谴责。爱欲的神圣疯狂与真正的言说技艺之间的关系，为苏格拉底接受神的有关书面文辞之危险性的警告奠定了基础；书面文辞似乎无力实现“辞章与灵魂相对应（adaption of speeches to souls）”的要求。书面文辞的清晰性与可靠性是假象，信赖这种假象是可耻的（275c），苏格拉底把这种耻辱等同于一种奴隶状态，［6］即不加反思地臣服于修辞术的说服力（277e）；因此，活的言辞相对于死的书面文辞的那种表面上的优越性，必须被一切辩证的辞章（logoi）的优越性所取代，它们“为着教导的缘故而被说出，并写在灵魂之中”（278a）。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联手发起了针对某类写作者的斗争，这些写作者不知道一切技艺都依赖于辩证法的原则。修辞术理论家就是这类作者的代表，他们声称自己在写作和教授一种言说技艺；这门技艺提供了一种说服技巧（tekhnē），只以关于多数人意见的知识为基础。但是，柏拉图必须在另一条反对苏格拉底的战线上，同时展开他对写作技艺的一种辩护。苏格拉底谴责死的书面文辞，献身于交谈［背后］的哲学式爱欲，还以一位不朽之神的名义为它作辩护。但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的表面上的节制，实为来自一种神圣视角且无视人类技艺之必要性的肆心（hubris）；柏拉图对哲学式写作技艺的辩护，看似透露了欲求不朽的肆心（hubris），实则是以属人的技艺为依靠的真正的节制——人不是神，这种技艺也就成了人的必要道路。与人们对钱财的喜爱和城邦里的智术师相反，苏格拉底既不关心金钱，也现身于城邦之外的神圣山林里，为爱欲辩护并躬行言说，以此克服技艺和写作活动掩盖死亡的做法。在相互冲突的这两极之间（这已体现在《斐德若》的内容和结构上），柏拉图找到了一处位置，为辩证的写作技艺作辩护。
　　与修辞学家和智术师的谋划相反，苏格拉底的事业和柏拉图的事业之间的统一性为一种辩证法原则所决定，它要求有关整全的结构、存在者的各部分、灵魂以及特定言辞对特定灵魂之影响的知识。不过，它也要求一种有关自我运动（self-moving）且永恒运动（ever-moving）的灵魂和沉默不动的诸存在者的融贯知识；就此而论，辩证法技艺似乎仅仅是一种以看似不可能发生在运动原则和静止原则之间的结合作为基础的理想标准。在《斐德若》中，这种双重原则作为爱欲与死亡之间的冲突、苏格拉底爱欲辩证法（认可活的言辞的自发性和特殊性）与写作技艺（认可沉默的“天外存在者”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冲突而出现。但这些相反的道路，似乎同样无力实现辩证法技艺的目标。因为灵魂的自发运动，作为苏格拉底对话的基础，似乎阻碍了对诸理式（ideas）［译按］关于ideas（希腊文对应词是ideai）以及单数idea的翻译问题，参见本书第88页译按。的客观地看（vision），而死的书面文辞的那种权威性的沉默，似乎又排除了活的思想运动。
　　但是，辩证法原则恰恰要求运动与静止的结合，柏拉图对话本身就是典范。事实上，苏格拉底式爱欲与写作技艺的对立不过是在这篇对话的统一性中被构建起来的一极（polarity）：柏拉图的苏格拉底［7］只是一个通过写作技艺而变得“年轻且美丽”的形象（参《第二封信》314c），他的发声让柏拉图的书面文辞活了起来。因此，柏拉图对哲学式写作技艺的辩护始终保留了那种深刻的反讽意识：苏格拉底因柏拉图而不朽，对于那位顽皮的摹仿者身上的反讽意识，恐怕苏格拉底本人亦将不得不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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