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桑希臣:男,吉林省吉林市人,1960年出生。曾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2000年成为北漂一族。撰写出版了《历史在女人面前拐弯》《盛装下的苍凉》《雄关,历史的证人》《龙脉,千里大运河》等十余部文史社科类书籍。其中《龙脉》一书于201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00本必读书籍之一。
总结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场海战的爆发,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吴齐海战,打下了齐国称霸春秋的基础;远击南越东越,中国南万版图就此成型;海上起义的狂澜,加速了昏馈的东晋王朝的灭亡;白江口一役,维护了东海千年的平安;崖山悲歌,见证了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收复台湾,彰显了中华子孙维护统一的铿锵决心。
我们也有令人怅惘的回忆:鸦片战争,列强的火炮从海上轰开了清王朝紧锁的国门;甲午海战,使曾称霸于亚洲、扬威于世界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致使中国海乃至内河,飘扬的都是列强的船帆。
中华民族五干年未曾倒下的坚强品质:江阴血战,摧毁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武汉会战,全军覆没于长江的民国海军悲壮地退出了抗日战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海上才延续了历史的荣光。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30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驾崩,于是高句丽又逃过灭国一劫。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30城。即位不久的唐高宗不想开战,便对高句丽下诏劝和,高句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13万唐军援助新罗。
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成)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即率军5万与唐军会师。联军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拔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仓皇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后又被苏定方率唐军团团包围。而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则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都城。
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却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缒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
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官员、富豪58人,全部押送长安。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回师中原,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都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途中,王文度病死,朝廷便命令因获罪被免职的大将刘仁轨替代。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但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同时,他派使者两次前往日本乞援,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日本称丰璋)。
百济的覆灭,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日本国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日本国国王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太子中大兄回京继位,史称天智天皇。八月,天智天皇另派阿昙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率全军开赴百济。九月,天智天皇派狭井槟榔等率军5 000人乘坐170艘战船护送王子扶余丰,至百济边境,扶余福信等前来将王子扶余丰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包围于百济城内。唐高宗下诏,任刘仁轨代理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轨。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一直杀向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齐明七年三月改为此年号,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扶余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高句丽唯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派使者前往日本,敦促日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日本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日军立刻投入战斗。龙朔二年六月,日本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27 000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整个的战争态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南方战场由于日军的介入,战争的有利形势已经转向日军和百济军方面了。
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还未遭到挫折,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过了不久,百济大将扶余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扶余福信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浮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龙朔三年八月初,听说日本援军将要到达,百济王率部分军队从周留城赶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
白江口是在朝鲜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由百济王子及前期到达的日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 000名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城。
八月十三日,刘仁愿所率唐军逼近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军队尽管有日军相助,但因为士气低下,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继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城的咽喉,百济守军拼死抵抗,唐军围攻十多天依旧不能攻克,所以,周留城内暂时安全。
在刘仁愿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想要溯江北上夹攻周留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日本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唐军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战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双方力量对比。
军士及战船数量对比:
唐方13 000人,战船170艘;
日方42 000人,战船1 000余艘。
唐方显然处于劣势。但是,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日方均不占优势。
战船的造船技术及武器配置: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楼船是当时海军装备中最主要的作战船船,武器配备齐全。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披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主要的作战船只。走舸速度快,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还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连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个舱,船底部采用3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艘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中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连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唐朝时期的木船从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考证,日本当时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且多为单层船只,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遣唐使船应该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唐初海军的编成及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和合理性,因为它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有大小多种,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艨艟、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
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
反观日军,1 000艘战船蜂拥而上,海战中毫无章法。于是乎,胜败立判。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日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朝海军阵营。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日军统帅慌忙下令将战船撤回本队,他们商议说:“只要我们奋力冲锋,唐军自然就会败退。”于是日军将领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其实,日军的战法恰好落入唐军的圈套。刘仁轨见日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日军围在阵中。日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日军指挥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间,日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本来在岸上守卫,见到日军失败,乘乱军之际,逃往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随即,日本陆军连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七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百济的灭亡使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掉了高句丽。大唐帝国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因而对唐来讲,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经略东北和朝鲜半岛的第一个里程碑。对新罗来讲,白江口之战奠定了它统一朝鲜半岛的基础,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对日本来讲,白江口一战使得它的势力彻底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使其感受了自己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唐朝先进的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差距。之后,日本接连派遣唐使赴华,对唐朝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学术文化陆续传入本国,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的进步和发展。
海洋之于人类的意义早已无需多言。很久以前,中国人便认识到了海洋对于文化交流、商业贸易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借由海洋,中华儿女劈波斩浪,将华夏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造就了兼容并蓄的独特的中华文明。
我们常说中华历史五千年,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7 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便已经开始挑战海洋了。待到《山海经》横空出世之际,人们已经开始了远洋之旅,就连美洲都已经有了中国人的足迹。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国人对于海洋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也日趋提升。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开始,海洋资源的利用正式成为了官方行为,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有了国家雄厚实力的支持,海洋事业才有了高速的发展。从战国时期的大翼到汉代的楼船,从唐代的福船、广船到宋代的客舟、神舟,从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到明朝的郑和宝船,从收复台湾的旧式帆船到北洋水师的铁甲战舰,更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航母、科考船、邮轮,等等,都体现出中国人征服海洋的坚定自信。
正如先哲曾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是发明的动力”。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在航海技术上彰显无遗:船尾舵、多重桅杆、指南针等许多改进航海技术和导航技术的发明及传播,让整个世界受益匪浅;海图的绘制和对洋流、风向及海洋气候的掌握,更令中国人驰骋海洋如履平地。从硬件到软件,中国的海洋事业全面发展;从内陆到远洋,中国人的足迹印满了四大洋。
随着被称为“海洋世纪”的21世纪的到来,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再一次迈出了海上交流的新步伐。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的当前,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的有力手段,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这条新的海上丝路,平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金融合作和机制平台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深沿线区域经贸合作,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筹建亚洲基础设施,加强基础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海上互联互通,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携手共创区域繁荣。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实施,中国的海洋事业必将进一步延续祖先的辉煌,在广袤的海洋中,掀起一片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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