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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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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7

图书介绍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8599

版次：1

商品编码：11981723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26

字数：471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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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广大读者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志在富民”，把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作为自己一生的研究课题，不懈探索七十多年，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书即以中国城乡发展道路为主题，选辑文章四十余篇，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内容简介

　　城乡发展的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也是费孝通一生的研究课题，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就这一主题在我国各地进行调研考察，提出了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策略，相关思考和成果贯穿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和文章中，影响巨大。

　　本书选辑文章四十余篇，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现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思想，由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中国城镇与乡村的关系、中国区域发展的设想四大部分构成。其中，经济区域开发、重开“丝绸之路”，重建东方大港等方略部署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费孝通（ 1910—2005），江苏吴江人，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品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费孝通先后对我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

精彩书评

　　像费孝通这样一个视野宽广、关怀多重问题的学者，其涉猎所及必然是跨学科的，因此他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一位社会学家，应该也是一位社会思想家、社会改革者，一位“志在富民”的农村社会改革复兴先驱，一位能“美人之美”的文化思想家。这样的一位学术大师、一位社会发展改革的实践者、一位全人类文化共存共美的推动者，他的话语、他的叮咛、他的思想，将是我们应该长久珍藏的遗产。

　　——“中研院”院士李亦园

前言/序言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代序)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迅速推向全国，接着促使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现在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全国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被认为是“达到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乡发展已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全国农民绝大多数已经脱贫，走向较高的生活水平。

　　近10年多来乡镇企业一直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且有一个很长的背景，可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今天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谈谈我这项研究的经过。

　　我最早到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在1936年。那是我从瑶山调查受伤以后，回家乡养病时，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开始的。我所以选择开弦弓村，是接受家姐费达生的建议，她在这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那是我国农民自己办的最早的乡镇企业之一。它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那时我住在合作社的工厂里，看到农民在机器上缫丝，就想到这不是现代工业进人了农村么?我心里十分激动。我在该村调查了一个多月，便启程赴英国留学，在去伦敦的船上，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根据这项调查材料撰写了论文。在这期间我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正在研究文化的变迁问题，他十分重视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我在他的指导下以“江村”为具体实例，描述了现代文化进人传统农村文化的过程。他在这篇论文出版时写的序言中说：对社会的改革“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指导的作用”。他认为有关蚕丝业的那章是最成功的一章，“它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他对我在这些方面的鼓励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类学的发展到30年代，已碰到了研究文化变迁，变化接触的现象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问题。我在留英之前，已经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辈学生，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如杨庆堃的《山东邹平的贸易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林耀华的《福州的族村》，廖泰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黄石的《河北农民的风俗》，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等。所以马林诺斯基说，“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攻关的运动。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马氏所支持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没有动摇过。

　　我们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种种问题，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而穷困的根源一是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其出路是改革土地制度。其次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要在土地有限的农村里维持这么多人口，一方面必须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是要为充分利用农村里的劳动力从事各式各样的生产活动。可是当时的环境，一方面受到传统土地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有外来势力和西方新技术的竞争，中国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这种历史的现实促使我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扎下根子。

　　由于在实地观察江村时，看到了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为这是个在发展农村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这就是当时我对乡镇企业最初的接触和理解，简单地说，我从开弦弓村实地调查中，明确地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可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合作工厂建立和存在，有其特殊的条件，就是它有家姐费达生所在女子蚕业学校技术推广部的支持，引进了科学技术和工厂管理，并帮助培养人才和组织生产。这是当时一般农村不可能都具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在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在商品生产上国外有强大的竞争力，这些实验固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这个小小的实验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农村面貌。

　　1938年，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怀着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的愿望，暑假即急忙回国。但是我的家乡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江村的小型丝厂已被夷为平地。我只能进人抗战后方的昆明。在昆明云南大学在吴文藻先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调查。内地农村调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介绍云南农村调查的Earthbound China一书

　　中，再一次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现在回头来看，我的这项改变农民穷困的见解，尽管是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结论，但从整个局面来说，其实还是书生论政，纸上空谈。这也使得我抛弃了不问政治的态度，而投身于当时的民主运动。从此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和广义的政治分不开了。我当时提倡的“实用社会学或人学”，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政学不分的。

　　到全国解放后，在50年代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成功地实现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的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使农业得以顺利发展，并且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但是那时没有发展农村小型工业的政策。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在“以粮为纲”的口号指导下，农村主要是去搞粮食来支持城市发展大工业。

　　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忧心忡忡。农民自己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手中无钱，市镇上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也萎缩了。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农村里应当提倡恢复副业和发展小型工业。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这样说:“农业显著地增产是不是提高了农民的收人呢?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 %，而还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以前好过呢?问题出在没有发展副业上。”同时，我重新提出了“乡土工业”问题，讲到村子里办小工厂的好处。但是这种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不但没有被接受，在反右时还受到了批判。

　　直到70年代，这种限制农村单纯搞粮食生产的政策受到了事实的挑战。这项严重的挑战来自人口的不断加速增长。单纯依靠种植粮食的低收人，使广大农民在那不断增长的人口面前无法维持他们已有的生活水平。解放时我国人口5.4亿，经过32年到1980年已接近10亿，增加了81%，每年平均增长19 % , 1978年全国粮食比1949年固然增长了169。2%，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了52 %，经过解放以来30多年，到1980年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额仅有580斤。以这一个仅够糊口的粮食来维持农民全部的生活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各地区的产量不平衡，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得低于平均数，因而贫困重又成了农村的主要问题。这种严重的处境曾在60年代发生了全国性的“困难年”，饿死的农民成千上万，接着是“文革”时期，全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在这20多年中由于我的言论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被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实地研究工作的条件。

　　80年代初，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恢复了，社会学也恢复了，于是又重新开始我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1年我三访江村。那时江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而三年前，即1978年江村个人平均收人还只有114元，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里这个村子的农民会这样快的富裕起来?我看到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从农村经济新结构中农、副、工三方面来看，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

　　使我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三访江村》是我在英国的老师R.Firth为我去伦敦接受“赫胥黎奖章”作演讲出的题目，他建议我讲讲江村在半个世纪里的变化，这次演讲也决定了我其后10年的研究课题，即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1982年以后，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首先是从农村到集镇。提高了一个层次。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10字研究课目。我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我把单枪匹马的个人研究改变为组织队伍的集体研究，打下了以后建设研究中心的基础。

　　80年代初期已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复兴的时刻，我注意到家乡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追究过去，了解到它们都曾在50年代进入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嗣后前前后后出现了生机，当我们1981年去调查时，这些集镇的面貌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这些集镇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注意到当时正在有如异军突起的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因为这些是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时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里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工业带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农村里也由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了工厂，收入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人口问题。7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虽然提出了人口控制的号召，但已出生的人口已相当多。由于严格控制城乡人口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村户口不能向城里迁移，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户口的隔离迫使农民另找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人口不走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生活，这应当说是中国农民逼上梁山，自己闯出来的一条生路。

　　正是那时客观上存在了发展农村工业的具体条件，一方面“文革”失败，政策改变了。公社制取消后，农民可以在粮食生产之外，生产其他的产品，副业、工业都产生了。另一方面在“文革”中一批大城市的技工和知识分子下乡，提供了兴办工业必需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些条件下，江苏省主要是苏南于1984年形成了兴办乡镇工业的高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这些乡镇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地增长，增长速度也较工业不发达的乡村为快。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我们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都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决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不能想象上亿的农民，拥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

　　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来促进实际的发展是我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工业下乡，发展乡镇企业都不是我的创造，而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我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只是抓住这个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表达和传播，使人们能理解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和反面的作用，从而通过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对社会客观进程发生作用，从广义来说也可以包括在政治活动范畴之内。

　　在80年代农村经济大发展中，由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论过去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乡镇都走了工业化的道路，几乎都成了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但是各地条件不同，所走的具体路子各有特点。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模式是从发展的路子上说的，因为各地的乡镇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在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不同的发展路子，也就是不同的历史进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发展模式。

　　1984年我走出苏南，进入苏北调查，看到了两地发展上的差距，起初还以为是先后不同。1986年在温州考察时，才进一步明白地区间的区别可以出于客观条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人不同模式的比较。

　　这个概念有它的实用价值，它防止了全盘照搬的办法，所以我们提出了“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观点。后来在1988年，我在两广调查时，对当地农村迅速向珠江模式靠拢的事实，发现我所提出的这个发展模式的概念多少带有一点静态的意味，没有照顾到条件本身是个变数。而且路子尽管不同，不能排斥相互交叉和学习。所以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一文中又提出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发展模式的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点。

　　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是有利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也必须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异”，而忽视其所“同”。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概括起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条件，它们的来源可以不同，办法可以各异，但缺一不可。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但转化的办法有所不同。

　　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注意到内地和边区的农民即使有劳动力和启动资金，工厂还是办不起来的。乡镇企业必须有现代工业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知识以及市场信息，而这些在农业传统里是得不到的，必须向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中去引进，所以靠近城市的乡村比较容易发展乡镇工业。这说明了农民内发的要求还是要结合了外援才能办工业。这个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城乡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城乡关系的研究。

　　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建立了经济特区，试行具体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模式，使我们意识到在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了外联和内发的不同性质。外联是指资金、经营、运销靠国外投人，不靠国外的是内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模式又互相渗透，互相结合，90年代初期在沿海各省成为发展方向的外向型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育是一个很生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农村里商品经济的生长过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流动数量和范围极小，往往采取日中为市的赶集的方式。工业下乡后情况就基本上起了变化，工业品需要广阔的市场，从低级到高级，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国内到国外。农业经济纳人了商品经济，农村的小细胞已成为世界总体的构成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中国市场的发展，具有极深刻的历史意义。

　　我在这十几年里从农村体制改革后遍地开花的家庭企业和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