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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兵 著

图书标签:

• 抗日战争
• 近代史
• 金钱
• 经济史
• 战争经济
• 民国史
• 财政
• 金融
• 社会史
• 历史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10445

版次：1

商品编码：1201519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1-01

用纸：胶版纸

内容简介

　　抗战版的《北平无战事》
　　正面战场背后的货币战争
　　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书写抗战史
　　西方有句谚语：战争需要的第1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抗日战争也不例外。在我们对抗战的每一次战役耳熟能详的时候，货币战却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货币战作为经济战的zui高表现形式，是抗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幕。尽管它的来龙去脉往往被烽火硝烟和隆隆炮声所掩盖，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却比真实的刀枪更为残酷，几乎每一个老百姓都深受其害。
　　本书作者是一个金融专家，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货币战，有史实、有细节、有事件。货币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抗战期间所发挥的作用，中日双方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厮杀较量，都在本书中有较为全面的体现。本书为抗战史的书写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地。

作者简介

　　戴建兵，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钱币》《中国经济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杂志编委。
　　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中国钱币》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钱币学论文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另在美、日、韩、新加坡等国学术杂志、报刊发表论文多篇。多次应邀赴南非、韩国、法国、新加坡、荷兰、日本及港、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目前已出版《中国近代纸币》《金钱与战争》《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钱票》《钱币的专题收藏》《中国近代银行》《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三卷本等专著多部。

精彩书评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马克·布洛赫

　　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
　　——马克思

目录

第一章 破碎的方圆
第一节 洒向人间都是怨
向皇帝告钱的御状
散向天下都是钱
人人皆可发行货币
第二节 经济眼看日本
为钱而舞的军刀
从大清金库得到的法宝
经济与军刀
第三节 用“钱”修筑的桥头堡
一家叫横滨正金的银行
台湾钱的日本情结
所谓“朝鲜银行”
中外合资、中日合资
第四节 币制建设的历程
先补一下民国课本的课
怎么办？难死了！
废除银锭使用银元
组建中国的“美联储”
第二章 法币改革3
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国人总是要为白银做点什么
华尔街蝴蝶带给中国的风暴
第二节 毅然变计
怎么办？
头脑方案
第三节 一石激起千层浪
引爆世界
愤怒的日本疯了
在货币上争夺华北
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妥协
第四节 未雨绸缪
凝心聚气
事后诸葛亮
第三章 日元的侵略史
第一节 伪满对东北货币的统一
接收东北张家遗产
内部整合
大发行
明抢
第二节 从伪察南到伪蒙疆银行
从察南
到蒙疆
两场闹剧
第三节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华北币制一元化
没南运的白银终于发挥了作用
华北货币一元化
加入结香的纸币
第四节 姗姗来迟的伪中央储备银行
更加复杂的南方
麻烦的军用票
用了个好名的伪银行
恶斗
真假猴王
日本通信
第四章 铸起我们“钱”的长城
第一节 法币的集中统一发行
撞击、反射
集中管理、统一发行
第二节 外卫与内固的省地方银行货币
法币的前卫圈
后方金融圈
第三节 失控的国民党游击区货币
忠义救国军们
一斤青菜，一斤纸币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发行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到光华商店
从陕甘宁边区银行券到陕甘宁边区商业贸易公司流通券
第五节 联银券的克星
唯一被国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八路军银行
从“上当”票到最大的根据地银行
北海和鲁西
第六节 大江南北的抗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在华南
第五章 夫战，庙算多者胜
第一节 日军的如意算盘
异民族统治中国史
分而治之
连环计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不惜一切稳定币值
严禁伪钞
经济战策略的转变
第三节 根据地的谋略
毛泽东谈货币
邓小平的货币实践
在斗争中求团结
彼可取而代之
第六章 中日货币战
第一节 货币阵地战
攻方之法
打回老家去！
第二节 法币外汇战
48小时50万英镑告罄
从自由换汇到审核制
法币成为对内货币
拉住英美有法币
第三节 金银争夺战
一年运到日本35亿多日元的黄金
收金
“黄金风潮案”
第四节 真假钞票战
《伪币制造者》
山本宪三
落后的优势
蒋介石的深谋远虑
戴笠的运作
票子太新，被发现了
物资争夺战
第七章 敌乎？友乎？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根据地货币的态度
准许
查禁
第二节 根据地货币对法币的态度
联系
斗争
第八章 钱能通神
第一节 货币与政治
绥靖的钱
挑战的钱
你和国家发生经济关系的媒介
战斗的钱
第二节 战争支配下的货币经济
乡村能否战胜城市？
挖肉补疮，壮士断腕
负重累累，众皆呼难
因粮于“敌”
战争和通货膨胀是双胞胎
军事支出占第一位
本来就是“以战养战”
理各不同
第三节 战争的三件宝
仗你打得起嘛？
内行看门道
非现实西方经济学
第四节 孔子对天坛，五百顶一元
腐败加通货膨胀最容易让政权失去民心
什么可以抵消通货膨胀的恶性影响？
第九章 明日黄花
第一节 战后货币的整理
伪满币的收回
苏联红军票问题
伪蒙疆银行券的接收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的收回
伪中央储备银行券的清理
台湾币制的整理
文人国事
香港遗事
第二节 用中国人子孙的钱打中国人
难以算清的债
日本法宝
转法轮
神仙跳
2487亿？1972年？
第三节 中法在越南的货币战
中国军队在越南受降
这是一张国际牌
另类的货币战
“法国在越南投下原子弹”
曲终人散，人走茶凉
尾声
4000万和6000亿美元
6638亿日元的对外战争赔偿
40兆亿日元的对内“抚恤”
日本的对华援助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向皇帝告钱的御状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初五，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护卫着咸丰皇帝经过西直门外的广通寺，街道两边趴满了跪在地上的老百姓。忽
　　然有一个军官从人群里跑了出来，抛下手中的腰刀马鞭，跪在道旁，大声喊冤说：“求主子天恩，把大钱停止了吧！”
　　这种拦御驾告状，请求废除大钱、铁钱的事件，仅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发生了不下三起。
　　为什么会有人冒死告“钱”的状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被迫与英国签定了《南京条约》，一是要开放中国的市场，再就是规定了中国的税率。仅仅开了五个通商口岸的中国，从此开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也是让中国被迫国际化的力量，更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此时中国的货币也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特色，即封建性和殖民地性。货币既服务于中国封建势力，也得服务于帝国主义。
　　当时中国货币种类有三种：一种是铜钱，明清时代称为制钱，就是平常见到的圆形方孔的铜钱；二是银两；三是政府发行的纸币。清朝币制，银两与铜钱并重。清政府规定白银一两合铜钱1000文，但这只是政府定价，在中国历朝、历代货币这种有自己运行规律的事一般都不听政府的，实际上比价每天都发生变化，货币价值随市而定，而且不同的时点有时差距非常大。但基本上是在1比1000左右摇摆。
　　但是到了咸丰年间，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的根本在于两件大事上，一是洪秀全金田村义旗一举，响者云集。很快清政府的南方钱粮之地被太平天国占领了；与此同时，英法对中国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满意，找了个理由就派兵开打“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件事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
　　内有变乱，外有强敌，清廷内忧外患，财政极为拮据。咸丰帝无计可施，洋人来了他就跑到了承德。群龙无首之时，经济的混乱可想而知。有大臣给皇帝出了个解决问题的法子，开铸大钱、发行纸币。
　　这个主意的基础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国家权力就是纸币和大钱的发行基础，只要大钱和纸币一流通，财政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用经济学的学理解释，这就是用通货膨胀的手法解决财政问题，清政府拿只能铸十几个小钱的铜，铸成一个大钱，然后在大钱上铸上“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字样，1枚小钱摇身一变就成了100枚甚至1000枚小钱。此外还有第二种方法，那就是以次充好，用铁、铅等贱金属为原料铸造一批钱抛向流通领域。而政府在征收赋税时却少收或不收大钱或铁、铅钱，借此掠夺，折磨得百姓“呼天天不应”。更厉害的就是直接印纸币，以“大清宝钞”“户部官票”为名，一张纸就能顶50两银子或千百枚铜钱，但又不能兑现。一时间百姓拒用，商民罢市，就连八旗兵丁也无法生活，痛苦异常。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向皇帝告“钱”状，要求废除大钱的原因！
　　以开铸大钱、滥发纸币解决财政问题的举措无异于饮鸠止渴。看看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会知道没有钱的政府和皇权是多么的不堪！精神上的忠君爱国是没有用的，打仗要有军饷，政府、社会运行要有经费。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黄金风潮案”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让我们记住国民政府历史上的一件丑闻，它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但是却暴露出国民政府的未来命运！腐则虫生，国灭！
　　1942年1月，当美、英、荷军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取得了歼敌10万余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美国政府看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重大作用，在1942年向重庆国民政府主动提供了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国战时财政。国民政府用其中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约合市两568.7万两。加上孔祥熙早先购存的美国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中国政府在美国存放了约600万两的黄金。
　　1944年，盟军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制空权，原存放美国又转运印度加尔各答的黄金开始空运回国。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9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吸收法币，缓解通货膨胀。方法为储存人按当日的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这项存款因每日牌价不同，导致投机之风猖獗。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分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3月29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20000元提为35000元。这时，各银行已过下班时间，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并不担心出什么差错。但是，有人泄露了消息，于是当晚各银行、公司、机关相互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抗战后期，不法官僚和奸商相互勾结，投机黄金美钞，时人称之为黄祸。国民政府尽管制定了《捐献黄金办法》，学者也痛陈：“有钱者出洋，无钱者出钱”的反常现象，但毫无成效。国民政府最终将国内存金及已运回内的黄金全数售完。由于国民政府一手售出黄金，收回法币，一手又将法币抛回流通领域，通货膨胀没能制止，反而被不法官僚和奸商及敌伪套取了大量黄金。最后合使国统区金价、物价一起上涨，无法控制。
　　丑闻传出，舆论哗然。《大公报》等报纸头版披露，大小报刊转载，酿成沸沸扬扬的黄金大案，轰动全重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监察院也派人到中央银行查账。
　　在舆论的指责下，财政部不得不派员调查，重庆地方法院立案审查，结果仅仅揪出了几个小角色：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竟琨因泄露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银行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也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款购入黄金50两。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
　　但是，上述被判刑的只是小鱼，大鱼们纷纷脱网而出。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3300两，可他身为杜月笙的徒弟，俞鸿钧的亲信秘书，不予追究。钟谔是中央信托局局长，该局舞弊最严重，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可当局认为把他揪出来有损政府形象，结果“从缓处理”。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购入的黄金更多，事情败露后舆论攻击猛烈，他就把总经理杨管北留下顶罪，自己乘
　　坐军用飞机避往安徽屯溪。当时，屯溪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管辖，因受日军包围，早就与重庆断绝了交通，杜月笙乘坐的飞机竟有战斗机护航，可谓神通广大。
　　这次黄金风潮使担任行政院长十几年的孔祥熙被迫辞职，1933年10月被孔祥熙挤下台的宋子文复出。宋以此次黄金风潮中投机严重，下令凡是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家。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近220万两，国库得捐献82万多两。大户们得到消息早将黄金取走，而被迫捐献者都是中小储户，很多人在这次风潮中血本无归，纷纷破产。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黄金捐献”事件。位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就存有大量法币折合黄金存款，该行因此而受重大损失。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停止黄金储备，并宣布禁止黄金自由买卖。
　　第四节孔子对天坛，五百顶一元
　　通货膨胀是纸币产生后中国王朝更替的导火线，腐败和通货膨胀最容易让政权失去民心，而不同的政权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行动。
　　腐败加通货膨胀最容易让政权失去民心
　　1944年，在华北沦陷区的老百姓中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孔子对天坛，五百当一元。”原来恬不知耻的华北伪政府所发行的伪联银券上，印的都是中国古代圣贤的头像，如黄帝、孔子、孟子、关羽、岳飞都成了汉奸钞票上的图案。500元的钞票上，印的是中国文圣人孔子对着天坛，可是这种纸币仅值伪币初发行时的1元的购买力了。
　　在这一节里，我们就讨论一下抗战时期货币特别是通货膨胀与社会及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战时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所受通货膨胀之苦要大大强于乡村的农民。
　　抗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国统区已达到人众财竭，民不聊生的境界。普通百姓都将其全部储蓄以及任何可以变买的东西拿出来苛延渡命。税吏和军人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广大人民痛心疾首。而在军队中由于吃穿太差而开小差的士兵日见增多。在整个中国，抗战情绪被残酷无情的通货膨胀败坏无余。
　　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以战时陪都重庆的物价指数为例，据四联总处对重庆的米、面粉、煤、火柴、棉纱、猪肉、盐、菜油、棉布、绸、士林布、木板、元铁、肥皂、纸等十五项物品的趸售物价价格加权平均后的每年年底的指数，从1939年到1944年，上涨率以每年约100—200%递增。
　　国统区法币的通货膨胀促进了阶级对立，由于物价高涨，使行政官员难于维持生计，贪污和投机经营、以权谋私之风大盛。“这里一个处长，那里几个委员，收入之多，可以超过一部之长；所办之事，则各处马虎。”
　　通货膨胀促使投机盛行，商人成为天之骄子，地主则不劳而获，利用土地投机获得高额地租。而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则日益困苦，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1944年9月，工人工资指数较战前增加280倍，而生活指数增加了470倍，购买力下降到抗前的68%。到1945年2月，工人购买力仅及战前的20%，农民由于交纳实物地租而所得更少，士兵薪饷日益下降，吃不饱、穿不暖，依靠工资的公职人员愤而自杀的事情常有所闻。
　　抗战期间，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来到中国，他写道：“教授们如此赤贫使我为之震惊。”他亲眼排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馆长严文渊“住在一间小店上面的搁楼里，正躺在床上，饥病交加，为三个孩子没饭吃而发愁！”“通货膨胀带来了十分反常的现象。一盒美国香烟卖十元，一支派克金笔卖六千元……，因此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他多于一年的薪金。”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1943年夏初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人们“对现政权，已不能抱多大希望，因为他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积极帮助群众。如果说，它还能在民众的可悲灾祸与苦难之中维持摇摇欲坠的脚步，那只是因为敢于对它动手的人太少。”
　　当时普通人的感想是这样的：
　　“我一想到重庆，就有一种十分担忧的心情，不是为我自己担忧，而是为了我的国家。目前中日战争进入了第五年，无数的同胞都已在民族自由的事业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一种崇高而爱国的牺牲，我认为全国正在受那些专门谋取个人利益的寄生虫所愚弄。这不能说成是一种无所谓的告诫，因为另一种人，他在抵抗敌人受到杀害的机会很多，而且得不到装备和武器进行战斗，又怎样看待这些过着自私和奢华生活方式的人呢？在重庆，谁能否认每天生活需品的费用已增加到百分之百，并损害着那些做一天吃一天的人，而一些高级‘官老爷们’正在靠空运输入新鲜桔子、牛油和外国食品呢？当群众买不到食物，得不到避风避雨之处，他们怎能那样浪费来满足他们所渴望的外国东西呢？问题的实质是遭殃者、牺牲者尽是劳苦大众，他们虽然不须在前线对敌作战，却在后方必须用最大的体力劳动从事建设工作，所有的人都处于饿着肚子或肚子半饱的境况中。
　　我们人民的本质是驯良、服从，尤其是忠诚的。但空着肚子可能改变本质，因为饥饿是真实的，高调字句是不能满足的。那些坐在他们房子里，那样沾沾自喜地吃着进口食品，就提醒我们在法国革命前夕的形势，这对于那些安于逸乐的人们要想一想路易国王的悲惨命运，他的轻佻生活和完全不顾大众的死活，是他自取灭
　　亡，确是有意义的。
　　的确，为了民族的利益，对每个人及其国家，忍受一切痛苦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历史上有无数个例子说明一个国家遭到了毁灭，不管他是百万富翁或者是个穷光蛋，都逃脱不掉被奴役。当然，富人有能力而离开而住到国外去。可悲的是，这个‘政府’，即官老爷们乘机混水摸鱼，填充他们的私囊，以便过着舒适的生活。
　　在目前战争期间，政府体制已腐败不堪，需要经过彻底的改革，这是无可否认的。
　　为了挽救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国民政府必须立即清除所有阻碍这一目标的分子，而允许群众的代表在政府内有发言权。我们的政府必须是富人、穷人、小康之家和保守派、激进派和梦想家一样有相等的代表。
　　我深信中国能有这样的机会向世界表明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
　　对此，曾协助中国进行法币改革的美国人杨格评论说：“不管写信的人有没有与共产党的关系——信中有几段提到他没有关系——他反映了日益成为普遍的观点，而且预示着事情就要到来。”
　　果然，后来蒋介石政权就是因为腐败和通货膨胀失去了大陆！
　　难以算清的债
　　日本战败前在中国大发日本国债和伪政权公债，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的资财。
　　日本国内的公债政策是先由政府用公债向日本银行抵押借款，然后向国民购买物资，国民购买力增加后，政府实行强制储蓄，使资金重新流回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再慢慢出售公债，收回借给政府的资金。靠这种“独特”的理财之法，日本每年战争军费的60—80%来源于公债发行收入。日本不仅将这套作法移植到沦陷区，而且战败前在沦陷区更是疯狂发债。
　　战败前的伪满洲国公债发行从1942年到1945年8月仅3年8个月的时间里，就达195380万元，几乎等于前十年发行额的总和。伪满州国垮台前几个月又突击发行了3.8亿元。汪伪政权的公债发行也主要集中于1943年后，而伪蒙疆则在1944年年底和1945年上半年大发“裕民公债”。
　　日本在中国一共发行了多少种公债？这还是一个迷，不过战后国民党政府仅从接收的敌伪机关里就接收了约40余种，折合日元26亿。其详细种类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报国债券、大东亚战争贮蓄债券、支那事变国库债券、支那事变特别国库债券、支那事变割引国库债券、支那事变行赏国库债券、支那事变报国债券、支那事变贮蓄债券、报国债券、战时报国债券、特别报国债券、贮蓄债券、复兴贮蓄债券、战时贮蓄债券、日本国库债券、赐金国库债券、日本债券、割引劝业债券、割增金附劝业债券、北支那开发债券、日本政府四厘债券、日本政府三厘半债券、五分利公债证书、四分利公债证书、五分半公债证书、四分半公债证书、三分半公债证书、四分利国库证书、三分半国库证书、五分半国库证书、日本地方债、四郑铁路公债、四分利日货公债、北满铁道公债、兴业金融公债、水力电气事业日本通货公债、投资事业日本通货公债、产业振兴日本通货公债、天津居留民团第一回教育团债券、天津居留民团公立病院新药团债券、甲种公债登录证通知书、济南居留民团昭和16年度团债券、日本委托前台湾银行劝募债券。这些公债除极少数与伪满洲国有一点联系外，其余均为纯粹的日本公债，有的是国债、有的是金融债，有的是公团债。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的宗旨是以战养战，通过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到达到用战争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市场的目的。
　　日本在中国推行公债最主要的手法就是让伪银行先购买日本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作为发行准备发行纸币。如伪满洲中央银行到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时，该行的发行准备金只有占发行总额29．3%的日本公债和贷金及2．8%的伪满政府公债。也就是说公债在日本的傀儡银行手里摇身一变则成了有价值的纸币。再就是让储蓄银行收买日本国债，日本在台湾规定储蓄银行储蓄的1/3必须用来购买日本国债、1/5用于购买企业债券。此外日本在中国还卖出日本公债，收回日本银行纸币，以防止沦陷区经济对其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强迫大额交易发生时需用部分交易款购买公债等手法出售公债。
　　日本政府有目的进行逃避战争责任的事件早在其投降的1945年8月时就开始进行了，有两个极好的例子。
　　一是日本战时设立外资金局，让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向华北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借款，充作战费，抗战期间共借了相当于1792亿的日元。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财产，战后本应是中国的战利品。日军投降前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存有黄金15433条，重量合计约为154330两(最后记录为21534433．92克。)这是日本正金银行用来在华北操纵物价的镇宅之宝，从1945年8月14日开始，在日本投降后的9月7日，10月4日，国民政府还没有接收之前，正金银行分三次将这笔本应是中国战利品的黄金送到了伪中联行，用当时市场的最高价格作价，共值联银券490亿元，其中偿还伪中联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存款共计466亿。而且第一批在8月14日成交的96000两黄金，竟然是按8月10日华北空前绝后的黄金价格计算的。这样里外里中国惨受双重损失。到1945年10月17日伪中联行被接收止，伪中联行还在朝鲜银行存有日元216亿元。这笔存款也因为战后未获赔偿而损失。
　　出售黄金这个阴谋的执行人是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部长根本博，此人后来制造了日军在山西的残留，参加中国内战。他曾写信给日本驻北平的大使办事处的楠平实隆，说这是奉日本政府的指令，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急变而采取的措施。
　　再就是日本在台湾大发日本公债，到1945年8月10时已达6.54亿元，但是到了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接收时，在台湾银行只有1675万元的公债了，相差了38倍之多。而其中的近6.5亿元，也是日本宣布投降前二天，于8月13日有计划地将之运回日本的。
　　日本战败前布署了逃债，让伪银行出面收买日侨手中的小额债券，而大量的日伪公债则带回日本，于公于私均想得十分周到。
　　在对华北撤退归国日本人的金融措施上，华北金融协议会长鹤原浩二就日本人撤退应采取的金融措施致函驻北平日本大使馆三井武夫金融课长：
　　“在侨居华北的日本人所持有的日本国债或开发公司债中，因国库债券原来即有完整的登记制度，只要让持有者在华北日银代理店进行登记，该债券就可以由个人携带回国；另外，对小额债过去并无登记的制度，为了免除携带上的不便，除让继承劝业银行北京办事处业务的朝鲜银行收买或寄存保管外，没有其他办法。但
　　应手续繁杂，所以均希望尽可能地携带回去。再者对于开发公司债个人持有的小额部分，作为权宜的计可采取提前偿还的办法，由经办发行银行收买；对额数巨大的持回国内，由国家给予保障较为妥善。”
　　至于日军投降前大烧量文字材料，使中国档案馆留存了一批世界罕见的“灰烬档案”。这种消灭罪证，让后人难以深究其责之事更是世人共知。
　　……

前言/序言

　　经济战是抗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幕，但它的来龙去脉却被烽火硝烟和隆隆炮声所掩盖。那时候，日本侵略者提出要“以战养战”“自活主义”；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毛泽东则发愤苦研经济学，撰写了长达十余万字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等，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真理在于，经济是军事的支柱。
　　西方有句俗语：战争需要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货币是近代经济的血液，商品赖其流通，人民依其生活，而国家政府凭借货币与民众发生经济联系。货币战是经济战的最高表现形式。抗日战争中，交战双方无不为此而运筹帷幄、浴血撕杀。这条战线很隐蔽，但却更为残酷。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货币和货币战，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抗日战争全貌的深刻了解。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和金钱支撑了抗战，支持着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为此，全民族忍受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巨大的经济苦难。这种苦难，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发动战争的国家都知道战争是双面剑，被侵略的国家视战争为灾难；而殖民主义者却视战争为吉祥。近代亚洲，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在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向日本赔偿3.5亿两白银，折合英镑38082884镑5先令6便士半。日本正是依靠这些资金，才在本土各地建立了新的小学，国民素质由此提高；同时，在货币制度上日本得以实现金本位，一下与世界主流货币体系同步，迅速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取之无道”——即通过战争繁荣自己，是日本近代崛起的一个重要方式。更为可悲的是，中国的赔款培养了日本的贪婪，崛起后的日本需要殖民地、需要更多的钱和市场。相应地，中国人民就承受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多年的战争苦难；面临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掠夺、搜刮，日军的军用票和伪银行钞票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具。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除在华中、华南发行了大量的军用票，直接抢掠中国的资财、物资外，还先后在中国扶持设立了诸多伪银行，如伪满洲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等，这些伪银行一方面大发伪币，变相搜刮。同时还操纵、控制了一批发钞的金融机构，如伪冀东银行、伪华兴商业银行、伪河北银钱局、伪河北省银行、伪山东民生银行、伪江苏财政厅、伪厦门劝业银行等等。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尤其使人气愤的是，日本在即将失败和宣布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里，为转嫁战败后的处罚和布署遗害，日军仍操纵占领区伪银行大发纸币，遗害中国。本来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已达吓人的80余亿元，但到11月13日国民政府派人接收该行时，其货币发行额竟扩张到了136亿元的天文数字。三个月几乎又增发了一半，可以想象这些货币对东北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冲击以及对日后国家政府收回这些纸币的压力。日本投降后，台湾银行券8月底发行额为16.5亿元，一个月后竟增至22.85亿元，10月末再增至28.98亿元，较日本投降前增加了两倍多，较“七七事变”前增加了38倍。这最后的掠夺，给中国留下了难以医治的经济顽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日后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打下了伏笔了。
　　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人不承认其发动了侵略战争、掠夺了中国，甚至还辩称是为了帮助中国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繁荣。其实只要看一看日本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进行的疯狂的经济战，就足以揭穿这些谎言。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货币在与日伪货币对阵撕杀，一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发行的根据地货币。
　　抗战中，法币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对日伪货币而言，抗战初期的法币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侵略、与敌进行殊死搏斗的经济战、货币战的主力。法币在国统区担负着振兴后方经济的使命，是加强大后方建设、支持政府财政的重要经济武器，是大后方战时经济统治的重要工具。国民政府能在大后方建立西南、西北金融网，限制地方纸币发行，使大后方经济达到与战争需要的高度统一、集中，与法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法币还承担着支撑前方抗战的使命，不仅要保持汇率，外联英美经济；还要内控省地方银行纸币，在法币外沿与敌伪货币对阵，甚至天天在市场与其撕杀，在比价上拼刺刀。
　　虽然法币在皖南事变后、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益加强了对根据地货币的限制，并成为对根据地进行经济控制、封锁的工具，但我们绝不可因此低估法币在抗战初期对根据地货币体系建立的支撑作用。法币在抗战初期是成功的。它的失败，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错误的货币整理政策及继续战时经济特有的通货膨胀所致。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法币的盟友，是沦陷区法币的护卫神。尤其是在1941年以后，根据地货币逐渐独自承担起在敌后抗击敌伪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的任务。它是中日经济战中极为重要的力器，是插入敌伪心脏的钢刀，使得日本人不能在沦陷区经济上为所欲为，在市场上也是磕磕绊绊。
　　抗战中的货币战，在黄金、白银、纸币等方面都有充分展示，同时在外汇、物资、物价及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也都有表现。当然，在与日本侵略者的货币战中，中国金融界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搞“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之类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汉族时每一个村庄居住几个少数民族都搞得一清二楚。在对中国货币的研究方面，日本也煞费苦心。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日本陆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货币的调查和研究专著，这也是国民政府在中日货币战中屡屡被动的原因之一。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不同，它的复杂性是后两者难以企及的，但三者关系又十分密切：一方面经济斗争如极强的暗流，冲击、影响、决定着政治、军事斗争的成败；另一方面政治和军事斗争又极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斗争。
　　本书想讲一讲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货币、货币战及货币运动的故事，并试图总结出一些战时货币运动的规律，并为看清有关金融、货币领域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但限于学力，金沙并俱，切望方家斧削，以求达治史之目的。

《烽火熔金：近代中国的财富图景与抗战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是催化剂，也是试金石，它不仅考验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更是一场对国家经济支撑与财富运作的严峻审视。《烽火熔金：近代中国的财富图景与抗战力量》一书，并非直接描绘抗日战争的具体战役细节，亦非逐一列举参战将领的功勋卓著。它以一种更为宏观且深入的视角，聚焦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筹措、集聚、调动与运用其有限的财富资源，以支撑一场规模空前、韧性十足的民族解放战争。本书旨在揭示隐藏在战火硝烟之下的经济脉络，以及财富的流转如何成为驱动抗战机器运转的关键动力。 本书的叙事起点，并非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是回溯至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形成。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初步转型，但这种转型是缓慢而畸形的，伴随着海关税收的失控、民族工业的艰难孕育以及巨额赔款的沉重负担。作者将首先梳理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国在踏上抗战之路前，其国家财富的构成、积累的机制以及分配的现状是怎样的？这包括了土地、矿产等传统财富，以及 nascent 民族工业、商业资本、官僚资本以及海外华侨的汇款等新兴财富形态。我们将看到，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中国的财富分配就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阶层差异，这些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在战争爆发后，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动员财富的能力。 随后，本书将重点解析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是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构建和维持其战争经济体系的。这其中，如何稳定和增发法币，如何应对恶性通货膨胀，如何通过税收、国债、公债等手段筹集战争经费，将是重要的论述环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抗战时期的金融问题视为“没钱打仗”，而是要深入剖析在失去大片国土、沿海港口被封锁、金融中心沦陷的境况下，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复杂的金融策略。例如，国民政府如何利用内地有限的金融资源，如何与英美等国进行金融援助的谈判，以及如何试图通过金银储备来支撑国家信用。本书会详细探讨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如何扩大，以及其为了弥补赤字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其中不乏一些充满争议的改革尝试。 在物质生产层面，本书将描绘中国民族工业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在日军的占领区，大量民族工矿企业被摧毁或沦为日伪控制。然而，一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将生产线向内地迁徙，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在简陋的厂房里，在落后的设备上，拼凑出了中国自己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军事工业。本书将细致考察这些内迁工厂的艰难历程，它们是如何克服物资匮乏、技术落后、人力稀缺等重重困难，为前线输送炮弹、飞机零件、衣物、药品等必需品的。我们将看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厂，在支撑持久抗战中扮演了怎样的“压舱石”作用，它们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机器和数据，更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和创造力。 除了官方层面的财富筹措与工业生产，本书还将触及更广泛的社会财富动员。例如，作为海外华人，他们在抗战期间是如何通过汇款、捐赠、购买国债等方式，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这些海外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经济的不足，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同时，本书也会关注到普通民众在财富贡献方面的付出，例如，他们是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节衣缩食、支援前线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全民抗战中来的。这些看似零散的个体行为，汇聚起来，构成了支撑国家意志的重要力量。 此外，本书还将分析战争对中国财富分布和社会结构产生的深刻影响。随着战争的推进，原有的经济版图被彻底打乱。内地省份的经济地位上升，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逐渐形成。同时，战乱导致的大量人口迁徙、失业以及物价飞涨，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本书将考察战争如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财富格局，一些传统的地主阶级财富受到冲击，而一些抓住机会的实业家或投机者，则可能在乱世中积累财富。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为战后中国的社会经济走向埋下了伏笔。 本书的论述逻辑，并非简单地将抗战与财富划等号，而是试图剥离那些惯常的历史叙事，深入到经济的肌理之中，去理解财富如何在战争的熔炉中被锻造、被消耗、被转化。它会探讨战争的残酷性如何体现在经济的崩溃与重塑之中，以及中国人民如何在财富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读者将通过本书，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近代中国，一个在经济困境与战争考验中，不断探索自身生存与发展道路的中国。 《烽火熔金：近代中国的财富图景与抗战力量》希望提供给读者的，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运作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是一部关于战术、战略或政治决断的书，而是一部关于国家如何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从经济基础层面去筹措、去维系、去支撑一场民族存亡之战的深度分析。通过对财富的细致考察，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他们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本书试图解答的，不是“我们如何打赢了这场战争”，而是“在当时极其贫瘠的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以及“财富的流动与积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隐秘而关键的角色”。它将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迷雾，去感受那段艰难岁月里，财富与抗战之间错综复杂、却又密不可分的联系，最终展现出中华民族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下，所爆发出的不竭力量。

评分☆☆☆☆☆

《金钱与抗日战争》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历史著作。它没有宏大的理论模型，没有空泛的口号，而是从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金钱”，去讲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战时经济”的细节描写真实而深刻。比如，书中提到了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采取了发行公债、加紧征税等手段，以及这些措施是如何影响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的。同时，书中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经济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例如如何通过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合作社等方式，来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抗战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并没有回避那个时代金钱流通中的种种困境，比如通货膨胀、黑市交易、以及金融系统的不稳定等等，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作者展现了不同经济主体如何在这个大背景下生存、发展，甚至相互博弈。这本书让我明白，金钱在抗日战争中，不仅仅是数字游戏，它更是连接前线战场与后方民生、连接国家命运与个人生存的关键纽带。它让我看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金钱如何被赋予了更加沉重的意义，它既是维系抵抗的生命线，也是体现民族意志的物质载体。

评分☆☆☆☆☆

《金钱与抗日战争》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历史读物，不如说是一本经济学在极端环境下的应用案例集。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战争经济学”的探讨印象深刻。作者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经济政策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如何调动全国的资源，如何应对财政赤字，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以及如何开展国际金融合作。我读到关于国民政府如何通过发行国债、增加税收来筹集军费，以及延安时期共产党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些都让我看到了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书中对于“边区经济”的论述尤其让我眼前一亮，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更是包含了工业、商业、金融等多个层面的创新，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之前总觉得，战争就是打打杀杀，但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一场成功的战争，其背后往往需要一套高效且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作为支撑。金钱，在这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关键。它不仅是交易的媒介，更是战略的工具，是民生的保障，甚至是可以用来瓦解敌人士气的武器。这本书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抗日战争，它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经济如何与军事、政治、文化紧密相连，共同塑造了历史的走向。

评分☆☆☆☆☆

我最近在读一本名为《金钱与抗日战争》的书，读这本书真的需要一种沉静的心态，因为它探讨的并非是简单的英雄故事或者战役的胜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极其宏观却又触及每个人生活的领域——经济。书的开头部分，我被作者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细致描绘深深吸引。贫弱的国力，落后的工业，以及被外来势力渗透的经济体系，这些都成为了抗战初期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书中不仅仅是罗列枯燥的数据，而是通过生动的案例，比如地方军阀的财政困境，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政策，以及民众捐款的艰难历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维持一场全国性战争需要多么庞大的经济支撑。尤其是关于法币改革的部分，作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其背后的逻辑和效果，以及它对国家财政和民生的双重影响。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再英勇的战士，再伟大的战略，又如何能够持续下去？这本书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让我明白了，经济战线同样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而金钱，则是这场经济战线上的关键砝码，它影响着武器的供应，影响着民心的稳定，甚至影响着国际援助的走向。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的年代，亲眼见证着金钱如何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是被利用的工具，更是维系国家抵抗意志的生命线。

评分☆☆☆☆☆

这本《金钱与抗日战争》的封面设计就很有意思，泛黄的纸张质感，上面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印刷风格，隐约可见战火纷飞的背景，却又巧妙地融入了几枚老式铜板的图案。光是看封面，就能勾起我对那段历史的无限遐想。我一直对战争的宏大叙事有所了解，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尤其是那些支撑起战争运转的微观层面。金钱，这个看似与战场硝烟格格不入的东西，究竟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是否是驱动这一切的暗流？是物资的保障，还是权力的筹码？抑或是人民的血汗凝聚？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书中找到答案。历史书上关于战役、战略的描述固然重要，但我想，那些在后方默默付出，或者在夹缝中求生的普通人的故事，那些围绕着“钱”而展开的个人命运的起伏，或许更能触碰到历史最真实、最人性化的肌理。这本书的出现，恰恰填补了我一直以来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它让我看到，战争不仅仅是枪炮与牺牲，更是无数条看不见的经济脉络在支撑，是无数场与金钱相关的博弈在进行。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深入探究，了解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与金钱息息相关的细节，感受那个年代人们的艰辛与智慧，以及金钱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独特力量。

评分☆☆☆☆☆

读《金钱与抗日战争》这本书，与其说是在阅读历史，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关于生存与发展的深度思考。我最被触动的是书中对于“民生”与“国计”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在战火连绵的年代，金钱的流向直接关系到前线的士兵能否吃饱穿暖，后方的民众能否维持基本生计，以及国家的工业能否勉强度日。书中对“国统区”和“解放区”在财政政策和经济管理上的差异化描述，让我看到了不同治理理念在极端困境下的不同结果。我读到了关于国民政府为了支撑战争而进行的财政改革，包括法币的发行、金圆券的改革，以及这些政策对普通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有时是希望，有时却是失望。而解放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让民众看到了坚持抗战的希望和动力，这些内容都让我深思。金钱，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命运，凝聚着民族的希望。这本书让我明白，一场持久的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经济上的消耗战。如何有效地管理和运用金钱，如何让经济发展为战争服务，同时又不至于让民众的生计彻底崩溃，这其中的智慧和平衡，是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它让我看到，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金钱的力量，既可以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也可以成为支撑民族不屈脊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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