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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守元 著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20745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3996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编辑推荐

　　历来的“全盘西化论”者都将经学当作一种奇谈怪论，而屈先生却视“经书里的许多道理”为中国人的常谈，这需要学术勇气和远见卓识。
　　——吴国武

内容简介

　　《经学常谈》是作者专门为青少年写的一本经学入门导读书，内容包括经学基本常识、道理和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等。本书面对的是大众读者，故作者写作时务求简易，真正做到了清通平正、提纲挈领，能够为今天的读者理解国学和我国传统文化、并做到从传统文化中去粗存精提供很多帮助。

作者简介

　　屈守元(1913—2001)，名爱艮，字守元，四川成都人。1936年在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2年起，先后在成都光华大学、成华大学等学校任教。建国后，历任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典文献学》《经学常谈》《文选导读》《韩诗外传笺疏》等。

目录

自序
引言
一、什么是经学
二、古代经学概况
三、为什么要了解点经学
分论
一、易
二、书
三、诗
四、礼
五、春秋
六、孝经
七、论语
八、尔雅
九、孟子
十、附论纬书
通说
一、经的数目
二、经的传刻
三、经学流派
四、经与文学
经话新编
小序
一、庄子论儒经
二、经学是汉初儒生禄利之路
三、曲学阿世是经学的邪路
四、群经次第
五、《周易》难学
六、学《易》宜走王弼讲哲理的路子
七、汲冢《易》
八、汲冢《周书》
九、《韩诗外传笺疏》凡例
十、孙诒让《周礼政要》
十一、黄以周论《礼经》及两戴记
十二、《大戴记》的被重视
十三、廖平对今古经学多持平之论
十四、俞正燮《春秋左传书式考》
十五、文集中有经学
十六、汉人都读《孝经》
十七、半部《论语》治天下
十八、朱熹谈《论语》《孟子》
十九、汪中《大学平议》
二十、《尔雅》重农
二十一、王昶跋《礼器碑》谈谶纬
二十二、章炳麟《新定助词辨》
二十三、王国维论《诗》《书》成语
二十四、滥用经文假借之例
二十五、孔子集大成
二十六、廖平谈蜀学
二十七、陈寿祺谈《经郛》

精彩书摘

　　十六、汉人都读《孝经》
　　《汉书·霍光传》载霍光用皇太后的诏废昌邑王贺，“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这一段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昌邑王引用的正是《孝经·谏降章》里的话。这可以证明，汉人都是熟读《孝经》的。连荒淫无道的昌邑王贺也不例外。而且这句话很有道理，说昌邑王贺的荒谬行为，霍光本人不劝谏，也有责任。霍光的回答之语，只能搬起皇太后诏，实在狼狈不堪。说明他在读书这一点上，并不如昌邑王。后来他说：“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见《隽不疑传》，此据《通鉴》卷二十四订正）这就是他内疚的自白。
　　十七、半部《论语》治天下
　　《宋史·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又“论曰：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户观书，取决方策。他日窃视，乃《鲁论》耳。”《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条云：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最能行》）。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普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便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章炳麟说：“《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验之谈。”（《菿汉微言》）《朱子语类》卷十九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从上面举的这些故事和议论看，都可以说明治经学宜先从《论语》入手。
　　十八、朱熹谈《论语》《孟子》
　　朱熹是在《论语》和《孟子》上下了很大工夫的。他说：
　　《孟子》要熟读，《论语》却费思索。《孟子》熟读易见，盖缘是它有许多答问发扬。
　　又说：
　　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语，真能穷究透彻无一不尽，如从孟子肚里穿过，孟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孟子！
　　又说：
　　孔子之言多是泛说做工夫，如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之类，未说此是要理会甚么物。待学者多做事工夫透彻，却就其中见得体段是如此。至孟子，则恐人不理会得，又躜进一著说，如恻隐之心与学问之道，求放心之类，说得渐渐亲切。今人将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过了。
　　又说：
　　问：《论语》一书未尝说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说来说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尽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门学者自知理会个心，故不待圣人苦口；到孟子时，世变既远，人才渐渐不如古，故孟子极力与言，要他从个本原处理会否？
　　曰：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弟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此处当自思之，亦未是大疑处。
　　又说：
　　或问：孟子说仁字，义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晓说，是如何？
　　曰，孔子未尝不说，只是公自不会看耳。譬诸今沙糖，孟子但说糖味甜耳。孔子虽不如此说，却只将糖与人吃，人若肯吃，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
　　又说：
　　《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不可谓轲死不传。
　　（以上并见《朱子语类》卷十九）这些话对于研治《语》《孟》，都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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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吴国武
　　“经学”，一个中国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逐渐从远逝模糊的背影中回转，穿越百余年的风雨沉浮，重新走入当代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的视野。在颠沛造次的回转路上，经学入门书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屈守元先生的这部《经学常谈》便是一例。
　　我们知道，经学是研究和运用儒家经典的传统学问，长期居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位置。这门学问，是围绕《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经典（即“六经”）的解释和应用而展开的。到后来，又衍生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传记构成的“四书”经典体系。最后，逐渐形成以研究和运用《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和《孟子》十三部儒家经传（即“十三经”）为基础的传统学术形态。这门学问包括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辞章之学和经济之学诸多方向，影响及于古代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世界。
　　依照传统学问的内在理路，经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以来形成的“王官学”。经过宗周礼乐文明的洗礼和周秦诸子百家的论辩，特别是孔子及其后学的温故创新，承载王官学的“六艺”类典籍转换为早期的儒家经典，经学也由此产生。随着“独尊儒术”国策的确立和五经博士制度的设置，经学在汉武帝时代走向成熟，儒家经传文本也日趋固定。西汉而下，汉代的章句训诂之学、魏晋的玄学化解释、南北朝隋唐的义疏学、宋明的义理学、清代的考据学成为经学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典范。在朝代更替、天下兴亡的东亚世界，经学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晚清以降，世风丕变，天下国家分崩离析，传统经学顿时坠地，古老的中国猛然站在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关头。从民国到今天，新的现代学术体制和社会规则逐步生根结果，改造、支解乃至捐除经学的呼声不绝于耳，而整理、保存乃至倡导经学的举动也时断时续。在争议和冲突中，经学由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降至现代学术体制的边缘，一度还被完全取消。近三十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的渐次兴起，经
　　学的历史命运出现了百年未遇的生机。屈守元先生这部力求浅易、特色鲜明的小书，恰好写于“全盘西化论”骤然停息不久、“传统文化热”悄然兴起之初的1991年。
　　据《懬翁自订年谱》，屈先生自幼熟读经史，后从蜀学先辈游，长期执教于四川诸大学，研习四部，讲授国故，尤精文学。这部《经学常谈》其所以能够达到“信手拈来”“不能者止”的境界，与他浸润旧籍的学术经历密不可分。从该书的《自序》来看，屈先生所谓“常谈”不仅仅指经学常见知识的娓娓道来，更多的是想说明：“经书里的许多道理，中国以为常，或者外国并不以为常。不习惯于听常谈的中国人，会按照全盘西化的常规，把经学讲成非常可怪的一种学说的。”
　　民国以来，经学入门书的写法往往以仪征刘师培先生《经学教科书》为楷模，逐渐形成“知识凸现”“价值隐匿”的学术理路。而这部《经学常谈》却着力将“常见知识”和“常见道理”的谈论相结合，与其他经学入门书的写作理路不尽相同。历来的“全盘西化论”者都将经学当作一种奇谈怪论，而屈先生却视“经书里的许多道理”为中国人的常谈，这需要学术勇气和远见卓识。事实上，这种“知识”“道理”兼备的写作理路，深深地烙上了百年思潮的时代印记。
　　一般认为，晚清的经今古文之争拉开了传统经学近代转型的大幕。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余杭章太炎先生的古文经学观念一度颇为流行，作为后辈的屈先生深受影响。在这部书中，他最服膺章氏所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的治学态度，吸收章氏《国故论衡》《检论》《訄书》《太炎文录》诸作的意见比比皆是。比如，近人讲“经学”多从“经”字的本义讲起，而有关“经”字原始含义又都以章氏的“书籍”说为宗。受章氏说法的启发，屈先生得出“‘经’即指大型典籍（以二尺四寸的典籍为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经学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实具有文献学的特征。不过，这些文献是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经典的文献，所以它被涂抹上了神秘的色彩。”简短两句话，将经学的文献学和价值观双重特质揭示出来。当然，屈先生身为四川人，受惠于蜀学前辈最多，很多想法的背后有今文经学大家井研廖平先生的影子。在这部书中，他多次表彰廖氏《今古学考》有关经今古文问题的意见，甚至模仿廖氏所创的“经话”体式来充实“常谈”的内容和方向。
　　随着国故整理运动的兴起，儒家典籍衍变为科学研究的材料，经学隐退之势加剧。民国以来，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顾颉刚诸先生的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和科学整理方法成为主流，屈先生亦受影响。比如，近人分群经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整理国故思潮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学术理路，屈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易》以神学—哲学为主要内容。《书》以上古历史及上古王朝的教令、文告为主要内容。《诗》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礼》以民俗、法制为主要内容。《春秋》以史事、史料为主要内容（包括孔子对于史事的褒贬、评论）。”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易》以外的经书莫不有哲学，《书》《春秋》以外的经书亦为上古的历史记录，《诗》以外的经书也是文学艺术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六经”及其解释包括了历代先贤“经天纬地”“修己治人”的想法和做法。
　　新中国建立后，包括经学在内的一切传统学问经历了“批判继承”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成为新的主流。顺着这种思路，屈先生也强调：“食古不化，或者片面地强调‘立竿见影’的‘效益’，都不足取。”在“儒学热”持续升温的今天，他的忠告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此外，屈先生还特别关注如何研究经学的问题。一些精辟的见解，可以作为我们阅读经典、研究经学的参考。比如，他直言不讳地讲：“曲学阿世是经学的邪路。”尽管书中所举为汉魏六朝经学中热衷利禄、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但是这种看法对于经学的提倡者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又比如，他反复强调：“不读群书即谈不上经学。”书中举例说明了“十三经”以外的经学文献（包括《逸周书》《韩诗外传》《大戴礼记》、汉代纬书和历代文集中经学资料）的重要性，这种建议对于经学的研究者也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
　　最近一段时期，经学的正面形象得到初步的恢复，经学的回归成为重要话题之一。当然，有关经学的讨论还在继续，讨论中的得失问题逐渐显现。从好的方面来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理解了阅读和研习儒家经典的必要性，期盼经学能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需要反思的地方也还不少，包括很多人不太了解经学的博大和精深之处，有关经学内容的种种误读没有得到全面澄清，在“何谓经学”“经学为何”等大问题上缺乏广泛的共识。
　　经学，毕竟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间太久。像《经学常谈》这样的作品，记录了经学的模糊背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经学的模糊背影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经学也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2014年5月，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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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时代。然而，我们对这一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往往来自《三国演义》，因此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现存史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三国人物》的作者方诗铭先生力图通过详密的史料辨证，去掉这些历史人物形象上的迷雾，为读者呈现一幅真实的三国英雄群像，这是非常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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