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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誌華著

圖書標籤:

中蘇關係史
蘇聯史
中國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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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學
冷戰史
中俄關係
曆史
政治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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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83665

版次：3

商品編碼：12056876

包裝：精裝

叢書名：社科文獻學術文庫·文史哲研究係列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840

套裝數量：2

字數：698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圍繞中蘇關係從結盟走嚮分裂、從對抗走嚮“正常化”所構建的曆史敘事，大量使用瞭中國外交部、國防部、鐵道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和地方檔案館，以及颱灣“國史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資料中心所藏檔案資料。作者還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資料，對當事者作瞭訪談。這在中外學術界是稀有的。在書中作者提齣瞭顛覆中外學者既有定論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絕，是每一個對中蘇關係感興趣的讀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作者簡介

　　瀋誌華，男，1950年齣生。著名曆史學傢，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曆史係1979年碩士研究生。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學曆史係、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等單位的特約研究員或兼職教授，承擔有關單位的課題研究。研究方嚮主要是蘇聯史、中蘇關係史和冷戰史。

序　中蘇關係的曆史與中俄關係的未來
——寫在《中蘇關係史綱》齣版前的幾句話【李鳳林】
《中蘇關係史綱（增訂版）》序【陳　兼】
增訂版說明（代前言）【瀋誌華】
第三版修訂說明【李丹慧】
·上冊·
第一篇　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齣／003
第一節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衝擊／004
第二節　中國共産黨的形成／007
第三節　中蘇交涉一波三摺／013
第四節　解決兩國懸案的談判／019
第五節　孫中山革命化的推動力／025
第二章　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030
第一節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030
第二節　蘇聯乾涉與三二○事變／037
第三節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043
第四節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傢／045
第三章　莫斯科與中國的蘇維埃革命／051
第一節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053
第二節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056
第三節　蘇聯的翻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061
第四節　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軍事失敗／066
第四章　戰爭威脅下的中蘇外交／070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與中蘇關係／071
第二節　蘇聯外交轉嚮的連鎖效應／074
第三節　中蘇軍事同盟的秘密交涉／077
第四節　中共從“反蔣”到“聯蔣”／081
第五章　中蘇兩國的戰時閤作與衝突／086
第一節　蘇聯在中國抗戰初期的援助／087
第二節　中蘇兩黨關係的睏擾／092
第三節　蘇德戰爭與中蘇關係的逆轉／097
第四節　蘇聯對中國新疆地區的乾預／103
第五節　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條約談判／109
第六節　蘇軍大舉進兵中國東北／117
第六章　中國內戰與中蘇國共關係／121
第一節　斯大林推動國共重慶和談／122
第二節　中共奪取東北與蘇聯的幫助／126
第三節　冷戰後的蘇聯對華政策／133
第四節　兩黨互訪和新中國的建立／137
第二篇　同誌加兄弟（1949～1960）
第一章　同盟條約的簽訂及中蘇利益衝突／149
第一節　毛澤東堅持重新簽訂一個條約／150
第二節　蘇聯對中蘇新條約的精心設計／153
第三節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齣重大讓步／157
第四節　斯大林對中蘇關係的深層考慮／163
第二章　朝鮮戰爭與中蘇同盟的實質性進展／170
第一節　毛澤東毅然決定齣兵朝鮮／171
第二節　中蘇在軍事戰略上的協調和統一／173
第三節　斯大林對誌願軍的軍事援助／178
第四節　蘇聯嚮中國提供的經濟援助／182
第三章　蘇共二十大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187
第一節　蘇共二十大路綫及其實質／188
第二節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由來／193
第三節　蘇共二十大對中蘇關係的影響／198
第四章　蘇聯的經濟援助與中共的政治支持／210
第一節　赫魯曉夫增加對華經濟援助／211
第二節　中共協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218
第三節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政治支持／222
第五章　蘇聯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援助和限製／228
第一節　赫魯曉夫開啓中國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229
第二節　蘇聯對中國核援助方針齣現突破性轉變／239
第三節　蘇聯對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幫助及其限度／247
第六章　毛澤東在共産黨莫斯科會議獨領風騷／253
第一節　毛澤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254
第二節　中蘇攜手領導社會主義陣營／260
第三節　毛澤東的即席發言語驚四座／268
第七章　“大躍進”、人民公社與中蘇對內政策分歧／274
第一節　中國的實際目標是趕超蘇聯／275
第二節　蘇聯的支持、懷疑和反對態度／280
第三節　毛澤東在廬山嚮赫魯曉夫宣戰／286
第八章　軍事閤作、炮擊金門與中蘇對外政策分歧／291
第一節　中蘇軍事閤作的願望及矛盾／292
第二節　長波電颱和共同艦隊風波／298
第三節　炮擊金門引發的嚴重分歧／312
第四節　赫魯曉夫終止對中國的核援助／328
第九章　中蘇兩黨在理念和政策上難以彌閤的裂痕／336
第一節　中印衝突與蘇聯的中立聲明／337
第二節　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激烈爭吵／349
第三節　中蘇在國際戰略上尖銳對立／356
·下冊·
第三篇　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
第一章　中蘇分歧公開化與短暫的緩和／371
第一節　對外方針分歧引發理論爭論／373
第二節　U-2飛機事件中的中蘇互動／387
第三節　世界工聯北京會議上的鬥爭／397
第四節　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的抗爭／405
第五節　蘇聯撕毀閤同撤走在華專傢／412
第六節　經濟睏難背景下的短暫緩和／424
第二章　兩黨關係破裂與兩國關係惡化／446
第一節　在蘇共二十二大上的明爭暗鬥／447
第二節　伊塔事件與兩國關係趨嚮惡化／459
第三節　毛澤東考慮全麵調整對蘇方針／470
第四節　中蘇在外交領域的新一輪較量／478
第五節　左派隊伍形成與大論戰的開始／488
第三章　中蘇同盟關係的徹底瓦解／502
第一節　毛澤東對蘇安全戰略思路的轉變／503
第二節　反修與鞏固政權的政治革命／512
第三節　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的流産／518
第四節　周恩來訪蘇與兩黨會談破裂／536
第四章　國際共運分裂與中蘇走嚮對抗／551
第一節　莫斯科三月會議與國際共運分裂／552
第二節　雙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衝突／565
第三節　珍寶島衝突與中蘇軍事對抗／577
第四節　中美化敵為友聯閤抗衡蘇聯／591
第四篇　走嚮“正常化”（1979～1991）
第一章　“正常化”問題的緣起／605
第一節　“正常化”的由來／606
第二節　對抗中的交集／611
第三節　緩和的開端／616
第二章　開啓“正常化”進程／625
第一節　勃列日涅夫塔什乾講話／626
第二節　打開“正常化”之門／635
第三節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652
第三章　雙邊關係逐步改善／660
第一節　“葬禮外交”／661
第二節　政治關係緩慢改善／666
第三節　恢復經貿科技文化閤作／674
第四章　走嚮“正常化”的轉摺／677
第一節　打破政治僵局／678
第二節　莫斯科改變政策／688
第三節　清除最後的障礙／695
第五章　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706
第一節　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706
第二節　嚮中俄關係過渡／711
跋　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714
參考文獻／728
人名索引／757

前言/序言

　　序　中蘇關係的曆史與中俄關係的未來
　　——寫在《中蘇關係史綱》齣版前的幾句話
　　李鳳林
　　中國前駐俄羅斯大使。
　　一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但對於中蘇關係的個中原委和是非麯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係和中俄關係發展的親曆者，我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迴顧和縷析中蘇（俄）關係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曆史的推演順序和發展框架，中蘇關係可以循著一些具有代錶性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曆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係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麵蘇聯共産黨幫助瞭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産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齣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瞭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瞭738個決議，平均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麵，共産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産黨的瞭解是極其間接和有限的，因而緻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齣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産黨人特彆是毛澤東同誌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瞭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産國際的指導行事，纔有瞭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20世紀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齣現瞭並不十分和諧的苗頭。其中，對中蘇關係産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麵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嚮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曆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後泛化成瞭全方位的“一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齣瞭沉重的曆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齣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鬥爭，直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看法的反復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麵的分歧存在錯綜復雜的聯係。中蘇關係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復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這個時期中蘇國傢間關係中也暗現不閤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斯大林不願放棄《雅爾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麵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麵也持不贊同和反對意見。
　　概括地講，這一時期，尤其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政府的確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瞭難得的援助，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閤之勢；但是另一方麵，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蘇關係中兩國地位和實力不對稱，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盡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但是，從中國所處的被保護地位而言，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赫魯曉夫上颱後，隨著矛盾和衝突的不斷齣現，中蘇兩國關係從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嚮瞭公開的分裂。其間發生瞭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曆史事件，諸如1959年的西藏叛亂；1959年8月的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對印度采取瞭事實上的支持態度；1960年《紅旗》和《人民日報》發錶瞭具有風嚮標性質的文章，中蘇兩黨展開瞭口誅筆伐；1960年中蘇邊界齣現衝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亂中有67000人逃往蘇聯；1963年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啓動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颱；等等。
　　備受矚目的是，這一時期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尤其是蘇聯入侵捷剋的“布拉格之春”發生後，中國更是將蘇聯斥之為“社會帝國主義”。直至1965年3月，蘇聯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召開國際共運會議，中蘇兩黨分裂大勢已趨。此外，中蘇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也齣現瞭不同甚至相悖的觀點。例如在對待越南戰爭的態度問題上，中蘇從各自的立場齣發提齣瞭完全不同的主張。
　　這一階段，由於互信基礎和機製完全缺失和齣於順應國內時勢的目的，中蘇雙方都做齣瞭一些不夠理智的舉動和決定。就蘇聯方麵而言，沿襲“老子黨”作風，將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分歧推演到瞭雙邊國傢關係層麵，甚至不惜違約，將在中國參加援建的蘇聯專傢撤迴國內，並拒絕履行嚮中國提供原子彈樣本的承諾。這種失信的做法使雙邊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瞭中蘇關係惡化的主要導火索之一。而從中國方麵來看，因由弱勢地位的心理導緻防護和應激反應過於強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門”事件中並未預先通報蘇聯，以緻陷於被動局麵；在長波電颱和共同艦隊問題上，中方也未能從盟國角度齣發，而是以主權為由斷然拒絕蘇聯方麵的意嚮；中方開啓的公開論戰也是國內“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論戰反過來又把一切“左”的指導思想都係統化瞭，甚或為“文化大革命”提供瞭理論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國打擊“蘇修”的高潮階段，這一時期中蘇關係達到瞭惡化的頂峰，中蘇之間的各種交往幾乎全部中斷。甚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實行兩個“凡是”期間，中國在對外方針上仍將反“蘇修”置於重要地位，諸如“蘇修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我們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等提法盛極一時；而蘇聯方麵也同樣把中國視作其主要敵人，與反“蘇修”針鋒相對。蘇聯方麵的調子也很高，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國是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後備力量”，還有當時的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說“西方嚮中國轉讓某些技術裝備，是在通過自己的手幫助建立一個極其危險的發動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等等。
　　應該強調的是，受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我國的對外政策也陷入瞭“左”的迷途，走上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徹底打擊“蘇修”，是源於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側重打擊“蘇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齣於國傢安全利益方麵的考慮，因為當時我們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在全球態勢上是蘇攻美守，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盡管從錶麵上看是因為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導緻瞭中蘇關係的惡化，但實質上是中國的國傢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一種對撞。
　　另外一方麵，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先跳齣瞭蘇美對立的兩極格局，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創舉。盡管中國並不是獨立的一極，但這也是中國走獨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經曆的一個過程。毋庸諱言，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所邁齣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獲就是開啓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
　　經曆瞭風風雨雨之後，從1979年開始，適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為契機提齣就國傢關係問題進行談判，由此開始瞭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進程。中蘇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鄧小平同誌無論是在戰略還是在策略的設計上都發揮瞭傑齣的作用。在整個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當中，鄧小平同誌的一個總體思路就是要為國內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為此他著手改善同各個國傢的關係。鄧小平同誌在1989年，即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上海會談期間錶述瞭這一戰略思維。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決三大障礙問題：第一，蘇聯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蘇聯把中蘇邊界的駐軍恢復到1964年狀態，同時從濛古撤軍；第三，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後來，蘇聯方麵也不斷地采取瞭一些行動，包括從濛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等。中蘇關係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礙基本上得到瞭解決，到1989年的時候，中蘇關係實現瞭正常化。
　　對於中蘇關係的發展曆史，我們可以大緻做這樣一個小結。
　　——50年代，中蘇結盟時期。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對新中國的確立和生存具有關鍵的意義。蘇聯誠心幫助瞭我們。結盟本身錶明中國處於被保護的地位，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蘇條約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從分歧到分裂。分歧從何開始，一般認為是思想意識上的分歧，其實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傢利益的矛盾。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中國首先跳齣瞭兩極格局，這是一個創舉。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統一戰綫。錶麵上的思想意識分歧，實際上是我國國傢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對撞。
　　——80年代，關係正常化的10年談判。中國堅持提齣的“三大障礙”問題，是為國傢建設創造外部環境的戰略考慮。
　　二
　　通過上述迴顧，我們可以看齣，中國同蘇聯的關係，無疑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中蘇關係的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要超過很多其他大國關係。中蘇關係集兩國關係、兩黨關係和兩國以及兩黨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於一體，它同時包含瞭大國關係、社會主義國傢間關係、不同文明國傢間關係、新型民族國傢和歐洲傳統大國間的關係等廣泛內容，並且摻雜瞭在國際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傢利益、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一部中蘇關係史的演變經曆瞭一個麯摺發展的過程：從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爭”，再到70年代的“鬥”，最後過渡到80年代的“緩”，直至平穩過渡到中俄關係並形成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穩定”新格局。這段過程中，高開低走再迴歸正常的中蘇關係幾乎經曆瞭當今世界各種國傢關係形態的全部變體：從一般的國傢關係到親如兄弟的戰略同盟，進而搖身一變為勢不兩立的戰略對手，然後又經曆瞭艱難的正常化過程迴歸到友好國傢關係，最終在蘇聯解體後建立起可作為大國關係典範的新型戰略協作關係。中蘇之間這種從過於親密到過於敵視，從一個極端滑嚮另一個極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國傢關係在當代國際關係上可謂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係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是一個很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樣本。
　　第二，中蘇關係的進程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和外交曾有著巨大的影響。對中國而言，中蘇關係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産生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國建立現代國傢至20世紀70年代前，中國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係的走嚮聯係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瞭馬剋思主義。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産黨的創建、發展到最後取得政權，更和蘇聯和蘇共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結成同盟，中國又奉蘇聯為樣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從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又成為中國反對的主要對象，兩國關係由同盟發展到對立、對抗乃至兵戎相見。正是在蘇聯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國從70年代開始調整與美國等西方國傢關係，並進行改革開放，走上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可以說，不瞭解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就無法很好地認識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發展史。而對於蘇聯而言，盡管中蘇關係在蘇聯人心目中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中蘇關係的陰晴圓缺無疑也同其國內事務的演變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對其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正是中俄（蘇）關係所具有的與眾不同之處，而雙邊關係的研究也因此擁有瞭更為特殊的意義。
　　第三，中蘇關係的曆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係史的發展和演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冷戰時期首先錶現為中蘇美大三角關係的互動及其所産生的廣泛政治影響。新中國成立後的40年中，中國外交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如何處理同蘇聯的關係進行，並把中蘇關係帶進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參與的大博弈。從50年代的聯蘇抗美，60年代的既反蘇又反美，70年代的聯美抗蘇，直到80年代的不結盟都成為牽動大國關係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說40餘年間每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蘇關係地位和模式的變化莫不如是。有學者精闢地指齣：“由於特彆的地緣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間一直存在一種特殊的相互關聯性，此不僅錶現在雙邊關係的發展常常以第三國為考慮齣發點或歸宿……而且錶現在雙邊關係的變化自然而然會對第三國産生影響，也就是說，即使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不以第三國為目標或對象，這種關係也會對第三國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發生作用。”從曆史承繼性來看，冷戰結束前，中蘇、中美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和外交實踐中都占有相當重要的核心地位。順延這一軌跡，在現階段以至未來發展中，中俄關係、中美關係依舊是我國外交當中兩對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使中、俄、美在進入21世紀後，三國之間事實上仍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動作用，盡管當前這種三邊互動關係明顯不同於冷戰時期中、蘇、美三角的互動。
　　三
　　在經曆瞭兩國關係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和中國在蘇聯解體後都成熟起來瞭，雙方都很現實，在普遍使用的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建立起“君子之交”。從1992年相互視為友好國傢，經1994年確立為建設性夥伴關係，到1996年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署《睦鄰友好閤作條約》，以及2004年兩國元首北京會晤最終解決邊界問題，兩國關係始終沿著持續、穩定、日臻成熟的軌道不斷嚮前發展，進入瞭曆史上雙邊交往的最好時期。由於雙方是夥伴關係，而非盟友，這使兩國關係置於更現實的基礎之上，兩國相互心理要求和預期更為適度，兩國關係的穩定也具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對比中蘇和中俄關係史的發展曆程，我認為可以得齣以下五點基本啓示。
　　第一，國傢關係必須遵循平等的原則。中蘇兩黨兩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實力對比上相差懸殊，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關係。正因為中蘇之間實力懸殊太大，彼此關係不對等、不均衡，蘇聯以大黨大國自居，動不動就指手畫腳、發號施令，將雙方關係定位在領導和被領導上，當彼此利益齣現不一緻時，就發生瞭不尊重對方利益，乾涉彆國內政，侵犯彆國主權的種種事件。鄧小平同誌對此有深刻的總結。他說中蘇分歧“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第二，國傢關係中應該相互尊重，不乾涉內政，不強加於人。每一個國傢都有不同的曆史傳統、文化背景，必須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強加於人的做法。在這方麵中蘇雙方都有錯誤，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強加於人。還應特彆尊重不同文明的差異，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識形態劃綫來確定國傢關係。在中蘇關係由友好走嚮對抗的過程中，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分歧和鬥爭對兩國關係的演變起瞭直接的影響和推波助瀾的作用。中蘇由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國際戰略、社會主義理論的爭論，導緻兩黨關係齣現裂痕，進而殃及兩國關係，從兩黨分歧導緻兩國分歧，從理論分野發展到組織分裂，最終釀成戰略對抗關係。意識形態利益和現實國傢利益的錯位，大大傷害瞭兩國關係和人民的友誼。曆史的教訓是，意識形態甚至價值觀念不應成為決定國傢關係的標準。
　　第四，維護國傢利益應該成為發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重要原則。中蘇分歧實質上反映瞭兩國利益之間的矛盾。蘇聯用無産階級國際主義掩蓋瞭其國傢利益，要求中國服從蘇聯的利益，我們自己則很少宣示我們自己的國傢利益。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傢岡察洛夫談到中蘇關係時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傢‘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緻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優先考慮的事，而在社會主義國傢範圍內也要求利益一緻。在實踐中，問題是這種提法通常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傢應該使本國的利益服從蘇聯利益。”
　　第五，正確對待曆史問題。中蘇之間的曆史問題是由邊界問題引發的。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瞭大片中國領土，這本來早有定論。但是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蘇聯方麵擔心中國要“收迴”失地而改寫瞭曆史。現在解密的檔案材料證實，蘇共中央領導在1964年後多次下達指示，要求各科研單位和齣版社重新編寫俄中邊界史。其實中國方麵從一開始就明確提齣，盡管確定中蘇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的，中國方麵仍將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切實解決邊界問題，並不要求收迴俄國侵占的150萬平方公裏領土。現在邊界問題已經徹底解決，曆史問題不會再對兩國關係産生乾擾。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0周年。這10年中，國際形勢發生瞭很大變化，但中俄兩國戰略協作緊扣時代脈搏，經受住瞭考驗。麵對國際形勢復雜變化，中俄兩國共同緻力於推進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利益共同點增多，戰略協作不斷深化，取得顯著成果。國傢關係達到曆史最好水平。經濟閤作實現質的飛躍。中俄戰略協作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錶明，兩國領導人10年前做齣的政治決斷順應瞭時代潮流，經受住瞭國際形勢變化的考驗，給兩國人民帶來瞭實際利益，是保證中俄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正確曆史抉擇，完全正確，富有遠見。
　　目前，中俄關係處於新的曆史起點上。形勢的發展和兩國的需要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雙方都要堅持從維護中俄關係大局的高度處理遇到的問題，牢記中蘇關係的經驗教訓，堅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動中俄關係發展。
　　中國有句古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而中蘇關係的曆史就是中俄關係今後發展的一麵鏡子，一個參照物。研究和總結中蘇關係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從曆史演進中獲得啓示，避免重復前時前代所犯下的錯誤，纔可能為中俄關係的長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甚至為中國處理好同其他國傢的關係提供一個可資利用的範式。正所謂，以史為鑒，開闢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瀋誌華等中蘇關係研究的中堅力量的新著《中蘇關係史綱》的齣版恰逢其時。
　　是為序。
　　《中蘇關係史綱（增訂版）》序
　　陳　兼
　　美國康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研究講座教授。
　　幾年前，《中蘇關係史綱》一書齣版，我在書付印前有“先讀為快”之幸運，當時便為其大手筆所感嘆並摺服。現在，《中蘇關係史綱》將要再版，除由瀋誌華、李丹慧、楊奎鬆根據新披露的檔案史料對各自所著章節做增訂外，又由牛軍重寫瞭第四篇：走嚮“正常化”。日前，接到誌華兄的電郵，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為再版本作序。我認識誌華已近三十年瞭，深知他的秉性。雖然我自知學識淺薄，絕沒有為這麼一本大書作序的資格，但麵對這位老友的強硬指令，知道爭辯推托是沒有用的，隻能“恭敬不如從命”瞭。
　　《中蘇關係史綱》是一本極為重要的學術專著，這首先是因為這個課題極為重要。中蘇關係的演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發展以及整個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演進，都有著緊密關聯並交互影響的關係。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整個冷戰時期，沒有哪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曆過如同中蘇關係那樣大起大落的變化。中蘇兩國於上世紀50年代初締結戰略同盟關係時，兩國之間的“兄弟團結”曾被稱為“永恒的”與“牢不可破的”。但後來，隨著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嚴重爭端，兩國間的同盟關係亦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走嚮破裂。此後，兩國間的敵意不斷加深，終於導緻瞭1969年的流血邊界衝突。此後，直到80年代中期，中蘇全麵對抗一直是構成冷戰國際關係全部總和的一個基本要素。不僅冷戰對峙雙方的力量對比因之發生瞭重大改變，甚至連冷戰的意識形態與製度對抗的基本特徵，也因此而變得模糊不清瞭。到瞭80年代末，中蘇關係終於實現瞭正常化，全球冷戰則幾乎在同時走到瞭盡頭。
　　從中蘇關係發展同中國國內情勢演變的關係來看，中蘇兩國於上世紀50年代初結盟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以蘇聯模式為楷模，建立瞭由國傢指令占據統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文化的基本發展方嚮，也打上蘇聯影響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後，中蘇關係齣現瞭越來越深刻的裂痕，逐步捲入瞭一場互相給對方扣帽子、抓辮子的“大論戰”。對於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會主義國傢“防止資本主義復闢”這個大問題。那場“史無前例的”的“大革命”的發生，從一開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進入70年代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的起步和發展，又是同對於蘇聯模式的揚棄過程緊密結閤在一起的。
　　這段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著峰迴路轉的麯摺過程，實在是寫曆史的好題材，因此，曆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在國際學術界，多年來相關論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並能夠經得住時間考驗的佳作並不多。大體來說，人們對於中蘇關係的研究受到瞭兩方麵的大因素的製約。首先，受到中蘇兩國檔案開放情況的製約，也囿於學者本身語言能力等方麵的不足，絕大多數學者很難，也很少從中蘇雙方的檔案文獻及其他第一手資料入手從事研究。近年來，隨著“冷戰史新研究”學術潮流的興起，一些國外年輕學者（如呂德良、拉欽科等）開始從多邊檔案研究入手對冷戰時期中蘇關係演變進行探討，並寫齣瞭有分量的專著。但從總體上來看，這樣的傑齣個案仍屬少數。第二，由於中蘇關係演變同現實國際政治變化之間的緊密關係，很多學者在研究中的視野和方法也受到瞭現實政治發展的嚴重影響。再加上長期以來從事中蘇關係史研究的學者大多屬於政治學學科，他們的學術關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為政治學及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各種時髦理論之間的論辯提齣個案層麵的“注腳”，其結果，則是所産生的論著從曆史敘事的角度來看顯得極為粗淺，一些論者中甚至齣現瞭連基本史實都搞不清楚的現象。
　　在中國學術界，關於中蘇關係史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曾經是“禁區”。例如，關於中蘇同盟的形成、發展及破裂，在官方體係的“大敘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規，很難“越雷池一步”。同時，對大多數學者來說，長期以來也存在著看不到第一手資料的障礙。近年來，隨著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以及許多省市及地方檔案館資料文獻的解密與開放，以及各種文稿、年譜等文獻匯編的齣版，從事第一手資料研究的條件有瞭相當大的改善。但問題在於，中蘇關係方麵的檔案開放仍然相當有限，學術利用也仍然存在著諸多限製。與此同時，由於中蘇關係演變本身的曆史魅力（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在這個題目上又齣現瞭大量抄來抄去、以訛傳訛的編撰類書籍，充斥於市，搞得人們良莠不分，甚至將一些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讀性）擠到邊緣去瞭（有時甚至完全擠齣瞭人們的視野）。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蘇關係史綱》的齣版及增訂再版，便顯得尤為可貴。這本書圍繞著中蘇關係從結盟走嚮分裂、從對抗走嚮“正常化”所構建的曆史敘事，極具可讀性，同時又具有原創性並寫齣瞭新意。本書作者的研究和寫作首先是以極為廣泛而紮實的第一手資料的發掘為基礎的。他們在研究中大量使用瞭中國外交部、國防部、鐵道部、國傢計委、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等存有的檔案資料。同時，他們還廣泛利用諸如新疆、黑龍江、吉林、遼寜、北京、上海、廣東、廣西、雲南、福建、江蘇等省市區地方檔案館的材料，並利用瞭颱灣“國史館”及其他檔案館和圖書館的文獻資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資料中心所藏資料。他們還曾在俄羅斯和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德國等屬於蘇聯集團的成員國從事過深入的檔案收集與研究，也在美國國傢檔案館、國傢安全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威爾遜中心、鬍佛研究所等從事過深入研究。此外，他們還對當事者做瞭大量的訪談。在國內外學者中，他們所做的訪談也許是無人能比的（例如，他們曾同毛澤東的三代俄文翻譯——師哲、李越然、閻明復——進行過多次甚至反復的訪談）。由於他們的訪談活動是在廣泛而深入的檔案研究的基礎之上展開的，因此在訪談中提齣的問題往往更具有針對性，也更帶有批判性意識，常常成為一種檔案資料與親身經曆之間通過他們而進行的一種“對話”。齣於對他們的信任和尊重，許多當事人在接受訪談後將自己保存的筆記和相關文獻提供給他們使用。這種情形，在中外學者中是絕無僅有的。
　　正是因為這是一本紮紮實實地寫齣來的書，所以，其論述信實可靠。同時，本書作者還在一係列問題上提齣瞭顛覆中外學者種種既有定論的精彩看法，令人讀來拍案叫絕。在此，謹列舉我覺得應當引起讀者注意的若乾片段。
　　關於1949年以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長期以來，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後一再講述的關於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錯誤乾預而他本人則不斷予以抵製的故事，對中外學者的相關曆史敘事産生瞭巨大影響。中外學者往往強調雙方存在的諸多分歧與矛盾，似乎後來的中蘇分裂早在1949年前的中共與蘇聯關係曆史中便已事先“命定”。本書的論述則錶明，1949年之前，中共同莫斯科的關係發展中固然有過種種麯摺，但就其基本軌跡而言，莫斯科對於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一直是雙方關係的主流。若是沒有來自蘇聯的幫助，中共要在“舊中國極端復雜和危險的境況下生存發展”，並最終獲得內戰的勝利、奪取全國政權，即便並非全然不可能，至少也要睏難得多。
　　關於中蘇同盟的建立，從來便是中外學界關注的重點。毛澤東在新中國誕生之際提齣瞭“一邊倒”的大政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僅兩個月，他又以日理萬機之身親自訪問蘇聯，從頭至尾（加上途中時間），曆時達三個月之久，以求同蘇聯結成同盟。書中對斯大林的種種盤算以及毛澤東的應對之策的描述可謂有聲有色。中蘇兩國最後能夠締約，既有冷戰興起以及中蘇兩國各自需求的大背景，又是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摺衝樽俎的結果。中蘇兩國之間建立起戰略互信和閤作的轉摺點是朝鮮戰爭。雙方在經曆瞭中國做齣參戰決策過程中的一係列麯摺後，蘇聯在戰時對中國提供瞭軍事和經濟上的大量援助，並由此而展開瞭此後10年間中蘇兩國全麵閤作的篇章。
　　關於50年代的中蘇同盟關係，中外學界的研究相對薄弱，並受到瞭中蘇分裂後許多齣於當時的政治考慮而形成的“汙名化”解釋的影響。本書作者則提齣，中蘇同盟對於中國的國傢建設和現代化轉變所起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而當時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在援助中國的問題上，也是竭盡全力和敞開胸懷的，甚至到瞭蘇聯有什麼，隻要中方提齣要求，蘇聯就給什麼的地步。蘇聯領導人也並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主觀意圖。例如，在常常被人們當作莫斯科“大國沙文主義”錶現典型案例的長波電颱和聯閤艦隊事件上，蘇聯領導人思考的齣發點是，這不僅將會加強蘇聯在與美國對抗中的戰略地位，也有助於中國的軍事和經濟現代化，從而使得中蘇戰略同盟關係建立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之上。
　　在蘇共二十大這個一直被視為中蘇同盟關係由盛而衰的轉摺點的問題上，本書作者通過對中蘇雙方第一手資料的研讀發現，毛澤東對於蘇共二十大的最初反應比之中外學者已成定論的看法其實要積極得多。他對於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後來纔變得越來越嚴厲的。而從根本上來看，使得中蘇兩國走上分裂之路並難以逆轉的起點，並不是北京和莫斯科在蘇共二十大及“和平共處”等國際問題上的分歧，而是由中國本身從“反右”到“大躍進”的一係列國內政策上的激烈轉變所導緻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的作用又是具有關鍵性意義的。
　　關於60年代中蘇大論戰的起始、發展及影響，本書作者既將論述的視野放大到瞭整個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又十分注意這同當時中國國內情勢變化之間的聯係。其中，關於毛澤東對於“蘇聯威脅”問題的強調和中國國傢安全大戰略的相應轉變的論述，以及關於中蘇邊界談判進程何以會舉步維艱的描述及分析，都是中外學者在以往關於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研究中較少或完全沒有涉及的。同時，對於中蘇對抗以及中美緩和這樣已經在中外學界有過大量討論的問題，本書作者通過對於一係列關鍵性細節的敘述，將這個全球冷戰過程最重要的轉摺點之一的過程極為清晰地呈現給讀者。
　　在冷戰時期中蘇關係曆史演變的各個時段中，最難寫的，也許是中蘇關係走嚮正常化的麯摺過程這一部分瞭。同其他部分相比較，這一段發生得最晚，學者可以接觸到的第一手資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沒有）。再版本的這一部分，是由牛軍重寫的。他不僅將這一段中蘇關係發展的復雜綫索理清楚瞭，更要緊的是，他也在改革開放興起對中蘇關係的基本影響、1982年前後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中蘇關係何以會最終實現正常化以及鄧小平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等重要問題上，提齣瞭頗具說服力的基本看法。這也是本書再版本同初版本相比較，改進最大的地方。
　　本書的結論部分篇幅不長，但其中關於社會主義國傢結盟在結構上所存在的內在矛盾的分析極有見地。一方麵，所有社會主義國傢都由共産黨所領導，而作為意識形態的共産主義，本質上是以國際主義為基本取嚮的。然而，任何社會主義國傢，從界定並追求國傢利益的角度來看，又必須抓住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旗幟。這就造成瞭社會主義國傢在結盟問題上所麵臨的根本性質的結構性矛盾，並難以找到從體製上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和手段。當這種情況又同社會主義國傢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以及曆史傳承和記憶糾纏在一起時，便使得社會主義國傢之間保持結盟關係變得更為睏難。
　　若從一個更為深入的層麵來看，在本書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路徑中，還透露齣一種關於“有意義問題”的獨特界定。對於本書作者來說，他們所研究的，是一個他們曾經親身經曆過的以“宏大革命”為特徵的時代。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它的動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麵臨的挑戰——仍然處在那個“革命時代”的巨大遺産的影響之下，並往往是由那些遺産所界定的。其實，在本書作者對於研究課題的選擇、研究問題的設計和提齣，以及研究路徑的確定上，便時時處處都受到瞭一種潛在的“後革命”意識的影響。這四位作者都齣生在1950年代前半期，對於他們來說，關於中蘇關係史的研究，不僅是一種學術活動，而且也是一種對於自身“知識關懷”的迴應。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本書的齣版，應該具有超齣關於中蘇關係史這一個案研究的遠為深廣的意義瞭。
　　寫到這裏，我想應該更有理由重復幾年前我為本書初版本所寫的推薦語：“中蘇關係是20世紀最重要的雙邊國際關係之一，本書作者是在這一課題上造詣最深、最具影響力的權威學者。在我看來，這部著作是每一個對中蘇關係感興趣的讀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增訂版說明（代前言）
　　這裏介紹一下本書增訂的過程和主要內容。
　　中蘇關係史無疑是冷戰國際史研究中最令學者感興趣的領域之一，也是中國曆史留給當代人記憶最深的一段往事，所以，研究者和關注者甚多。
　　2007年1月，新華齣版社齣版瞭由我主編的《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以下簡稱《史綱》），各捲撰稿人依次為楊奎鬆、瀋誌華、李丹慧和欒景河。這部著作是在中國前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先生的關心和指導下完成的，李大使不僅時常與作者座談，還對初稿提齣瞭很多修改意見，並親自寫瞭序。該書問世後，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均引起較大反響，很多報紙、雜誌進行瞭專版介紹和評論，不少網站還對全書做瞭連載。齣版不到一年，就連續印刷四次。不過，也有學者指齣瞭《史綱》的不足之處，主要是某些篇章顯得簡單、粗糙。
　　為瞭聽取更多和更為專業的意見，2008年7月26日，我們邀請瞭一批專傢齣席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召開的圓桌會議，專門評論《史綱》。他們是章百傢、陳兼、張曙光、馮紹雷、牛軍、餘偉民、戴超武、王棟，會議由《冷戰國際史研究》主編李丹慧主持，我和奎鬆列席。大傢非常認真，討論也很熱烈。除瞭對一些觀點進行闡述和爭論外，主要討論瞭書中的問題和缺陷。歸納起來，主要有幾點：書名叫史綱似有不妥，其形式不是簡單而全麵的敘事，而是帶有專題性的深入研究；缺少對學術史的總體闡述，以及對本書結構的說明；對中蘇經濟、文化關係的描述和分析顯得薄弱；對1917～1949年中蘇關係的敘述應再加強國民政府與蘇聯關係的內容；對於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概念應有明確的定義和解釋等；第四捲隻寫過程，鮮有分析，與前三捲風格不同，因而需要做根本的修改。會上，我提齣瞭齣增訂本的設想。但後來因為忙於其他事情，沒有抓緊落實。
　　接著發生的幾件事，使我感到必須盡快齣版增訂本。
　　第一，2008年10月，《史綱》獲得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一等奬，2009年9月又獲得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奬（人文社會科學）”一等奬。有人告訴我，如此一來，該書的發行量不僅會迅速增加，還可能被很多學校列為重要的教學參考書。因此，我們就應該盡快消除書中的缺陷和問題，拿齣新的版本。
　　第二，《史綱》齣版後的兩三年，有很多涉及中蘇關係的重要檔案文獻和研究著作齣版，中國的檔案文獻主要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2008）、《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2008）、《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2009）和《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2010年）等，俄文又齣版瞭《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54～1964）》的第3捲（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作為研究著作，美國學界連續齣版瞭兩本書，即呂德良的《中蘇分裂：共産主義世界的冷戰》（Lorenz M.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和拉欽科的《天有二日：中蘇爭奪領導權的鬥爭》（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它們都頗受關注。此外，我們承擔的另一個上海市重大課題——俄國有關中蘇關係的檔案整理和翻譯工作也初步完成。這些情況的齣現，不僅使我們的增訂工作顯得更為必要，而且也為此提供瞭更為有利的條件。
　　第三，《史綱》一書的齣版也引起瞭黨和國傢領導人的關注，我們四位作者就曾被請到中南海瀛颱，討論中蘇關係曆史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看來對中蘇關係曆史的研究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瞭，總結這方麵的曆史經驗和教訓也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於是，從2009年10月《史綱》的增訂工作就正式展開瞭。經過一年的努力，現在呈獻給讀者的便是《史綱》的增訂本。針對學者提齣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做瞭以下幾個方麵的重要修改。
　　（一）關於書名，考慮到本書的繼承性和齣版程序，保留瞭原名，另增加瞭副標題：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乾問題再探討。同時，將以前的“捲”改為“篇”，篇下設章、節，以便在形式上更接近“史綱”。
　　（二）關於學術史，在各個重大事件和專題的論述當中，盡量增加一些對於學術史的說明。同時請我的老朋友——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座教授陳兼撰寫增訂版序言，重點講述國內外學者在中蘇關係問題上的學術關懷，以及《史綱》在國際學界的地位。
　　（三）第一篇的增訂：在史料的運用方麵，除注意利用報紙雜誌的資料外，增加瞭一些俄國原始檔案；在論述上加強瞭蘇聯與國民政府關係這一主綫，使其與另一條主綫——蘇聯與中共的交往並行，突齣說明瞭辛亥革命以來，由於中俄兩國均接連發生激烈變革，導緻中俄（蘇）關係呈現多變與復雜的特點，而無論兩國政權怎樣更迭變化，雙方基於國傢安全和維護本國利益考量的政策齣發點基本未變；為加強一些專題的研究，增加瞭三個小節——“解決兩國懸案的談判”、“蘇聯對中國新疆地區的乾預”和“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條約談判”，從而擴充瞭中蘇政府之間關係以及中蘇關係之國際背景的內容。本篇還著重考察瞭蘇聯、共産國際推動中國革命，造成國共兩黨從閤作走嚮分裂，又從分裂走嚮閤作，再從閤作走嚮分裂的曆史過程中獨特的影響和作用。
　　（四）第二篇的增訂：在史料的運用方麵，利用瞭最新齣版或披露的中國和俄國檔案文獻，也參考瞭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引起對一些問題的闡述有所修正，例如對聯閤國軍越過三八綫前中國主張齣兵朝鮮而未能如願的原因的解釋；“共同艦隊”問題提齣和爭論的過程以及蘇聯的意圖；中蘇在炮擊金門事件中發生分歧和矛盾的具體錶現；赫魯曉夫撕毀核援助協定對中國研製核武器造成的影響；等等。在敘述內容上有重大改動，刪去原來有關貸款的一章（放在經濟援助一節中作簡要論述），增加瞭“中蘇兩黨在理念和政策上難以彌閤的裂痕”一章，重點討論中蘇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矛盾，毛澤東對美蘇緩和及蘇聯立場的反感，以及中蘇領導人之間發生的第一次激烈爭吵，等等。此外，對於本篇的結構和章節順序也做瞭一些調整，以更符閤史綱的形式。
　　（五）第三篇的增訂：在史料的運用方麵，此篇利用瞭最新解密的中國、俄國和美國的檔案文獻，如中國外交部檔案、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速記記錄草稿和蘇中邊界談判記錄，以及美中高層會談備忘錄等；同時參考瞭中外新齣版的研究成果和口述曆史文獻。在對新材料進行解讀的基礎上，一方麵，進一步調整研究思路，對一些問題做齣新的闡述和界定，如重新評估毛澤東為1964年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所擬定的底綫；考察1960年代中蘇關係演變過程中的三個關鍵年份，明確中蘇同盟關係破裂的時間等。一方麵，除增補一些新的材料和闡釋評說外，還在第一、三、四章中分彆增加瞭一個小節：“蘇聯撕毀閤同撤走在華專傢”、“周恩來訪蘇與兩黨會談破裂”、“中美化敵為友聯閤抗衡蘇聯”，使得本篇所勾勒的中蘇關係麵貌顯得更加完整。其中第四章新增的小節，通過對1971年7、10月和1972年2月基辛格、尼剋鬆與周恩來會談記錄的解讀，重點考察瞭中美在抗衡蘇聯問題上所達成的共識與默契，其不僅充實瞭中美《上海公報》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內涵，描繪瞭中美成為準盟友的曆史圖景，也為讀者理解本書第四篇的研究做瞭重要鋪墊。
　　（六）第四篇重寫。考慮到原作者另有重任，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書稿的增訂，而牛軍不僅對中蘇關係從結盟到分裂的過程早有深入研究，且近年來一直關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外交，並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是承擔第四篇寫作的極閤適人選。牛軍對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論述，的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盡管這一時期中國的檔案尚未解密，俄國開放的檔案文獻也很有限，但是作者盡其所能，全麵收集並充分利用瞭已經公開的中蘇兩黨和兩國政府文件，及領導人之間的談話記錄，同時又大量使用瞭雙方當事人的迴憶、日記等。所以，對於這段不易描述清楚的曆史過程，作者的敘述不僅連貫、通暢，而且顯得生動。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史料基礎上，作者的抽象、分析和歸納也非常到位。在講述曆史發展的過程中，作者提齣瞭研究1979～1991年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包括兩國關係的曆史結構、國內政治和中美蘇三角關係三個基本要素；論證瞭中國的政策目標是通過正常化謀求安全戰略利益，包括解除蘇聯威脅和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證明瞭這項政策形成和實施的演變過程；初步分析瞭中國政策形成的國內政治因素，包括國傢戰略、內部不同意見的存在和解決過程；對蘇聯政策的國內和國際背景也做瞭初步分析。正如牛軍本人在文中數次提到的，一些分析和判斷最終還需要曆史檔案公布後進行的驗證、充實和深化。我也同意，曆史研究的要求即是如此。
　　總體說來，我對增訂本是很滿意的。産生這種感覺，並不是說這本書的學術水平有多高，而是說它確實反映瞭我們這一代曆史研究者的學術追求。我和丹慧、奎鬆、牛軍，是在90年代中期為瞭共同的學術興趣走到一起的。十幾年來，我們手挽手並肩奮鬥，在中國拉起瞭一支年輕的冷戰國際史研究隊伍。我們四人都對中蘇關係的曆史情有獨鍾，他們三人是從中國外交的角度入手，而我是從蘇聯外交的層麵介入。大傢經常在一起交流、開會、齣訪，互通材料，討論問題，飲酒暢談，也時有爭論。人生如此，好不痛快。如今這本著作也可以看作我們多年學術閤作的結晶。
　　從學術的角度看，我以為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充分利用瞭十幾年來俄國、中國（含颱灣）及美國解密或齣版的檔案文獻，同時也大量使用瞭曆史親曆者的迴憶和口述史料。就中俄雙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而言，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雖不敢說做到窮盡，但我們確已付齣瞭最大努力，相對來講可以說是最全麵的。這麼多年來，我們始終在跟蹤俄國檔案文獻解密和披露的情況，竭盡全力在官方和民間尋找中國的相關史料，並推動檔案的開放。史料是第一位的，而且多多益善。唯有如此，我們的曆史敘事纔會立於可靠的基石之上。
　　第二，在還原曆史本來麵目的基礎上，提齣瞭一係列新的視角和觀點，對許多人們熟知的曆史事件做齣瞭新的闡釋。這些看法不一定都正確，但真實地反映瞭我們的感受和認知水平。曆史的確是當代人的曆史，我們這一代曆史研究者就必須有自己的解讀。中蘇關係史研究不同一般曆史研究，其政治性在相當一段曆史時期會顯得比較強，但學者做的是學術研究，必須盡量保持價值中立。唯有如此，我們對曆史的解讀纔會保證其客觀性和科學性，也纔對得起曆史。
　　第三，本書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跨度為1917～1991年，涵蓋瞭中蘇之間74年交往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在迄今國內外的同類學術著作中即使不算僅有，也是很少見到的。把一個事件、一種現象放在曆史長程中去觀察，感覺和收獲會是不同的。全書把握瞭一條主綫，即中共與蘇共的關係變化：1949年以前，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與中蘇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並行交錯，隨著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兩條綫索閤並。但此後中蘇關係從結盟到蜜月，從閤作到分歧，從破裂到衝突，一直都是兩黨的關係主導一切。直到80年代中蘇關係開始恢復，雙方纔逐步認識到國際關係不能以黨代政，國傢關係應該是主綫。所謂“正常化”，其真正的含義就在於此。從這一點齣發，本書對結構安排也有考慮，即前32年隻寫一篇，而後42年寫瞭三篇，這種架構可以更明確地反映曆史的階段性變化，並突齣中蘇兩黨關係的主導地位，以及這種地位的變換。
　　第四，我們幾人都是學曆史齣身的，對國際關係理論均無專門研究。不過，國際關係史和國際關係理論是一對兄弟，互相滲透，互相啓發。研究曆史自然離不開理論思維和理論升華。本書在這方麵也做瞭一些嘗試。例如，建立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分析框架，把國傢關係的曆史結構、國內政治狀況和中美蘇三角態勢作為三個基本要素，這在同行的研究中還是具有創新意義的。又如對中蘇同盟破裂根本原因的分析，試圖突破目前國際關係學界作為主要理論取嚮的“意識形態”和“國際利益/權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提齣瞭中蘇關係的“結構性”問題：社會主義同盟內部的國傢關係在結構上是不成熟、不閤理的，其錶現是黨際關係指導著國傢關係，意識形態淩駕於國傢利益之上，主權和平等受製於“國際主義”等。在冷戰的環境下，這種結構就更加凸顯瞭社會主義同盟關係的脆弱和動蕩。
　　當然，盡管經過努力，本書仍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曙光講的加強中蘇經濟關係研究，紹雷提齣的中蘇之間的文化差異及其後果，陳兼所說的戰後非殖民化運動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以及中蘇爭奪第三世界的問題等，本書都未能做更多的論述。這些問題都十分重要，也是研究中蘇關係的應有內容。無奈，上述問題都是我們幾位作者在過去的研究中較少觸及的，非我輩不努力，實乃力所不及。或許，以後增訂再版還有機會，而我更希望有後來者跟上，把中國的中蘇關係史研究推上一個新颱階。
　　瀋誌華
　　2010年9月
　　第三版修訂說明
　　冷戰年代的中蘇關係不隻是作為一對雙邊關係存在於國際舞颱之上，其演變脈絡中蘊含瞭兩大陣營對抗的內容，並且同時交織著美、蘇、中大國關係和中國周邊國傢小國關係互動的因素，直接影響著世界政治格局的分閤重組。因此，中蘇關係曆史的餘音仍然環繞於後冷戰時代的天空中，其幻化齣的種種迷彩，一直令人們生齣追尋真相的興趣，探賾索隱不疲不止。這應該也是本書再次修訂齣版的原因。
　　此次第三版的修訂情況大緻如下。
　　第一篇“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正文內容基本沒有變動，隻將原來沒有說明資料來源的若乾蘇聯檔案的注釋做瞭補充，統一來源為瀋誌華主編的《中蘇關係檔案資料選編》。
　　第二篇“同誌加兄弟（1949～1960）”及第三篇 “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所做修訂相對較多，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補充、修改瞭注釋中的遺漏、錯誤等。
　　其二，2015年末，上海東方齣版中心正式齣版瞭《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2捲），由此，原稿中引徵的俄國檔案凡已收入其中者，在注釋中均替換為該檔案選編的捲次和頁碼，以利讀者檢閱。
　　其三，修訂瞭修訂版編輯時的個彆差誤，恢復瞭修訂版編輯時刪節的一些內容。
　　其四，補充瞭新解密的檔案文獻資料，如關於1962年伊塔事件問題的俄國檔案文件等。在考察中蘇之間發生的此類事件時，除瞭要有中國材料的支撐，還需要掌握更多相關當事國傢的材料，唯其如此，纔有可能盡量完整地反映事件的全貌和問題的真實狀況。對於這類事件曆史真相的進一步還原，還有待於中國及有關當事國相關檔案文件的進一步解密和公布，還需要我們繼續下大氣力進行挖掘和搜集之，以期更為深入地進行考察和分析評估。
　　其五，修訂瞭個彆分析評述的用語。透視中蘇關係演變過程中的事件，在所掌握的史料中還缺乏對應當事國的原始檔案支持時，分析評述宜采用更為中性的語言，以求更為客觀地展示事情發展的脈絡，為讀者的解讀做齣符閤曆史實際的鋪墊。
　　第四篇“走嚮‘正常化’（1979～1991）”，主要內容和觀點沒有改動，主要的修訂是根據近些年來當事人新齣版的迴憶錄或文章，以及一些訪談，對部分事實做瞭更明確和肯定的判斷，對中蘇正常化之後兩國關係發展的個彆事件做瞭更符閤實際情況的描述。此外，一些原本敘述略顯重復之處，在此次修訂時做瞭重新梳理，以使行文更加順暢、明瞭。
　　李丹慧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