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人·地·城》:
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曆史感的經濟學者眼中的城市化;
犀利文風,睿智思考,展現城市變遷的曆史圖景;
談古論今,縱橫捭闔,揭開製度演進的層層迷霧。
《人·地·城》是作者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城市化問題的時評文章集錦,內容涵蓋城市起源、城鄉二元、土地製度、糧食安全、農民收入、農村改革、工業化等諸多方麵。作者從經濟學的視角齣發,秉承社會學的關懷,用文學的筆觸,為讀者展現瞭一幅城市變遷的曆史圖景。本書適閤廣大對城市化、農村改革、中國經濟發展感興趣的書友閱讀。
徐遠,原名徐建國,任教於北京大學。研究興趣涉及微觀金融、宏觀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美國杜剋大學經濟係,師從宋國青教授和艾伯特·皮特·凱爾(Albert Pete Kyle)教授。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錶論文三十餘篇,擔任FT中文網、澎湃新聞網、第一財經網、《新京報》等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曾任香港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金融學助教授。
代錶作品:《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與結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齣版社,2012年。
這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徐建國以“傢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心情所寫的雜文集,所見觀察入微,所思鞭闢入裏,讀來發人深省!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徐建國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曆史感的經濟學傢,他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思考就體現瞭這一點。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張維迎
這是我讀過的中外關於人與城市的可讀性zui強的好書,似乎沒有之一。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徐建國教授這本新著,把經濟學邏輯融入對我國三農問題諸多現象的細緻討論之中,不疾不徐,娓娓道來,提齣不少有啓發性的觀察與觀點,值得一讀。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盧鋒
徐建國是學數學齣身,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研究金融投資理論的專傢。在這本書中,他用輕鬆的口吻,流暢的文字,討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麵臨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不但可讀性強,而且發人深省。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鬍大源
經濟發展基本上就是一個城市化的故事,往細裏說其實就是人、資本、土地這幾件事。徐建國的新著《人·地·城》,有經濟學思想,有國際視野,有近距離草根觀察,更有詼諧、犀利的語言,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黃益平
建國是一位有情懷、有獨立思考的學者。他從農村走齣,走嚮瞭一個更加廣袤的世界,這也許就是他所告訴我們的,“人類演化的一條軌跡,是更多的人離開土地,匯成城市”。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趙耀輝
增長與波動是經濟發展的長短波分析。農村改革和城市化,是理解中國經濟變遷的重要視角。建國的書值得一看,期待更完整的分析框架。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宋國青
人·地·城(代序)
第一篇 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有容乃大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業
戰士的城邦
第一個大都市的誕生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遙遠的東方有三條河
城邦混戰與諸子百傢
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還是磁體?
何為城?何為鄉?
第二篇 城市印象
東京印象
京都漫步
深圳印象
颱北印象
第三篇 城鄉二元
徵地衝突的根源:農村土地産權太弱
“農村土地産權太弱”的法律根源
曆史的節點: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
是“農村集體所有”,還是“農民集體代耕”?
崽賣爺田不心疼——“代耕”製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誰動瞭18億畝唐僧肉?
可以有“財主”,不能有“地主”?
第四篇 不堪重負的土地
辨析“土地是財富之母”
以地養老的幻象
耕地的彈性
第五篇 憂心忡忡的糧食安全
中國可以養活自己——諏議糧食安全兼答萊斯特·布朗二十年前之問
增加糧食進口,確保糧食安全
農業保護政策保護的是誰?
糧食高度自給的代價
第六篇 “剩餘”的人
作為主角的農民
農村承載力
“我為什麼不懷念故鄉?”
土改“拖”字訣
用正直撬動曆史的節——紀念原安徽省第一書記、國傢農委主任萬裏
第七篇 政策討論
戶改破冰:有檔次隻差,無身份之彆
漸進式土改浮齣水麵(上):啓動流轉,嚴防風險
漸進式土改浮齣水麵(下):發展股份閤作,促進要素流轉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評京津冀一體化
2014年農村改革:隻欠一點穿透力
1978年與2015年:從“無為”到“有為”
農地入市:莫讓試點成為拖延
農地入市的一點常識
第八篇 經典迴顧
農業與工業化:劉易斯、舒爾茨與張培剛
張培剛談“工業化”
經典是如何寫成的?
附錄 城鄉差距的産權基礎
後記
緻謝
何為城?何為鄉?
從這些人類早期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類進步的源動力:交流和閤作。沒有交流和閤作,知識很難被積纍,生産很難進步,人類不可能走齣叢林,走上平原,走進城市。交流與閤作的另一麵,是欺騙與爭鬥。人類的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鄉中國》開篇中說:“中國很大,不過這個很大的國傢,可以說隻有兩塊地方:一塊是城市,另外一塊是鄉村”。簡單一句話,道齣瞭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國傢是分為“城”和“鄉”的。相應的,中國的十多億人口,也分為“城裏人”和“鄉下人”。要理解“城鄉中國”的事情,對這“城鄉分割”不可不察。
“城鄉分割”,或者“城鄉二元”,大傢都耳熟能詳瞭。可是,這“城”和“鄉”,區彆到底在哪裏?二者是天然對立的嗎?也未必。遠的不說,前總理硃鎔基在考察時曾感嘆曰:“走瞭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瞭一城又一城,城城像農村。”看來,“城”和“鄉”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抽掉細節的不同,城市和鄉村都有道路、學校、醫院、商店、銀行、郵局等等公共設施,都需要栽樹搞綠化,都需要處理垃圾,都需要供電、供水、供氣、鋪設有綫電視光纜等等。
不奇怪,城裏人和鄉下人是一個物種,生活的需求是一樣的,需要的東西也差不多。
看起來,城市和鄉村最大的區彆在於産業,農村以農林牧漁業為主,城市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産業上的區彆,帶來城鄉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區彆,就是人口密度。農業的基礎是光閤作用,需要在大麵積的土地上鋪開,而且考慮到交通的因素,農村和耕地不能太遠,要交叉分布,因此傳統鄉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則不一樣。工業、服務業對土地麵積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麵積鋪開,可以聚在一起。
人類文明史的一個基本規律,是村落、城市的發展壯大。在社會學、經濟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規模往往代錶瞭一個文明的發展水平,有人甚至說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這個“最偉大的發明”的由來與動力,值得進一步研究。粗粗看起來,人們是傾嚮於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裏,後來又聚在城裏。從這個角度看,城和鄉,不過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長曆史,“城”和“鄉”的界限,就會更加模糊。大約在11 000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世界各地先後發生瞭一場“農業革命”,人類開始大規模馴化動物、培育植物,種植、飼養取代采集、捕魚、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産方式。相應的,遊牧的方式逐漸讓位於定居,村落開始齣現,並且規模越來越大。
農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聯係在一起,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瞭。但是仔細斟酌的話,這二者並無必然聯係。種地就種地好瞭,為什麼要聚在一起種地?散開不是一樣可以種地嗎?進一步追問的話,其實人類在農耕社會以前,就已經開始聚居瞭,采集、捕魚、狩獵都不是單獨的活動。再追問,其實聚居也不是人類特有的活動,蜜蜂、螞蟻、海狸都有著復雜的聚居形式,並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還學會瞭改造居住環境,就像人類一樣。
人類和其他物種的“聚居”,或者並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獵的過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閤作,這樣纔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動物。即便是捕獵弱小的動物,“圍獵”的效果也要遠遠超齣單打獨鬥。乍看起來人們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瞭采集的東西會變少,似乎是個反例。可是,當人們問到采集“什麼”的時候,閤作的意義就顯而易見瞭。一個瘋狂的原始人,怎麼知道哪一種野果和種子是可以吃的?到瞭農耕時代,馴化動植物的知識,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纔好交流、保存和傳承。考慮到當時文字還沒有齣現,語言還很不發達,聚集對於交流是至關重要的。此外,聚集對於安全和防衛,顯然也是重要的。
從這些人類早期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類進步的源動力:交流和閤作。沒有交流和閤作,知識很難被積纍,生産很難進步,人類不可能走齣叢林,走上平原,走進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艱辛。可以想象的是,麵對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瞭。人類文明能夠演化到今天,或者亦隻是一個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交流與閤作是人類聚居的根本原因。村莊是一種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當生産進步瞭,糧食産量增加並且可以長途運輸和儲存,人類可以達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瞭。這時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進行更多的交流與閤作。
交流與閤作的另一麵,是欺騙與爭鬥。人類的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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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的城市化
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兩大生産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動的,能流動的隻能是人口。倘若城鄉人口能夠對流,生産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從中也能産生很多的技術進步,這也就難怪唐宋時期的經濟如此繁榮。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點小雨,洗去沉沉的霧霾,心情是會好很多的。倘若再讀一段春鞦戰國、秦漢隋唐的曆史,則更加令人愉悅。無他,故事精彩絕倫。而且,曆史上我們的經濟文化的確是很先進的,隻是到瞭宋朝之後,纔漸漸落後於西方。
文明先進的一個集中體現,是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沒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是無法支撐大規模的都市的,糧食、交通、安全,都會是問題。據考,唐朝天寶年間(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時候,京師長安有60多萬人,東都洛陽有30多萬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礎上又前進瞭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達到140萬,南宋臨安的人口更是達到25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超過200萬人口的大都市,這都是第一次齣現。臨安比1 000年前龐大的羅馬城,又大瞭一倍左右。同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一般都很小。當時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也就是不到十萬人的規模,比起汴京、臨安來,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後,城市規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萬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時不過80多萬。明清時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萬—80萬的水平。直到工業革命以後,地球上纔再次齣現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僅大城市的規模,古代中國的總體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戰國時候,城市化率就達到瞭驚人的15% 。唐朝天寶年間,城市總人口達到1 100萬人,全國總人口約為5 300萬,城市化率達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則達到瞭22%的水平。明清以後,城市化的勢頭減緩,城市化率反而下降瞭。
這些數字看起來枯燥無味,不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們的城市化率隻有可憐的10.6%。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到1957年的時候達到15.4%,達到瞭春鞦戰國時的水平。在改革開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隻有不到18%。到瞭1983—1984年間,城市化率纔達到南宋時期的22%的水平(見錶一)。看起來,曆史上我們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閱資料,纔發現曆史上我們的人口遷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戰國的時候,“野與市爭民”,城鄉人口已經開始對流,國鄙之分已經沒有那麼嚴格。《孟子·萬章下》載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看來已沒有瞭“國鄙之分”。《周禮·地官》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這就是從法令上賦予遷徙的自由瞭。人口有瞭遷徙的自由,難怪城市會長得那麼大。
錶一 各曆史時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 年代 城市化率(%)
戰國 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漢 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資料來源:趙岡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齣版社,2006年;曆年《中國統計年鑒》。
相比之下,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下,人口被固定在莊園裏,不能自由遷移,歐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人們也是有遷徙自由的,到瞭1960年以後,這個自由就被收迴瞭,結果就是從1960—1978年這將近20年間,城市化率幾乎沒有上升。20世紀80年代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不鼓勵農民進城,城市化率隻有小幅上升。到瞭90年代,政策上開始鼓勵農民進城打工,城市化率纔開始大幅增加。
遷徙自由不僅為城市發展創造瞭空間,也極大促進瞭經濟的繁榮。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兩大生産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動的,能流動的隻能是人口。有瞭城鄉人口的對流,生産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從中也能産生很多的技術進步,這也就難怪唐宋時期的經濟如此繁榮。此外,宋朝不僅允許人口遷徙,還允許在縣治以下設市,湧現齣很多小型的商業市鎮,於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礎上又進瞭一步。隻可惜,這種繁榮的格局,從元朝以後中斷瞭。直到19世紀中葉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寜波、上海)通商以後,中國的城市發展纔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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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容器,還是磁體?
哪些地方能夠“有容乃大”,成為吸引人們來定居的“磁體”,並且讓人們“不願離去”,化“他鄉”為“故鄉”,將決定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版圖,亦將決定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潛力。
周其仁教授齣訪以色列,傳迴隨手拍的照片——在聖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著數不清的整齊的墓碑。據當地人講,他們並不怎麼避諱死亡。其實,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顯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兩側,並不是特有現象。經濟史傢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中也記載,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城市之外,來訪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兩側,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類早期就已經顯現,而且特彆明顯。早在舊石器時代,當時人類還以狩獵、采集、打魚為生,過著隨遇而安、顛沛流離的生活。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最早獲得固定居住地的卻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經逝去的人。墓地,是人類最早的定居所。“死者為大”,看來亦是古已有之。
據芒福德推測,因為逝者反復齣現在人們的睡夢中,使得人們對於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為他們仍然活著,因而把他們的遺骸安葬。當時居無定所的人們,依然會經常迴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為人們最早的聚集場所。至於生者與死者之間有怎樣的交流,就不得而知瞭。人類不愧是有靈魂的物種,最早的聚集就是為瞭尋找靈魂的慰藉。
在人類的進化中,村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莊是人類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齣現以後,村莊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載、輔助、緩衝的作用。在村莊之前,墓地的作用則尤為重要,因為這是最早的人類聚集的場所。
把墓地和村莊作個比較,會很有啓發。村莊是靜態的,曆經韆年而變化甚微;村莊也是封閉的,對於外來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而墓地則不太一樣。人們迴到墓地,並不是因為任何實際的利益,而是因為那裏埋藏著寄托。墓地裏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帶來的卻是無形的吸引力。
劉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後,認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雛形。墓地和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人們會反復迴到這裏。在這裏,城市和墓地一樣,具有強大的“磁體”功能。墓地早於村莊而存在,因此磁體功能亦是先於容器功能而存在的。從墓地進化到村莊,則是在磁體功能的基礎上,又加入瞭容器功能。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人類從舊石器時代進入瞭新石器時代。
“磁體”功能先於“容器”功能的齣現,或者反映瞭人類的最基本、最深層次的需求。後來的演化中,情況變得復雜,反而不容易分解瞭。不過,磁體和容器兩種功能並存,卻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說,“少小離傢老大迴”,就體現瞭“故鄉”的磁體功能。至於容器功能,則不必多說。迄今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鄉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裏進行的。
工業革命以來,城市與鄉村的相對位置發生瞭重要的變化。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縮短瞭空間上的距離,封閉的村莊因而被“打開”。種植、建築、加工製造、水電、醫療等技術的進步,使得人們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增加瞭,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比例則大大下降瞭。在很多高收入國傢,城市人口的比重達到90%以上。
在大規模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體”功能都繼續發揮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體”功能變得相對更加重要。這是因為,在人口嚮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動性也大幅增加。首當其衝的問題是:人們會聚到哪裏?聚到哪裏,哪裏就會繁榮。比如說,我們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為那裏聚集著行政資源,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娛樂等資源。這裏,行政資源是“磁體”吸引力的主要來源。
工業革命以來的另一重大變化,是人口的流動性增加。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會永遠停留在一個城市,而是會停停走走,具有多個“故鄉”。這意味著,城市必須持久保留吸引力,纔能保持繁榮,否則就會衰落,淪為“鐵銹”城市。比如說,曼徹斯特、底特律,都曾經是赫赫有名的曆史名城,在工業和城市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現在則因為缺乏對新鮮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韆丈。相反,巴黎、倫敦、紐約、東京等城市,則持續保留瞭“磁體”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國,有5億左右的城市戶籍人口。在未來5—10年,或者更長時間內,會有另外5億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現在已經在城市裏打拼。未來,哪些地方能夠“有容乃大”,成為吸引人們來定居的“磁體”,並且讓人們“不願離去”,化“他鄉”為“故鄉”,將決定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版圖,亦將決定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潛力。
如此想來,城市是容器,更是磁體。
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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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徐建國老師的這本書寫的不錯,上過他的投資學課程,講的一般,但這本關於人口土地城市的演化於改革的隨筆寫的確實很好,尤其是第一章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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