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賓禮所體現的“中國世界秩序”大都隻限於禮儀場閤,與國際關係的現實並不總是有對偶關係。唐廷並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為製定對外政策的依據。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義為錶,實用功利主義為裏,是二者有機結閤的産物。唐廷常常根據具體情勢,以漸進、實用的方式改變、調整其對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夠更好地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處理與鄰國的雙邊及多邊關係。因此,本書不以相對固化的“冊封體製論”觀察古代亞洲這個多元世界,而是從“多節點(多元)”的視角齣發,充分注意中、小國傢之間以及與大國的互動;把它們之間時而相互依賴,時而相互排斥的動態關係視為一張開放、多元、形態不斷演變的“國際網絡”,以期從“多元開放網絡”的理論視角,對古代亞洲國際關係的演變提齣更為妥當的解釋,進而重新認識唐代賓禮。
內容簡介
本書由六章組成,分彆是賓禮的政治基礎及其“去政治化”嬗變、賓禮的主要環節、唐廷外交禮儀的特質、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賓禮“去政治化”與亞洲國際政治新格局、從賓禮“去政治化”看“冊封/朝貢體製論”。從微觀、宏觀,狹義、廣義,中外比較的不同角度對唐代賓禮加以考察。認為唐代賓禮嬗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中相關各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作者簡介
王貞平,重慶江津人,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係博士。主要研究唐代外交製度史、對外經濟貿易史、中日關係史。著有《漢唐中日關係論》。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賓禮的政治基礎及其“去政治化”嬗變
第二章 賓禮的主要環節
第三章 唐廷外交禮儀的特質
第四章 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
第五章 賓禮“去政治化”與亞洲國際政治新格局
第六章 從賓禮“去政治化”看“冊封/朝貢體製論”
結語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外交中的賓禮源於傢庭成員、君臣之間的交往禮儀,二者是源與流的關係。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的中國,有著豐富悠久的禮文化。這一文化的核心,是以禮規範人們的行動,建立、鞏固以等級製度為中心的社會、政治秩序,而這種秩序即根植於傢族成員之中。禮首先要求對傢族成員的身份、地位加以區分,即所謂的“禮辨異”,“禮者為異”,具體做法是“定親疏”,“明長幼”,定尊卑、貴賤、名分。人們的身份、地位具有固定性,不可輕易改動。因此“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禮製”強調人們身份、地位的不同,難免産生“貴賤有隔,尊卑不親”的弊病。因此“禮之以和為貴”,也就是說“禮製”的最高境界是“貴賤有禮而無間隔”,在傢庭成員之間形成“相敬”、“不爭”的和諧局麵。“禮”有著明顯的工具性,是“道德之具”,是推行教化的利器,是以外在的行為培養內在的道德情操。這就是“禮以行義,信以守禮”。要求人們“以禮製心”,“治人情”,使人們製約自己的情緒,避免“直情而徑行”,遠離“戎狄之道”,做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否則必然無法妥善處理與他人的關係,引禍上身。因此“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以“禮”為手段,創造差彆有序、和諧相處的局麵,也是中國曆代朝廷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時努力達成的目標。綜觀古代的政治結構,其核心是“君臣上下”的權力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以等級製為基礎,以“禮”的形式錶現齣來的。“五等爵製”、“五服製”都是耳熟能詳的例證。天子在行使統治權時,建立、完善“禮製”是最為關鍵的環節:“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考製度。所以……治政安君也”。天子製定禮製是其獨斷權、最高權威的錶現,不容他人覬覦。故而“天下有道,則禮……自天子齣”,“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更為重要的是,推廣、普及“禮”的觀念,有利於君主駕馭民眾,是行之有效的社會控製手段:“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因此“國有禮,……禮有序”是天子行使統治權的最高境界;如此則可以稱為“聖王”,或“有德”之君。孔子曾極力主張“以禮讓為國”,“為國以禮”。當有人嚮他請教“禮”的真義時,他答道:“大哉問!”充分肯定瞭對“禮”的正確認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中國自春鞦以來陷入瞭群雄蜂起的亂局。諸侯或與周廷虛與委蛇,或藐視乃至公開挑戰周天子的權威。史書中屢屢齣現諸侯僭越、違背周廷禮製的記載,但他們大多隻受到輿論譴責,很少受到真正的製裁。這從反麵說明,西周天子追求的“以禮治國”的統治方式在實行時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大體隻限於被西周武力徵服瞭的黃河流域中、下遊一帶。換言之,西周禮製帶有雙重屬性:它具有濃重的道德規範、理想化的色彩,但在實施中是以法律製約、武力製裁為後盾的。《禮記正義》記西周天子的統治手段之一是“五年一巡守”,如果發現“山川神衹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製度衣服者為釁,釁者君討”。“削地”、“罷黜”、“流放”是強製的懲戒手段,而“徵討”則是赤裸裸的武力製裁。《春鞦左傳正義》記載,除瞭“徵伐”之外,周廷還以製禮、會見、朝見為手段,處理與諸侯的關係:“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製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徵伐以討其不然”。但時至春鞦戰國時代,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發生瞭重大變化,在處理與他們的關係時,早已喪失瞭武力強製手段。“禮崩樂壞”十分貼切地形容瞭以周廷為中心的政治體係已不復存在的新局麵。但“禮崩樂壞”並不意味著周廷禮製中的各種儀式也同樣煙飛灰滅、蕩然無存。一些諸侯、部族君長齣於自身利益,有時仍親自齣馬或派齣使節造訪周天子,周廷的“禮製”因而在禮賓接待的層麵上得以維持,盡管這隻是禮儀虛像,並不反映周廷與諸侯、外族君長之間權力關係的實質。另一方麵,春鞦時代的諸侯在相互交往時承襲瞭西周禮儀的一些做法。當時諸侯中的霸主更以簡化瞭的天子之禮處理與其他諸侯的關係,春鞦戰國時代的禮儀因而錶現齣延續性。耐人尋味的是,由於當時政齣多頭的政治亂象,“禮製”齣現瞭外在錶現形式與內在權力關係實質相分離的趨勢,往往名不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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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書從微觀、宏觀,狹義、廣義,中外比較的不同角度考察唐代賓禮。微觀考察旨在詳細論述唐代賓禮的淵源、意識形態基礎,描述其主要禮節,探討禮儀動作背後的政治寓意,並特彆論析賓禮中的口頭信息溝通這一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環節。微觀考察中論及的禮節,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賓禮指外國使節(或君主)在抵達唐都近郊時和下榻住所之後,唐廷根據一定的差彆規格為他們安排的一係列禮儀活動。這包括郊勞,接受唐帝派遣使節的問候,覲見皇帝,會見唐廷官員,參加宴會、新年及皇帝生辰慶祝集會等,還包括對外國使節逗留首都期間的食宿安排。廣義賓禮指外國使節在前往長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參加各種活動之後在歸國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員的禮遇。外國使節在參加狹義賓禮活動時,唐廷依據對四鄰國傢國際地位的評估,指定它們的使者在一定的位置站立或就座,從而在皇帝、朝廷官員及外國使節之間形成一定的空間距離(或空間秩序)。而在廣義賓禮活動中,朝廷則依據上述評估,指令地方官吏為外國使節提供一定規格的食宿安排及交通運輸工具。
曆史上北亞及東北亞國傢、部落的禮儀習俗曾經相互影響、滲透,它們接待外國來使的禮儀有共同或相似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唐代賓禮做比較考察。本書特彆強調,中、外賓禮的形式細節雖有類同之處,但相關各方對禮節的政治解讀卻絕不雷同,並由此而引起瞭賓禮的“虛名化”,齣現瞭禮儀外在形式與固有的政治含義脫節、分離的現象。為從宏觀角度妥善解釋唐代賓禮的這一重要變化,本書首先將視綫投嚮域外國傢、部落君主自身“權力中心論”的發展,從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因,闡明他們對唐代賓禮所采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然後,本書將唐代賓禮的“虛名化”置於亞洲地緣政治格局“多元化”這一廣闊的曆史背景中加以解讀,進一步說明唐代賓禮嬗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中相關各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魏晉南北朝士人階層的精神麵貌與社會重塑 一、 時代背景:禮崩樂壞下的精神危機 本書聚焦於一個曆史的轉摺點——魏晉南北朝時期(約公元220年至589年)。這是一個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社會結構劇烈動蕩的時代。漢代以來的儒傢正統思想在曹魏、蜀漢、東吳三國鼎立的格局下遭遇瞭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央權威的衰落,使得傳統意義上的“禮”——即由國傢推行的、維係社會秩序的剛性規範——迅速瓦解。在動蕩的社會現實麵前,傳統的“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理想變得遙不可及,這迫使知識分子群體不得不轉嚮內部,探尋新的精神支撐與價值體係。 這種“禮崩樂壞”的局麵,並非單純的政治失敗,更是深層次的精神危機。它催生瞭對生命意義、個體自由以及超越性境界的強烈探求。本書旨在細緻剖析,在國傢權力結構崩塌與傳統道德標準失靈的背景下,魏晉士人是如何構建其獨特的精神世界,並以此重塑其社會身份和行為準則的。 二、 玄學興起:對“言不盡意”的哲學思辨 魏晉時期玄學的興盛是士人精神轉嚮的標誌性事件。以王弼、何晏為代錶的士人,通過對《老子》《莊子》的重新闡釋,試圖在儒傢僵化的教條之外找到更貼近生命本真的智慧。 2.1 “有”與“無”的辯證:本書將深入探討玄學核心概念“有”與“無”的辯證關係。士人不再滿足於儒傢對“名分”和“等級”的強調,轉而關注本體論層麵的“自然”與“本真”。他們認為,世界萬物的本源在於“無”或“自然”,而人世間的種種名利、禮製恰恰是遮蔽本真的藩籬。這種哲學取嚮直接導嚮瞭對個體精神自由的推崇。 2.2 清談的社會功能:清談並非無意義的閑聊,而是魏晉士人進行身份確認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儀式。通過對“言意之辨”的討論,士人確立瞭其區彆於俗世的精英身份。清談成為一種社會資本,其價值不在於得齣明確的結論,而在於展示思辨的深度和精神的超逸。本書將分析清談的場所、參與者的標準,及其對當時政治生態的微妙影響。 2.3 玄學與名教的張力:盡管玄學高揚“自然”,但士人終究無法完全脫離社會結構。本書會詳細考察玄學思想如何與儒傢的“名教”(名分與教化)在理論上産生張力,但在實踐中又不得不尋求妥協。這種在“貴無”與“尚有”之間的搖擺,構成瞭魏晉士人行為的復雜底色。 三、 人物群像:個體解放的宣言 魏晉士人不再將自身價值依附於朝廷的賞識或傢族的榮耀,而是追求個體生命的圓滿與獨立。本書將通過具體人物的命運軌跡,展現這種精神覺醒的具體麵嚮。 3.1 竹林七賢的精神圖譜:嵇康、阮籍等七位名士,以其極端的行為藝術——縱酒、彈琴、不慕榮利——錶達瞭對當時政治環境的深刻不滿和對個體自由的極端追求。他們的“非湯沃雪”、“東山謝客”式的避世,是對強權下苟且偷生的強烈控訴。本書將分析他們“率性而為”背後的文化邏輯,以及他們如何通過藝術形式(詩歌、音樂)來實踐其哲學理想。 3.2 王與 माध्य的交織:東晉時期,士族門閥製度進一步固化。以王導、謝安為代錶的士族精英,雖然身居高位,但其治理理念已深受玄學影響。他們更注重維護傢族的聲望和士族的文化品位,而非積極入世地推行鐵腕政治。本書將探討在這種“文化政治”下,士人的責任感與享樂主義之間的微妙平衡。 四、 審美革命:魏晉風度的形成 魏晉士人的精神轉嚮,必然帶來審美的革新。他們將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納入審美的考量範圍,形成瞭獨樹一幟的“魏晉風度”。 4.1 容貌與儀態的“貴氣”:士人們對容貌的極端重視,並非簡單的愛美,而是將外在的“清俊”、“灑脫”視為內在精神修養的直接體現。寬袍大袖、褒衣博帶、傅粉抹口紅等現象,都是試圖在視覺上將自己與“粗鄙”的勞作階層或暴虐的權貴區分開來的文化策略。 4.2 魏晉風度的具體內涵:本書將剖析“風度”這一概念的構成要素:它既包括對個人情感的坦誠流露,也包括對世俗禮法的超越姿態。這種風度是一種主動選擇的姿態,體現瞭士人對“自然”的迴歸與對“自我”的肯定。 五、 思想的輻射:對後世的影響 魏晉士人的探索並非是曆史的死鬍同。他們的思想遺産深刻地影響瞭後來的文化走嚮。 5.1 詩歌與文學的轉型:受玄學和個體意識覺醒的影響,文學從漢代的鋪陳敘事轉嚮對個體內心世界的細緻描摹,為唐代詩歌的巔峰奠定瞭抒情傳統。 5.2 佛教的本土化進程:玄學為佛教的傳入和傳播提供瞭思想基礎。士人對“空”、“無”的探討,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佛教的因果報應與輪迴觀念,加速瞭佛教從印度哲學嚮中國思想體係的轉化與融閤。 總結 《魏晉南北朝士人階層的精神麵貌與社會重塑》旨在全麵呈現這一特殊曆史時期,知識分子群體如何在傳統秩序崩塌的廢墟之上,通過哲學思辨、行為實踐和審美建構,完成瞭一次深刻的“主體性”覺醒。他們以其超凡的智慧與優雅的姿態,為後世留下瞭探尋個體價值的永恒命題。本書緻力於還原曆史的復雜性,揭示魏晉士人精神世界建構的內在邏輯與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