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
英国,一位知名修画师在家中被杀,他正修复的一幅伦勃朗油画被盗。凶案现场,莫奈、提香、塞尚的知名画作都未遗失,为什么丢的是这幅从未面世的伦勃朗?
传奇特工加百列·艾隆重出江湖,D一站来到伦勃朗的故乡荷兰。他发现,这不是一起寻常的艺术品盗窃案。这幅伦勃朗,是个“大”麻烦。
《暗杀大师:死亡信使》
梵蒂冈教皇在仪式上遭到恐怖组织的突然袭击。得到线报赶赴现场的加百列·艾隆也未能制止这场阴谋,更糟糕的是,这只是一系列恐怖活动的开端。加百列的行动,从这时才刚刚开始。
为了揪出组织头目,加百列安排了女特工莎拉打进该组织金主的巢穴。然而,直到一路伏击至加勒比海上,加百列才发现,他正在一步步滑入自己设下的陷阱。
《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
《暗杀大师:死亡信使》
丹尼尔·席尔瓦(Daniel Silva)
当代大师级悬疑小说作家,1960年生于美国。曾任战地记者,跑遍中东,1997年开始专注写作。
“暗杀大师”系列是他有名的作品,2000年至今已推出16本,本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风行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引发读者阅读狂潮,每有新作,都比前作获得更高人气和赞誉。“暗杀大师”,已成为全世界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共同语言。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的作品:“紧张、利落、喘不过气,故事骨架搭得太漂亮,主人公们鲜活得要命,让人想起推理黄金年代那些文笔和气氛都完美至极的经典。”《每日新闻》发表评论:“席尔瓦是这个领域公认的大师,他为世界悬疑小说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
《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
序幕
D一部 源头
第二部 归责
第三部 鉴定
第四部 揭幕
第五部 康复
作者按
致谢
D一部 死亡之门
第二部 戈齐特医生的女儿
第三部 暗夜之旅
第四部 证人
作者按
致谢
《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
序幕
英国,康沃尔郡,纳瓦斯港
D一个发现“陌生人”回到康沃尔的人碰巧是蒂莫西·皮尔。那是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大雨倾盆,时间临近午夜,几个同事执意要他一起去马拉吉昂参加戈多尔芬兵器旅馆举办的周三派对,但他友善地拒绝了,这才发现此事。
皮尔想不通,那些人为什么非得费这个事儿来邀请他。说实话,他一向不怎么喜欢和酒鬼待在一起。再说,Z近这些天,只要他去酒馆,肯定有喝得醉醺醺的人上来缠着他,找他说“小亚当·哈撒韦”的事。六个月前,皮尔在森嫩湾附近把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从翻滚的海浪中救了出来,那件事成了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历史上Z惊心动魄的救援事件之一。媒体把皮尔奉为民族英雄,但在得知这个挺着宽大结实的肩膀、长得像电影明星的二十二岁青年拒绝一切采访的时候,他们都惊得傻了眼。私下里,皮尔的同事对他的沉默很不满。换作他们任何一个人,肯定会牢牢抓住这几分钟,让自己成名,即便需要在镜头前背诵诸如“团队的重要性”和“在一份让人引以为豪的工作中所坚守的高贵信仰”等陈词滥调。同样,生活在闭塞的西康沃尔的居民对皮尔也有看法。他们一直都希望当地能出个值得夸耀的小伙子,让那些从“内地”来的势利小人也好好看看。从法尔茅斯湾到地角,只要一提起皮尔的名字,大家都开始不解地摇头。有点儿古怪,他们说。一直都这样。肯定是因为父母离婚的事。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还有那个母亲!总是跟错人。记得那个成天泡在威士忌里的剧作家德里克吗?听说他经常打那孩子。总之纳瓦斯港那里是这么传的。
离婚的事是真的。挨打也是。实际上,有关皮尔的大部分传闻多少都有一点是真的。但是,那些事情与他拒绝接受英雄光环没有关系。皮尔保持沉默,是为了向一个他在很久以前认识的男人致敬。他与那个男人结识的时间很短,当时,那个男人住在纳瓦斯港码头牡蛎养殖场旁边的老工头的小屋子里。他教皮尔驾船、修理老旧汽车,教他领悟忠诚的力量与歌剧的优美。从他那里,皮尔明白了仅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个男人的名字十分诗意,听上去像是外国人的名字。然而,在皮尔眼里,他一直都是“陌生人”。他曾是皮尔的伙伴,皮尔的守护天使。即使他已经离开康沃尔很多年了,皮尔还是会时不时地等候他,正如他十一岁那年一样。皮尔至今还留着那本卷了边的日记本,上面记录着“陌生人”时间飘忽不定的几次来访,还有一些照片,照片上是夜晚从“陌生人”的农舍里散发出来的阴森白光。直到现在,皮尔还清晰地记得“陌生人”独自在海上度过漫漫长夜之后,站在他心爱的木帆船上从赫尔福德河道归航时的情景。那时候,皮尔总是在卧室的窗边默默地等候着,手臂高举做敬礼状。“陌生人”看见他之后,也总会闪两下工作灯以示回应。
在纳瓦斯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回忆起以往那段日子了。皮尔的母亲和她的新欢一起搬到巴斯去了。那个酒鬼剧作家德里克据说住在威尔士海滨的一座破房子里。老工头的屋子也已经翻修过了,现在属于伦敦的一个富贵人家,他们只来这里度周末,总是举办喧嚣的派对,还成天对着他们娇生惯养的小孩大吼大叫。“陌生人”留下来的东西就只剩下那艘小帆船了,他临走那天晚上把船送给了皮尔,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离开康沃尔。
9月中旬的那个阴雨夜,小帆船停泊在小港湾里,随着波浪漂荡起伏,海浪轻声拍打着它的船体,突然,一阵陌生的引擎声把皮尔从床上惊起,他走到俨然已成“哨岗”的窗口,向雾蒙蒙的黑夜里望去。他看见一辆金属灰色路虎在道路上缓缓地前行。随后,车子在老工头的屋子外面停下来,车头灯熄灭了,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过了一会儿,驾驶座旁的车门弹开了,一个穿着深绿色巴伯尔防雨大衣的男人从车里走出来。他戴着一顶防水鸭舌帽,帽檐遮住了前额。虽然隔了很远,但皮尔还是立马认出那个人就是“陌生人”。出卖他的是他的步伐——自信坚毅的大步子似乎毫不费力地把他推向码头边缘。他在那里停下来,避开仅有的一盏灯所洒下的亮光,望了一眼小帆船。随后,他飞快地走下通往河边的石阶,从皮尔的视线中消失了。
一开始,皮尔想是不是“陌生人”回来索要他的小船了。但当“陌生人”再次出现时,他的担忧消失了。“陌生人”左手抓着一个小包裹,大概有一本硬壳书大小,外面裹着塑料纸。从包裹表面覆着的灰泥可以知道,那包东西藏了很久。皮尔以前总把“陌生人”想象成走私贩,说不定他真的猜对了。
正是那时,皮尔发现“陌生人”并非独自一人。有人坐在路虎副驾驶座上等他。皮尔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看见了一个轮廓和一头靓丽蓬松的秀发。皮尔D一次露出了微笑。看样子,“陌生人”身边终于有了个女人。
皮尔听见车门被关上时的闷响,随后看见路虎向前蹿了出去。如果他动作够快的话,肯定还能截住他们。但是一阵从未有过的莫名之感突然袭上他的心头,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默默地举起手臂做敬礼状。路虎在不断加速,皮尔担心“陌生人”没有看见他的信号。然而,就在车子快要开到皮尔窗前时,它突然减速,车头灯闪了两下,随后消失在夜幕中。
皮尔仍然坚守着他的岗位,听见引擎声一点点地消退。等到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他重新躺回床上,把毯子拉到下巴下面。他母亲走了,德里克去了威尔士,老工头的屋子也被别人占了。但是现在,皮尔并不孤单。“陌生人”回康沃尔了。
伦敦
那个无意之间把加百列·艾隆从短暂而不平静的退休状态中唤醒的人叫阿里·马苏德。马苏德,这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在慌不择路的惊恐之中,一时忘记了英国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
他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十月傍晚死在了伦敦的布隆伯利。当时,他刚参加完“巴以及中东和平与安全政策论坛”D一届年会Z后一次会议。人们对当天上午开幕的这次会议曾寄予厚望,但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却发现它像一场平淡无奇的戏剧的巡回场次一样了无新意。即使是那些赶来希望分享新思维火花的游行示威者似乎也意识到,他们听到的不过是老调重弹。10点,美国总统的雕像被烧毁。11点,以色列总理的雕像也被熊熊火焰吞噬。午饭时,一场倾盆大雨把罗素广场变成了一口池塘,只有傻瓜还会待在这里为沙特阿拉伯妇女的权益奔走呼号。晚上8点30分,当会议主席的槌子宣布结束Z后一项小组会议议题时,二十多个耐着性子坚持到Z后的与会者开始满脸疲惫地鱼贯退席。会议组织者发现很少有人愿意明年秋天再来参加下一届会议。
一位会务工作人员悄悄走上前来,把写着“加沙解放了——现在该怎么办?”的牌子从讲台上搬走。在这个小组会议上,D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与会者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赛义德学院,他为自杀炸弹事件制造者鸣不平,为“基地”组织辩解。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剑桥的一位古板的张伯伦式学者。他谈起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就好像他们只是英外交部那帮穿灰色西装的家伙的一个小难题。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这位年长的“张伯伦”成了激进的“赛义德”与来自以色列大使馆一位名叫瑞秋的可怜姑娘的“隔离墙”。瑞秋只要一开口,就会被台下的一阵阵嘘声和口哨声淹没。现在,“张伯伦”还在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因为“赛义德”追上走到门口的瑞秋,嘲讽她说,她们作为殖民者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阿里·马苏德,这位不莱梅大学全球治理与社会理论的研究生导师,是Z后一位起身离开的人。毫不奇怪,嫉妒他的同行们可能会告诉你,在学术近亲繁殖严重的中东问题研究圈里,这位教授是以绝不放过任何可以出头露脸的机会而著称的。马苏德教授生于巴勒斯坦,持约旦护照,在欧洲长大并接受教育,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似乎都是一个温和派人物。人们管他叫“阿拉伯未来之星”,认为他是社会进步的Z佳代表。大家都知道,他不相信任何宗教,特别是军事伊斯兰主义。无论是在报纸社论、大学讲堂还是电视节目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无序的深切悲哀:没有给人民提供足够的教育啦,总是把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倾向啦等等。在Z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大声疾呼,主张开展一次伊斯兰改革。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把他叫作异教徒,温和派则称赞他有马丁·路德的勇气。那天下午,他在发言中认为,现在球在巴勒斯坦这一边。这已经让“赛义德”很不高兴了。只要巴勒斯坦人不与恐怖主义文化分道扬镳,他又说,以色列就决不会从西岸撤出一寸土地,他们也不应该撤出。“违背天理!”“赛义德”气得大骂,“背叛教义!”
马苏德教授很高大,有6英尺多高,而且相貌英俊,对于他这样一个工作中成天要和容易一见钟情的年轻姑娘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一头卷曲的黑发,颧骨既高又宽,方方的下巴颏中间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眶很深,这给他平添了些许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味道。他穿着羊绒运动夹克,内套一件米黄色的高领毛衣,一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形象。这也是他费尽心机要让人们留下的印象。他举止沉稳,在慢条斯理地收拾好文件和笔,放进他的旅行专用公文包之后,他拾阶走下讲台,向通向出口的中央走廊走去。
还有几个与会者逗留在门厅没有走。在门厅的那一头,站着一位姑娘,犹如平静大海中的一个风暴之岛。她穿着皮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裤,脖子上缠着方格的巴勒斯坦包头巾。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乌鸦的翅膀;她的眼睛差不多也是黑的,但似乎闪耀着其他什么颜色。她的名字叫哈米达·塔塔丽。她曾经告诉他,她是一个难民,出生在阿曼,在汉堡长大,现在是住在伦敦北部的加拿大公民。马苏德是那天下午在学生会接待处遇见她的。在喝咖啡时,她猛烈抨击他对美国和以色列滔天罪行的轻描淡写、无动于衷。马苏德喜欢她生气的样子。他们约好当天晚上在斯隆广场那家剧院旁边的酒吧一起喝酒。马苏德不想成为她的情人。他想要的不是哈米达的身体,而是她的狂热和清秀的脸蛋、她地道的英语和加拿大公民身份。
穿过门厅的时候,她偷偷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上来和他说话。“请你和讲台保持距离。”那天下午他告诫她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和什么人在一起都要避开别人的目光。”他走到门外的柱廊下,看着潮湿的街道上缓慢移动的来往车辆,躲了一会儿雨。他感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接着就看见哈米达一言不发地一头冲进了瓢泼大雨里。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她消失了,才把他的公文包斜挎在肩上,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回他位于罗素广场的宾馆。
奇怪的感觉又在他身上出现了。每当他从一种生活转换到另外一种生活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心跳加速,感官敏锐起来,突然注意起许多很小的细节。比如,那个躲在伞下的光头青年走向他的时候,看他脸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当他买《标准晚报》时,那个卖报人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似乎也太过嚣张了;三十秒后,当他把同一份报纸扔进上文波恩街的垃圾箱时,发现一位出租车司机又在注视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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