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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增井經夫著，程文明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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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20104166

版次：1

商品編碼：12147909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8-01

用紙：膠版紙

字數：303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清王朝乃四韆多年的中華傳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的集大成者，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增井經夫為我們詳細描繪瞭最後的中華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間的繁榮與沒落，解析瞭近代中國的起點。《大清帝國》是日本清史學習和研究者的必讀參考書，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也不失為一部絕好的清史入門手冊。

作者簡介

//增井經夫（1907-1995），日本老一輩著名清史專傢。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曾任職於日本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明治學院大學和金澤大學等，專攻中國清史，著有《亞洲的曆史與曆史學者》《中國的曆史與民眾》等，翻譯有《史通——唐代的曆史觀》《焚書——明代異端之書》《太平天國》等。。//程文明，東北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研究方嚮為日本近現代史、中日關係，現任教於吉林師範大學。

導　讀／1
引　言／1
序　章　清代概觀／1
　　一　時代特徵／1
　　二　社會狀況／11
　　三　文化特徵／21
1　明清易代的背景／31
　　一　《華夷變態》／31
　　二　滿族的崛起與明朝的垮颱／42
　　三　明代遺産／56
　　四　明朝遺老／67
2　清朝的強盛／77
　　一　清朝統治的施行與貫徹／77
　　二　三藩之亂／88
　　三　康熙治世／99
　　四　雍正時代／112
　　五　乾隆朝的繁榮／120
3　清代社會的盛衰變化／131
　　一　統治的弱化／131
　　二　白蓮教起義／141
　　三　白銀經濟的確立／151
　　四　對外關係的轉變／162
　　五　廣東十三行／172
4　鴉片戰爭／181
　　一　中國的近代／181
　　二　鴉片貿易／191
　　三　鴉片的大規模輸入／201
　　四　《南京條約》／212
　　五　第二次鴉片戰爭／222
5　太平天國／233
　　一　近代思想與活動／233
　　二　拜上帝會／242
　　三　太平天國的發展／251
　　四　對太平天國的評價／262
　　五　太平天國的滅亡／272
6　清代的社會經濟／283
　　一　社會經濟的基調／283
　　二　通貨和商人／295
　　三　白銀經濟的展開／306
　　四　商人的活躍／318
　　五　會館與公所／327
7　清代的學術／337
　　一　中國文化遺産的集大成者／337
　　二　清代思想／348
　　三　清代史學／358
　　四　清代諸學／374
8　清代的文藝／387
　　一　清代文學／387
　　二　清代美術／401
　　三　清代建築／420
　　四　清代的文房用具／431
終　章　清代二百七十年綜述／442
　　一　中國曆史上的清代／442
　　二　世界曆史上的清代／453
參考文獻／461
年　錶／478
附　錄／486
索　引／490

精彩書摘

　　《甲骨文叢書·大清帝國》：
　　1
　　明清易代的背景
　　一《華夷變態》
　　“唐船”逸聞
　　在島國日本，由於外國的信息過去流入甚少，所以人們似乎超乎尋常地熱衷於收集這種信息。當然，在鎖國時代的日本，對這類信息的收集是秘密進行的。盡管如此，江戶幕府還是對此做瞭許多且十分詳盡的記錄。特彆是初期記錄中的中國明清政權交替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後期記錄中齣現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等，當時幕府對它們的關注非比尋常。這些記錄多是由來到長崎的中國商船或荷蘭商船帶到日本的。從今天來看，當時幕府對這些信息的解讀具有重要意義。讓我們先看一看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之際，江戶那些身居要位的人是怎樣理解這些逸聞的。
　　江戶幕府當年曾收藏有《華夷變態》這樣一部集著。這是幕府命儒官林春齋及其子林鳳岡，將1644～1724年這80年間的海外消息逐次收集、編纂而成的一部中國逸聞集。在當時，“華夷變態”這一標題指的是夷狄占領中華王朝的意思。該書1674年的序言寫道：
　　明崇禎帝自裁，弘光帝被捕，唐王、魯王雖殘喘於南方，亦無法阻止韃靼逐鹿中原。故中華之土變夷狄之地，但畢竟是遠地他國之事，不能盡知其詳情。我雖讀鬩《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書而略知其概，然明朝覆滅正值我朝正保年間，因而已是三十年前之事。此類書冊均為來航長崎之福州、漳州商船所帶消息，傳至江戶，呈報當局，解讀翻譯而成，然我族未曾參與其中。唯恐其草稿淩亂如山，遂依年代編集，題名《華夷變態》。又聞近日吳三桂、鄭經等率眾揭竿而起，意欲造反清復明之勢，然其勝敗不詳。且不論其詳何如，夷狄製華，縱是他國之事，聞者亦是大快人心。
　　從李白成起義、鄭芝龍請援、魯王的書信，到“三藩之亂”、鄭經的活動記錄等，《華夷變態》一書在該時段將這些檄文、逸聞等都逐次記錄瞭下來。從此時的記錄來看，來到長崎的中國商船以福建、廣東等南方的商船居多，而且從朝鮮方麵傳過來的也都是些傾嚮於支持反清復明的消息、逸聞。可到瞭1685年前後，記錄內容便發生瞭改變，開始轉為以謳歌大清盛世、安寜太平為主調瞭。
　　在整個江戶時期，日本均將滿洲稱作“韃靼”。本來，“韃靼”是濛古的一個部族名稱，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商人不經意的叫法，卻在當時的日本原封未動地固定瞭下來。甚至在中國已經稱滿族為“虜”時，《華夷變態》中還特意地將其譯作“韃靼”。這說明對於剛剛崛起的滿族，“韃靼”這一文字指稱和言語錶述，恐怕在當時的日本已固化為一種印跡瞭。不過，從《華夷變態》來看，對於唯我獨尊的中華帝國所遭受的沉重一擊，編者林春齋本人該是有種痛快淋灕之感的。
　　讓我們迴到本節的主題。將這些消息帶到日本的中國商船，在日本被稱作“唐船”，它們多來自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按當年入長崎港的順序，被編為某某年的一號船、二號船等。在十七世紀初期，每年大約有五十艘左右，後因清政府討伐颱灣，實行海禁，禁止遠洋航渡，所以駛至長崎的船隻數量逐漸少瞭起來。不過，由於當時在中國，銅錢鑄造少不瞭日本産的銅，所以駛往日本的“唐船”一直未曾中斷。
　　……

前言/序言

導　　讀

一
本書作者增井經夫先生，於昭和五年（1930）春畢業於東京大學東洋史專業，與其同期畢業的還有江上波夫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已故）。對於我而言，增井先生是東京大學東洋史專業的老前輩。
我與增井先生直接接觸是1950年前後的事，時值增井先生受三省堂之邀，執筆編撰高中世界史教科書之際。記得當時，增井先生從重視近現代史的觀點齣發，計劃編撰齣一部倒敘式的世界史。那時，既沒有文部省對教科書的檢定，也沒有教科書調查官。
當時，作為東大的一名“特彆研究生”，我正在東洋史研究室效力，通過一名西洋史專業的朋友，收到瞭增井先生希望我協助他編寫這部世界史的邀請。由於當時時間甚是充裕，我便接受瞭增井先生的邀請。但所謂的“倒敘式”，真做起來並不像說起來那麼簡單，而且對於初齣茅廬、資曆尚淺的我來說，在當年並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雖然我好歹完成瞭所承擔的東洋史部分並提交瞭原稿，可當時並未齣版，也許是由於三省堂編輯部方麵不甚滿意的緣故，增井先生編寫倒敘式的世界史的計劃最終就沒有瞭下文。
許久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多位專傢為調查郭沫若先生流亡日本期間的相關資料來到日本，我曾作為嚮導，帶他們造訪瞭增井先生的宅邸。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間，曾去過位於本鄉二丁目的文求堂書店，拜訪過店主田中慶太郎先生，並與田中先生有過深交。這位田中慶太郎先生，正是增井先生的嶽父。田中先生已然去世，因其子田中乾郎早在其前就已經過世，所以郭沫若先生的相關資料當時都保管在增井先生那裏。
增井先生為自己的畢業論文選擇瞭“清代的廣東貿易”這樣一個題目。雖然在當下來看，這可能是個極其普通的選題，但在當時，選擇一個與近代史相關的題目撰寫論文的學生是很少的，據說當時增井先生的老師也沒給他好臉看。因此可以說，增井先生當年是下瞭很大的決心纔選下這個題目的。那之後，增井先生便始終如一地從事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說起增井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論文），截至本書齣版為止，第一部齣版的是他的一部譯著——H.B.莫爾斯的《中國工商業行會論》（支那ギルド論，生活社，1941）。估計增井先生在撰寫其畢業論文之際，藉鑒過莫爾斯的這一著作。二戰後，作為岩波新書的一部，增井先生在1951年齣版瞭他的《太平天國》，也是在這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太平天國的研究終於在新中國也開始有瞭生機。
增井先生並沒有特彆地采用中國方麵的新史料，而是充分利用齣版於德川時期的日本方麵的文獻，以其平實易懂的文章，對太平天國起義所具有的近代史意義進行瞭巧妙的敘述。在當時，以這樣的形式對太平天國起義進行記述的日本學者的文章尚未齣現。而且，《太平天國》被作為岩波新書的一個單行本齣版，在當時也是非常符閤時宜的。
《太平天國》一書齣版，給日本的中國史學界帶來瞭極大的影響，不僅在中國史研究者中，在一般的讀者群中也被廣為閱讀。增井先生在該書中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戶時期寫的有關中國的文獻、圖書等，這似乎也給讀者們留下瞭一種新鮮的印象。雖然在自戰前開始便長期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者中，存在對該書的各種不同的見解，但在當時日本的讀書界，該書一石激起韆層浪，而增井先生作為一位新晉的中國史專傢，在當時給人們留下瞭很深的印象，這是一個毫無疑義的事實。
四年後，增井先生以該書為基礎，齣版瞭名為《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アヘン戦爭と太平天國�C，弘文堂、アテネ文庫）的小冊子。該書是一本A6大小的76頁的小冊子，至今手中仍然保有該作的日本學者估計是很少的。雖然該書僅僅是一本小部頭的著作，但在其中，增井先生卻對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的關聯性進行瞭準確的論述。該書中展開的論點，構成瞭《大清帝國》一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8年，增井先生重新執筆寫作《中國的兩個悲劇——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中國の二つの悲劇——アヘン戦爭と太平天國，研文齣版）一書，再度就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的相關性發聲。另外，增井先生還與中國文學研究者今村與誌雄先生一起，共同翻譯瞭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Lin-Le）的《太平天國》（全四冊），並將其交由平凡社（東洋文庫，1964～1965）齣版。
增井先生在此之外還於1966年齣版瞭《亞洲的曆史與曆史學者》（アジアの歴史と歴史傢�C，吉川弘文館）和《史通——唐代的曆史觀》（史通——唐代の歴史観，平凡社）兩部著作，在三年後的1969年翻譯並齣版瞭《焚書——明代異端之書》（焚書——明代異端の書，平凡社，1969）。《焚書》的作者李卓吾先生不僅在中國的學界甚是知名，在當時日本的中國思想史領域也是一位常被提起的思想傢。增井先生之所以特意翻譯李卓吾先生的著述，恐怕是因為他很關注李卓吾先生吧。
如此看來，與社會經濟史相比，增井先生應該是對思想史、文化史更感興趣的。在金澤大學工作期間，增井先生之所以會如此將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或許是因為居住在金澤這個中國史料比較缺乏的地方。在增井先生從金澤大學退休的1972年，他還齣版瞭《中國的曆史與民眾》（中國の歴史と民衆，吉川弘文館）一書。
戰前，在東京大學東洋史學部，考證史學被視作正統，當時存在一種若不從事考證史學研究便得不到認可的傾嚮。增井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都未曾參與到考證史學研究之中，所以在整個戰前、戰中時期，他們在學問上一直處於一種“在野”的地位。
在這段時期，剛剛起步的年輕學者雖然缺乏經濟支撐，卻依然努力地堅持著他們的研究工作。在當時，有穩定職位的研究人員可以說寥寥無幾，增井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二戰末期，抑或是二戰剛結束後，增井先生在繼三島一先生之後，當上瞭舊製武藏高校的教授。隨著新製大學的成立，增井先生隨即成為武藏大學的教授。後由於金澤大學法文學部嚮其發齣邀請，欲聘其為該學部的教授，增井先生在再三思慮後，最終決定到金澤大學就職，直至退休。
增井先生的大多數著作，都是在金澤大學工作時期執筆完成的。本書《大清帝國》，雖然也很可能是增井先生在金澤大學時期開始構思的，但齣版是在他從金澤大學退休迴到東京之後。繼該著之後，增井先生在其晚年齣版的著作中，還有《中國的兩個悲劇——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參見前文）和《中國的白銀和商人》（中國の銀と商人，研文齣版，1986）兩部。
二
以下，希望通過對《大清帝國》一書的簡要介紹，為始讀本書的各位讀者提供些許指引。
在序章中，增井先生對清代的特徵、社會狀況、文化特色等進行瞭簡明易懂的說明。可以說此章濃縮瞭增井先生的清代觀，希望各位讀者能認真品讀。
第一章“明清更替的背景”，並不是從正麵就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興起等展開敘述，而是試圖通過對明代遺産和明朝遺老的講述等入題，對明清兩代的朝代更迭做齣瞭說明。為此，增井先生援引瞭長崎奉行中川忠英編撰的《清俗紀聞》和《華夷變態》等史料。
《華夷變態》一書原本並沒有齣版。1644年以後，來到長崎的唐船（即中國商船）船長需要嚮長崎奉行提交報告書。後來江戶幕府的大學頭林鵝峰（即林春齋）、林鳳崗父子將這些報告書施以整理，並將其命名為《華夷變態》，研究者隻能到內閣文庫纔能查閱找這一史料。中國史研究人員幾乎無人使用過這一史料。但廣島大學教授浦廉一先生發現瞭它的價值，動員他指導下的小組研究生、大學生將其原文謄抄下來，並委托東洋文庫將其齣版。當時，正在東洋文庫擔任研究員的我，受研究部長和田清先生之命，擔當瞭《華夷變態》一書的編輯和校對。該書全書共三捲，其中上捲於1958年齣版，中捲、下捲於1959年分彆齣版麵世。
增井先生第一時間便注意到瞭齣版的《華夷變態》，並將其用於《大清帝國》的寫作。據此可見，當年增井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無疑是非常積極的，而這也是增井先生和我之間的學術淵源。
在第二章“清朝的強盛”部分，增井先生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進行瞭記述。這三代是清朝最為繁榮、輝煌的時期。雖然同時也齣現瞭三藩之亂，但清朝統治者通過對其進行有效的鎮壓，為自己的統治確立起瞭牢固的基礎。若是一般的清代概述，恐怕會把這部分作為重點來敘述。可增井先生似乎並沒有對其進行特彆重點的處理。
在第三章“清代社會的盛衰變化”中，增井先生從乾隆末期發生的白蓮教起義展開，分彆對白銀經濟的形成、來自歐美各國外壓的開始、廣東十三行等進行瞭敘述。過瞭全盛時期的清朝各種矛盾接踵而至，迎來瞭盛衰轉換的時期。增井先生畢業論文中選取的廣東貿易也不斷地産生問題。可以說，對於相當於鴉片戰爭前史的這一時期，增井先生傾注瞭大量筆墨。
第四章“鴉片戰爭”和第五章“太平天國”在本書中是大放異彩的兩章，是增井先生重點闡述的內容。當然，在這之前，以《太平天國》（岩波新書）為代錶，增井先生曾寫過很多相關著作和論文。讀者若是讀瞭這兩章，應該會清楚地發現增井先生在《大清帝國》中也對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給予瞭高度重視的原因。至此，本書中關於政治史的記述告一段落。盡管該著名為《大清帝國》，但政治史敘事是截至十九世紀中葉的，這應該還是有問題的。但這並不是增井先生的責任，遵照講談社編輯部定下的方針，隻能如此。在此，我必須加以澄清。
在第六章“清代的社會經濟”這一部分之中，增井先生對清代的通貨，特彆是白銀流通的問題、白銀與商人的關係、會館與公所等進行瞭詳述。在其近代中國經濟研究中，增井先生最為關心的是白銀流通問題。如前所述，增井先生在其晚年，還在《中國的白銀與商人》一書中對這一問題進行瞭係統的論述。增井先生似乎格外關注流通問題。關於會館與公所，正如他在二戰期間翻譯瞭H.B.莫爾斯《中國工商業行會論》一書所顯示的，增井先生同樣對此極為關注。
第七章“清代的學術”亦如前章，增井先生對此話題做齣瞭非常詳盡且廣泛的論述。在思想方麵，增井先生自硃子學談起，對反對硃子學的異端思想傢明末的李卓吾也進行瞭詳盡的論述。如前文所述，增井先生曾翻譯齣版過李卓吾的代錶作《焚書》。在史學方麵，增井先生對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章學誠等進行瞭詳述。另外，他也論及瞭清代的地理學、考古學、天文學、醫學等。除本書外，在“中國的曆史”係列叢書之中恐怕沒有其他能如此全麵、詳細地對學術、思想領域展開敘述的著作吧。由此也可以看齣，增井先生對學術、思想是極為重視的。
在第八章“清代的文藝”之中，增井先生對文學、美術、建築、文具等進行瞭敘述，尤其是對文學、美術的敘述更為詳細。至此，關於清代的學術、文藝，本書的小詞典功能發揮完畢。如前所述，本書中關於政治史的敘事截止於十九世紀中葉，而第六章至第八章卻一直敘述到清末。
在最後一章，增井先生從整體上對清代曆時二百七十年的發展過程做齣瞭一個清晰的總括。
三
作為1974年刊行麵世的“中國的曆史”係列叢書中的一本，《清帝國》即將改名為《大清帝國》（即本書），並被正式收入講談社學術文庫。由於增井先生於1995年6月先行辭世，講談社便請我來協助完成這一工作。基於與增井先生生前的緣分，我便接受瞭這一邀請。
拜讀此書時最先注意到的，是此前的注音假名有很多錯誤的問題，其次是漢字也有一些錯誤，這些都是我的責任，已訂正完成。再有是增井先生在其著作中，都是以“揚子江”的錶述來行文的，由於最近日本已改稱“長江”瞭，所以我將其都改為“長江”。此外，由於藤井宏先生的論文，我還將增井先生“新安商人”的錶述改為更為人知的“徽州商人”。
另外還有一處，在此想指齣增井先生的一處誤解。增井先生原文中的“‘宋代=近世’的觀點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為瞭論證這一點，人們曾從思想、藝術、法製、經濟等方麵齣發，提齣過很多證據，並據此宣稱：同西歐相比，中國早在幾個世紀前便進入瞭近世”的錶述，似乎會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宋代近世說”當時在中國史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定論。但實際上，圍繞“宋代近世說”這一問題，在戰後的日本中國史學界已經展開瞭一場激烈的爭論。宋代近世說最早是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博士提齣的一個觀點，戰後，其學生宮崎市定教授等對此做瞭詳細的說明。
但在戰後迅速重建起來的曆史學研究會的年輕學者，對內藤湖南博士的觀點進行瞭激烈的批判，並通過對齣現於五代、宋代初期的地主與佃戶製度的分析，提齣瞭正是這一時期纔是中國封建生産關係的確立時期。是將宋代視作中國封建製度的確立時期（中世），還是像內藤、宮崎主張的那樣，將宋代視作近代中國近世社會的確立時期呢？如今這兩種主張相互對立，尚未形成一個定論性的觀點。對此，希望讀者能夠諒解。

東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山根幸夫

引　　言

清代——此前中國的集大成者
在討論中國史之階段劃分時，基於各朝代的曆史進行劃分，已成瞭一種久而久之的習慣。特彆是在通史編撰之際，若使用其他方法，不僅難以劃分，而且今天看起來，也似乎無此必要。本書的記述針對自清王朝興起至其衰敗，即自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的清代中國的曆史發展狀況展開，也就是說，描述的是所謂的舊中國的最後的繁榮，及其逐步走嚮沒落的過程。
在人類曆史上，清代中國給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它既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頂點，也是一君萬民社會的終結點。但由於今日之中國是在否定舊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即便是取清代而論，除那些可視作人民遺産的事物外，人們並不會對這段曆史産生多少認同。但事實上，中國人傳下來的可誇耀於世界的文化遺産，卻多數是清代遺留下來的。
清代，是此前中國的集大成者。僅以此視角來解說清代的社會、經濟情況和思想、文化動嚮等，或許沒有什麼意義。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直以來，我們的做法多是將清代曆史作為王朝曆史之一加以看待，並以清王朝為中心就其政治性問題展開各種記述。這與其說是我們一心專注政治史、無心他顧，不如說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除瞭這種視角之外，我們可為清代賦予一定特色的地方還相對不多。
所謂政治史，可以說是一種用測振儀記錄的社會波形，正是以此描畫齣來的一個個事件，曆史纔有瞭它的脈絡。然而，這一脈絡圖容易將一個看似平整且成規律性反復的曆史印象展現在我們麵前。本書力求規避該記述方法，特彆是將不會采用那種越對這為數龐雜的事實進行闡釋便越感充實的記述方法。此前的中國史書，皆是經官僚之手，為官僚而寫就的，他們為之日夜執著的製度、官位等，幾乎占據瞭那些史書的全部主題，其遺風仍然延續至今。因此，本書刻意規避瞭這一點。畢竟即使在今天，這種一味列舉誰是重要人物、誰是大小官員的記述方式，也算得上是一種喋喋不休、令人厭煩的筆調瞭。
本書的宗旨
我在動筆之初，便未曾想過讓本書發揮一種清史事典的作用。因為這樣的事典中，已經有瞭許多傑齣的著作，所以行文時也不曾想過要網羅各個方麵。讀者之期待甚為廣泛，本書難以對此做齣相應迴應之處，在此還請見諒。另外，很多讀者已經習慣瞭長期以來的、傳統的中國史記述。可以想象，對於這些讀者來說，本書也定會有很多不足之處。對此，若能將這種不足視作視角不同的結果，我會倍感榮幸。
我原本想將此書作為一本民眾史付梓，可這樣一來便會使本書失去它作為“叢書”中的一部的功能，所以未敢那樣嘗試。如此一來，不能否定的是，本書存在錶達不清、解釋不夠充分的問題。其實，就概說性的著作而言，這樣的欠缺本來就是相伴而生的，實難避免。不過反過來說，在此類概說性著作中，也並不是都沒有新的東西可去發掘。如同張網逐魚群，魚群的特點自然重要，可與之相比，我們也能深感漁網性能的重要性。
以清代的美術為例，通觀其各個領域，如果說繪畫、書法方麵的問題還比較明晰，那麼雕刻方麵的問題就是十分令人睏惑的。留存至今的實物並非沒有。若說明清時期雕刻呈衰退之勢，可視作雕刻物的東西那時已不存在，這已經是過去的說法瞭。當人們認定何為雕塑的時候，我們用以逐魚的網眼似乎該是問題的關鍵。明清時期，建雕塑的需求變少，人們建雕塑的欲求也隨之下降，這一事實當時確實存在。可與其說是雕刻技術衰退瞭，不如說是轉換瞭發展方嚮，即在雕漆、玉器和象牙精細雕工等方麵實現瞭轉型和發展。這種傾嚮不隻在中國，在亞洲其他地區也能夠見到。日本江戶時期塑像建造呈衰退之勢，我們會想到其背景因素可能與中國的情況有共通之處。宗教熱情冷卻、人們的審美意識發生改變等，僅以這樣的理由便難以厘清的問題，我們還能想到很多。所謂概說性的著作，可以說都是提齣問題多一些，但不強調對其做齣各種解答。
本書記述的是舊中國的最後階段——清代，具體記述內容包括：首先，政治上著眼於將龐大的官僚組織統一到服務於皇帝一人的強力、實效的政治體製，經濟上聚焦於以白銀為支撐的商品流通的盛況；其次，對這二者朝嚮極限發展的過程進行瞭一定的描述；最後，針對促使清代由政治經濟鼎盛局麵最終走嚮政治崩潰、經濟解體的三方麵因素——來自外部的西方國傢的軍事、經濟入侵，源自內部的國內農民的反抗，以及以市民階層為主的經濟勢力的優勢發展——分彆進行瞭相應的記述。其中，最後一方麵的記述內容也會下及至清末，但本書對此所做的記述未必充分、詳盡。另外，當我們觀今日之中國、論舊時之中國之際，當然也要言及現在的印度、西亞等國傢和地區，而且也不能不環顧對那些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傢。這些都是相當睏難的工作，所以本書對此進行的論述，也容易流於一些定論、公說。盡管定論、公說可以令日本讀者産生一種放心感，可我還是在努力迴避這種做法，所以也會為本書增添很多難以理解的地方。不知在讀者心裏的那麵鏡子中，本書的論述到底會形成一種怎樣的映像？我想即使其中隻有一幅映像能被讀者朋友收入畫框、長期留存，也算是我的幸運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