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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著，夏成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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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5955

版次：1

商品编码：12161041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93

字数：18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孙犁读史部书的首次结集。正史为主，旁及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政书、金石等。与金克木著《中国文化老了吗？》同属大家论中国文化系列书。

2.立论恢宏，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又动人。妙句迭出，通俗易懂，触类旁通。

3.望之俨然的孙犁与他宽容的历史观形成强烈对比。理解了晚年的孙犁，就能理解他早年何以创作出恬淡隽永、散发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有题记等。附录部分则是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它们对于更好理解孙犁读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孙犁读史，读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言。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本书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对历史事实的再认识，有目录版本学的读书方法，反映了孙犁的阅读趣味和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孙犁其人其文。从孙犁的论述中，我们窥见到中国文化的堂奥。

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他的著名小说《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开启了中国“诗化小说”的先河。晚年，他的小说写得少了，除小说集《芸斋小说》外，他把时间大多用在了研读古籍，写作散文、杂文上。先后出版“耕堂文录十种”，其旺盛的写作实力和富有个性的思想艺术使他重获文坛关注。孙犁在《曲终集》之后隐退，彻底告别文坛。

精彩书摘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力，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押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谣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剥《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堂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衷。

　　（原载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满庭芳”）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r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惟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做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齐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耕堂曰：以上为秦始皇时，李斯著名之建言，焚书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详录之，以便诵习，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印象。李斯说这段话之前，是一位武官称颂始皇的功德，始皇高兴；接着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发表意见。

　　这一事件的要害处，为“以古非今”。这事件的发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业大著，志满骄盈之时。他现在所想的，一是巩固他的统治，一是求长生。巩固统治，李斯的主张，往往见效。长生之术，则只有方士，才能帮忙。看来，此次打击的对象是儒，重点是《诗》、《书》（《诗》、《书》，也不是全烧掉，博士所职，还可以保存）。但这时的儒生和方士并分不清楚，实际是搅在一起。始皇发怒，以致坑儒，是因为给他求仙药的人（侯生和卢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难说了。

　　儒家的言必称尧舜，在孔子本身就处处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参政思想很浓，非要试试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别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冲突较量，一次彻底的大失败。既然并立朝廷，两方发言，机会均等，即为政治斗争。后人引申为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或学术与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这次事件是一个开端，以后的党锢、文字狱、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这也算是古有明训吧！

　　四

　　政治需要知识和学术，但要求为它服务。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政治要求行得通见效快的学术。即切合当前利益的学术。也可以说它需要的是有办法的术士，而不是只能空谈的儒生。所以法家、纵横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虽热衷政治，然其言论，多不合时宜，步入这一领域，实在经历了艰难的途径。最初与方士糅杂，后通过外戚，甚至宦竖，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扬仍旧，其进取方式，则不断因时势而变易。既如此，就是随时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孔孟之道，究竟还留有多少，也就很难说了。所以司马迁论述儒家时，也只承认它的定尊卑，分等级了。

　　在儒学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见的。有了一些知识，便求它的用途，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进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险，聪明一些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途径。《史记》写到的有两种人：一是像东方朔那样，身处庙堂，心为处士，虽有学识，绝不冒进，领到一份俸禄，过着平安的日子，别人的挖苦嘲笑，都当耳旁风。另一种则是像叔孙通这样的人。

　　《叔孙通列传》：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叔孙通替刘邦定好朝仪以后：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虽然用了极其讽刺的笔法，写了这位儒士诸多不堪的言词和形象，但他对叔孙通总的评价，还是：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

　　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

　　　　　　　　　　　　　　　　　　　　　　　　　　　　　　　　　　　　　　　　　　　　　　　　　　　　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

前言/序言

　　编选说明

　　孙犁晚年虽说是野味读书，读得比较杂，但细索其购书记录和读书笔记，还是能发现一些规律。譬如，他买书，早年是率性而买，甚至总结经验是“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野味读书》）。后来进城后，购书一般是依照鲁迅书账：“《鲁迅日记》的书账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账买书的。”（《买〈流沙坠简〉记》）再譬如，他读书，早年是学以致用，但进城以后，就感叹：“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我和古书》）

　　孙犁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读书感想，但写得最多，最为动情的，还是读史笔记。在他的读史笔记中，写得最感人的又是有关人物传记方面的系列文字。由此，对于怎么写历史和怎么写传记，孙犁也有很多自己的见解，比如：“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 （《读〈燕丹子〉——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又说：“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与友人论传记》）还说：“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三国志·诸葛亮传》）一位历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史才、史学和史识，孙犁在读史笔记中都有触及和讨论；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孙犁也与别人不一样，其常常是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又动人。

　　孙犁在《读〈旧唐书〉记》其中的《陈子昂、宋之问》篇文末，有议论曰：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亲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孙犁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宽容的，这个观点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曾说及。譬如，北齐魏收因其行甚卑，时人不齿，其所撰《魏书》亦被称为“秽史”，而孙犁读后却说“《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买〈魏书〉、〈北齐书〉记》）。再譬如，在《辽居稿》中，说罗振玉当时在辽东忠心于溥仪，往来日本，为建立一个傀儡小朝廷而奔走，评论时说：

　　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史的判定与淘汰。

　　行文到最后，孙犁却说：

　　当然，学术也要与政治有所分别。罗振玉写的金石跋尾，后世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要参考的。

　　孙犁是一位真实的作家，他读史书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宽容，在他自己评定别人的时候，也是非常宽容的。阅读孙犁的读史笔记，我们发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和现实中人们对他的评价——“刻薄寡恩”形成强烈对比。他是一位内心善良而又无比冷静的作家。

孙犁晚年阅读了比较多的史部文字，也应有其原因，“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文献（二）》）。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了一个人的阅读选择，孙犁是一个比较凝重的人，尽管读史使人沉重，但他还是选择了读史，他说：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我的读书生活》）

　　一位深刻而凝重的作家，从不随波逐流。结合孙犁内心的宽容和理智，也就可以理解孙犁那些恬淡、隽永，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了，也更可以理解其清静、简朴、低调为人和爱憎分明了。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有题记等。孙犁在《我的史部书》开篇说：“按照四部分类法，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共十四类。每类又分小项目，如杂史中有：事实、掌故、琐记。”本书根据孙犁阅读的内容，大致按照上述的顺序进行编排。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金石图书属于史部目录类，美术图画书属于子部艺术类，因为是一篇不可分拆的文章，收入此书，取其前者之故。第二，部分书衣上的文字，也有不少涉及史部书，有些文字只是触景生情的感叹，且几乎没有谈到书的内容，更不能体现孙犁的历史观，比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衣上，作者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类似这样的文字，都统一不收。第三，日记部分内容复杂，这里就大致归为人物传记类，因为孙犁说：“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缘督庐日记钞》）当然，这里说的史部书，不是严格地指《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史部书。至于附录部分，主要收录的是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它们对于更好理解作者读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如《关于纪昀的通信》、《与友人论传记》、《谈读书记》和《读〈燕丹子〉——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都是谈人物传记的撰写问题。

　　编选的过程中，编者主要是想借汇编孙犁读史文字来全面反映孙犁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由此尝试着更好地理解孙犁的人和文。孙犁一生爱书，深居简出，所以有时间去涉猎各种典籍，读书杂且量大，编选中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为盼。

　　　　　　　　　　　　　　　　　　　　　　　　　　　　　　　　　　　　　　　　　　　　　　　　　　　　　　　　编者

　　　　　　　　　　　　　　　　　　　　　　　　　　　　　　　　　　　　　　　　　　　　　　　　　　　　　　　　二〇一七年三月

　　代序我的史部书

　　按照四部分类法，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共十四类。每类又分小项目，如杂史中有：事实、掌故、琐记。这显然不很科学，也很繁琐。但史书，确实占有中国古籍的大部。经书没有几种，占据书目的，不是经的本文，而是所谓“经解”。

　　历代读书界，都很重视史书，经史并重，甚至有六经皆史之说。我国历史悠久，史书汗牛充栋，无足奇怪。

　　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和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进城以后，我好在旧书摊买书，那时书摊上多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其中《四部丛刊》、《丛书集成》零本很多，价钱也便宜，我买了不少。直到现在，《四部丛刊》的书，还有满满一个书柜。《丛书集成》的零本，虽然在佟楼，别人给糊里糊涂地卖去一部分，留下的还是不少，它的书型和商务的另一种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相同，现在合起来，占据半个书柜。剩下的半个书柜，叫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占用。

　　此外，还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零本，都是线装——其中包括十几种正史。

　　这些书中，大部分是史部书。书是零星买来的，我阅读时，并没有系统。比如我买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真地读过了，后来又遇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就又买了来，但因为部头太大，只是读了一部分。读书和买书的兴趣，都是这样引起，像顺藤摸瓜一样，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个的瓜，大个的瓜，就只好陈列起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进城不久，我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鲁迅先生介绍过这本书）、《唐鉴》、《唐会要》等书。这些书都是认真读过了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五十年代，当一个朋友看到我的书架上有《贞观政要》一书，就向别人表扬我，说：“谁说孙犁不关心政治？”其实，我是偶然买来，偶然读了，和“关心政治”毫无关系。

　　又例如：我买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后来就又买了《大唐玄奘法师传》。这部书是大汉奸王揖唐为他父亲的亡灵捐资刻印的，朱印本，很精致，只花了八角钱，卖书小贩还很高兴。再例如，因为从《贞观政要》，知道了魏徵，就又买了他辑录的《群书治要》，这当然已非史书。

　　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我买的史部书很多，在《书目答问》上，红点是密密的，尤其是杂史、载记部分。关于靖康、晚明、清初、太平天国的书，如《靖康传信录》、《松漠纪闻》、《荆驼逸史》、《绥寇纪略》、《痛史》、《太平天国资料汇编》，都应有尽有。对胜利者虽无羡慕之心，对失败者确曾有同情之意。

　　但历史书的好处在于：一个朝代，一个人物，一种制度的兴起，有其由来；灭亡消失，也有其道理。这和看小说，自不一样。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英雄人物个人的兴衰，还可看到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兴奋和血泪，虽然并不显著。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全国胜利，进入天津以后，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本来可以安心做些事业了，但由于身体的素质差，精力的消耗多，我突然病了。

　　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又因为脑力弱，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

　　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先是读一些与文学史有关的，如《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游览志》等书，进一步读名为地理书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

　　这一时期，我觉得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比起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胜。《史记》、《三国志注》的人物描写，使我叹服不已。《资治通鉴》里写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记不忘。我曾把我这些感受，同在颐和园一起休养的一位同行，在清晨去牡丹园观赏时，情不自禁地述说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那位同行的同调。

　　阅读史书，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必须用现实印证历史。历史可信吗？我们只能说：大体可信。如果说完全不可信，那就成了虚无主义。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还是有道理的。

　　读一种史书之前，必须辨明作者的立场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道理。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