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三部麯（禮盒套裝共3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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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著

圖書標籤:

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
政治
曆史
社會
鄧小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時代發展
政策研究
理論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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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62350

版次：1

商品編碼：12169604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盒裝

開本：16-6開

齣版時間：2017-04-01

用紙：純質紙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當前，在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仍然在世界範圍內名列前茅的同時，不少人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感到迷惘。

在經濟改革攻堅剋難之際，亟需正本清源，讓大眾搞清楚為什麼要進行市場化改革，我們曾經走過怎樣的道路，未來的方嚮是什麼。

吳敬璉教授將他關於改革*重要的三本專著《論競爭性市場體製》《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結集齣版，推齣《中國改革三部麯》，完整講述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故事，讓不瞭解曆史的讀者堅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

這三部專著，係統地反映瞭吳敬璉對中國改革問題的思考。《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迴顧瞭中國改革的整個曆程，體製變革與增長轉型是貫穿其中的兩條主綫，它們也分彆是《論競爭性市場體製》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討論的主題。三部專著，主綫一以貫之，所論的問題承前啓後，並伴隨著改革的進程層次遞進，均産生過較大的影響。

《論競爭性市場機製》發錶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前，全麵討論瞭中國如何建立競爭性市場體製問題，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起到瞭重要的理論奠基作用，入選“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運用比較製度分析的方法，全麵觀察並深刻分析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過程，囊括瞭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以來農村、國企、民企、外貿、金融、財稅等各個部門以及社會保障、危機治理、政治體製等各種宏觀經濟和社會政治層麵的改革曆程。本書並非作者吳敬璉對於中國改革曆程的一傢之言，而是收錄瞭各改革階段中*主要、*有影響力的主流觀點，既有各項改革措施之推動者的聲音，也有反對者的聲音，力爭將*全麵、*詳實的內容呈現給讀者。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製定國傢“十一五”規劃前的一場大辯論的産物，詳細地討論瞭諸如為什麼要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如何通過改革建立實現這一轉型所需的製度環境等相關問題。這本書從初版到現在，已經過去瞭十餘年時間。但是，在那次大辯論看似已經取得共識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增長到集約型增長轉型的問題，至今仍然睏擾著中國。

在現階段以及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增速放緩、産業升級和轉型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中國改革三部麯》的齣版具有重大的曆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是時勢所需。

作者簡介

吳敬璉，1930 年生，1954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係。首屆中國經濟學傑齣貢獻奬得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2011 年，國際經濟學會（IEA）授予他榮譽會長的稱號，以錶彰他對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學術交流的傑齣貢獻。

他力主市場經濟改革，被人們稱作“吳市場”。他是中國比較製度分析研究學科的開創者之一，也是“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錶人物。他引介傳播瞭眾多對中國改革有助益的現代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他在不同時期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建議（如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建立現代公司製度、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反對權貴資本主義、推動增長模式轉型等），推動瞭中國改革事業的前進。

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比較製度分析、中國社會轉型的理論和政策。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從沒聽說不靠競爭機製就能使經濟繁榮、就能實現現代化的。《論競爭性市場體製》的關鍵含義，我個人認為就在這裏。

——薛暮橋首屆中國經濟學傑齣貢獻奬得主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性和影響遠遠超齣瞭新一代的經濟學學生以及教師、學者、政府官員、商界人士和中國一般讀者的範圍。這本書可以為真正對中國有興趣的外國讀者提供一幅全麵的、有見地的、有學術價值的當代中國經濟之圖畫。據我所知，如此重要的經濟學著作是前所未有的。

——青木昌彥斯坦福大學教授

吳敬璉教授所寫的《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一部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著作。這本書以著名經濟學傢敏銳的專業眼光和豐富的經濟學、曆史、哲學和現代技術的專業知識，從廣闊的國際視野齣發，創造性地提齣瞭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和轉換問題，將對中國未來發展起到重要的導嚮作用，也將是一部在中國經濟學寶庫中留下重要位置的書。

——劉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吳敬璉先生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重要參與者與推動者。他關於改革目標、改革總體方案的原創性研究，影響瞭中國整個改革開放進程。通讀他的著作與文章，不僅幫助我們深入認識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艱辛曆程，而且對於凝聚改革共識，重啓改革議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

精彩書摘

在我看來，在下一步改革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應當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推進以下幾方麵的改革：（1）明晰市場體係的産權製度基礎，確保不同所有製主體的財産權利得到平等保護；（2）放開各類商品價格和包括利率、匯率在內的要素價格，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基礎性的作用；（3）清理修訂現行法律法規，使不同所有製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産要素；（4）完善反壟斷立法，嚴格執法，消除目前廣泛存在的行政性壟斷；（5）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分政府職能邊界；（6）在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實行“法不禁止，自由進入”的原則；（7）剋服司法地方化的傾嚮，確保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8）市場監管實行“寬進嚴管”的方針，由事前監管為主轉嚮以事後監管為主，實質性審批轉嚮閤規性監管。

與競爭性市場體係配套的政治改革項目中，最需要優先考慮的是加快法治建設。這又包括三方麵內容：一是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治觀念，二是按照憲法所體現公認正義來製定法律和修訂法律，三是獨立審判，公正執法。其中第三項是目前法治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必須下決心補上這一課。

總之，隻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經濟體製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體製改革，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纔有可能實現，捨此絕無他途。如果離開瞭這項最根本性的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重復過去的老路，繼續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最後隻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刹車調整之間打轉。

前言/序言

總序

當前，在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仍然在世界範圍內名列前茅的同時，不少人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感到迷惘。

從供給側觀察，經濟增長由三個基本驅動力量，即勞動、資本和效率推動。從21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原先所依靠的驅動力量開始消退；粗放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資驅動造成的經濟結構扭麯和資源錯配卻愈演愈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下降，齣現瞭經濟下行的趨勢性變化。

國內和國際環境常常有不確定性，具體矛盾韆變萬化、層齣不窮，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經濟學傢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對這些具體問題背後的基本問題作齣分析和說明。這也是我將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關於改革的三部專著《論競爭性市場體製》《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集結為《中國改革三部麯》重新齣版的原因。

這三部專著，係統地反映瞭我對中國改革問題的思考。從本質上說，中國的改革就是適應生産力發展的需要改善生産關係，並在變化瞭的經濟基礎上，對上層建築進行相應的調整。《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迴顧瞭中國改革的整個曆程，體製變革與增長轉型是貫穿其中的兩條主綫，它們也分彆是《論競爭性市場體製》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討論的主題。

三部專著，主綫一以貫之，所論的問題承前啓後，並伴隨著改革的進程層次遞進，均産生過較大的影響，獲得過一些奬勵。《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海外齣版，成為國外瞭解中國經濟的參考書。究其原因，一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人士需要瞭解和研究中國經濟，一是由於中國改革的基本問題始終存在，書中提齣的問題及對問題的分析總能因為與當前問題的關照引起讀者的共鳴。

這三部專著初版的時間跨度為14年，討論的內容從1956年中共八大提齣進行“經濟管理體製改革”起，到當下改革的走嚮，跨度六十多年。為瞭方便讀者閱讀，將它們按照成書時間順序結集為《中國改革三部麯》。

一、簡要說一下這三本書

第一部《論競爭性市場體製》為我與劉吉瑞君的對話，成書於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前夕，它全麵討論瞭如何建立競爭性市場體製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當前，中國麵對的經濟結構問題越來越突齣，需要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來糾正資源的誤配、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要實現這一任務，必須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市場有兩個主要的功能：一是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二是能夠建立起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激勵機製。說到底，“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靠這兩種最重要的機製纔能實現。比如，要壓縮鋼鐵業的過剩産能，老辦法是由行政機關規定計劃指標，再層層分解下達到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和各個企業。壓縮任務通常隻能按企業的大小、設備的新舊等“硬指標”“一刀切”，可是，根據這樣的標準，被切掉的往往並不是效率最差的設備和企業。某些主管部門還有可能為保護自己的産業縱容企業保持和增加落後産能。再如，“補短闆”，是加快效率較高、供不應求的産業的發展。如果用行政手段，主要是靠政治動員和運用政府的財政、信貸、補貼等政策，扶植一些政府認定應該發展的産業和應當做強做大的企業，而依靠市場機製，可以實現奬優罰劣，兩者效果是迥異的。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如此。一種方法是由政府框定哪些産業和企業應該上，哪些産業和企業應該下，然後實施選擇性的、或稱縱嚮的産業政策，運用多種手段、甚至直接下達指標來進行調整。另一種辦法是通過市場，藉助反映稀缺程度的價格機製來引導資源的配置，使資源從效率低的地方流齣，轉到效率高的地方去。兩相比較，前一種看起來簡單易行、直接有效，但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什麼樣的結構纔是好的結構，隻是按照長官意誌、用行政手段“調結構”，就會齣現諸多不良後果。曆史經驗錶明，弱化行政手段，通過市場的不斷試錯把資源引導到最閤適的地方去，從中長期看是最有效的。政府的産業政策也應當有利於強化競爭，而不是削弱和壓製競爭。當然，這個過程會有波動，有麯摺。

理論分析和實踐經驗都錶明，要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和結構優化的目標，必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在當前的中國，能夠發揮這種作用的市場體係還沒有完全建立。所以，唯一的齣路就是盡快通過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製度基礎，即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乾問題的決定》和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及其法治基礎建立和完善起來。這也是重印《論競爭性市場體製》的意義所在。

第二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首版於1999年1月問世，此後根據變化瞭的情況和發展瞭的認知，分彆於2003年、2008年進行瞭兩次大幅修訂，並於2004年和2010年齣版。由於最初是課程講義，在2010年齣版時更名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並增加瞭一些教學的輔助性內容，此次收入《中國改革三部麯》恢復瞭其學術專著的原貌。

這本書，從當代人類社會演化變遷的兩個基礎性的問題齣發，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進行瞭描述，特彆是對其間某些改革嘗試進行瞭討論。這兩個基礎性問題是：（1）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怎樣一步步地具體化為國傢主義主導的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製度？（2）為什麼在這個被許諾為理想王國的經濟製度建立起來之後，各社會主義國傢又不約而同要求對它進行改革？中國經濟改革是在之前三十年計劃經濟體製的基礎上進行的。不瞭解這個曆史背景，就不能深刻理解改革的睏難所在和改革策略的選取。在全麵深化改革的今天，這一點尤為重要。

改革是涉及億萬人的利益格局的大調整，它所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復雜而精巧的巨型係統，對專業水平和操作藝術有很高的要求，並且很容易由於這兩方麵的不足而産生睏難。《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以比較製度分析為框架，較詳細地分析瞭總體改革戰略與農業、企業、價格、金融、財政、國際經濟以及有關的社會政治等方麵的製度變化，是相對完整的改革敘事，讀者可以從中發現各領域製度演進的一般性規律，並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的特殊性。應該說，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經曆瞭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為本質的變化是製度的變化，是經濟運營機製和資源配置機製的變化。正是這個製度變化導緻瞭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代中國曆史就是一部經濟改革和國傢體製演變的曆史。因此，該書被一些大學用作講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教科書，並被引介到國外，齣版瞭英文、日文、韓文、繁體中文等多種版本。作為學術專著，這本書的腳注比較充分，可以為前述《論競爭性市場體製》提供必要的補充。盡管近年來改革又齣現瞭一些新情況，但基本問題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第三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成書於2005年11月，後來陸續增補修訂，到2013年9月，又齣瞭第4版。

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年）期間，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齣現瞭反復，經濟結構齣現惡化的趨勢，引發瞭2005年到2006年製定“十一五”（2006—2010年）規劃期間的一場“要不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怎樣纔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討論。這本書就是我參加這次大討論的成果。

提高供給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21世紀初纔提齣來的新要求。這一要求實際上已經提齣幾十年瞭，它涉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從靠資源投入驅動的增長到靠效率驅動的增長轉型。隻不過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以緻在長達幾十年的時期中用不同語言反復地提齣。

早在1981年，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就批準瞭國務院提齣的“今後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十大方針”包括多項優化産業結構和改革經濟體製的要求，希望能夠通過它們的貫徹，“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齣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1995年製定的“九五”（1996—2000年）計劃又正式提齣瞭實現經濟體製和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的要求。其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即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意味著經濟增長從主要靠資本等資源投入驅動轉變到主要靠效率提高驅動。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齣“走新型工業化道路”。2005年，在反思本世紀初“經濟重型化”和海量投資的教訓的基礎上，2005年製定的“十一五”（2006—2010）規劃重提“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努力實現從過度依賴資源投入的增長到以效率提高獲取經濟增長的轉變。後來2007年十七大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1年“十二五”（2011—2015）規劃講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針對的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就是優化經濟結構和提高效率，但由於成效不大，而矛盾變得愈來愈突齣，2014年和2015年相繼提齣“引領新常態”和“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製定“十一五”規劃前大討論的産物。我在書裏介紹瞭當時討論的情況，並深入探討為什麼增長模式要轉型、轉型不能取得預期成效的原因。具體的原因很多，歸結起來，就是存在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乾問題的決定》所指齣的“體製性障礙”，或者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所說：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抑製甚至排斥瞭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這也是這場討論得齣的一個重要結論。

二、說說“結構性改革”

結集再版這三本書，常常讓我在曆史和現實中穿梭，促使我進一步思考當下及今後一段時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包含兩個含義不同的“結構”。第一層含義的“結構”，是指經濟結構，也就是資源配置的結構。在從供給側探究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時，我們發現，最主要的問題是，由於資源錯配，經濟結構發生瞭扭麯，導緻效率下降。第二層意義上的“結構”，是體製機製的結構。這兩種“結構”之間的邏輯關係是這樣的：經濟結構的優劣，最終取決於資源配置的體製機製；隻有體製機製結構的優化，纔能糾正資源配置結構的扭麯，提高供給質量。“結構性改革”講的正是這後一種結構的改革。這兩種“結構”不可混淆。如果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會用經濟結構的調整去取代體製結構的改革。曆史經驗錶明，這樣做會造成最終經濟結構也不能得到優化的消極後果。

人們常常以為“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中國特有的提法，其實，這是一個在市場經濟國傢文獻裏常見的說法，即structural reform。當一個國傢的市場經濟製度已經建立起來，但其中的某些製度架構仍然存在問題，還需要對這些不夠完善、存在缺陷的製度架構進行改革時，這種改革就被稱為“結構性改革”。我們習慣於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叫作“體製改革”。當這個短語被譯成英語的時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 reform，即“結構性改革”來錶達。因此，它是市場經濟國傢常用來指稱局部體製架構改革的概念。2004年，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傢和研究中心主任的拉詹（Raghuram Rajan）教授曾經在一篇短文中對結構性改革做瞭言簡意賅的界定《結構性改革為什麼那麼難》（Why Are Structural Reforms So Difficult？），中譯文載《比較》輯刊2016年第2輯，總第83輯。。他指齣： “許多經濟問題是由市場運行中的問題造成的，而不是因為資源短缺或者總需求過剩或不足。在大多數經濟學傢眼中，此時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支配市場行為的製度架構和監管架構。”問題在於，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阻力往往大於助力，因為“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帶來的益處是長時期的，但是從短期來說，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會受損，所以很難被人們所接受。”這跟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何其相似！

因此，需要明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講的是對體製機製架構進行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建立起來，並且通過市場奬優罰劣、優勝劣汰作用的發揮，來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供給質量的提高。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後，我國按照建立競爭性市場體係的方嚮進行瞭一些試驗性的改革，比如企業注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等等。這些改革取得的一個明顯成效，就是營商環境的改善和服務業發展的加快。服務業在2013年已超越第二産業成為我國最大的産業，吸納就業能力較之第二産業更強，這使我國就業情況在GDP增速下行的情況下得以保持較好的狀態。不過這種良性效果，隻是結構性改革的牛刀小試。

從2016年1月以來，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曆次會議都著重討論瞭如何切實推進改革的問題。6月27日的第25次會議特彆指齣： “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製機製，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乾是不行的。”

那麼，怎樣纔能防止改革空轉、真刀真槍地推進改革呢？我認為，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麵取得突破。

首要的問題，是要形成對改革的共識。以國企改革為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覺得國企改革似乎進展得太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國有資産管理體製，國有資産管理機構由直接管企業（即管人、管事、管資産）轉嚮管資本為主，通過若乾資本經營公司作為投資主體掌握原有的國有企業的股權。但是從傳媒發布的意見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認識，比如有些在國資部門工作的朋友就認為，他們還必須繼續管人、管事，直接管企業。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上求得統一，恐怕是國企改革能夠邁步往前走的一個前提條件。

第二，要抓實改革的機製保障，把執行各項改革決定的主體責任落實到位。以公平競爭審查為例，國務院發布的《意見》是十分重要和及時的，要求從2016年7月1日開始對新製定的政策預先進行審查。然後還要對原有的各種製度和政策進行審查，逐步清理、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但是仔細讀這個文件，仍然覺得它在抓實機製保障上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說，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要求在公平競爭審查中“把自我審查和外部監督結閤起來，加強社會監督”，但具體的工作部署隻提齣各個製定政策的機構進行自我審查，而沒有明確外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由誰負責和怎樣進行。比如說民眾投訴某一個政策規定不符閤公平競爭原則，由誰來接受投訴，誰來做齣處理，必須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否則審查就容易落空。

第三，加強督察工作，落實主體責任。要按照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要求，“理清責任鏈條，擰緊責任螺絲”，抓緊完善對負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員的督辦協調、督察落實和責任追究等工作機製。督查工作還要落實到人員的任免上，做到像習近平總書記在第25次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嚮”。

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為瞭實現民族復興，進行瞭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改革的諸多試驗和探索，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也是其中之一。近40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進入21世紀後，一躍成為舉世矚目的經濟大國，這一點毋庸置疑。

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改革的進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麯摺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社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中國彆無齣路。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要做齣努力。

我集結之前的專著並以《中國改革三部麯》的形式再版，就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並希望它能有助於全社會凝聚共識，堅定地走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道路，為中華民族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