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代大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誉为“凤毛麟角”。他一生潜心治学，敢为天下先，始终走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堪称中国学者的典范。
2、“大学之大”围绕任先生对其母校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回忆展开，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再现战争年代的校园生活。
3、作为曾经西南联大的学生，任继愈先生在本书中以他的亲身经历，用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与汤用彤、贺麟、熊十力……诸位先生浓厚的师生情谊，让先生们的大学问和真性情皆跃然纸上，真实可感，也生动地展现了那段时局动荡但学术星光璀璨夺目的时代。
4、本书较为集中地录入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释、道三教文化本源及流变的精辟见解，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对中国文化以及对近代大师级学人的评述性的著作。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代大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誉为“凤毛麟角”。他一生潜心治学，敢为天下先，始终走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本书较为集中地录入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释、道三教文化本源及流变的精辟见解。
作为曾经西南联大的学生，任继愈先生在本书中以他的亲身经历，用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与汤用彤、贺麟、熊十力……诸位先生浓厚的师生情谊，让先生们的大学问和真性情皆跃然纸上，真实可感，也生动地展现了那段时局动荡但学术星光璀璨夺目的时代。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译续》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目录
原版前言
我的追求（增订版代前言）
大学之大
北大的“老”与“大”
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杂忆
沙滩红楼老北大杂忆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先生们
汤用彤先生和他的治学方法
熊十力：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贺麟：“青年的保姆”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
侯外庐先生与他的学派
吴宓：为人谋何巧，谋己一何拙
冯友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
刘文典：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眼中的闻一多、顾随先生
沈兼士与魏建功先生
钱穆：“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
张颐：以汉学之风治西学
郑昕：思辨与浪漫并行不悖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罗莘田：一代大师，因小见大
马一浮：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艾思奇：不与俗人争短长
怀念张岱年先生
中国文化的特点
韩愈何以宋以后身价大增
谈朱熹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
佛性论与人性论
禅宗思想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是如何形成的
道教与科学：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为“官”终究为学问
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
从《青春之歌》回忆当年
我的书斋：“躲进小楼成一统”
我与《中华大藏经》
道教的发展与道书的编集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论儒教的形成
儒教这一套学问不是孔子发明的
禅学与儒学：运水搬柴与洒扫应对
道家与道教要严格区别
从“书同文”到“语同音”
汉学发展前途无限
连续与融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任继愈先生大事年表（1916—2009）
精彩书摘
熊十力：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30 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生这30 年间，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30 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我们这届，1935 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时往往大骂蒋介石让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只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他生怕熊先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这时已是1938 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了他如何撰写“回族”的起源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8 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 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住处。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军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8 个通宵的事。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熊先生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 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先生的几个学生，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学生。这时熊先生也还是修订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利用暑期，在北碚勉仁中学熊先生处住一两个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给勉仁中学讲讲哲学，还结识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听说熊先生爱吃鸡，
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先生。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维持着。在北碚时，牟宗三、徐佛观（后来改为复观）等都常来熊先生处，牟宗三也住在那里。
胸怀坦荡 古道热肠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他。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抗战时期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到四川的江津，称支那内学院蜀院。欧阳竟无先生是内学院的创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吕徵先生、汤用彤先生都从欧阳先生问学。吕先生是欧阳先生的事业的继承人。梁启超当年在南京也从欧阳先生学佛学。熊先生的哲学体系已突破佛教思想体系，融佛入儒，欧阳先生认为他背离佛教，背离师说，命人写《破新唯识论》以驳斥熊先生的学说。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识论》。从此师生不相来往。我和熊先生相处30 年间，熊先生谈起欧阳先生，总是带有十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有造诣的学者，没有不满的言辞，只是在学术观点上不一致。欧阳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听说后，还是到江津内学院探视，希望与老师最后见一面。
当时内学院的同仁，认为欧阳先生垂危，怕见了熊先生情绪激动，受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熊先生与欧阳先生见面。熊先生出于师生情谊，前往做最后的诀别。事后人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认为熊先生做得对。
马一浮先生与熊先生多年来是学术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赏。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出版时，马先生为此书作序。文中有“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矫舌而不下”的话，认为此书的见解超过道生、僧肇、玄奘、窥基。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有一段时期有点不愉快而分手，后来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见解，熊先生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先生看，马先生的信，也有时熊先生转给我。熊先生的生日，马先生有诗相赠，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为熊先生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初四。
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在北京时，收了一个义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幼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师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的人。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随去。
熊先生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困难。熊先生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先生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对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对），熊先生也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昂首天外 挥斥八极
北京大学蔡元培当校长时，依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我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讲师。熊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 元。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先生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熊先生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先生，背对着江面。熊先生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先生哈哈大笑，声振堂宇，说：“我就是风景？”熊先生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住。
我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我说过，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士。他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赠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他对韩裕文讲过像×××，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电邀请他到北京来。熊先生路过武汉，当时李先念、林彪等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到北京后，对人讲，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我们的党没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共产党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他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相），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会议期间他有机会去与多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陈毅同志也前往拜访。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以理想滋润生命 以生命护持理想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恋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给了他。前不久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文化大革命”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是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20 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20 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是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是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
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称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 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
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
赘语
海外不少学者和同行们，出于对熊先生的关怀，流传着不少传闻和推测。有人认为新中国对待旧社会的老专家实行压迫，他们失去了讲学的自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折磨，饮恨而终。我对此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先说新中国成立前熊先生在北大所受的待遇。熊先生在旧北大一直当讲师。七七事变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联大报到，仍能教书，不致失业，而熊先生不是教授，迁到大后方，拒绝收容他，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间达8 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等政府领导人请他来北京。北京解放不久，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折价，刚从美国回来的华罗庚和熊先生的工资都按最高标准定为400 公斤小米。
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熊先生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 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先生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最后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什刹海后海。住在这里不到一年，熊先生感到年老，不耐北方严寒，打算到上海依儿子世菩，这是他唯一的儿子，当时世菩在上海招商局任工程师。熊先生的客人、学生来往的人多，世菩向招商局申请，扩大他的住房面积，以便安置年老的父亲。格于制度，没有办到。最后由国务院指示上海市委，在愚园路给他安排住房，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宽敞。熊先生的工资仍按月由北大汇寄，后来熊先生嫌每月汇寄麻烦，工资由上海市委统战部支付。
旧中国不曾限制唯心论，只限制唯物论，但熊先生的著作出版，遭到种种挫折，有的书是熊先生自己出钱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书由国家出钱，出版了七八种，公开发行。说到这里，也附带说一说陈寅恪先生。陈先生抗战期间，为英国庸医所误，双目失明，仅有光感。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在他的楼前特别用白色涂刷了一条小径，以便于他借助白色反光饭后散步。陈先生用的药品，国内买不到的，由香港购进，24 小时有护士3 人轮流护理。还请他到北京担任历史所所长。陈先生的朋友、学生多在北京，他也有意北来。由于敦请陈先生的那位学生说话不慎，惹得陈先生不高兴，他拒绝北来。
熊、陈这两位老先生备受政府礼遇，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国家遭难。外人只看到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折磨，误认为是共产党政府搞的。“四人帮”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的开国元勋，上至主席、元帅、将军，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下至一般干部、一般群众，遭难而死的，何其多也。这些罪恶行径，应与共产党政府无关，这是不得不说明的。
用户评价
拿到《中国的文化与文人》这本书，我并没有急于翻阅，而是先细细地品味了它的装帧设计。那种古朴典雅的感觉，仿佛是穿越了时空的信笺，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翻开书页，我立刻被作者深厚的学识和精妙的笔法所吸引。他并非简单地罗列中国文化的元素，而是将这些元素融入到对文人生平、思想和作品的解读之中，形成了一种有机的整体。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在探讨文化现象时，常常能够从一个非常小的切入点，挖掘出背后深层的文化含义。比如，在谈论中国古代的园林艺术时，他不仅仅描述了园林的亭台楼阁，而是深入分析了园林设计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文人对自然隐逸的向往。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认知，而是一种融会贯通的体验。书中对不同时期文人群体的刻画，也让我印象深刻。他并没有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展现了不同文人群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独特风貌和精神追求。我看到了魏晋名士的纵情山水，唐代诗人的豪放不羁，宋代词人的婉约多情，明清小说家的市井百态。每一个群体，都被作者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理解那个时代文化最生动的注脚。更让我感动的是，作者在描述文人的时候，不仅仅关注他们的才华，更关注他们的品格和情怀。他展现了文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如何在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中，保持对文化的追求和对民族的责任感。我感觉，这本书不仅仅是在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文人，更是在传承一种精神，一种对智慧、对美、对真理的永恒追求。
评分《中国的文化与文人》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作者以一种极为深沉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为我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画卷，并在此画卷上，点缀着无数颗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文人星辰。我最欣赏的一点是，作者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总能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文化发展的辩证性和多样性。例如，在论述“佛道儒”三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互动与融合时，他并没有将它们简单地视为相互排斥的体系，而是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这种辩证的视角，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书中对不同文人群体的刻画，也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历史的厚重感。他没有将文人简单地描绘成某个时代或某个流派的代表，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我看到了那些在乱世中依然保持独立思考的士大夫，也看到了那些在繁华都市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文人；我看到了那些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大家，也看到了那些在民间文学中发掘民族智慧的作者。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文化和社会风貌的生动反映。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传承与创新，在于那些为之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文人群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中国文化的辉煌篇章。
评分《中国的文化与文人》这本书，如同一个精心布置的庭院，引人入胜，步步皆景。作者的叙述方式，并非直接的学术灌输，而是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精辟的分析，引导读者去感受、去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我最欣赏的一点是，作者能够将抽象的文化概念，具象化为具体的文人生平、作品和思想。例如，在阐述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时，他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老庄哲学的解读，而是通过描绘那些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文人形象，将道家思想的精髓融入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之中，使得这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变得生动而易于理解。书中对不同文人群体的描绘，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从汉代的经学大家，到唐代的诗酒风流，再到宋代的理学名臣，每一个群体都被作者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化最闪耀的印记。我尤其喜欢作者在描写文人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士人风骨”，那种在乱世中不失气节，在困境中坚守理想的精神，在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深受感动。这本书不仅仅是在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文人，更是在传递一种精神，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评分当我拿到《中国的文化与文人》这本书时，它本身的设计就散发着一种低调而深沉的魅力，仿佛是时光沉淀下来的老物件，带着历史的温度。翻开书页，作者的文字便如同一股清泉，缓缓流淌，涤荡着我早已被现代信息洪流所冲刷得有些疲惫的心灵。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化太过宏大，而对文人的理解又往往停留在片面的印象之中，这本书则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深邃历史的大门。作者最让我惊叹的是他对文化现象的洞察力，他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善于挖掘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和文化基因。例如，在谈论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时，他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深入分析了它在中国社会结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文人在其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这种解读，让我对“隐逸”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再是简单地将其与“不求上进”划等号。书中对不同时期文人群体的描绘，也让我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唐宋的诗词大家，再到明清的小说巨匠，每一个群体都被作者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他们的思想、作品和命运，都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化最生动的注脚。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文人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们的人性之光，以及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他并没有回避文人身上的缺点和局限，但更侧重于展现他们在困境中展现出的才情、智慧和气节。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流淌在每一个时代的血液中，由无数个鲜活的个体共同塑造而成。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透露着一股沉静的力量，水墨晕染的山水，隐约可见的飞檐斗拱，瞬间将人拉入那个悠远的时空。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总觉得零散的书籍无法构建起一个清晰的脉络。拿到《中国的文化与文人》这本书时，我抱持着一种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生怕它只是一本泛泛而谈的通俗读物。然而，翻开第一页，我便被作者细腻的笔触和深厚的学养所折服。他没有一开始就罗列堆砌那些晦涩难懂的典故，而是从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视角切入，比如人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婚丧嫁娶，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场景，在作者的笔下却折射出文化的基因。他会细致地分析一件锦袍的纹样所蕴含的等级观念，一次宴饮的礼仪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秩序，一场祭祀的仪式中透露出的宇宙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被作者一一拾起，串联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文化画卷。我尤其喜欢他对“雅”与“俗”的讨论，这种看似对立的概念，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却常常水乳交融，甚至相互启发。他如何通过文人的诗词歌赋，描绘出他们雅致的生活情趣，又如何从市井的戏曲民谣中，捕捉到底层人民的生命力。这种多维度的审视，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鲜活的生命体验。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对“文人”群体的刻画，并非脸谱化的歌颂或批判，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个体的复杂性，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他们的进取与退隐，他们的才情与困境。我仿佛看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身影，王维空灵恬淡的山水，苏轼豁达幽默的笑颜，以及那些默默无闻却也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士大夫。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演进和碰撞。这本书让我觉得，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也不是束之高阁的古籍，它就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人，则是这些文化最敏锐的捕捉者和最忠实的记录者。
评分初翻《中国的文化与文人》，便被其内敛而典雅的封面设计所吸引，仿佛一本古老的卷轴，缓缓展开，诉说着悠久的故事。作者的文字，如同涓涓细流，滋养着我对于中国文化那颗好奇而渴望的心。我尤其赞赏作者在描绘文化现象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他不是简单地罗列文化的符号，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哲学理念和审美情趣。例如，在探讨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时，他不仅仅描述了汉字的演变和书体的不同，更是深入分析了书法在文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如何成为文人抒发情感、表达个性的重要载体。这种将艺术与精神紧密结合的分析，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再是表面的欣赏，而是深层的体悟。书中对不同时期文人群体的刻画，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和变迁。我看到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不羁，唐代文人的盛世气象，宋代文人的精致典雅，明清文人的世俗风情。每一个群体，都被作者赋予了独特的生命轨迹，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理解那个时代文化最生动的注脚。更让我感动的是，作者在叙述文人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以及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他展现了文人如何用他们的智慧和才情，记录时代，传承文化，并在个人的命运中，书写不朽的篇章。这本书让我明白，中国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厚重历史，更在于那些为之贡献智慧和灵魂的文人群体。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风格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的文笔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他并没有采用枯燥的学术论述，而是将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娓娓道来。我像是坐上了时光机，亲身经历了那些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受到了文人们那颗颗跳动的心灵。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解读，常常能突破传统的窠臼，提出独到的见解。比如，在论述宋代文人集团的形成时，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词章之学的层面，而是深入分析了理学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是如何共同塑造了宋代文人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功能。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让原本可能显得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而富有生命力。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对不同文人群体的刻画，也极其细腻且富有层次。他没有将文人简单地划分为“好”与“坏”、“进”与“退”的标签，而是展现了他们各自的追求、挣扎与矛盾。我看到了那些在朝堂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看到了那些隐匿于山水之间的隐士；我看到了那些热衷于改革的士大夫，也看到了那些对现实失望而选择沉默的文人。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折射出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风貌。作者的这种观察，让我觉得，文化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在每一次思想的碰撞中，在每一次艺术的创造中，悄然生长。我尤其喜欢他对“士人风骨”的描绘，这种在乱世中不失气节，在困境中坚守理想的精神，在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深受感动。这本书让我明白，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走进文人的世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体味他们的家国情怀。
评分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世界里，《中国的文化与文人》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深深地吸引了我。作者的笔触，如同精雕细琢的工匠，将中国古老而灿烂的文化，以一种温润而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尤其喜欢作者在梳理文化脉络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宏大视野与细腻观察相结合的能力。他并没有局限于某个朝代或某个文人群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深入剖析了文人群体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例如，在讨论“士”阶层的兴起与演变时，作者不仅仅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更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科举制度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对“士”的精神塑造和文化传承的影响。这种多维度的解读，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书中对不同文人个体的刻画，也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历史的厚重感。他没有将文人塑造成完美的形象，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矛盾、挣扎与追求。我看到了那些在乱世中依然坚持理想的士大夫，也看到了那些在仕途不顺时寄情山水的隐士；我看到了那些对社会不公敢于发声的批判者，也看到了那些在艺术创作中寻求心灵慰藉的文人。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文化和社会风貌的生动反映。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力量，在于它的传承与创新，在于那些为之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文人群体。
评分初读《中国的文化与文人》，我便被它扑面而来的史学气息和人文关怀所吸引。作者以一种宏大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发展脉络，但又没有失去对个体生命的热忱关注。他并非那种只关注帝王将相、大事记的史学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尤其是那些以笔墨为武器，以思想为灯塔的文人群体。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细节时的严谨态度，他引用的史料详实可靠，考证精当，即便是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也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某个历史时期文化特征时，会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进行解读，使得文化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时代的大潮息息相关。例如，在论述唐代诗歌的辉煌时，他不仅提到了盛唐的开放气象和科举制度的推动，更深入探讨了佛教、道教对诗人心灵的影响，以及边塞战争对诗歌意境的塑造。这种多角度的分析，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书中对文人群体的描述，也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他没有刻意回避文人身上的缺点和局限，但更侧重于展现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对美德的坚持，以及在逆境中不屈的精神。我仿佛看到了韩愈在政治失意时，依然振臂疾呼，倡导古文运动；看到了陶渊明在官场污浊中，毅然选择归隐田园，寄情山水。他们的生命轨迹，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洗礼，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那些曾为之奋斗的文人有了更深切的敬意。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和文人的书，更是一部关于民族精神传承和发展的心灵史。
评分在我眼中，一本真正的好书，不仅要有扎实的学识，更要有动人的笔触，《中国的文化与文人》恰恰做到了这两点。作者以一种极为温和而又充满力量的方式，带领我走进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去认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文人。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材料时的态度，他既尊重史实，又善于从历史的缝隙中捕捉人性的温度。例如，在描述汉代文人的“风骨”时，他并没有简单地套用“直道而行”的标签，而是通过对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思想的细致分析，展现了这种“风骨”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形式，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性和时代局限性。这种 nuanced 的分析，让我觉得历史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书中关于不同文人群体的划分和描写，也让我感到耳目一新。他没有将文人局限于“官场”或“书斋”，而是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我看到了那些在市井中游走的文人，他们的作品如何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如何成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我看到了那些在边塞戍守的文人，他们的诗篇如何抒发家国情怀，如何为民族精神注入力量。这种多维度的视角，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再是单薄的，而是立体而饱满的。更让我动容的是，作者在叙述文人的命运时，总能流露出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看到了文人在乱世中的无奈，在政治斗争中的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这种人文关怀，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触动人心的心灵之书。它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坚韧生命力，也让我对那些为之付出努力的文人们，充满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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