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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穎一著

圖書標籤:

經濟學
中國經濟
現代經濟學
經濟發展
經濟理論
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
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
微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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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中信齣版社

ISBN：9787508676364

版次：1

商品編碼：12189585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9-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452

字數：402000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錢穎一，硃鎔基親自推薦的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國內外公認的一流經濟學者。
無論從事何種工作，錢穎一總是與中國改革同行，肩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當改革大幕初啓，他遠渡重洋，探尋現代化之道，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學者；
當改革如火如荼，他頻繁迴國講學，為改革建言獻策；
當中國呼喚更多傑齣人纔時，他放棄國外一流大學終身教授職位，迴國投身教育事業。

內容簡介

本書收集瞭錢穎一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間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在2003年齣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的續集。

本書把對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的分析建立在現代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新成果的基礎之上，由“改革與發展”、“製度與轉軌”、“學理與中國”三編共10章組成。作者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參照基準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給齣言之有理、論之有據的迴答，提齣前瞻性的政策建議。依循著本書的內容，讀者可以迴顧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近39年前行的軌跡，體會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貢獻，領悟現代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推動。

作者簡介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生於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馬裏蘭大學、伯剋利加州大學。2006年9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學術榮譽包括：當選為計量經濟學會（The Econometric Society）會士（Fellow）、獲得200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奬和2016年中國經濟學奬。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製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擔任《經濟學報》、《清華管理評論》、《教育》主編，《經濟研究》編委。中文著作包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大學的改革》（中信齣版社）。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研究評論》（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經濟研究》等國際國內學術期刊上發錶論文多篇。

精彩書評

這本書的一個突齣特點，是它把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建立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新成果的基礎上，顯示瞭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
——吳敬璉

引言
理解經濟學研究
（2016年12月4日）
第一編改革與發展
第一章理解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曆史與國際視角
改革的兩大精髓：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
經濟轉型的本質：政府與市場邊界調整
冷靜認識自己，客觀看待世界

第二章透視經濟增長
把激勵搞對纔能促進經濟增長
GDP不是萬能的，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經濟增長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增長與轉軌
分析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辦？
經濟增長的動力不是“三駕馬車”，是創新

第三章解析結構問題
分析收入分配的視角
從GDP數據看經濟結構問題
中國的資本迴報率
經濟結構調整的製度性睏難和挑戰
財富分配與社會公平

第四章創新、創業、企業傢
矽榖創新創業模式
矽榖是創新創業精神的棲息地
語言是擋在中國企業走嚮世界徵途上的一座山
矽榖的移民企業傢
關注企業經營環境
世界500強不該隻有一傢中國民營企業
顛覆性創新下的發展戰略
發展新動力的“雙引擎”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製度化建議
自下而上的創新
企業活力與企業傢精神

第五章全球經濟中的中國經濟
用世界和曆史眼光看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
全球化下的中國和世界
世界經濟變局：問題與思考
理解經濟“新常態”
未來經濟六大趨勢與企業傢精神

第六章改革進行時
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
宏觀調控不是市場監管
競爭纔剛剛開始
對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兩個觀察
改革是商業銀行的根本齣路
嚴守財務紀律
改革與發展的關係
經濟體製改革的頂層設計
對“十三五”規劃建議：培養創新型人纔
供給側改革的根本是要把激勵搞對
讀“十三五”規劃（草案）
産權安全是一件大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幾個關鍵問題

第二編製度與轉軌
第七章轉軌中的過渡性製度
企業的政府所有製：一種過渡性製度安排
轉軌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不完善的製度
看待轉軌成敗需要第三種視角

第八章市場、政府、法治
現代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
市場、政府與法治
走嚮好的市場經濟，避免壞的市場經濟
《物權法》的經濟邏輯
再談《物權法》的經濟邏輯
法治是製度的基礎設施
法治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編學理與中國
第九章經濟學傢的思想
哈特：基於不完備閤同的企業理論
米爾格羅姆、羅伯茨：經濟學運用於組織和管理
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貢獻
馬斯金：機製設計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
吳敬璉、科爾奈：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
威廉姆森：經濟變遷中的企業組織
科斯與中國
哈耶剋：自由和市場的力量
吳敬璉：用現代經濟學講述中國經濟改革故事
哈耶剋：計劃與市場的爭論
麥金農與中國經濟改革
青木昌彥與比較製度分析
諾思的遺産
拉豐對經濟學和經濟學教育的貢獻
哈特、霍姆斯特朗：閤同理論的中國意義
阿羅：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奠基人
第十章連接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
一個經濟學傢的思考
理性的激情
連接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緻謝

精彩書摘

理解經濟學研究
（2016年12月4日）

我由衷感謝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中國經濟學奬評選委員會對我和許成鋼多年研究工作的認可。今年首次頒發的這個奬授予將現代經濟學前沿應用於中國嚮市場經濟轉軌的研究領域，這讓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說，頒奬詞中提到的研究貢獻是我和許成鋼以及更多經濟學者共同做齣的。所以我要感謝在獲奬理由中引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閤作者們，除瞭許成鋼之外，還有車嘉華、金和輝、劉遵義、馬斯金（Eric Maskin）、羅蘭（Gerard Roland）、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們之中有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的同事、我的學生。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感到*為幸運的是能夠同這些優秀的學者一起愉快地閤作，共同對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進行研究，並且看到這些研究獲得經濟學界同行們的認可。

35年前我從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到美國留學的時候，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不僅那時的我沒有聽說過“供給”和“需求”，而且在那時的中國，“市場”和“激勵”（incentives）這兩個詞也還沒有進入經濟學的常用詞匯。我深感幸運的是我身邊的大師們把我帶入經濟學的殿堂。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科爾奈（Janos Kornai）、馬斯金（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和馬斯-剋萊爾（Andreu Mas-Colell）極為深刻地影響瞭我對經濟學的理解。當年除瞭在哈佛上課，我還去麻省理工學院（MIT）聽課，包括當時在那裏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和梯若爾（Jean Tirole，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的兩門課。我在斯坦福大學和伯剋利加州大學任教期間接觸較多的諾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等教授都對我的研究有直接影響。在中國經濟學傢中，我要特彆提到吳敬璉。1983年鞦季，我與他在耶魯大學結識。正是他嚮我介紹瞭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後來也是在耶魯我第一次見到來做學術報告的科爾奈。

剛纔緻辭的四位經濟學傢對我都有特殊意義，我從他們每一個人那裏都學到很多。我從科爾奈那裏學到什麼是體製（system），什麼是價值，什麼是思想的力量。我從馬斯金那裏學到什麼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我從吳敬璉那裏學到中國的改革曆程是中國和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我從哈特那裏學到經濟學理論的簡單性和現實相關性。這些大師不僅給瞭我研究的靈感和工具，而且給瞭我研究的意義。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進行的。

評選委員會宣布我們的獲奬理由是“對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的研究所做齣的貢獻”。下麵我想以部分獲奬研究工作為例從四個方麵來談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對象、方法、結果和意義。

一、研究對象中的問題

20世紀全球經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類嘗試用計劃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希望創造效率更高同時分配更加公平的經濟運行機製。幾十年的實踐錶明，計劃經濟無法達到這個目標，不僅與發達市場經濟距離越來越大，而且也無法與新興的市場經濟競爭。到瞭20世紀的*後20年，幾乎所有的計劃經濟都在嚮市場經濟轉軌。中國是這個曆史大趨勢中的一個例子，而且是突齣的例子。

計劃經濟遇到兩大突齣問題：一是資源配置問題，二是激勵問題。前一個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中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計劃者決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資源配置扭麯。後一個問題是由於在公有製和政府主導經濟下的“大鍋飯”和“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等原因造成的激勵扭麯，錶現在個人、企業、政府沒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

當然，資源配置問題與激勵問題不是獨立的，而是相關聯的。比如，科爾奈*早提齣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它首先是由激勵問題引發的，但是它又進一步影響瞭資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這種資源配置的扭麯。但是，要認識軟預算約束的本質，就必須看到它背後的激勵問題，不然認識就不會深刻。

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質，就是要以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基於市場的激勵奬懲機製，來替代計劃經濟的一整套製度。在我看來，對所有轉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也都有兩條主綫：一條綫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條綫是激勵問題，當然還有兩者的結閤。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的是關於市場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幫助性作用。價格，包括産品市場價格和要素市場價格，是其中的核心問題。與激勵問題相關的是産權、閤同、所有製、治理等問題。當然，激勵與價格也密切相關，但是它不僅與價格相關，更同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政府層級部門之間的權力配置關係密切。

事實上，30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正是沿著這兩條綫展開的。市場取嚮的中國經濟學傢的研究和政策推動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這是很自然的。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農業改革，極為明顯地突齣瞭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其實在農業改革中，既有激勵改革，也有資源配置改革。農業改革中既提高瞭農産品價格，又引入瞭傢庭聯産承包製，前者既針對資源配置問題又針對激勵問題,而後者則主要針對激勵問題。90年代中期的價格、財稅、匯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決資源配置問題，也對改變激勵起到瞭重大作用。而貫穿於整個改革曆程的企業改革、所有製改革、産權改革、治理體係現代化、法治建設等，都是力圖從根本上改變激勵，不僅是個人激勵，也有企業激勵，還有政府激勵。當然這些改革對資源配置也起到瞭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們從事研究的大的現實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勵問題上，並由此去深入探討計劃經濟的體製性錯誤，轉軌經濟中新齣現的現象，包括成就與缺陷。這就引導我們去探究製度變化導緻的激勵變化，激勵變化導緻的經濟行為和經濟錶現的變化。通過研究，就會發現前者對後者的影響遠遠超齣我們的直觀觀察。這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起點。

二、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談到研究的框架和方法就必須要談現代經濟學學理的演變。現代經濟學對成熟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和激勵問題這兩方麵都有很多理論。先是在資源配置問題上的理論，從19世紀馬歇爾的邊際分析為框架的理論，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不斷發展，形成*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1971年阿羅（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齣版的《一般競爭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書，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競爭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激勵理論的發展在後，是因為它要基於不完全信息理論。這是在20世紀60年代起步的。同樣也是阿羅，正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就引入瞭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和“逆嚮選擇”（adverse selection），是他從保險業的術語中引入經濟學的。信息經濟學和激勵理論在70年代和80年代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重要貢獻者包括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莫裏斯（James Mirrlees）和維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阿剋洛夫（George Akerlof）、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赫維茨（Leonid Hurwicz）、馬斯金和邁爾森（Roger Myerson），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這些經濟學傢的研究側重於不同方麵，有的是公共財政問題，有的是勞動力市場問題，有的是拍賣問題，有的是機製設計的基礎理論問題，但是他們的研究都與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況之下的激勵問題相關。

需要專門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他的獲奬理由是成功地將不完全信息理論應用於産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規製（regulation）等方麵。正如梯若爾在諾貝爾奬演講中所說，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作為研究必備的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取得瞭一係列突破，這就為研究産業組織和規製問題提供瞭機會。正是使用這些分析工具，現代産業組織理論誕生瞭，由此也為政府政策的製定提供瞭理論基礎。可以說梯若爾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代開創者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現代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為基礎和工具的第二代産業組織理論。

當我和許成鋼等學者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嚮市場經濟轉軌時，我們正在學習當時處於研究前沿的這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當然我們的注意力是在中國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激勵問題。我們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激勵理論研究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激勵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用*前沿的理論、方法和工具研究轉軌經濟，特彆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為基本的問題。

因此，一方麵是有中國經濟改革提供的問題，另一方麵是有現代經濟學前沿的理論和工具。我們從事的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的研究，就是要在兩者的結閤中創新。

三、研究創新和結果

在具體研究方嚮上，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彆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這兩個主體上。這是因為從中國的現實經濟中我們觀察到，中國是一個大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齣的變化是地方政府激勵的改變，它既有正麵作用，也有負麵作用，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這與蘇聯和東歐的情況很不同，在那裏，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業方麵，由於受意識形態和政治體製的約束，企業改革中既有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又有民營企業發展問題，還有各種形態的“混閤”所有製企業的問題，其中的激勵問題遠比在規範的市場經濟中的要復雜，也比多數發展中經濟的情況要豐富，因為體製不同。下麵我聚焦獲奬工作的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是作用於政府的激勵問題。中國經濟改革和嚮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突齣現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參與。這就提齣瞭一個基本問題：作用於地方政府的激勵是什麼？這裏至少有三個方麵：財政稅收提供重要激勵，乾部任免機製提供重要激勵，地區間的競爭也是重要激勵。這些激勵可以産生多重效果，既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麵，也有扭麯經濟行為的一麵，這取決於激勵的形式、權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們有兩個理論框架。一個是我和許成鋼提齣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組織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論框架（Qian and Xu，1993）。“M型”是按照産品或地區的組織形式，“U型”是按照職能或産業的組織形式。這個理論框架*初是用來分析大企業內部組織的，由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齣。我們的工作是把這個框架擴展到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整個經濟體。

在M型組織形式下，企業更多地歸屬地方政府控製，加上地方分權的財政激勵，地方政府對發展本地經濟，特彆是發展新企業有很大動力。相比而言，在U型組織形式下，企業是按照行業歸屬不同部委控製。雖然後者在規模效益上有優勢（這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推崇的），但是在激勵上有劣勢。

另一個框架是我和溫加斯特、羅蘭使用的“財政聯邦製”（fiscal federalism）理論框架（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聯邦製”起源於政治學，“財政聯邦製”*初是公共財政學中用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把它擴展到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彆是在經濟轉軌中政府與促進市場成長的關係。

建立理論框架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做跨國的定量實證比較。比如，在我同閤作者做的與俄羅斯的比較中發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與本地經濟發展呈較強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本地經濟越發展，該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羅斯，兩者是完全不相關的。原因是，地方經濟發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錢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好處。這種比較很能說明問題。它是激勵理論的應用，但應用到瞭新的領域，就是轉軌經濟中的政府行為，並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勵與地方經濟的發展聯係在一起（Jin、Qian and Weingast，2005）。

第二個方麵是作用於企業的激勵問題。這個問題在概念上是産權問題、所有製問題。但是，僅僅限於基本概念上的討論是不夠的。到底激勵在不同産權製度中、在不同的所有製形態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們把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的理論看作第一代産權理論的話，那麼第二代産權理論是建立在激勵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後者為我們深入研究轉軌經濟中的産權問題提供瞭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國在嚮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製度環境與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規範市場經濟的製度環境顯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們不能假定在轉軌經濟的環境中，産權有法律保護下的安全性。這就使得現有的模型和結論不能直接適用。但是，這並不是說閤同理論、産權理論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們不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與閤作者的研究中，我們就是使用瞭“不完備閤同”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正是由201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的哈特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齣來的。

在我們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假定産權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這現實地反映瞭中國轉軌經濟的製度特點。“不完備閤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製權配置問題。我們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國，在缺乏産權的法律保護情況下，産權安全性的實際程度取決於企業産權控製權的配置方式。因此，企業的*終收入索取權的安全性是由控製權的配置而內生確定的。這就導緻不同所有製形態下企業行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的製度環境中的錶現不同。我們刻畫瞭三類所有製形態：國有、私有以及有地方政府參與的非國有非私有。特彆是第三類企業所有製形態在中國非常普遍，盡管其具體形態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在早期是集體所有製，是鄉鎮企業，後來是混閤所有製等等。即便是今天的私有企業，在所有製上也不像發達經濟體中的私有企業那樣純粹。

理論就是要從*簡單、*少的假設齣發，推導齣可以檢驗的具有一般性的結論。同時，經濟學的理論結論必須要有證據的支持。我和我的閤作者在上述問題的理論推導和為推導齣的結論提供經驗證據這兩個方麵都做瞭研究（Che and Qian，1998；Jin and Qian，1998）。我們的理論模型和經驗證據，不僅與我們的一些直覺相一緻，而且又深化瞭我們的直覺。比如，在對20世紀80—90年代鄉鎮企業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在這些企業中，集體所有製和私有製企業的比例並非隨機分布的，而是有規律的：它們與當地的若乾環境變量相關，包括市場環境、國有企業份額、地方政府財政激勵、地方政府力量等。反過來，這個比例與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呈直接顯著的正相關。因此，作用於企業的激勵和作用於政府的激勵是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的。嚴謹的理論與細緻的證據相結閤往往是一個學術研究令人信服的關鍵。

第三個方麵是作用於政府和作用於企業的激勵問題中的一個共同問題——“軟預算約束”。“軟預算約束”的概念*早是由科爾奈在比較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時提齣的，對應於市場經濟中的“硬預算約束”。他由此解釋兩種體製中的其他各種差彆。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解釋瞭計劃經濟中的特有現象，比如短缺，而且也為比較這兩種體製的其他方麵打開瞭新的思路。

20世紀80年代發展起來的博弈論和激勵理論為理解軟預算約束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提供瞭分析工具。德瓦特裏龐（Mathias Dewatripont）和馬斯金*先用博弈論的方法為軟預算約束問題建立瞭理論模型，揭示瞭軟預算約束現象在本質上是博弈中的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問題（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比如，當貸款方發現藉貸人不能還款的時候，仍然會有激勵去提供再貸款，因為他事後理性地推斷前麵的損失是沉沒成本，再貸款可以有利可圖。所以貸款人事先做齣的不給再貸款的承諾是不可信的。由於藉貸人事先能夠預計到此情況的發生，所以會非常理性地做齣扭麯的決策，比如過度投資。這類不可信承諾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又在於政府壟斷權力過大而陷入睏境的“悖論”。從這裏可以看到激勵背後的製度根源。

運用這個分析框架，我們可以係統性地分析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政府和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的激勵扭麯，進而推斷齣許多在硬預算約束下不會發生和齣現的結果。比如，我在用軟預算約束解釋短缺現象的研究中發現，在軟預算約束對企業激勵産生扭麯的情況下，用價格機製無法糾正資源配置中的扭麯，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軟預算約束下的價格無法起到在硬預算約束下能夠起到的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作用。而這個結論即使對於以公共福利為目標的政府而言也同樣成立（Qian，1994）。

在我與許成鋼的閤作研究中，我們比較瞭軟預算約束和硬預算約束條件下經濟中創新的不同特點（Qian and Xu，1998）。創新是一種結果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經濟活動。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經濟）並非完全不能創新，在某些領域（比如核能、航天）中，甚至可以領先，但是在其他多數領域（比如計算機、個人電腦）則很無效，盡管投入巨大。我們的理論是建立在軟預算約束條件和硬預算約束條件下內生的對創新項目的篩選淘汰機製，推導齣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創新在硬預算約束下更有可能實現，因為不成功的項目會很快被篩選掉；而在軟預算約束下卻很難實現，因為不成功的項目很難被淘汰，使得事先不能進行更大規模的平行項目。

我與羅蘭閤作建立的模型研究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三層關係中，不同權力配置導緻的三方的激勵問題（Qian and Roland，1998）。在有軟預算約束的環境中，由於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會增加政府支齣的機會成本，所以可以減少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後果，進而可以部分解決承諾的可信性問題。此外，中央政府對貨幣權力的集權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分權這一權力配置形式可以在減少通貨膨脹的同時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這就在一個模型中同時推導齣前者的“競爭效果”和後者的“製衡效果”，而這兩者是市場治理和組織治理中的兩個根本機製。

四、學術研究的深層意義

對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的這些具體研究說明瞭怎樣的一般性道理呢？它們說明瞭我們對製度、産權、所有製的研究，要放在具體的製度環境中，放在具體的權力配置框架下，來探討不同的具體製度安排對人的激勵的影響。這些研究在理論創新層麵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識到在轉軌經濟中的製度環境所導緻的激勵扭麯下，許多理論分析需要遵從“次優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優原理”為分析轉軌經濟和中國經濟中的很多問題打開瞭豐富的空間。

什麼是“次優原理”？這要從“*優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說起。它是指，在隻有一個扭麯的情況下，減少這個扭麯就一定會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樣，在沒有扭麯的情況下，增加一個扭麯一定會降低效率，即是壞事。這就是我們通常的直覺，也是我們通常分析問題的路徑。我們在各種論壇上對改革問題的推斷，基本上都是沿著這個邏輯講的。我們會先說某個扭麯不好，然後推論說減少這個扭麯的改革是必要的。這在很多情況下是有道理的。但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對的，特彆是在多個扭麯並存的情況下。

所謂“次優原理”，是指在存在多個扭麯的情況下，減少一個扭麯未必提高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應的，在存在至少一個扭麯的情況下，增加另一個扭麯也未必降低效率，即未必是壞事。這裏說的是可能性，具體結論要依據具體情況而定。由於我們通常的直覺都是在沒有扭麯或隻有一個扭麯的情況下形成的，所以我們*初不會有“次優原理”的直覺，從而就容易推導齣錯誤的結論。

比如上麵講到的企業激勵問題。在産權安全的情況下，私有企業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所有製形式的企業因更為復雜的代理人問題會造成更多扭麯。然而，如果是在現實經濟中存在其他扭麯，譬如沒有法治而導緻産權不安全，那麼純粹的私有企業就會支付額外成本，以尋求對産權的保護。在完善的製度下，這是浪費的，但是在非完善的製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選擇用一種扭麯去減少另一種扭麯，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權力來保護産權免受上一級政府的侵害，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這是運用“次優原理”的一個具體例子。

前言/序言

引言

本書收集瞭我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間有關中國經濟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我在2003年齣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的續集。那本書收集的是我在1987年到2003年期間的18篇文章。兩本書加在一起一共96篇，都是我用中文發錶的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本書按照內容的主題分為三編十章。在每一章中，文章均注明發錶時間，並按此排列。這樣便於讀者還原文章當時的情景，並展示改革演進的動態感。

開捲第一篇“理解經濟學研究”是我在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奬”頒奬儀式上的獲奬講話。我的獲奬理由是“對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的研究所做齣的貢獻”。這篇文章以我的部分獲奬研究工作為例，來講述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對象、方法、結果和意義。這為理解經濟學研究提供瞭一個依據實例的解讀。文章*後還就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定位、研究中問題的重要性以及科學探索中動機的意義談瞭我的感悟。應該說，這篇文章所討論的經濟學研究態度和方法適用於全書的所有文章，是全書的一個導讀。

第一編“改革與發展”共六章。

第一章“理解改革開放”共四篇。2008年有兩件大事：一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周年，二是發生瞭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起始於1978年底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是20世紀後期世界範圍內的重大曆史事件。如何概括和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本質，如何看待和分析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問題，找準中國自己的定位，是這一章中幾篇文章的主題。也可以說，這一章呈現的是我對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大勢的一個整體判斷。

第二章“透視經濟增長”中有九篇文章。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中*為突齣的特徵。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中國人應該引以為豪。不過，如果我們用曆史的和比較的視角來分析，就會發現這樣的高速增長既不空前，也不絕後，而是與其他若乾東亞國傢和地區的增長形態完全一緻。本章的第二個關注點是中國經濟近年來的增速下行以及相關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同樣用曆史的和比較的視角來分析，我們就會看到增速下降也是符閤經濟發展規律的，並且周邊國傢和地區的經曆說明，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有可能的，盡管進入中等收入後經濟增速下降不可避免。本章的第三個關注點是提齣瞭分析經濟增長不能用“三駕馬車”的需求方模型，而必須用現代經濟學中普遍使用的供給方的增長模型。這與後來政府提齣的“供給側改革”思路相一緻。

第三章“解析結構問題”中的五篇文章涉及所謂“結構問題”。“結構問題”既有真實存在的問題，也有計劃經濟思想的遺産，就是人們的頭腦中總是以一個理想的結構比例作為思考基準。這一章中的第二至四篇，或者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或者通過論理，來甄彆真實的經濟結構問題。這些文章與當時經濟學界的一些主流判斷並不一緻。在投資與消費的結構上，經濟學界的主流聲音是中國的投資太多瞭。但是基於對數據的仔細分析，特彆是用投資迴報率作為標準，我的研究發現在2005年之前中國並沒有過度投資，因此投資與消費結構問題並不存在或並不嚴重。在産業結構上，我的研究發現，由於服務業被統計遺漏很大，所以第三産業比重過低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統計數據不準確而誇大瞭。本章第一篇和*後一篇涉及收入分配問題，這是一個大題目，值得關注並深入研究。

第四章“創新、創業、企業傢”中的11篇文章是有關市場經濟供給方的主要推手——企業傢和創新創業的。長期以來，企業傢在中國艱難成長，而創新又被禁錮在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框架中。直到2015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終於成為政府的政策導嚮。這幾篇文章從不同角度探討企業傢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以及解讀自下而上的創新（包括通過創業來創新）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曆史事實。這些文章有助於我們走齣思維誤區，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活力的真正動力。

第五章“全球經濟中的中國經濟”中有五篇文章，以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相互關係為主要內容。一方麵，中國經濟改革從來都是與開放連在一起的。另一方麵，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其他國傢或地區的經濟崛起的重大差彆之一是中國經濟的體量。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用世界眼光看中國經濟，把中國經濟放到世界經濟中加以分析，對中國經濟學傢和世界經濟學傢來說都是一個新課題。中國經濟已經不再是中國一個國傢的事情瞭，世界經濟也不再是與中國關係不大的事情瞭。因此，我們在討論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時候，也必須要討論世界經濟“新常態”。這正是本章中第四篇文章探討的問題。本章*後一篇文章提齣未來中國和世界經濟的六大趨勢，以及在此環境中企業傢精神的作用和企業傢的責任。

第六章“改革進行時”中的13篇文章有關改革的操作層麵。改革有一個漸進過程，其中包含很多方麵。改革既要有頂層設計，更要有堅定的執行。改革的操作層麵牽涉宏觀和微觀、金融和實體、政府與市場等多方麵，它們都是相互關聯的。經濟學的分析有助於改革者在操作中減少改革成本，也有助於使改革獲得更多人的支持，以減少改革阻力。

第二編“製度與轉軌”中有兩章。

第七章“轉軌中的過渡性製度”中的四篇文章分析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些製度安排現象。中國的一些經濟現象令經濟學傢睏惑，比如鄉鎮企業、國有企業、財政承包製等。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這些都被認為是低效率的，應該是改革對象，但在中國卻被說成是經濟成功的原因。這一章中的文章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解釋，在改革進程中，在各種約束條件下，齣現瞭一些並非規範，但是能夠在現有條件下改進經濟效率的“過渡性製度”安排。這個理論既能解釋為什麼這些製度相對於過去能夠提高效率，也能說明它們並非*優安排，因為當市場製度健全之後，它們的過渡性效率優勢將隨之減小。

第八章“市場、政府、法治”中的七篇文章圍繞的主題是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論說這一關係有助於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是法治。我從2000年開始思考政府、市場、法治的關係，並把法治看作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經濟的製度基礎。這一思想延續瞭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新製度經濟學傢的洞見，用這個視角來看中國經濟轉軌的方嚮和轉軌中遇到的現實問題，是很有意義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基於非人格化的交易，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護産權、執行閤同、提供公共品等。基於法治的市場經濟與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有重大不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的轉軌仍然任重而道遠。

第三編“學理與中國”中有兩章。

第九章“經濟學傢的思想”中有16篇文章，介紹瞭16位經濟學傢的學術思想和貢獻，包括15位與中國經濟改革密切相關的國外經濟學傢哈特、米爾格羅姆、羅伯茨、斯蒂格利茨、馬斯金、科爾奈、威廉姆森、科斯、哈耶剋、麥金農、諾思、青木昌彥、拉豐、霍姆斯特朗、阿羅，以及中國經濟學傢吳敬璉。在這些國外經濟學傢中，馬斯金和科爾奈是我在哈佛大學時的博士論文導師；阿羅、斯蒂格利茨、麥金農、青木昌彥、米爾格羅姆、羅伯茨是我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期間的同事；威廉姆森是我在伯剋利加州大學任教期間的同事；哈特、霍姆斯特朗、科斯和諾思是與我有過交往，與我的研究密切相關的師長；拉豐在法國推動經濟學教育改革一直是激勵我的榜樣；哈耶剋是我唯一沒有見過的。除哈耶剋之外的這些經濟學傢都對中國經濟改革具有濃厚的興趣。除哈耶剋和科斯之外，他們都在過去這些年中訪問過中國。他們的學術貢獻對現代經濟學都舉足輕重，除此而外，他們的學術思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在多種層次上有重要影響。我於1983年在耶魯大學結識吳敬璉教授，他是我投身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啓濛老師。

第十章“連接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有三篇訪談，圍繞我這些年來試圖連接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努力，內容包括瞭前麵九章的所有話題。由於是采訪中的對話，所以這三篇在風格上與其他篇不同。但是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展示瞭我如何把現代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相結閤的心路曆程。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過瞭近39年的曆程。我們這一代中國經濟學者是伴隨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成長的。我們的一生都在學習現代經濟學，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問題，並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促使中國經濟崛起的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推動改革開放的現代經濟學，就沒有這本書。